钟宜霖编著的长篇小说《唐人街(在伦敦的中国人)/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原创长篇小说丛书》是一部关于那些真正生活在唐人街这块土地上的历代相传、生生不息却被文学和历史所遗忘的海外中国人的生活志与心灵史。非法移民这个沉重而艰巨的主题，他们的真实面目和他们的生存状态，由于海外华人作家们的缺席，从来没有在任何一部当代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甚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空白。钟宜霖的《唐人街》第一次填补了这个空白。

钟宜霖编著的长篇小说《唐人街(在伦敦的中国人)/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原创长篇小说丛书》讲述了一群生活在伦敦边缘社会的中国人的故事。他们被称作非法移民，只是巨幅历史长卷中的芥豆与微尘。然而，他们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竟然如此顽强和生动。作者用看似轻松的笔法，勾勒出海外孤岛般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沉重的影像，细致入微地描绘出他们的内心与日常，以及他们最深处的灵魂。

新搬来的房客

偷渡客阿光

Apple和她的朋友们

卖盗版光碟的春生

难民夫妇

辍学的餐馆服务生琦

不学无术的高干子弟阿伦

偷渡夫妇

超市搬运工小陈

蛇头老朱

妓女阿宝

鸡头阿昌

房东张来

后记：有故事的人

附：《唐人街》创作手记

出版后记：唐人街，一个想象中的中国社会

“我住在楼下。”女孩说，“你想做什么?缺锅吗?”她看我站在厨房里犹豫不决的样子，以为我是因为刚刚搬来，找不到东西做饭。实际上我却是在发愁这么小一个厨房，怎么容得下这楼里的十几个中国人一日三餐地做饭。一个星期以前我从外地赶回伦敦来看这套房子的时候，那时候整个房子还都是空的，张来刚刚把这套房子从一个印度人手里包了下来，作为二房东，他告诉我他正打算把这套大房子分成各个单间出租给附近的中国人。“这一带的中国人很多，”他告诉我，“附近住的全都是中国人，特别是这一条街，几乎半条街都是中国人租的房子，所以大家把这儿也叫成‘唐人街’了。”他有些开玩笑似的说。

但是当时我在看这套房子的时候，他说的这些我完全没有听进去。我当时关心的只是房子的好坏问题。因为在此之前的这天上午，我已经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看过了位于伦敦南部的一套房子，区域倒是不错，在伦敦的二区(伦敦的市区由市中心的一区开始，到最远的郊区六区结束)，交通也很方便，还是在半山腰的一排别墅街。“这里周围环境多好，”向我介绍租房的那个中国人说，“你看，这里住的人都开着好车，这是个富人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个有名的黑人区，而且犯罪率在全伦敦都出了名，但是我当时无法知道，这也就罢了。问题的关键是，当他兴致勃勃地带领我走进那套出租的房子，在参观了还算过得去的估计刚刚打扫过的厨房和卫生间以后，他向我打开了我要住的那间小屋的门，是双扇门，他“哗”地打开了，说：

“看，多宽阔的视野啊!”

那的确是一个宽阔的视野，但不幸的是那却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得可怜的房间。整个房间的面积不到四平米。我们进去的双扇门算一面墙，另一面墙就是两扇窗户，窗户下摆着一张刚够尺寸的小单人床，然后整问屋子就在床边放了一个小小的柜子(估计是用来装衣服的)，然后就再也没有空余的地方了，甚至在我走进去以后房东自己都走不进去了。于是他站在门口对我说：

“你到床上去看看窗外，我们的房子在半山腰上，所以从你这里可以俯瞰大半个伦敦的市景。看，多美的城市啊，特别是在夏天的阳光底下。”

看着他说的窗外我想，这位二房东应该去当一个诗人。

幸好我没有像一个浪漫派诗人一样被他美丽的言辞所迷惑，站在只容得下一个人的房间的边缘，我立刻判断出这个房间原来是二楼的一个阳台。

他看出我迟迟没有表态，也没有附和他诗意的赞美，立刻又说：“如果你在这里住下来的话，我可以给你配一个小沙发，喏，就放在这里，”他指示着我所站着的那个位置，“这样你就可以看书了。这里的阳光很好，白天坐在这里看书，根本不需要开灯。”他说。

我想他是在试图向我描绘弗吉利亚·伍尔芙笔下的一个女人的房间。在他的描述下住在这个房间里的生活简直是无上的享受。想想，住在半山腰“富人区”的别墅里，在一个有着宽阔的视野的房间里，或者说，在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坐在软绵绵的单人沙发里，夏天灿烂而明媚的阳光从一面墙的窗户里飘进来，铺洒在温暖的单人床和我翻开的书页上，沐浴在伦敦市区温暖的阳光里，不需要开灯，坐在沙发里看着书，再有一阵清新而柔和的微风轻轻吹来……啊，这简直是一个女王般舒适的生活。

我深呼吸了一口从窗外吹来的新鲜空气，说：“走吧。”然后随房东一起转身进入房间以外的黑暗。

房东在我的身后锁上那两扇只有锁上才关得上的门，然后和我一起穿过昏暗的走廊，走下狭窄得不得不用扶手的楼梯，来到一楼，然后穿过大门来到户外的草地上。

“你也是学生吧?”这一刻他问我。

我点点头，说：“是。”

“你在哪个学校上学?是在念语言还是预科?”可能是看我显得年轻，所以他这么问。

“我在读硕士。”我说。

“哦。”他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从裤兜里掏出来一根烟，在草坪上点燃，把火柴棍扔进草坪里。

“那你们大学在哪儿?”他问，“离这儿远吗?我跟你说，这里是全伦敦最方便的一个交通枢纽了，到哪儿都方便。”

我终于明白他探问我读书的情况原来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推销他的房子罢了，而我差点以为他是出于“同在异乡为异客”的关心。

“我读的大学不在伦敦。”我如实回答。

“哦?”这下他倒是有点吃惊，他又吸了一口香烟，用漫无目的的眼神看看四周静寂无人的街道和房屋们。因为这是在上午，所有的人们都在外面上班。住宅区人迹寥寥。

“那你干吗要在伦敦住?”他问。

P2-4

简单介绍一下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

写这部《唐人街》的时候，我是一个二十八岁、刚从英国某名牌大学毕业的留学生，正在四处寄送简历地找工作，并且已经找了将近一年，却仍然毫无进展。那时我的银行账户还剩下不到五百镑，也就是五千元人民币左右的存款，而每个月的房租就要付两百五十镑，也就是这笔钱的一半。不能说我那时捉襟见肘，因为毕竟还有衣服穿，但穷困潦倒这个词绝对可以用来形容我当时的处境了。

那时我租住的房子里没有网络，所以我只能每天花一镑钱去附近的网吧上一个小时的网，搜索最新的招聘广告，然后筛选看上去稍微有点可能性的工作，再一个一个地写邮件发简历，或者按要求填写网上的申请表。这些事情在国内我不要说做，就连想都压根不会去想的，在出国以前，我在北京和朋友开着广告公司，住在CBI)国贸旁边一百多平米的外销公寓里，周末开着本田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然而在这里，在海外，英国，异国他乡，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谁都不认识我，我也谁都不认识。和千千万万个外国留学生一样，我只是其中最最普通的一个，甚至，是最不可能在这里找到工作的一个，因为我不是来自欧盟国家(他们不需要工作签证)，而是来自中国。

在我所就读的那所英国著名的大学里，和我住在同一栋学生宿舍楼里的有三个在商学院读MBA的中国学生，他们出国前都有着无比强悍的“世界500强”管理层的工作背景，所以才能在上千份申请中被这所世界顶级商学院录取，成为千里挑一的全班三十个人中的一员。像我这种读文科专业的学生，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在度假：我一个星期只有两天上课，其他时间都自己看书写作业，而他们，这些可怜的商业精英们，一个学期需要修完七门课程，平均一个星期就要修完一门学科，还要参加考试一次通过。听他们跟我说到这些的时候，我这个无知的文科生睁大了难以置信的大眼睛，眨巴眨巴地惊呼：“天哪，那你们可怎么活啊?”

“所以啊，我们几乎每天都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不然连书单上的书都看不完，考试肯定通不过。”商学院的中国精英A对我说。来英国读这个可怕的学位以前，他在新加坡的一家跨国银行工作，对他来说，读这个MBA是升职的必需品。

“光看书还没那么累，”中国精英B对我说，“关键是每天都还要做小组讨论，还有分组的课题辩论，这都是我们必修的课程。”在出国以前，这位绝对堪称美女的精英B在上海可口可乐公司工作，位至高层。她的口才在我看来已经是精彩绝伦了，她居然还会为和其他同组的欧洲商业精英为一个课题的辩论输赢而头疼。比如他们某次辩论的课题是：亚洲经济和欧洲经济未来五年的发展谁更具优势，如此种种。

说到辩论，精英A有一次告诉了我一个有关精英C，一个北大经济系的金融研究生，毕业后在中行工作了数年的中国男生的笑话。“昨天我们全班上经济分析课，老师讲完以后让大家做分组讨论，做学生自己国家的经济分析，”精英A揶揄地笑说，“同组的一个德国学生谈到中国银行借贷的高风险有可能会造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泡沫，精英C立刻气疯了，他失控地站起来，在全班同学面前做了一次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英文讲演。”

“哈哈哈……”我已经笑晕了，“他的英语口音那么重，还做全班讲演?”

“是啊，北大的嘛，”精英A说，“他太爱国了。”

我哈哈大笑：“那他讲演都说什么了?”

“都是非常irrational(非理性)的豪言壮语，”精英A笑道，“比如中国的经济水平现在已经是世界前列，未来几十年，中国必定会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如此等等。”

精英C真是一个典型的北大爱国学子啊。  “然后呢?你们老师怎么说?”我已经笑得不行了。

复旦毕业的精英A说：“你知道，英国人的教学方式都是很平等的，你随便说什么都可以，老师才不会管呢。不过就是，他这种们。看不到那些每天就生活在当下，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现实中漂泊在海外的中国人。在成堆的文字和书籍里，我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存在。我既看不到那些出没在街边各家中餐馆做菜的厨师，也看不到那些每天无所事事地流浪在伦敦唐人街上身无分文却仍然喜笑颜开的难民，还有在每一个外国城市甚至村镇中都可以看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虽然他们生活在远离中国千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却仍然说着中国话，写着中国字，每天吃着中式的饭菜，每年庆祝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节日，在国外过着和无数在中国的人一样的日子。唐人街，就如同一片荒漠中的绿洲，在他们举目无亲的海外，犹如海市蜃楼般地存在着。这是一个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社会。唯有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属感。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我却完全无法看到，至少无法在图书馆里看到。在文字的世界里，在唐人街，这个由无数专家学者们千篇一律地描述过的街道上，这些人，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最多是作为一种小蜡像般的标点符号式的存在，虚无地被定格在这幅由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们所绘制的社会图画里。同样，这也是一个完全存在于想象当中的中国社会，不同的是，它存在于他们，“精英”们的想象当中。这是一幅被完美虚构的海外中国社会的浓缩图景。就好像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无数个唐人街，都是由中国所创造的，而不是由他们，那些真正生活在唐人街这块土地上的历代相传、生生不息却被文学和历史所遗忘的海外中国人。

在那些由文化精英们所建构的有关唐人街模糊而空洞的文字迷宫中，我只看到了冰冷的历史、坚固矗立的建筑物、仪式般存在的各种零碎的中国标志与虚无的社会图景。像一个失去了焦距的长镜头所拍出来的照片，我只能看到它模糊而虚无的形状，却怎么也看不到照片中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是那么的渺小，微不足道，在这幅名为《唐人街》的巨大画卷中，他们的身影是那么的灰暗而模糊，小如芥豆，甚至还不如墙上的一个斑点。尽管他们是这样顽强地世世代代地存在着，然而在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中，我根本无法感知到这些生存在唐人街，这片海外孤岛般土地上的中国人，他们最真实的内心与日常面目，和他们最深处的灵魂。

于是，在准备了将近一个月以后，我最终决定放弃这个课题，转而写出了后来我顺利通过的毕业论文：《后现代主义与第三世界研究》。

然后，正如这部小说开头所讲述的，就在我从大学宿舍搬出来，回到伦敦开始准备写这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毕业论文的过程当中，我才真正接触到了这个真实的海外华人的底层群体，Subal—tern。

再然后，大约两年以后，我写出了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小说：《唐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