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长江文化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之一，它曾经孕育出了包括伍子胥、屈原、范仲淹、欧阳修等在内的一批骨鲠忠直之士。他们不惧个人安危，不惜荣辱得失，毅然决然，犯颜直谏，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传统文人仕子所具有的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气节和品格，今天读到他们的故事也不禁让人肃然起敬。谢胜旺编著的《直言不讳：长江流域的诤臣与谏官》以真实的历史史料为基础，以时间顺序展开，每一个历史人物单独构成一节，分别讲述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上下）、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四十位著名谏官诤臣的谏诤故事。全书脉络清晰，史料丰富，语言通俗，是一部记载长江流域著名谏官诤臣故事的较好读本。

谢胜旺编著的《直言不讳：长江流域的诤臣与谏官》分别讲述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上下）、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四十位著名谏官诤臣的谏诤故事。所选取的历史人物在时间跨度上，上起先秦、下至晚清，在地域分布上，则涉及长江流域的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序一

序二

绪论

第一章 开谏诤之先河——先秦时期

 第一节 明主忠臣，为后世法——鬻拳和葆申

惧君以兵，自刖谢罪

闭门不纳，至死忠君

施以鞭刑，成其伟业

 第二节 直谏事楚，后世有名——伍举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始得诸侯，其慎礼矣

若谓台美，楚其殆矣

 第三节 武将列传，直谏世家——伍子胥

父兄蒙冤，含恨逃亡

弃义雪耻，名垂后世

屡谏君王，尸浮江中

 第四节 报国为民，死谏楚王——屈原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

重修盟约，却遭流放

报国无门，以身殉国

 第五节 避其祸锋，喻谏君王——庄辛

愿把君手，无故遭拒

宠幸四小，楚国必亡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第二章 立谏诤之制——秦汉时期

 第一节 持议公正，天下称之——张释之

上行下效，疾于影响

王子入朝，劾其不敬

法之公也，取信于民

 第二节 北斗喉舌，刚直如弦——李固

权去外戚，政归国家

安邦定国，集贤为道

竭其肝胆，忠于公室

 第三节 琼名夙知，累章国疵——黄琼

连有灾异，扬善去恶

国之大典，不宜久废

数辞侯爵，病危力谏

 第四节 立节忠清，死守善道——朱穆

因推灾异，记以劝戒

穆以故吏，复奏记谏

志除宦官，数遭诋毁

 第五节 雄作纳言，古之八元——左雄

数言弊政，谏举用贤

崇尚经术，察举孝廉

自掌纳言，多有匡肃

第三章 敢犯龙鳞——三国魏晋南北朝

 第一节 文理意正，为世令器——张纮

筹谟所出，不宜轻脱

抑匹夫勇，怀霸王计

求贤饥渴，受谏不严

 第二节 忠壮质直，謇谔尽规——陆凯

徼幸求胜，未见其利

政事多谬，指事不饰

面责奸佞，义形于色

 第三节 一邦蒙赖，全国之功——谯周

责在身者，无暇尽乐

穷兵黩武，智者不谋

兵临城下，谏言归魏

 第四节 伏奏待诛，舆棺趋镬——阎缵

孝谨不怠，葬骏而去

太子之废，舆棺诣阙

太孙初立，三上疏谏

 第五节 性格忠直，不媚于人——乐运

孝义闻名，直议太子

不修德政，连上二疏

舆榇诣朝，陈帝八失

第四章 各领风骚——隋唐五代

 第一节 王臣蹇蹇，忠不能申——刘洎

性韵刚疏，敢登御座

太子初立，尊贤重道

辅储有功，面责圣过

 第二节 经世远略，骨鲠风彩——褚遂良

君举必记，安定皇室

陈谏数十，多被采用

凌烟功臣，受命托孤

 第三节 极言无隐，不敢爱身——陆贽

政有阙失，巨细必陈

无所避忌，久不重用

终得相位，不负恩奖

 第四节 忠谠之言，有犯无隐——薛登

举士为忠，不实免官

禁绝侍子，边境无争

为民伸冤，何所回避

 第五节 奏闻辄罢，怆然涕下——陈子昂

议论三事，条陈利害

羁戎三策，书以七验

面奏八科，言辞详切

第五章 忠贞谏主——宋元时期（上）

 第一节 天下正人，古之遗直——田锡

疏献军机，陈述大体

上不拒谏，下不隐情

忠直立朝，谏诤显名

 第二节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

万言上书，朝野传颂

屡谏犯颜，三遭贬谪

庆历新政，条陈十事

 第三节 不知忌讳，不避怨仇——包拯

直道谋身，清正节俭

兴利除弊，铁面无私

弹劾举荐，诤臣之风

 第四节 生性明果，莫能屈夺——吴育

伐谋献策，简约严明

数争朝堂，左右失色

刚正可用，疾恶太过

 第五节 果敢刚正，至晚不衰——欧阳修

文冠天下，为政宽简

身在谏职，论事切直

翰林八载，知无不言

第六章 忠贞谏主——宋元时期（下）

 第一节 万乘在前，不为所屈——范镇

谦退忠厚，清白坦荡

有所谏言，必关大体

诋之愈深，愈以为荣

 第二节 匡扶时政，极言得失——苏辙

禁廷之事，言尤切至

谏疏不眠，精通职事

执掌朝政，敢忤圣意

 第三节 刚直忠义，名昭史册——胡铨

不畏安危，反对议和

直谅闻名，数言得失

临别进言，不忘复疆

 第四节 尽言无隐，忠鲠可嘉——彭龟年

为民减负，鲠骨立朝

力谏过宫，血洒龙墀

揭露奸邪，卷入党禁

 第五节 四朝元老，忠亮鲠直——程钜夫

得失邪正，直言无隐

条陈利弊，词直言切

对抗权臣，六遭奏杀

第七章 谏臣辈出——明朝时期

 第一节 气充志端，外和内刚——李时勉

个性刚鲠，多违圣意

直节重望，为士所归

祭酒致仕，不忘国事

 第二节 三疏言瑾，三疏受杖——蒋钦

请留元老，杖贬为民

下狱三日，二劾刘瑾

委身国家，义不顾私

 第三节 素有直声，名震天下——王德完

军国大计，多被采纳

尽职建言，切直尽理

争言立储，诏狱拷问

 第四节 千年之下，终究不朽——杨涟

顾命大臣，誓死报效

须发尽白，数赞忠臣

激扬讽议，节义感人

 第五节 刚方贞介，古臣之风——文震孟

纠劾阉党，廷杖八十

讲筵严正，反复规讽

为人所忌，未尽其用

第八章 国危现忠良——清朝

 第一节 刚方鲠直，疏举经筵——熊赐履

上疏万言，朝弊数端

议论时事，侃侃而言

道德民情，直达圣听

 第二节 上匡君德，绸缪军国——曹一士

慎择督抚，辨析贤能

宽容言论，开垦流弊

言官一载，有益民生

 第三节 遇事敢言，不避权贵——金应麟

商籍人仕，交游直人

用心吏治，议论漕政

破除陋习，整治海疆

 第四节 遇事锋发，无所回避——黄爵滋

声冠台谏，清流眉目

禁烟之议，创自爵滋

整治军队，加强海防

 第五节 四谏之首，遇事必疏——黄体芳

清流健将，热心教育

议承大统，倦倦忠爱

忤逆圣意，连降两级

后记

总后记

自掌纳言，多有匡肃

当初，汉顺帝能够成功登基，其乳母宋娥和黄门孙程等人，都曾参与策划，立下大功。顺帝登基后自然对他们大加封赏，宋娥被封为“山阳君”。食邑五千户，又加封大将军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左雄认为爵位不可以随意授予，于是向顺帝呈上密奏，加以劝阻：“裂土封侯，是国家一项重大制度。高祖皇帝有约：‘非刘姓不封王，非有功不封侯。’汉安帝因为封爵江京、王圣等人，而招致地震灾变。永建二年（公元127年），陛下赐封参与密谋的功臣时，结果又招致日食的变故。天文、历法和占卜的术士们，都把这些灾害的原因归罪于随意封爵。如今，青州正发生饥荒，叛乱还没有平息。百姓空乏贫困，靠着向朝廷求贷活命。陛下为百姓辛苦操劳，济民为务，就应该遵依古法，宁静不扰民，以求天心回转，从而消除灾异，实在不应该因顾念小恩而损国家大体。”顺帝看了左雄的密奏，不但不采纳，反而下诏明确提出不予听从。

左雄见顺帝不听。就再次进的谏：“英明的君王，没有不爱忠直公正的大臣，而厌恶阿谀奉承的小人的，然而历代的祸害，都是由于忠直公正之臣获罪，阿谀谄媚之人受宠。其原因不外乎君王听忠言难，听阿谀奉承话容易。犯罪服刑，是人所极端厌恶的，而富贵宠幸则是人人心中所企求的，所以，世上愿当忠臣的人少，而做阿谀谄媚的人多。这就使得帝王总是听到说自己的好话，而很少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导致执迷不悟，直至危亡。

“我见到诏书说顾念乳母宋娥过去的恩德，要特别加以重赏。按照尚书省历来处理此类事件的情况看，还没有给乳母加封爵邑的先例。只有先帝时曾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而王圣得势之后，曾造谣陷害过陛下，酿成了先先帝罢黜陛下的大祸，王圣活着得时候，遭到天下人的诅咒；她死后，天下人无不拍手称快。夏桀和商纣虽贵为天子，可是，连奴仆都羞于跟他们为伍，这是因为他们凶残无道；伯夷和叔齐虽是卑贱的小民，而王侯们都争相与他们为伍，这是因为他们俩有崇高的品德。如今，乳母宋娥自身俭朴，以身作则，朝廷文武和全国百姓，无不敬重仰慕。而陛下却要让她和王圣一样封爵赐号，恐怕这也有违她本人的意愿。凡人之心，古今都是相通的，不会相差很远。百姓对于王圣颠覆国家的危害，记忆犹新，十分担心倾覆之祸再起，再会出现第二个王圣。百姓的身家性命危如累卵，警惕之心并没有消失，恐惧的舆论还不断地在流传。鉴于这一历史的教训，请求陛下采纳我前次的建议：每年赠予乳母一千万钱，这样对内足以尽恩遇之欢，对外可以不遭吏民的责怪。至于梁冀的封爵一事，并非急务，应该等到度过这段灾难之后，再来讨论是否执行。”

左雄这次的上疏言辞宛转，同时也是以史为证，顺帝听了觉得还能接受。梁冀的父亲梁商前后上书十余次，请求辞退朝廷给梁冀的封爵，顺帝终于批准了梁商的请求，没有再给梁冀封爵。

同年的四月二十九日，都城洛阳发生了地震，灾异迭起，顺帝认为此次天灾并不是他给亲人封爵引起的，于是下诏让公卿大臣查找其它原因。左雄忍不住又一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先帝封王圣为野王君，汉阳便发生地震，如今陛下封乳母为山阳君，京城再次地震，掌权者是女性，其灾害就特别大。我前后多次上疏说明爵位的重要性，君王可以施舍钱财，但不能随意封爵，应该收回乳母的爵号，以消解灾异。如今梁冀已表态退还封赏，山阳君也该让自己的形象更为高大，主动辞去爵位。”左雄言辞急切，宋娥也担心生事，所以也一再辞让。

大司农刘据因为失职而被谴责，顺帝召他到尚书台，传呼的吏役催赶着刘据，还用鞭子抽打。左雄见此上疏说：“九卿在朝中仅次于三公，位列国家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从孝明帝开始才有对大臣进行殴打的惩罚，这都不合传统典制。”顺帝听从了左雄的建议，随即改掉了这些做法，从此公卿们再也无人受殴打鞭笞了。

自从左雄担任言官后，上疏匡正的事很多。他每次上疏的章表奏议，后来都成为尚书省办事的依据。不久，左雄调任司隶校尉。左雄深知人才对于吏治的重要作用。曾提拔过的李膺、陈蕃、陈球等一批士人。这些人后来都以清廉有为而名扬天下。此外左雄还推荐周举任尚书。周举恪尽职守。左雄任司隶校尉后，又推举原冀州刺史冯直为将帅，冯直后来因为贪赃而受惩，周举就以此来劾奏左雄。左雄问道：“我举荐你，是让你同我作对吗？”周举道：“从前赵宣子任用韩厥为司马，韩厥处死赵宣子手下一个犯法的人，赵宣子反而认为自己没有用错人。我的行为也证明你举荐正确啊。”左雄对周举的大公无私倍加赞赏，高兴地说：“我曾在冯父手下干事又与冯直友好。而今周举以此劾奏我，这是韩厥当年做过的义举啊！”左雄既知人善任，又虚怀纳谏，由此为天下人所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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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谏官？何为诤臣？《说文解字》曰：“谏，证也。从言柬声。诤，止也。从言争声。”《广韵》曰：“谏诤，直言以悟人也。”《正韵》曰：“谏诤，救正也。”诤和谏大意相当，都有直言相劝，止住别人过错之意。而诤在劝说的态度上比谏更为坚决。正如《说苑·臣术》上说，“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所谓“谏官”或“诤臣”，就是对天子的过失或错误能够直言无讳地指出和劝谏。劝谏的方式可以在朝廷当面向天子直言，也可以奏疏向天子陈述。正所谓：“国家立谏诤之官，开启沃之路久矣。”

中国历史上早就有谏诤的传统。《吕氏春秋·自知》有记：“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犹恐不能自知。”谏鼓是设于朝廷供进谏者敲击以闻的鼓，谤木设于交通要道供人们表达不满，写谏言的木柱。谏鼓和谤木是最早的谏诤文化的体现。舜帝时，还专门设有“纳言”一职，《书·舜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传说：“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纳言负责上达民情，下传圣旨，初步具有了谏官的职能。商汤时，已有“司过之士”，天子有过失，“司过之士”可以提出或者纠正。司过已近似于谏官。

正式设立谏官一职的始于周朝，《周礼·地官》：“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掌谏王恶。”“保氏”的职责是司掌规谏天子的过错，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春秋战国时，则直接以谏官命名。齐桓公时设“大谏”之职，其它各国也均有类似的设置。秦汉时则开创了谏官制度，作为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行政监督体制，并被后世广泛继承。秦朝设置的专职谏官叫“谏大夫”，隶属郎中令，职掌议论，匡正君非，谏诤得失。汉朝沿袭秦制，东汉谏大夫又增加了议政之职，改名为“谏议大夫”。秦汉除谏议大夫为专职谏官外，光禄大夫、议郎、博士等均有谏议之责，其他中央官员若加有侍中、散骑、中常侍等官衔，亦可在皇帝身边起到谏议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谏议大夫以及散骑常侍、给事中等设置，有谏议之责。但作用不明显。随唐时期，谏官机构不断扩大，谏诤职能不断加强。特别是唐代，是谏官制度的兴盛时期，谏诤风行一时。当时，设置的专职谏官主要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拾遗、左右补阙、左右散骑常侍等，分职劝谏皇帝，履行谏诤职能，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都有进谏的职责。宋代也重视谏官，专门从门下省分出一个谏院与三省并行，以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加上门下省的“给事中”，合称为“给谏”。宋朝还改唐朝的“补阙”为“司谏”，表示专司谏诤之职，改“拾遗”为“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纠正皇帝的错误言论。司谏、正言都是很重要的专职谏官。另外还有兼任谏官的，如“知谏院”、“同知谏院”，也是很重要的谏官。宋代谏官职权很大，对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元代废门下省，谏议、司谏、正言也随之俱废，因而未设专职谏官。但元代的御史承担了一部份谏官职能，一方面可以建言，讨论政事得失，一方面可以纠察，弹劾百官是非。明初本设有谏院，也有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职，但不久即废，而由“给事中”和各道御史兼任谏职，俗称为“给谏”。清代言谏之官的建置大体如明代，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两班人马。凡政事得失，民生疾苦，制度利弊，风俗善恶，皆可尽量陈奏。

中国的谏官及谏官制度能够绵延几千年，有以下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如何对待君臣的关系？孔子并不是片面地强调大臣的忠君义务，而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的道德义务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君臣虽有名分上的差别，但是道德关系是平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要有个君的样子，臣要有个臣的样子，君臣须各行其道。如果君主违背了君道，违背了社会的道义法则，大臣匡正君主的过错乃是忠君的表现。孔子日：“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更是指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甚至还论证了臣下诛杀残暴之君的正当性。“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既是孔子“谏君”思想的深化，也体现了其民本主义思想发展的倾向。荀子则以“从道不从君”为准则，把忠臣分为四个层次：“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已贼也。”他把谏诤之臣放在忠臣的前两位，谓之“社稷之臣，国君之宝”。当然，除了孔、孟、荀这些思想大儒外，还有尧、舜、禹等这些古代圣明君主做出了榜样。

二是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

谏官制度对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谏官们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谓“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天子之目不能自明”，“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谏官促使当政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良措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是它可以限制君权的滥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统制者的专制独裁，通过“谏诤”君主行为上的率性任事、恣情作为，可以使其不轨行为有所收敛。在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下，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集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对一切文武官员的任免、奖惩、生杀予夺的权力。所以，皇帝的一念之差，或可以酿成千古大错。历史上就有不少皇帝滥用权力，给社会造成巨大伤害的。例如始皇帝焚书坑儒；汉高祖刘邦为维护王朝稳定，分封子弟，酿成“七国之乱”；明朝后期，放纵宦官，造成阉党专政；清朝大兴文字狱，多少忠良被害。帝王独断专行可能造成的对王朝根本利益的损害，而谏官制度则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中国历史上有敢于“犯颜直谏”的谏官和善于纳谏的帝王，这个朝代就会兴盛。而阿谀逢迎之徒和不纳良谏的帝王，则会加剧专制体制的危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暴虐无道，放纵骄傲，却不许国人都议论他的过失，最终发生了国人暴动，客死异地。唐太宗善于纳谏，最终成就盛世王朝。

三是它可以扶持社会正气，形成纠错风气，以维护社会正义。

正所谓：“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东雪山，全长6300余公里。长江流域的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重庆、上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支流延展于甘肃、陕西、贵州、河南、浙江、广西、福建、广东8个省、自治区。

作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之一的长江文化孕育出了包括伍子胥、屈原、李固、褚遂良、包拯、胡铨等在内的古代的忠臣，他们中间很多人不顾个人荣辱得失，甚至不顾个人生命。毅然决然地以大义为准，直陈君王的过失，体现了传统封建仕人的胆量和气节。今天读到他们的事例也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为较为完整地体现长江流域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特色，本书在章节安排上以时间和人物为线索展开：分为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明朝时期、清朝时期等七个时间段，每一时期选了五名有代表性的谏官和诤臣，选取的这些人或出生、成长在长江流域，或者他们主要活动在长江流域。这些人有的是专职谏官，有的是曾担任过谏官，有的虽然从未担任过谏官，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谏诤之精神。

谏官在封建社会起的作用毕竟有限。因为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谏诤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本人是否开明，取决于谏官们是否有刚正不阿的品质，与我们现代的监督机制相去甚远。然而谏官们和传统儒家士大夫们表现出的谏诤精神，实际上就是“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的体现，而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区别其它民族的重要特征。在现代监督体制下，我们仍然需要勇于谏诤，勇于监督执政者。当然，谏官和帝王们的“进谏”与“纳谏”，也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人生哲理，给后人以启迪。

本书作为《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二）》系列丛书中的一卷，按照丛书的统一要求，本书所选取的历史人物在时间跨度上，上起先秦、下至晚清，在地域分布上，则涉及长江流域的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时间跨度之长、地域覆盖之广、人物涉及之众。要在如此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进行人物的筛选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想要完整地体现整个长江流域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特色，既要兼顾到每个朝代、每个时间段、每个地域，又要尽量选取长江流域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而且，篇幅和字数也有规定，人物选取也不宜过多。所以，笔者在这方面虽然花了很大的精力，很多人物也是反复斟酌、几次易稿，力求做到全面准确，但仍不免挂一漏万。即便最终入选本书的40位诤臣和谏官是否恰当，是否能代表我们长江文化的特点，那就更难说了。“尽心尽力而未必尽职”，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学识浅薄，遗漏和错误也就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

感谢武汉科技大学孙君恒教授，由于孙老师的推荐。让我有机会加入出版《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二）》这项“伟大工程”；感谢武汉大学储昭华教授，这本书的写作期间，也正好是我在武大攻读博士学位的阶段，家庭、工作、学业的事情很多，储老师都给予体谅、鼓励和帮助；感谢肖德才先生对本书提出的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同时，《中华长江文化大系》编委会的蔡亚超女士、李嘉潞女士，长江出版社编辑钟一丹先生在本书写作、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作了很多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写作中参考和采用了一些资料、照片，因篇幅、时间所限，未能一一标注，致谢之余，敬请各位专家学者谅解。

谢胜旺

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