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一直在讲“文化软实力”，并且通过影视、饮食等载体输出其价值观，“麦当劳”之类的形象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俨然就是美国文化的名片。那么，中国的“文化名片”在哪里呢?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以来，伴随着全球孔子学院的燎原之势，孔子无疑已经夺得了这一宝座。在这一进程中，《论语》也悄然重现于中国人的文化视野。由于现代历史的原因，孔子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并非“成功者”形象。但是，在现代化转型中，有人陡然发现，我们不慎遗落的宝贵精神遗产，居然在《论语》中保存得如此完好!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完全是个“另类”，而如屈子之流步其后尘者不绝如缕。
一位心理学家在演讲中说：“屈原绝对是心理有毛病的——你总给人家国君提意见，人家不接受，你就头不梳脸不洗，穿个破衣服在汨罗江边晃悠。还说什么众人皆醉我独醒，哦，难道这世上就你一个明白人?”窃以为，此心理学家只关注当世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关心人们如何能“合群”，跟周围人和谐相处，却完全忽略了社会道义的价值，并否定了前贤为此作出的努力。试问，鲁迅先生要冲破铁屋子，喊醒这一屋子沉睡的人们，难道也是心理不正常，也要一并否定吗?王小波提出“沉默的大多数”说法，就是着眼于清醒的少数人的社会价值，他们为着民众的利益鼓与呼，甚至不惜遭受周围人的误解与指责。他们清楚，永驻自己心中的是正义与公平，是社会的进步。不错，一个群体之中的少数人常常被视为“另类”，然而另类就一定不好吗?且不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格言的正确性，因为孰对孰错要随着时代与地域的变化才能作出接近事实的判断。比如有东方人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天体浴场，面对众多的裸体惊呆了，但不久就感觉到周围射来锐利的目光，如芒在背，因为整个海滩就他还穿着衣服!他感叹道：“此刻仿佛尴尬的不是他们，而是我自己。”是啊，对这种事情的确不好妄评，喜好者认为此举是人类回归大自然，所以没必要加上所谓道德的评说，而反对者则认为此举有伤风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又涉及人们对“自由”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太复杂了，可以姑且搁置一边，我们单单拿少数人的孤独来说。中国历来没有西方“知识分子”一说，只有“文人”之称。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一定是社会的脊梁，正义的化身，公平的使者。他们的价值观疏离主流，批判现实，愤世嫉俗，不会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也不会为着利益而丢弃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因此，他们总是孤独的。孤独，是一种高尚的人类情感，是一种当世稀知音的倾诉障碍。作诗的人讲究“穷而后工”，像乾隆皇帝那样出门前呼后拥，做事八面威风，日子过得贼舒服，没事了就下下江南，泡泡美眉，那样是做不出好诗的。你看他虽说写了万首诗，但流传下来的有几多呢?凡是创造惊人艺术成果的，在世时都日子不大好过：梵高活着时孤独得把耳朵都割了下来；爱因斯坦自许为“孤独的旅客”：“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的世界观》)陈子昂假如不孤独，恐怕也吟不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绝唱。他们在任何场合下都有与众不同的表现，不为当时社会和人们所容，内心常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司汤达活着时，声名并不显赫，但他预言要等到1880年左右才会有人欣赏他；贝多芬很清楚，他的几部钢琴奏鸣曲是为未来世纪的听众而创作的。
孔子正是这样一个执拗而孤独的愤青，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者。
北大教授李零新作《丧家狗——我读论语》如此描摹~L-T-：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一个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空怀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盛世，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他很执着，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公元前492年，60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来到郑国的东门，有个擅长相面的专家，叫姑布子卿，给他相面。他说，孔子的上半身像尧、舜、禹，倒有点圣人气象，下半身像丧家狗，垂头丧气。孔子不以为忤，反而说，形象并不重要，不过，要说丧家狗么，“然哉然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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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中国式领导哲学的化身
(代序)
2013年11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随后，习近平同有关专家学者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发言后表示，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地球生存的身份证，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妄自菲薄，否则，便难以守住自己的“根”。对中国文化复兴的期盼，曾令我们兴奋不已，以致有人因为太过喜爱自己的文化而意乱情迷。事实上，恐怕只有在中西文化的差异对比中，我们才能把自己看清楚。举个例子，中国文化重道德与伦理，西方文化重制度与秩序，是以国人崇尚作为道德典范的圣贤，多有崇拜清官的情结，而西人崇敬制度完备之法律。圣贤并非人人可做，法律却适用于万民。法律公正严明，有章可循，违者无处遁逃；而道德却如随物赋形之水，于自律者而言如日月高悬，于狎忽者则如内裤之花边。法律的尊严可使美国“国父”华盛顿64岁退休，绝不做第三任总统；道德规范却使曹操下“罪己诏”割发代首以自罚，足见其“作秀”而轻责。法律是坚实的，百姓不越藩篱便平平安安，官员以权谋私则可人人得而诛之，故腐败虽有而不得坐大；道德是脆弱的，政府教育百姓听话，不许点灯，百姓却奈何不得官员“放火三日”，是以腐败无人监督，如野蓬追风，浩浩荡荡。近代以降，国人引入西方法制概念，然得其形而略其髓，法律条文日渐丰富而崇敬法律之精神不尽如人意。法律挂在嘴上，写在文件上，遇事却每每长官意志决定一切。
所以，秉持中华文化惯有的开放心态，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前行，在自我批判的洗礼中去伪存真，吸纳包容，才是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途之一。
西方人的领导智慧，是从管理层面解读的。中国人讲领导智慧，则是从影响力角度解读的，以自身的正气影响、引领下属与群众的正气。孔子的三干弟子，堪称当时统治集团的人才储备库。而孔门的领导智慧，就是不断地向圣贤学习，检讨自己的不足，逐渐修炼成“君子”，以此充任领导力的旗帜。
关于“君子”的品德特征，孔子规定为如下几点：以道自任，重义轻利；仁慈宽厚，忠信坦诚；博学多才，讷言敏行。
君子既然承担天下大道，就应以“道”、“义”为重要的价值指向。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因而成为君子的首要品格特征。在孔子的思想中，“义”和“利”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要么取义，要么取利，义利兼顾似乎永远是难以实现的。这一点也正是孔子甄别有德君子与无德小人的重要尺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思天下大道，故能“见利思义”，小人则相反，丝毫不关心修德行善，往往“见利忘义”。对“义”的推崇，同样适用于人际关系中的交友标准。君子之交，以义相尚，故能以天下大道为统率，调和人际关系。君子对于天下事物，没有一定模式确定要怎样干，也没有一定模式确定要不怎样干，关键是看怎样合于情理，怎样合于正义，便可怎样干，即所谓“义之与比”。鉴于此，他认为君子应“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孔子反对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物质上，因为如果刻意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必然远离道义。他还以义、礼、孙(逊)、信来描画“君子”面孔：“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在四个要素之中，“义”居其一，并成为君子区别于他人的本质特征。
仁爱宽厚，忠信坦诚，是君子修己的第二个目标。“仁”是儒家确立的最高修养境界，是较难达到的。尽管如此，还是要不懈追求的。因为君子应该与“仁”长相伴，无论是幸遇顺境，还是身处逆境，也无论是开门授徒之时，还是流离在外之际，“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士君子读圣贤书，习上古礼，希冀当政者对自己青眼有加，但机遇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的，故而不被赏识也是常有的事情。对待逆境的不同态度，也能检验不同人的不同修养水平。孔子告诫弟子们：“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对待逆境大可不必急躁怨艾。
忠、信，也是孔子十分重视的品德。他在许多场合都谈到过这一点。如“君子……主忠信”、“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不……领导是看透了：“你大权在握，人家准备给你送礼时就没拿你当好人看。你一接受礼物，人家更加确认你不是个好人。所以收受贿赂的人，实际上是自己把自己糟蹋啦!”以此为鉴，为官之入焉能不“重”?好色乃人之常情，荷尔蒙的驱动力终究比学问的作用来得更自然而猛烈，因而也就成为道德修炼的大忌，孔子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有人说，试金可以用火，试女人可以用金，试男人可以用女人。可男人往往都经不住这么一试。所以夫子教导在处理夫妻关系上要“贤贤易色”。想当年，齐国赠送鲁君80名美女，鲁昭公羞答答地应承下来，三日不朝，孔子失望至极，于是开始了长达14年的出国巡游。
2013年，一个自称是孔子的N世正宗后人——孔健，宣称新出土了“孔子遗言”，以期增加人们对孔子的崇敬感。这份遗言的真实性虽然可疑，却较准确地反映了孔教的特点和统治艺术(把它称为“领导哲学”，似乎亦无不可)。其中有这样一段：“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囚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授男子以权羁女子，君劳半也。授父以权辖子，君劳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义者，孝者，实乃不违上者也……礼者，钳民魂、体之枷也。锁之在君，启之亦在君。古来未闻君束于礼，却见制礼者多被枷之，况于布衣呼?礼虽无形，乃锐器也，胜骁勇万千……乐者，君之颂章也。乐清则民思君如甘露，乐浊则渔于惑众者。隘民异音，犯上者则无为。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众，未识言能溃堤，其国皆亡之。故鼓舌者，必戳之。”让男人把女人都管住，国王就只用管一半的老百姓；再让父亲把子女都管住，国王就只用管四分之一的老百姓。看来“三纲五常”真不是白玩的。
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与处世哲学无外乎儒、释、道，原本是自成体系的。但今日身处全球化时代，各种思想意识交流、交融、交锋，所以要领悟《论语》中蕴藏的领导哲学，需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既有文本解读能力，又有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诸如平民的权利意识、公共舆论的作用、政府危机管理等，这样才能把准时代的脉搏；对普通民众生活多一些“了解之同情”，抛弃“驯民以治”的僵化思维方式，既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领导干部，又尝试用经典所蕴含的道理帮助领导干部解决面临的管理问题；把持住士阶层的社会道义，既要完善个人道德形象，又要履行使命，向民众释放经典著作内蕴的巨大的“正能量”!
笔者愿为此作出努力，故不揣浅陋，野人献芹，博读者诸君一哂。
“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知名度很高，其科学性当然值得质疑，不过，由于弟子、门人大多即将由“士”而“仕”，曾任鲁国大司寇、“摄相事”的孔子就修身与治国为其作了大量的言传身教。生活在一个向来由儒学占据思想领域统治地位的农耕文明国度，从政治理念到思维方式，从日常生活到行为规则，仕宦者无不深受《论语》及其价值观的影响，道德感召力便是领导力。“其身正，不令而行”是熟人社会中权力的最佳作用模式。索宝祥著的《论语中的领导文化》广泛搜罗古今官场史料，注重以现代政治理念、执政文明对经典原著进行批判式吸收，汲取蕴含其中的积极的处世哲学与领导智慧，以期提高公务人员的道德修养和行政素养。
索宝祥的《论语中的领导文化》通过古今各种官场史料故事告诉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与处世哲学无外乎儒、释、道，原本是自成体系的。但今日身处全球化时代，各种思想意识交流、交融、交锋，所以要领悟《论语》中蕴藏的领导哲学，需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既有文本解读能力，又有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诸如平民的权利意识、公共舆论的作用、政府危机管理等，这样才能把准时代的脉搏；对普通民众生活多一些“了解之同情”，抛弃“驯民以治”的僵化思维方式，既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领导干部，又尝试用经典所蕴含的道理帮助领导干部解决面临的管理问题；把持住士阶层的社会道义，既要完善个人道德形象，又要履行使命，向民众释放经典著作内蕴的巨大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