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各阶层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3月7日给我过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中的难民,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等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里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着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么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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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丑陋吗?
冯骥才
人与人确实会擦肩而过,比如我和柏杨先生。
1984年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对我发出邀请,据说与我一同赴美的是诗人徐迟。同时还从台湾邀请了柏杨先生。但我突然出了点意外,没有去成,因之与这两位作家失之交臂,并从此再没见过。人生常常是一次错过便永远错过。
转年聂华苓再发来邀请。令我惊讶的是,在我周游美国到各大学演讲之时,所碰到的华人几乎言必称柏杨。其缘故是头一年他在爱荷华大学演讲的题目非常扎眼和刺耳:丑陋的中国人。一个演讲惹起的波澜居然过了一年也未消去,而且有褒有贬,激烈犹新,可以想见柏杨先生发表这个演讲时,是怎样的振聋发聩,一石撩起千层浪!其实作家就该在褒贬之间才有价值。我找来柏杨先生的讲稿一看,更为头一年的擦肩而过遗憾不已。其缘故,乃是当时我正在写《神鞭》和《三寸金莲》,思考的也是国民性问题。
国民性是文化学最深层的问题之一。国民性所指是国民共有的文化心理。一种文化在人们共同的心理中站住脚,就变得牢固且顽固了。心理往往是不自觉的,所以这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对于作家来说,则是一种集体性格。由于作家的天性是批判的,这里所说的国民性自然是国民性的负面,即劣根性。鲁迅先生的重要成就是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揭示;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所激烈批评的也是中国人国民性的负面。应该说,他们的方式皆非学者的方式,不是严谨而逻辑的理性剖析,而是凭着作家的敏感与尖锐,随感式却一针见血地刺中国民性格中的痼疾。鲁迅与柏杨的不同是,鲁迅用这种国民集体性格的元素塑造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阿Q,遂使这一人物具有深刻又独特的认识价值。当然,鲁迅先生也把这种国民性批判写在他许多杂文中。柏杨则认为杂文更可以像“匕首一样”直插问题的“心脏”——这也是他当年由小说创作转入杂文写作的缘故。故而柏杨没有将国民性写入小说,而是通过杂文的笔法单刀直入地一样样直了了地摆在世人面前。他在写这些文字时,没有遮拦,实话实说,痛快犀利,不加任何修饰,像把一张亮光光的镜子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哪儿脏哪儿丑,想想该怎么办。
被人指出丑陋之处的滋味并不好受。这使我想起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西方人的“传教士文学”——也就是那时到中国传教来的西方的教士所写的种种见闻与札记。传教士出于对异文化的好奇,热衷于对中国文化形态进行描述。在这之中,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索则是其中的热点。被传教士指出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善意的批评,有文化误解,也有轻蔑和贬损;特别是后者,往往与西方殖民者傲慢的心态切切相关。由于人们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那段被屈辱的历史记忆刻骨铭心,所以很少有人直面这些出自西方人笔下的批评。这种传教士文学倒是对西方人自己影响得太深太长,而且一成不变甚至成见地保持在他们的东方观中。这又是另一个需要思辨的话题。
然而我们对自我的批评为什么也不能接受呢?无论是鲁迅先生还是柏杨先生对国民劣根的批评,都不能平心静气以待之。是他们所言荒谬,还是揭疤揭得太狠?不狠不痛,焉能触动。其实任何国家和地域的集体性格中都有劣根。指出劣根,并不等于否定优根,否定一个民族。应该说,揭示劣根,剪除劣根,正是要保存自己民族特有的优良的根性。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就是我们对国民的劣根性的反省始自“五四”以来。一方面由于国门打开,中西接触,两种文化不同,便有了比较。比较是方方面面的,自然包括着深层的国民的集体性格。另一方面,由于在中西的碰撞中,中国一直处于弱势。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面对这种软弱与无奈,苦苦寻求解脱,一定会反观自己,追究自己之所以不强的深在于自身的缘故。这便从社会观察到文化观察,从体制与观念到国民性。然而从文化视角观察与解析国民性需要非凡的眼光,用批评精神将国民性格的痼疾揭示出来需要勇气。所以我一直钦佩柏杨先生的这种批评精神与勇气。尤其是这个充满自责和自警的题目——丑陋的中国人——多容易被误解呀!但是只要我们在这些激烈的自责中能够体会一位作家对民族的爱意,其所言之“丑陋”便会开始悄悄地转化。
如今,中国社会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繁荣。繁荣带来的自信使我们难免内心膨胀。似乎我们不再需要自省什么“丑陋不丑陋”了。然而一个真正的文明的民族,总要不断自我批评和自我完善,不管是穷是富。贫富不是文明的标准。我们希望明天的中国能够无愧地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脊梁,那就不要忘记去不断清洗历史留下的那些惰性,不时站在自省的镜子里检点自己,宽容和直面一切批评,并从中清醒地建立起真正而坚实的自信来。
也许为此,柏杨先生这本令人深省的书重新又放在我们的案头。
2008。3。26
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行病毒,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外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三十几篇杂文、近二十篇的回应文章结集出版,是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
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以八十九岁的高龄为八十八岁的柏杨先生绘制漫画插图,两位近九旬老者的携手,珠联璧合,实为两岸文化交流一大盛事。
《丑陋的中国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丑陋面的真知灼见。
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第一次受到严厉检讨
柏杨说:“中国人是一个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发展出斗臭或阿谀别人的两极化动物。更由于在酱缸里酱得太久,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到酱缸的污染,很难跳出酱缸的范畴。”因此他要写《丑陋的中国人》一书,让中国人知道自己的缺点。
柏杨曰:脏乱,吵,窝里斗!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就成了一头猪!死不认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不得不用很大的努力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
喜欢装腔作势;记仇、缺乏包容性;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
自傲、自卑,就是没有自尊;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更恐惧独立思考。没有是非、没有标准,只会抽风发飙。最后大家一起和稀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