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简述》在内容上高度概括，重点突出，提纲携领地介绍了清朝入关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给读者提供了有关清史的基本知识。在书中，作者郑天挺不囿就说，就很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不仅拓宽了读者的视野，而且有助于读者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清史简述》是郑天挺在中央高级党校所作学术讲演的记录稿，提纳挈领地介绍了清朝入关以后到鸦片战争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既给读者提供了有关清史的基本知识，又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全书高屋建瓴，总揽清朝特点，抓住了清史的关键问题，尽管简单，还是颇多创见。

概说

 一、关于清史的年代问题

 二、鸦片战争前清代历史的特点

 三、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

 四、关于这一阶段的分期问题

清代前期的政治和经济（1644—1723年）

 一、八十年间的概况

 二、清军入关与统一全国

 三、沿袭明制和保证满族地位的政治

 四、清初对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压迫

 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六、滋生人丁永不加赋（1712年）和摊丁入亩（1723年）

 七、巩固统一的战争

 八、清初的对外关系

清代中期的政治和经济（1723—1840年）

 一、一百一十八年间的概况

 二、实行“摊丁入亩”以后的经济发展

 三、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四、军机处的设立——清朝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加强

 五、乾隆时期的几次战争和军费问题

 六、清代中期的对外关系

 七、各族人民的起义

 八、清代中期的新问题

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文化

 一、哲学思想

 二、考据

 三、史学

 四、文学

 五、清代纂辑的书籍

附录 一本简明而富于创见的清代史——评郑天挺教授的《清史简述》

二、清军入关与统一全国

1644年清军人关正处在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最尖锐、农民军胜利发展的时期，这时，李白成攻下了北京，推翻了明朝的统治。清军在这个时候人关，究竟是偶然的还是有计划的呢？应该说是有计划的而不是偶然的。从一般历史来看，新兴的民族总是活跃的，具有新的生命力，总是要求发展的。这时满族建国二十九年，不断进占明朝土地并且数度进人长城，其所以在这个时期又一次人关，不可能没有希冀愿望。从史料上来看，清廷人关前听到农民军节节胜利，就要求与农民军合作。1644年正月清方写信给李自成农民军，这信送到了大同，信上说要与农民军合作，“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并且说“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就是将来把明朝的领土与农民军平分。当然农民军不会出卖农民接受这个条件，只回答说这封信已经收到了，可以转呈给大顺政权领导人，就拒绝了。从清军在这年正月提出与农民军合作，要求平分明朝的土地来看，可以说明后来四月的人关是有计划的，不是临时发生的。当然，清统治阶级在这时也存在内部矛盾，但这不是主要的；满族这一新兴民族要求向外发展，才是主要的。

我们知道，清军入关是吴三桂“请”进来的。大汉奸吴三桂“请”兵人关，这是事实，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呢？没有吴三桂“请”兵，是不是清兵就不进关呢？我们说，吴三桂“请”兵，对清兵入关起了缩短里程提早时间的作用，即使他不去“请”，清军也是要人关的。在三月底，清军已有出兵准备。四月初九日多尔衮统清军南行。当时清廷还不知李自成已人北京，想随农民军之后拾些便宜。但是吴三桂重军驻守在山海关，要进关就会发生战事，必致拖延时日，因此他们计划不攻山海关，而从喜峰口、古北口一带进入长城，由蓟州、密云疾行而南。军队已经出发了，恰巧吴三桂的“请”兵信来了，于是清兵转道从山海关长驱直入，避免了军事冲突，缩短了进军路程，同时也打乱了农民军的全盘计划和整个部署，影响到大顺政权的安危。当然，清军人关是预定的，吴三桂不“请”兵他也会来，但是不能因此不把吴当作汉奸。农民军的原定计划是一面肃清北京明政权，一面招降京外明兵，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也在内。吴三桂不投降就派兵去打，消灭吴三桂然后应付满族独立政权。因此农民军到了山海关。但这时，清军在吴三桂“邀请”之下，很快进了关，李自成的整个计划遭到破坏，部署被打乱了。所以我们说吴三桂是出卖人民利益的罪人，是大汉奸，罪孽深重。有人说，满族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族，要进来就进来，不必分彼此；吴三桂“请”清兵也不能算汉奸，他不“请”，清兵也要来。我看话不能这样说。历史人物能翻案的应该翻案，不能翻案的还是不能翻。从后来的事态发展可以看出，李自成如果统一了内地，纵使清兵入了关，他一定还要迫使他们退出关外。因为尽管都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还是应该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分别，不能任意以兵戎相见。各个民族不在自己的领域内安居乐业，而侵占、扰乱、干涉、压迫别人，自己称霸，是不对的。

下面谈一谈清初的社会矛盾。

在清军人关以前，国内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人关以后，国内的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什么在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时，通过清军的人关，民族矛盾立刻上升为主要矛盾呢？这里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1644年以前，清军与明朝一直处在长期的战争中。经过长期的战争，明朝在辽东一带失去了大片直接管辖的土地，领域愈来愈缩小，死伤当然也不少，所以民族矛盾具有历史根源。另一方面，满洲族在1644年以前曾五次出兵进扰明朝，这五次分别在1629年、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有时进人长城，有时围困北京，有时甚至到了德州，进入黄河以南。在这五次中，掳掠了大批人口、牲畜和财物，人民受害严重。这五次时间相距很近，几乎是两年一次大掳掠，使当时的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的威胁。加之，满洲的语言、风习和汉族人民歧异，这种差异就包含着矛盾。总之，历史造成的许多矛盾的积累，使有些人受到了直接损害，有些人又怀有间接恐惧。所以，一听说清军人关，民族矛盾立刻尖锐起来。后来所说的什么“扬州十日”（1645年）、“嘉定三屠”（1645年）、江阴守城八十天（1645年）、湘潭何腾蛟遇害（1649年）、桂林杀明官四百七十三人（1651年）……都是历史事实，是清军人关以后民族斗争的反映，不是因此而引起民族斗争。正是由于前述的历史根源，清军才一人关，民族矛盾就立刻发展成为主要矛盾。整个关内人民在农民起义军倡导下，迫使南明封建王朝一致起来抵抗清军。但是，这种情况没有继续多久，阶级矛盾又转化为主要矛盾了，这也是事实，但我们总不能把它说成完全没有民族矛盾。如果这样说，那么人民抵抗开始入关的清军就解释不通了。当然，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完全看作是两回事是不对的，民族矛盾实质上是阶级矛盾，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民族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矛盾。例如：1650年（顺治七年）七月多尔衮拟建避暑行宫，令户部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等九省（当时共十五省，而云、贵、两广四省还未完全统一）钱粮二百四十九万余两作为工程费用，这无疑是阶级矛盾，但由于清军人关才六七年，自然引起民族矛盾的加剧。所以，认为民族矛盾为主而否认当时有阶级矛盾存在，是不确切的；但是，因此而认为清初就没有民族矛盾，也是不确切的。1645年（顺治二年）春正式颁布“圈地令”，满人用政治势力强制占夺汉人的土地；到了1651年（顺治八年）停止圈涿州等十三州县地。这种圈占土地的行为当然要引起民族矛盾的加剧，而16511年圈地的取消正是由于汉族人民激烈地反对、民族矛盾尖锐化而被迫取消的。这件事也说明了民族矛盾的实质就是阶级矛盾。但不能把两者完全混为一谈。

1651年（顺治八年）时，清朝统治者说，前两年对明朝的宗藩杀得太多了，今后不要再杀，凡是明朝的旧贵族都找来恩养。这种杀戮政策的缓和，正是民族矛盾的反映。

P26-30

郑克晟

《清史简述》是郑天挺先生1962年在中央党校讲课时的记录稿，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今再版之际，先略述郑先生生平学术及此书梗概于前。

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别号及时学人。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其父郑叔忱，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长期在翰林院供职，曾任奉天学政、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教务长）。母陆嘉坤，出身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亦通文史，擅长诗词，曾任天津北洋女子学堂总教习。1905年、1906年，其父母先后辞世，郑天挺时年7岁，遂由表舅梁济（梁漱溟之父）监护，寄居亲戚张耀曾（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长）家，孤儿的命运使郑天挺自幼就养成了独立的意识和坚强的性格。

郑天挺自幼向学，广泛阅读各种文献。他生于清末，并在北京度过童年及少年时代，耳闻目睹许多清代掌故，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这为他以后开展清史研究打下了得天独厚的基础。1917年，郑天挺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师从黄侃、刘师培、钱玄同等大师，1920年毕业，从此就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师从钱玄同，进行“中国文字音义起源”的研究。当时清朝内阁大库一批档案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拨给北京大学，北大组织“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郑天挺加入该会，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这可以说是郑天挺正式步入清史研究的阶段。一开始就接触清代档案，为郑天挺以后的清史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奠定了他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

1924年，郑天挺任北大讲师。随后一度赴杭州浙江大学任教。1930年再回到北大，1933年晋升教授，并出任北大负责行政和总务的秘书长，直到1950年。其间多年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1940年到1945年，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当时，北京大学恢复文科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学生为此戏编对联一副日：“郑所长是副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傅所长掌研所；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是真宝玉，甄、贾宝玉共红楼。”成为学林佳话。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系主任，1963年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1年与翦伯赞一起主持全国文科教材的编纂，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教材多种。晚年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及《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著有《清史探微》《探微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及时学人谈丛》等著作多种。

郑天挺一生，尽管行政事务缠身，但始终坚持学术研究，对清史研究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抗战前，研究清史的老前辈及开拓者孟森（字心史）任教于北大，郑天挺对孟森十分敬重，受他的影响也极深。他们都重视史料，精于考证，有“乾嘉遗风”。在同一领域，他们互相切磋，友谊密切。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孟森病逝。而北大、清华与南开则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其间，郑先生开始讲授明清史，并对清代的宗教、礼俗、婚姻、清皇族血系以及清代典章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用心极勤，随后出版了大著《清史探微》。抗战胜利以后，郑先生在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开设了“明清史”“清史研究”“明史专题”“清史专题”“中国近三百年史”“明清史料学”等十几门有关明清史的课程，成为海内外公认的清史泰斗和史学大家。

郑天挺治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尤其是清代朴学的传统，重事实，重史料；“五四”以后，又吸取了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视野开阔而不泥古。1949年以后，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同时，在个人修养上，他是一个执着的爱国主义者，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抗战期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歪曲满族历史，鼓吹“满洲独立论”的谬论，郑先生以充分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统》，以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证明清代皇室氏族中含有满、蒙、汉各族的血统，原来生活在东北的满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边境出现争端，郑先生又查阅相关资料，提供给有关方面参考。所以郑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

郑先生是学者、历史学家，又是重要的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北大功臣，又是南开史学的旗帜。郑先生在北大为秘书长十八年，1948年，在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北大学生的名义给他送去“北大舵手”的锦旗，表彰他几十年为北大操劳的业绩。而南开大学历史学能有今天的地位，成为中国明清史的研究重镇，郑先生功不可没。当今中国史学界中，不少大家出自郑先生门下。郑先生在几十年教学生涯中，为我国学术界、社会各界培养了许多人才。在20世纪中国的教育史上，郑天挺先生也是座永远的丰碑。

《清史简述》虽然是讲课记录稿，但自成体系。全书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清朝入关以后到鸦片战争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既给读者提供了有关清史的基本知识，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全书高屋建瓴，总揽清朝特点，抓住了清史的关键问题，尽管简单，还是颇多创见。加之，用“中西比证”的方法，揭示了中西历史的异同，很有启发性。当然，因文稿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版于拨乱反正之初。不免留下时代的烙印，读者自会理解的。此次重版，除极个别的字词稍加改动外，基本一仍其旧，保持原貌。相信读者既能从中获得清史的有关知识，也能感受到郑天挺先生的治学精神。

郑天挺《清史简述》，只有几万字的书，然而涵盖量较大，且有通贯的观点。

——冯尔康《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

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解放后清朝断代史的空白，而且更重要的是开拓了我国清史研究的新路。

——周远廉 朱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