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读书，奠定根基
胡适的父亲胡传、母亲冯顺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共结连理，婚后不久，母亲便跟随父亲胡传到任，两年后，即光绪十七年(1891年)，胡适生于上海，胡传为其取名“嗣糜”，行名“洪骍”。“糜”意为“麻禾生”，就是告诫家人不要忘记自己是农家的子弟。胡传于光绪十八年调任台湾，次年，母亲冯顺弟、四叔介如、二哥嗣柜、三哥嗣秠及胡适也到达台湾，也正是在台湾，胡适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方块字。正如其在《四十自述》中所记载：
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始终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
也正是在台湾所打下的认字基础，为胡适回到上庄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奠定了文字功底。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传统的父母均将读书作为望子成龙的主要途径，胡适父母亦是如此。母亲盼望胡适念书的心是急切的，于是在胡适三岁零几个月时，便将他送到四叔介如先生的学堂里读书了。读书时，胡适号称五岁，但他还不能跨过七八寸高的门槛，读书时需要别人把他抱到板凳上，由于身体太小，胡适是坐得上而爬不下，每次上下都得需要别人的帮助。胡适在进入学堂前已认识了近一千字，所以他不需要念诸如《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之类的“破蒙”书。胡适所念的第一部书便是父亲胡传亲自编写的四言韵文《学为人诗》，书中所说的主要是做人的道理。开头几句就是：“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由此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宋儒的口吻，胡传希望通过宋儒理学来教育子弟遵守五伦之义，谨言笃行，希望家族子弟能“学为圣人”。在胡适看来，《学为人诗》的最末三节是父亲思想的代表，其日：
五常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
义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仁得仁，无所尤怨。
古之学者，察于人伦，因亲及亲，九族克敦；
因爱推爱，万物同仁。能尽其性，斯为圣人。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胡传以“道”勉励子孙，劝诫后世要卫道勉学、躬行实践，希望后世子弟能坚守道义，有所作为。可年幼的胡适尚不能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更难解其中的奥妙，只能死记硬背。在这种读与背的教育方式中，胡适潜移默化地接受着国学教育的熏陶。
胡适所读的第二部书也是父亲所编写的，名为《原学》，“是一部略述哲理的书”，先生讲不了，胡适也懂不了，只能硬着头皮背下来。也许正如古语所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由熟读到背诵，小小的胡适也许就会慢慢懂得其中的道理。在私塾的童蒙教育中，胡适还先后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这些传统国学著作的学习，为胡适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在上庄九年中，胡适可以说不曾享受到儿童般游戏的生活，只学得了读书和写字这两件事。无论在任何地方，总是一副文绉绉的模样，因此人们都称呼他为“糜先生”。一次和一班孩子玩“掷铜钱”的游戏，却被路过者笑道：“糜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羞愧难当，觉得失了“先生”的身份。虽然在文字和思想上有一定的功底，但胡适在上庄的学习是文理有余而其他方面不足。正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所说：“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会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在上庄的童蒙生活始终以学习为主导，这与父亲的遗嘱、母亲的严厉有关，同时又与胡适的文静性格及爱好读书的兴趣有关，这些都是导致胡适游戏童年缺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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