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到文学巨匠鲁迅、胡适，再到建国后的柳亚子、郭沫若，这些百年来在文坛、政坛都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作者王彬彬从另一个侧面讲述他们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

和以往简单地对一个历史人物非黑即白的定性不同，《大道与歧途(政治铁流中的书生本色)(精)》试图以历史的大环境为背景，讲述这些文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揭示特定时代环境下他们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还给他们更多的“人性”。

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叹服；瞿秋白说出自我否定的“多余的话”；鲁迅曾经在袁世凯政府任职；闻一多对美国的“深恶痛绝”；政治上极度“幼稚”的柳亚子；一生追求“政治正确”的郭沫若……这些内容和观点，意趣盎然，独树一帜。

《大道与歧途(政治铁流中的书生本色)(精)》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彬彬的杂文集，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建国初期，那些与历史、政治颇多纠葛的著名文人的故事。

王彬彬的文章，一向以文笔优美、观点犀利著称。他不人云亦云，而是重视大量史料的参照、考核和论证，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呈现出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另一面。

作者饱含感情的文字，无论是批判、驳斥，还是赞赏、讴歌，都有理有据、爱憎分明，让人在领略阅读乐趣之余，有所思，有所得。

自序

陈独秀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

徐树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瞿秋白与茅盾的《子夜》

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

“匕首”与“手术刀”

谈谈胡适与胡风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

西安上空,《大公报》如雪飘飞

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王建中的《洪宪惨史》，叙述了部分政界人士被军政执法处拘捕、残害的情况。首先叙述的是张振武、方维被害的经过。张振武是湖北人，在武昌起义中有殊勋，与蒋翊武、孙武齐名，并称“三武”。张振武“深明大义”而又“不屈不挠”，这就足以令袁世凯忌惮。1913年4月，应袁世凯之召，张振武带着参谋长方维到京。到京后，蒙袁世凯传见，且“待遇极优”。这是袁世凯在试探张振武的政治态度，看看自己果然称帝，张振武是何反应，而之所以“待遇极优”，是再看看张振武是否可诱之以利。但张振武时时处处“以保障共和国体为己任，报章著论，府院上书，义正词严”，这样，他就非死不可了。一日，袁世凯召张振武赴宴，张振武与方维同乘一马车前往，行至棋盘街，突遭陆建章所派之人逮捕，“缚以长绳巨链”，押至军政执法处。湖北各团体闻讯，纷纷发电报营救。雪片般飞来的电报，让袁世凯更看清了张振武在湖北的影响，也就只能加速张振武的死亡。夜半时分，张振武腹痛如厕，即在厕所连饮数弹毙命，而方维亦在囚室中被绳勒而死。

与张振武、方维这些人相比，章太炎实在是大受“优待”了。不过，我们暂且把鲁迅与章太炎的事情放下，谈谈胡适与雷震的事情。

雷震，字儆寰，1897年生。1949年以前，他长期是国民党内的高级官员。后被国民党开除。1949年，雷震主编《自由中国》半月刊，从此全身心地投入“争自由、争民主”的活动，于是便与蒋家政权时刻处于矛盾冲突中。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借故逮捕了雷震、傅正等四人，是为轰动全岛的“雷震案”。10月8日，雷震被台湾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利七年，另几人也都获刑。雷震服刑时，胡适在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双方共同的朋友，都希望胡适能到监狱看看雷震，对雷震有所安慰、鼓励，因为胡适的安慰、鼓励，对雷震很重要。但胡适直至离开人世，都没有去过监狱一次。著名作家聂华苓，曾在《自由中国》半月刊担任文艺编辑，后来写了《雷震与胡适》一文，对胡适颇有微词，尤其对胡适不愿去探望狱中的雷震深为不满。在文章中，聂华苓写道：

雷震判刑以前，甚至家人也不能探监。判刑以后，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监狱看他。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的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了，要探听他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天晚上，我们去南港看胡适。他招待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①。

“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这样的句式，把聂华苓对胡适的不满甚至怨怒，表现得很明确。聂华苓也说明了她对胡适不满甚至怨怒的理由。在文章中，聂华苓简略回顾了胡适与《自由中国》的关系，回顾了胡适与雷震的交谊。雷震在离开大陆之前，就和正在上海准备乘船赴美的胡适商议办一个宣传自由与民主的刊物，胡适热情支持。《自由中国》这个刊名，也是胡适想出来的。在赴美的船上，胡适写就了《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1949年11月，《自由中国》创刊号在台北问世，胡适人虽在美国，但却是刊物的“发行人”。聂华苓说：“《自由中国》毕竟创刊了，他任发行人有关键性的作用。”P52-54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研究生时期开始，就写些评说当下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文章。这样写了十多年，终于有些感到厌倦，于是便把目光投向往昔的文坛，写一些谈论往昔文坛人、文坛事的文章。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间就跑出了文坛，写起了与文坛、文人无关的文章。

从文坛上的人与事到与文坛无关的人与事，中间有一个过渡，那就是那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人物，是那种既与文坛有关又不仅仅与文坛有关的事情。收在这里的，大都可算是写这种亦文亦政的人与事的文章。

百余年来文人、文学、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但仍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评说。许多人，许多事，还远远没有说清，也许竟永远不能说清。这其间，有太多的血与泪、哭与笑；有太多的荣与辱、梦与醒；有太多的真诚与虚伪、迷狂与悔恨；有太多的奴颜婢膝、苟且偷生；也有太多的得陇望蜀、趁火打劫……对于后人来说，则有太多的启示与教训。

我写这些文章，也有一个从比较随意些到比较严谨些的变化过程。刚开始写这类文章的时候，态度更轻松，虽然也做注释，但做的是夹注，且做得比较简略，文章篇幅也比较短小。那时候，是把这些文章当作“余事”做的。在《钟山》等刊物发表后，颇有些反响，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我热情的鼓励，这让我在写这类文章时渐渐正襟危坐起来。注释从夹注变成了尾注，做得也尽量准确、周全。刚开始，是有一点想法、几条材料便敷衍成文，后来，则尽可能把与题旨有关的材料多看些，把事情的经过尽量说得详细、全面点，这样，篇幅也便越写越长。最初的这类文章，都只有数千字，现在则常常要写到三万字左右。这是收入书中的文章有的很短小有的很冗长的原因。

十多年来，写文而政、政而文的人与事的文章，并不止这些。还有一些，暂时不能收在这里。

《列子·说符》中讲了一则歧路亡羊的故事：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成语“歧路亡羊”典出于此。这本小书中，有一篇谈柳亚子的《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应该是书中最长的文章了。柳亚子《读史》诗中有一联是“大错无端铸六州，亡羊歧路误清流”，“亡羊歧路”用的就是《列子》中的典故。在为书起名时，想到了柳亚子的这一联诗，还想到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谈到的“歧路”问题。鲁迅说：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

歧路之所以为歧路，就是并不知道哪一条是正途。若知道何为正途，即便是“歧路之中又有歧”也无妨。事前知道是或可能是“歧路”，并不容易，必须是头脑异常清醒、冷静的人，才能有此智慧。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开步前不知是或可能是“歧路”，走到中途才明白误入歧途。中途而知歧者，有的人能迷途知返，有的人则欲返而不能，歧路就成了不归路。还有些人，是把歧路走到底、走到死，也不知走过来的原本是歧路，只是别人或者后人，才看出他一直走在歧路上。

也想起了王国维写夜宿故乡的诗：

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

试问何乡堪著我？欲求大道况多歧。

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

这真是世人皆睡我独醒、世人皆昏我独疑了。

因为胡乱想到了这些，就把这本小书命名为《大道与歧途》。

这本小书能够出版，要特别感谢深圳的梁由之先生。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九日

南大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