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胜利译丛》是德籍作者安妮·弗兰克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同时，对于藏匿且充满恐怖的25个月的密室生活的记录，也使这本书成为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

《安妮日记/胜利译丛》是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二战中遗留下来的一部个人日记，它真实地记述了她与家人以及另外两个犹太家庭为逃避纳粹迫害而度过的长达两年的隐蔽生活。安妮从13岁生日（1940年6月12日）写起，一直写到1944年8月1日他们的藏身密室被德国党卫军查抄前不久。这个不到16岁就被纳粹夺去了生命的孩子的日记在战后成为人们对那场人类梦魇进行深刻反思的珍贵教材。

正文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

我这就正式开始写日记啦。这会儿多安静啊，正好适合写作。爸爸妈妈都出去了，玛格特和几个年轻人到她的朋友特雷斯家去打乒乓球。最近我也经常打乒乓球。我们打得真够多，所以我们五个女孩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名叫“小熊座减二”。这个傻乎乎的名字可是闹了笑话才得来的。本来我们想给俱乐部起个特别点儿的名字，因为我们有五个人，就想到了小熊座；我们以为它有五颗星，结果弄错了，它和大熊座一样有七颗星，这就是“减二”的由来。伊尔丝·瓦格纳有一副乒乓球拍，只要我们想打，随时可以占用他们家的大餐厅。我们五个“球员”都爱吃冰淇淋，尤其是夏天，打乒乓球很热，我们一打完就去拜访附近对犹太人营业的“奥西斯”(绿洲之意——译者注)或“特尔斐”冷饮店。我们早就不用担心身上的钱不够了——大多数时候奥西斯的生意都很好，所以我们总能从熟人或我们的追求者里，找到几个大方的小伙子请客，他们请我们吃的冰淇淋，比我们平时一个星期吃上的还多。

你也许有点吃惊吧，我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谈论追求者的事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要看情况而定，不过这种不良现象在我们学校还真普遍。只要哪个男生跟我搭讪，问能不能和我一起骑车回家，在我跟他聊上一会儿后，我敢肯定十有八九他会被我迷住，眼睛像被胶粘住一样尽往我身上盯。可惜这热情来得快冷得也快，因为我对他那热烈的注视连看也不想看，踩着脚踏板快活地一溜烟就去了。如果情况变得很糟，他们一个劲儿东拉西扯，还说些什么“请爸爸允许”这类话，我就把车头轻轻一歪，故意让书包掉在地上，结果那个小伙子不得不跳下车，拾起书包递给我，趁这当儿我已经转移话题了。这些算是老实的。不用说，还有那些抛飞吻的、想挽你胳膊的，不过他们绝对打错了算盘。这时我会跳下车子，拒绝他们的陪伴，要不就装出受了侮辱的样子，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各回各的家，别缠着我。好啦，今天就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建立了友谊的基础。明天再聊。

安妮

1942年7月21日 星期日亲爱的凯蒂：

我们全班都提心吊胆，因为马上要开班会啦，老师将宣布谁升级谁留级。班上一半的同学都在打赌。坐在G．z．和我后面的两个男生c．N．和雅克·科赛鲁特，都快让我们笑死了。他俩把整个假期存的零用钱都用来打赌，从早到晚都在说“你升得了”“我不行”“你行的”“不，我不行”。G．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他们，我大发脾气，都没法让他俩安静下来。要叫我说的话，班上有那么多笨蛋，恐怕四分之一的人都得留级，可这也难说，因为老师是世上最捉摸不定的人。不过也许这次刚好能把该留的都留了级。我对自己和我的女友们并不太担心。

我们会通过的。我唯一有点儿信心不足的是数学。不管怎样，我们能做的只是等待。在结果出来前，我们会互相打气，让彼此莫灰心。

我和所有的老师都挺合得来。我们有九位老师，七位男老师，两位女老师。教我们数学的基辛先生是个守旧的老夫子，很长时间来对我非常恼火，因为我上课总爱讲话。在几次警告无效后，他给我布置了额外的家庭作业：一篇题为《话匣子》的作文。《话匣子》，这怎么写呢?等回头再考虑吧，我想。我在笔记本上潦草地记下了题目，塞进书包，然后努力保持镇静。

那天晚上，写完其他作业后，我的目光停在了笔记本里的那个作文标题上。我一边咬着笔尖一边思考。谁都会拿这题目东拉西扯、稀稀拉拉地写上几句，但要写得巧妙就要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说话的必要性。我想啊想啊，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写满了基辛先生要求的三页纸，自己非常满意。我辩解说爱讲话是女人的天性，我会努力克制，可要想彻底改掉它却不可能，因为我妈妈即便没有我的话多，却至少跟我一样爱说话，对这种遗传的性格特点，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呢?

基辛先生看了我的作文笑得很开心，但当下一节课我又在底下说话时，他给我布置了第二篇作文。这次的题目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话匣子))。我写好交了上去，整整两堂课基辛先生没发什么牢骚。然而，第三节课上，他终于忍不住了：“安妮·弗兰克，作为上课说话的惩罚，请你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呱呱呱呱，唠叨小姐开讲啦》。”

全班大笑起来。我也只好跟着笑，虽然话匣子的作文让我几乎绞尽脑汁，再也没有灵感了。现在得想点有创意的新东西才行。我的朋友姗妮对诗歌很精通，她提议帮我的忙，把这篇作文写成一首诗。我高兴得跳起来。基辛先生用这个荒谬的题目让我出丑，现在我敢说他自己要成笑柄了。诗写好了，真是妙极啦!它写的是鸭妈妈、天鹅爸爸和三只鸭宝宝的故事，因为鸭宝宝们嘎嘎嘎地叫个不停，天鹅爸爸把他们啄死了。幸好基辛先生一眼看出这是个笑话。他在班上读了那首诗，还加上点评，后来又给其他几个班也读了。从那以后，基辛先生允许我上课讲话，不再罚我写作文。而且，基辛先生现在也很喜欢开玩笑了。

安妮

P8-1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搞种族主义，对犹太人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前后有六百多万犹太人死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他们这一臭名昭著的野蛮行径早已是路人皆知。在战后也有不少的电影、电视剧和书籍反映和涉及这方面的题材，可没有哪一部电影、电视剧或是书籍产生过像《安妮日记》这样大的影响。《安妮日记》最早出版于1947年，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可其遍及世界各地的影响非但没有衰减，反而有增长之势。在国内，情形也是这样，到现在《安妮日记》的中文版本已经多达几十种，至少有几十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它的中文译本，可读者对这部作品的需求量好像还是有增无减。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部不到二十万字的纪实性的日记体作品会吸引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的成人读者和青少年读者?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或者说它的魅力到底来自哪里呢?

我以为，《安妮日记》的力量来自其真实性，它是对被德国法西斯所蹂躏的人们的两年多藏匿生涯的真实记录，是对作者这位花季少女在这样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其身心仍然能顽强健康地成长的真实记录。无论是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下，她都能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去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为此，她不断进行着自我批评(心理剖析)，顽强刻苦地学习，博览群书，勤奋地练习写作。这里，我们不妨把作者安妮在几天内要学完、读完的东西摘录于此：

目前我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我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堆积如山的学习任务。需要我简单地告诉你我所要做的工作吗?到明天我必须读完《伽利略传》的上部，因为书必须要还给图书馆了。昨天才开始看，但我能看完的。下周我想读《十字路口上的巴勒斯坦》和《伽利略传》的下部。昨天我看完了《查理五世》的第一部分，急需把我从中摘录出来的家谱材料和所做的笔记整理出来。接下来，对我从各种书籍中摘选出来的三页外来词汇，我要把它们读会，记熟，背写下来。第四件工作是我的电影明星照片乱得要死，必须整理了。这得用去好几天的时间，而安妮教授呢，就像上面说的，已经忙不过来了，乱就让它再乱一段时间吧。然后，这里还有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忒修斯、俄狄浦斯、珀琉斯、俄耳甫斯、伊阿宋、赫尔库勒斯，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来龙去脉，我都必须一一地理清楚，因为他们的行为、事迹就像是一团乱麻，萦绕在我的脑子里。还应该了解一下古希腊雕塑家米隆和菲狄亚斯的材料，不然的话，我就完全不知道他们俩在整个图景中的位置。对七年战争和九年战争也要这样的处理。现在，我把一切东西都混淆在一起了。唉，像我这样的烂记性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到了八十岁，还不知道会怎么忘事呢!

噢，还有一件事。《圣经》c我需要多久才能读到苏珊娜沐浴的故事呢?还有索多玛和蛾摩拉的罪过又是怎么回事?有多少东西需要学，需要问啊!在此期间，我把普法尔兹的丽泽洛完全丢在一边了。

你看出来了吗，凯蒂，我的工作满得都要溢出来了。

现在，我们谈点别的。你早就知道，我的愿望是有一天成为一位女记者，再后来，成为一位名作家。这一宏伟的理想或是有点狂妄的梦想是否能够实现，还需要时间来证明，不过，我现在就已经有了一些好的题目了。不管怎样，战后我想写一部叫《密室》的书。能否成功还有待实践的证明。不过我的日记就是很好的素材。

我还需要完成《凯迪的一生))。我已经想好了故事后来发展的方向……

这个故事不是那种胡编乱造的感伤文字，它是以我父亲的生平做蓝本的。

从以上的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妮绝不仅仅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那么简单，她对欧洲历史、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以及《圣经》(以及犹太人在历史上和当时的悲惨遭遇)等都有深刻的了解。她在这方面的知识已经不亚于一个成年人。在写作方面也是如此，在坚持记这部日记的同时，她还写了一些篇幅较长的神话故事，还有这篇在写的《凯迪的一生))c有了这样一段充满危险、充满艰辛的奇特经历，再加上她勤于思考、勤于学习、勤于写作，在花季年龄的她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笔者在开始时就提到，这部作品既是对藏匿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对安妮自己这两年(从她13岁到15岁)中身心成长的真实记录。这两条线索并行，贯穿作品的始终，不过，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作者最为关注的还是其心灵的成长。作者详细地描述了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残酷的战争年代，在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受到极端限制的狭小环境中，她的脆弱的心灵如何一步步地向善、向好，向着自己心目中的目标、向着光明和美好去发展。为此，她不怕做最深刻的自我剖析，愿意把自己成长中的困惑、生理上的欲望和最为真实的自我都倾吐出来。我觉得这部作品最为感人、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就在于此。我们都知道物质的东西终究要消亡或者说是可以被毁灭的，但精神的东西是摧毁不了的，作者安妮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的这一心灵的力量就是不朽的、永存的。安妮在剖析自己时，是无私的，一点儿也不给自己留情面，可与此同时又是非常细腻、非常生动的，我们来看下面的这段颇为精彩的描述：

正如我跟你说过许多次的，我这个人是分裂为二的。一面是我的活蹦乱跳的高兴劲儿，我的轻率，我对生活的快乐的感受，最重要的是，欣赏事物之轻松面的能力，我的撒娇卖乖、拥抱、亲吻，还有不太正经的玩笑等，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对。我的这一面通常潜伏着，等待着偷袭我的另一面，更纯洁、深刻、优秀的一面。没有人知道安妮还有好的一面，这也是多数人忍受不了我的主要原因。噢，在一个下午里，我可以是让大家开心的小丑，可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大家再看到我，都会觉得我讨厌。实际上，在一个深刻的思想家的眼里，我只是一部浪漫电影——一种消遣，一段滑稽的插曲，一种很快就会被人们忘记的东西：不坏，可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我很不想告诉你这一点，但既然我知道这是实情，为什么我不能向你承认呢?我的较为轻松的、较为肤浅的一面总是偷偷地向我更深沉的那一面侵袭，而且总是得逞。你无法想象我常常是如何尝试着想推开这个轻浮的安妮，把她打下去，藏起来。可总是做不到，而且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担心通常了解我这一面的人发现我会有另一面，更好、更美的一面。我担心他们会取笑我，认为我荒唐可笑、多愁善感，再也不把我当回事了。我已经习惯了不被当回事，可那只是那个“轻浮”的安妮习惯了这一点，能忍受这一点；那个“深刻”的安妮太弱了，她不行。如果我强迫这个好的安妮上台亮相，哪怕只是十五分钟，一到该她说话的时候，她会像一只蚌一样闭合起来，而让那个轻浮的安妮来表演。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她就已经不见踪影了。

所以，这个好安妮在有人的时候，永远看不见。她从来也不肯露面，尽管在我一个人的时候她几乎总是在台上。我确切地知道，我想成为什么样的，我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可不幸的是，我只有在一个人时才是那个样子。我认为自己的内心快乐，而别人却从外在认为我快乐，其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不，我确信这就是原因。我是受着那个内在的、更为纯洁的安妮的指引，但是在外表上，我只是一只喜欢嬉闹的小山羊，在被拴着的时候，不断拉扯着绳索的小山羊。

就像我告诉你的，我说出来的常常并不是我真实的感受，所以我就有了追男孩子、卖弄风情、耍小聪明和爱读爱情故事的名声。乐天派的安妮在那里大笑，给出轻率的回答，耸耸肩膀，装作她什么也不在乎的样子。而那个好静的安妮的反应则刚好相反。如果我是完全诚实的话，我就得承认我是在乎的，我正在非常努力地改变自己，可是我总是碰到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

我的内心在哭泣，“你看看吧，这就是你的下场。你被反对的意见、不满的目光、嘲讽的脸色和讨厌你的人包围着，这都是因为你不听你好的一面的劝告。”请相信我，凯蒂，我想去听，可并不奏效，因为如果我静下来，认真起来，每个人都会认为我又在演戏，于是我不得不用玩笑的话来替自己解围。那个时候，我甚至不敢跟我自己家里的人说话，他们会以为我病了，给我拿来阿司匹林和镇静剂，摸摸我的前额和脖子，看是不是发烧了，问我是不是肚子难受，数落我又在闹情绪，直到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因为每当人们一围着我不放时，我就生气，就伤心，最后我的整个人就反了过来，我的坏安妮到了外面，好安妮到了里面。不过，我还是在一直努力寻找着自己的路，立志成长为自己所憧憬、所想望的……

我认为，这部作品的魅力主要就在于此，在于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的心理逐渐走向成熟的真实、生动的描述。安妮心灵中的美好的东西，也是我们每个人所追求、所向往的。安妮崇尚自由，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追求内心的快乐和安宁，追求理想，追求友谊和真正的爱情。人类对这些方面的追求是永远不会终止的，所以《安妮日记》这部作品也会存在下去，直到永远。

王晋华

于中北大学外语系

2015年1月25日

1944年8月4日，大约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一辆轿车停在了普林森葛拉赫特街263号门前，车里走下几个人：有穿着军服的纳粹党卫队中士卡尔‘约瑟夫·希尔柏鲍尔，以及至少3名荷兰籍安全警察，带着武器，穿着便服。一定是有人告发了他们。

他们逮捕了藏在密室里的8个人，还有2个帮助了他们的人，维克多·库格勒和约翰斯·克莱曼——没有抓住梅普·吉斯和伊丽莎白(贝普)—拿走了所有的现金和有价值的东西。

库格勒和克莱曼被捕后，被送到了阿姆斯特丹的一所监狱。1944年9月11日，他们未经审判，被运往荷兰阿默斯福特一处集中营。克莱曼因为健康原因，在1944年9月18日获释。他从此住在阿姆斯特丹，于1959年逝世。

库格勒于1945年3月28日被送往德国强制性劳动时，和几名狱友一起逃脱。他后来移民加拿大，1989年在多伦多去世。

伊丽莎白(贝普)·福斯库吉尔·维杰克1983年在阿姆斯特丹去世。

梅普·桑特洛席兹·吉斯且前还住在阿姆斯特丹，她丈夫让在1993年逝世。

密室里的8人被捕后，立即送往阿姆斯特丹的一处监狱，然后转往威斯特波克，此地在荷兰北部，是专门监禁犹太人的一个中转站。他们于1944年9月3日最后一批离开威斯特波克，在三天后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波兰)。

凡·达恩先生，根据奥托·弗兰克的证词，在1944年10月或是11月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毒气室被毒死，就在毒气室被拆除前不久。

佩特伦爱拉·凡·达恩从奥斯维辛被解往贝根贝尔森，以后又被解往布亨瓦德；1945年4月9日被送到特雷西恩市，后来又转到另一处集中营。确定她没有活下来，但遇害日期不详。

彼得·凡·达恩于1945年1月16日被迫参加从奥斯维辛到毛特豪森(奥地利)的“死亡行军”。1945年5月5日在那里丧生，3天之后，这个集中营获得解放。

福利兹-杜塞尔从布亨瓦德或萨克森豪森运往纽恩加姆集中营，1944年12月20日死于集中营。

艾蒂斯·弗兰克1945年1月16日，在饥寒交迫中死于奥斯维辛一柏克瑙。

玛格特和安妮·弗兰克在那一年的10月底，从奥斯维辛押往德国汉诸威附近的贝根贝尔森集中营。1944年至1945年期间，由于卫生条件极差，爆发斑疹伤寒，夺走几千人的性命，玛格特也在其中。数天之后，安妮也未能幸免。这个集中营1945年4月12日被英军解放。

奥托·弗兰克是8个人里唯一一个活着走出集中营的人。在奥斯维辛被苏联军队解放以后，弗兰克经由奥德萨和马赛被送回到阿姆斯特丹。他在1945年6月3日抵达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住到1953年，后移居瑞士巴塞尔，他的一个妹妹及其家人，后来还有他的一个弟弟，也住在那里。他后来与埃尔弗里德·马科维兹·盖林格结婚，后者原住维也纳，也进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丈夫和儿子在毛特豪森遇害。奥托·弗兰克在1980年8月19日去世，死前一直住在巴塞尔城外的柏斯费尔登，在这里致力于宣传女儿的日记，让全世界的人共享这笔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