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方贞子编著的《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旨在介绍日本学者研究九一八事变(满洲事变)的学术成果，因此对其观点、措辞以及所用各种名称等尽可能保持原著原貌，不做修改、批判。本书所涉及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所预谋、策动、成立的组织机构，未经中国承认，均为伪组织机构。

《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的作者绪方贞子，充分使用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史料，详细探讨了关东军、陆军中央、政府领导人之间的“三方权力斗争”。本书的第一部探讨了满洲事变的背景，作者指出，关东军的构想属于革新运动的谱系，而革新运动是彻底批判一战后的日本现行体制的。在此基础上，第二部清晰地论述了“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过程中关东军、陆军中央、政府领导人之间有关事变处理设想的争论。

序【李廷江】

写在中文版出版之际【绪方贞子】

解说【酒井哲哉】

前言：写在“岩波现代文库”版发行之际【绪方贞子】

绪论

第一部　背景

第一章　日本在满权益的维护和扩大

 一　争端的远因

 二　外交政策

 三　“新强硬派”的产生

 四　中日两国就满洲问题的对立

第二章　国内危机与革新运动的发展

 一　政党政治

 二　工人运动

 三　国家社会主义

 四　“一战”后的军部

 五　陆军内部的国家革新运动

 六　革新阵营的概况

第三章　关东军及在满日本人的满洲问题解决方案

 一　在满日本人的不满

 二　关东军的满蒙问题处理方案

 三　关东军的策略

第二部　事变的展开

第四章　沈阳事变与战事的扩大

 一　计划及准备

 二　军事行动的开始

 三　时局的严重化

 四　其后的军事行动

 五　国际关系

第五章　关东军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变化

 一　九月二十二日方案

 二　十月二日方案

 三　关东军的外交攻势

 四　内田使节

 五　在满日本人的支持

 六　国际反响

第六章　关东军独立与“十月事件”

 一　关东军“独立事件”

 二　“十月事件”

 三　关东军“独立事件”与“十月事件”

 四　过激事件对军部的影响

 五　过激事件的政治影响

 六　过激事件与对满政策的转变

第七章　夺取北满的争论

 一　江桥战役

 二　关于占领齐齐哈尔的争论

 三　进攻锦州

 四　国际联盟的动向

第八章　关东军与“满洲国的独立”

 一　成立“自治指导部”

 二　走向“独立”

 三　建设“新国家”的各种设想

 四　“福祉政策”

 五　“满洲国的独立”

第三部　影响

第九章　满洲事变与政党政治的终结

 一　犬养内阁的成立

 二　新一轮谈判

 三　上海事变

 四　政党政治的危机

 五　犬养遇刺

 六　斋藤内阁的产生

第十章　满洲事变与外交政策的转变

 一　承认“满洲国”

 二　对各国政策

 三　李顿报告书

 四　退出国际联盟

结论

文献目录

索引

后记

绪论

昭和六年（1931）爆发的满洲事变是日本对亚洲大陆展开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之一，就其规模而言，本来绝非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这一事变之所以至今仍广受关注，是因为以满洲事变为契机，日本国内针对亚洲大陆的扩张主义倾向日益明显。

在本书中，笔者将逐一分析满洲事变时的决策过程，并通过分析，阐明事变期间政治权力的结构如何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又如何影响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这些变化是当时相互对立的各种势力之间斗争的结果，但不是用军部与文官之间的对立就能轻易解释得清楚的。这是当时校级及尉级陆军军官为推行对外拓展和国内改革而向当时的军方领导层、政党及政府领导人发起的挑战，其特征是三方对垒的权力斗争。

《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向大陆扩张受阻，同时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方面，都处于不安定状态。而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出现，是对日本在满权益的重大威胁。虽然整个日本社会都希望打破现状，但当时的领导层对于这种形势无意采取任何措施，革新派军官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开始行动，试图夺取主导权，为日本开创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他们的目标是，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以强硬的满洲政策对付中国的“挑战”，进而革新军部及文官领导层，以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

在此，笔者将从攫取权力的过程和行动目标这两个侧面探讨军部革新势力的崛起。考察的中心为陆军，特别是关东军的动向。理由之一，是他们凭借满洲军事行动的成功，为军部势力的扩大做出了最大贡献；理由之二，通过关东军成立的“新满洲国”的各种机构，可以剖析他们试图实现的革新理想和目标。

首先，在军队攫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革新派军官的激进性。他们的激进性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采取诸如恐怖活动之类的非法手段；另一种是作为军事组织以合法手段施加压力。前者作为国家社会主义革新运动（以下简称“国家革新运动”或“革新运动”）的活动源泉提供能量；后者通过参与政策的设计及制定，为实现革新目标做出了贡献。

面对革新派军官的上述活动，军部领导层在军队内部与这种激进要求保持妥协姿态；在军队外部，则利用他们的激进性扩大军方的整体实力。不容忽视的是，对军队这一组织的忠诚，对于阻止革新派军官的激进运动向革命方向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激进的革新运动给军队的控制带来了很大影响。革新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在军队内部，实际上的决策者和形式上的决策者发生了极大的分离，从而导致了决策机制的完全崩溃。

尽管政府方面试图遏制军部势力的崛起，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满洲，当关东军的行动取得成功时，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而且文官领导层拿不出能够处理危机的建设性政策，且缺乏足以团结一致遏制军方的坚定的决心和信心。总之，文官领导层没有能够将自己的责任和信念贯彻到底，而且自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和信念。

其次，激进派革新军官试图实现的理想或目标，在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个过渡期产物，同时它也显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特殊侧面。激进的革新思想，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受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启发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政党政治及其基础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对抗工具而形成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和政党政治通过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削弱了国民的团结，而激进的革新思想就是通过强烈反对这一点而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承认这种具有分裂性效果的制度，对对外拓展而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这一最终目标非常有害。

虽然激进的革新思想与上述自由民主主义思想是对立的，但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自由民主主义所具有的平等思想侧面。革新主义的纲领包括人民大众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均衡分配财富的权利以及废除阶级特权制度等内容。这种认为必须更广泛地分配财富的思想，在把提高国内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与对外拓展联系起来这一点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书将以关东军的政策声明及纲领为中心进行探讨。关东军首脑尽管受到革新思想的强烈影响，但与国内的革新派军官不同，他们能够以具体的计划这一形式提出他们的思想主张。“新满洲国”采纳的各项原则，很多可以理解为是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批判。由于关东军必须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因此，在民族问题上向我们提供了富于启发的史料。关东军接受了在满日本人为确保其作为少数民族的地位而提出的民族和谐思想，试图将满洲事变提高到大亚洲主义大业这一高度。

日本对于亚洲大陆的政策，不断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之境：为保护亚洲不受西方支配，必须与亚洲各国联合起来；为对抗西方各国，日本必须支配近邻的亚洲弱国。因此，日本所提倡的大亚洲主义经常包含着某种宣传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它的宣传成效是受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所左右的。满洲事变期间，日本必须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压力，又因为关东军中枢具有原则上支持人民大众的福利这一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因此，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还是有其限度的。

最后，笔者想探讨的一点是，从满洲事变直到太平洋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是否在满洲事变期间就已经包含了若干年后以失败而告终的决定性因素。笔者相信，从军队决策机制在满洲事变之际发生崩溃这一点来看，军队攫取权力的过程本身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在满洲取得的政治上、军事上的“成功”，往往是通过反抗国策和军方上层的指令而取得的。军队内部的团结与军队向外部扩张的势力成反比，且逐渐崩溃，其结果只有一种，即“无责任体制”。对于权威的不信任和反抗，导致了激进的军队革新运动的发展，其结果是，在军队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军队内部的权威体制由于不被信任和遭到反抗而不断动摇，始终未能确立起来。

分析满洲事变的决策过程就可以发现，日本外交政策的选择，特别是对目标的选择，其可选择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例如，日露战争以后，日本将扩大、发展满洲的权益作为国策，而可以讨论的空间只限于实现国策的手段、时间及进程。而随着国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外交政策也开始受到更大限度的限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满洲事变期间，外交政策的决定权不再属于原来的外交决策者，而完全为新近崛起的军队骨干阶层所掌控。合法拥有决策权限的内阁总理大臣及内阁成员，也包括军部大臣在内，均不能决定、控制满洲事态的发展，而且对于满洲事态的发展所产生的既成事实，还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并将其作为今后制定外交政策的前提条件。这才是解释满洲事变时日本外交政策变化的关键。总之，可以说，本次事变期间日本外交政策变化的轨迹，正是关东军的要求逐渐纳入国策的过程，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的内部权力关系。P1-4

序

时逢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绪方贞子女士的《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一书，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了。长期以来，本书在欧美学界被誉为研究1930年代初日本军部是如何挑起事端，制造满洲事变，走向侵略中国之路的史学名著。原作是绪方贞子于1963年向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1964年的英文版Defiance in Manchri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931-1932由该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年后，日文版《满洲事变与政策的形成过程》由原书房发行，2011年岩波书店出版了《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的文库本。今天，《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一书在英文版问世50周年之后，能够在中国翻译出版，实乃学界盛事，令人感慨良多。

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也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军关系以及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满洲事变的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开始，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成为世界现代史的转折点。

长期以来，有关满洲事变的研究经久不衰，始终是国际学界的关注热点，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文库本于2011年由岩波书店再版时，日本政治外交史专家、东京大学的酒井哲哉教授仍称其为研究满洲事变应该阅读的第一本书。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本书从分析政军决策的视角入手，详细记录了1930年代初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战争的过程，是依据第一手史料向今人呈现客观真实的历史产物。作者发掘了关东军高级参谋片仓衷所保留下来的第一手史料，通过对其中所涉日本外交政策出笼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细节的厘清，阐明了关东军和军方高层以及日本政府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对外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各自立场及两派博弈的具体情景，展现了这一段历史中日本和中日关系的多面性、复杂性。

第二，本书剖析了导致日本走向战争的互为表里的诸多因素，为从本质上认识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多维视角，是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反省战争责任的时代产物。作者从解答日本为什么挑起战争，以及日本的领导人必须承担战争责任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出发，排除当时日本学界中盛行的片面化思维、意识形态的干扰，在揭示了日本对外政策决定过程全貌的同时，聚焦并分析了影响政策决定的内外多方面的因素，梳理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军关系的演变轨迹及其特点，阐述了国内经济、社会思潮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对政策制定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探讨战争责任的问题。  第三，本书是个人经历和历史反思融会交织的结晶，是作者的学术渊源与20世纪历史息息相关的命运产物。作者出生于外交官世家，其曾祖父犬养毅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朋友。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犬养毅两次率领日本友人赶赴上海和南京为革命助阵，还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政治顾问。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犬养毅又率领日本吊唁团，来中国为孙中山先生扶棺送葬。1931年12月，出任第二十九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犬养毅，因抵制军部而遭到强硬派的记恨。1932年5月15日，部分海军激进分子袭击总理官邸，枪杀了犬养毅。作为曾孙女，作者受到犬养毅的宠爱，还给她起了贞子这个名字。作者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从小受到了欧美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在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年，她赴美国乔治城大学学习国际关系，毕业后回国，师从东京大学日本近代政治外交研究大家冈义武教授，学习日本政治外交史。1961年至1963年又留学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著名的中日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教授的助手，同时学习政治学原理、国际关系和美国政治，回国后完成博士论文。

本书的魅力还在于作者把握历史的清晰脉络和解读历史的真知灼见，这也是50年来本书一直被学界公认为研究满洲事变历史最佳读本的生命力所在。关于本书的学术贡献，酒井哲哉教授已经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在此无须赘述。然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注意和了解作者在研究、叙述这一段历史时所坚持并贯穿全书的实证性材料和开拓性思想尤为重要。

首先，本书是实证性研究的范本。在满洲事变发生30年后的1960年代初，有关满洲事变的档案尚未整理公开，有关军部的资料更是微乎其微。但是，命运之神赋予了作者机遇。发掘和利用关东军高级参谋片仓衷的日记，为作者从内部视角研究满洲事变的政策决定过程提供了条件。另外，作者在充分利用当时可以接触到的所有档案的同时，还采取了查阅历史资料和走访当事人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真正秉持了“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动手动脚写文章”的学术态度。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大量的相关史料陆续问世，但似乎还没有人挑战、修正本书基本内容的原因之一。

其次，本书也是日本学界最早运用美国政治学中有关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分析的方法，研究满洲事变的权威著作。1945年日本战败初期，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特别是美国社会科学方法开始进入日本学界，但是掌握国际关系分析方法的日本学者仍然是凤毛麟角。本书作者当属于“敢于吃螃蟹”的最早挑战者。本书对满洲事变当时的政策决策过程进行了逐层分析，不仅探讨了其中各个政治集团表面的博弈过程和影响，而且着重揭示了作为幕后的关东军内部年轻将校，为了实现对外发展和国内改革，挑战既存体制及其领导进而影响和主导政策，形成多元政治结构及政治斗争的内部情况。可以说，在开拓跨学科研究领域方面，本书引领了时代新潮流，至今没有出其右者。

当然，本书的最大特点还在于贯穿全书的从思想史视角省察历史的敏锐性和深刻性。作为研究日本政治与军事关系的历史学论文，作者关注和思考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性描述，而且是从时代与思想的角度解读历史。几年前，作者在谈到日本思想史大家丸山真男先生时，再一次深情地回忆了阅读丸山真男于1946年发表的《超国家主义的论理和心理》一文时所受到的冲击，以及该文对她撰写《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稀可以从本书的字里行间看到这位思想家史思考历史的痕迹。因此，本书的重要贡献不仅仅在于脉络清晰可循的整体视野，而且在于对历史阐释背后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厚实的思想史知识。作者以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内在的多元史料，建立了比较充实圆融的体系，所以无论是在纵向官僚体制统治形态下所形成的“无责任体制”的把握上，还是在对日本领导人扭曲战争责任的认识上，作者着力之重、分析之精辟，均能启人心智。什么是经典?如果说经典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著作，那么《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堪称研究东亚国际关系史的经典之作。

正因为如此，相信中国读者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阅读此书，一定会对本书内在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感同身受，获益匪浅。

正如绪方先生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因缘一样，本书中文版的缘起也使人冥冥中感到这是命运的安排。对本书进行翻译、校对和监修的三人，属于当代中国日本研究的三代学人。译者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子；校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专修东亚国际关系的专家；作为监修者，我从1970年代末开始研究日本，曾负笈东瀛学习国际关系。“犬养毅与中国”曾是我博士论文的第一选题，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辛亥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决定过程研究》。对于我们三人而言，绪方先生乃是我们敬仰的日本学界前辈，《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也是我们爱不释手的经典。2009年4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时任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理事长的绪方先生知道后，十分高兴，同年12月于百忙之中特意安排了半天时间专程来访，并做了题为《21世纪中日关系》的精彩报告，给清华大学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餐时，先生深情地回忆了曾祖父犬养毅与孙中山先生及中国的友情，畅谈了自己作为学者、外交官和担任了十年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的经历，以及现在所从事的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的工作。先生亲切和蔼，十分关心刚刚成立的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再三鼓励我们要客观、多元地研究日本，加强学术交流和民间交流。同时，她还高兴地应允了由我们翻译出版《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文版。先生的信任使我们感到莫大的荣誉和责任。此后的几年里，尽管翻译工作几经拖延，先生总是大度体谅，关心备至，2013年夏天还特意按我们的访日行程，调整时间，亲切地和我们进行会面，认真回答了本书在翻译过程中的诸多疑问。先生的学识和人格、先生的鼓励和信任，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深感《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文版的翻译出版，无论对于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还是对于我们个人的学术成长，都是意义深远、终生难忘的。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诸多同人的鼎力协助。刘波先生不辞劳苦阅读修改了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宋月华、魏小薇、许力、于占杰、吴超等朋友始终不厌其烦，认真编校；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王家朋、石赫、解加芬也为本书出版也付出了诸多辛苦；在此谨表衷心的谢忱。

李廷江

2014年12月31日于哈佛大学

自空前的战败以来，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日本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自我毁灭式的扩张政策呢？对于这个疑问，在战后的十几年问，还没有人给出满意的回答。所谓的“昭和史”批判，只是一味地全力抨击过去的领导人，却忽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得不接受的对内及对外的各种条件，而这些条件似乎曲解了他们的本意。“远东军事审判”对此的解释是日本的扩张源于其侵略性这一大前提，这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

虽说如此，日本对外政策的失败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过去的领导人的责任当然不容忽视。本书是对上述多年来的疑问进行自我解答的一个尝试。由此得出的几个结论绝非令人满意，但好在不是终极的结论。对我而言，又因此产生了更多新的疑问。我当时想，如果能够在接受读者批评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研究，将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因此才不揣谫陋而出版本书。

本书的基础是《满洲事变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之研究》，它是我向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系提交的博士论文，后经修改，以Defiance in Manchuria-The Marking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931-1932为书名，于昭和三十九年(1965)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本书在日译本的基础上，根据后来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了若干修订。

昭和二十六年(1951)春，我从圣心女子大学毕业之后来赴美学习，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学。由于感到需要掌握作为理论依据的历史知识，因此回国后，在东京大学师从冈义武教授，学习近代日本政治外交史。我在冈义武教授那里得到了公私两方面的特别熏陶，本书的完成，也极大地得益于冈义武教授的指导。其后，从昭和三十一年到三十三年(1956～1958)，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教授的助手，同时学习政治学原理、国际关系学、美国政治等专业知识。其后，为撰写论文而回到日本。

关于论文的主题，我想选取一个很早以前就一直关注的日本外交史上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能够成为一个案例，为解释战败原因提供线索。昭和初期是我极感兴趣的时期：在国内，法西斯主义抬头；在国外，大陆扩张之势日益显著。而最后之所以选取满洲事变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阅览片仓衷先生事变在期间写下的日志。这份日志的正式名称为《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当时尚未公之于世。阅读这份日志时，我就跃跃欲试地想，以这份日志为基础，或许可以再现满洲事变的决策过程。此外，外务省《关于日中事件之交涉经过(联盟及对美关系)》十三卷，完整地收录了满洲事变期间外务省与国际联盟代表之间的所有往来电报，但也尚未用于学术研究。因此，即使从外交史的观点来看，以满洲事变为研究对象也极具意义。  首先，我想借本书出版，向为我提供宝贵日志的片仓先生表示谢意。现在，《片仓日志》及与关东军有关的很多史料均已收录在MISU-ZU书房所编《现代史资料(7) ·满洲事变》和《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中，这些史料集的出版对于学者来说实为幸事。然而，在收集史料还很困难的昭和三十三年、三十四年(1958～1959)那个时期，到处寻找史料却也别有一番乐趣。为从片仓先生那里借阅日志，每隔一周我就去日比谷的陶陶亭，且每归还一卷均能得到与片仓先生充分讨论的机会，这为历史研究增添了不少人情味！

确实，近代史的研究，由于数年来各种史料的公开发行，越发容易进行了。承蒙木户孝彦先生的美意，允许我在其府上抄写《木户幸一日记》，而这本日记也于今年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此外还听说，有关旧军队的史料也由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加以整理并将陆续出版。在我专心搜集资料的那个时候，战史室在芝浦的一座临时用木板搭建的办公楼里，它是由旧海军经理学校战时赶建的校舍改建而成的，而外务省借住在大藏省内。其后他们分别搬到市谷的旧陆军士官学校和霞关的新办公楼，在令人欣喜之余也有一点遗憾，那就是无论是在防卫厅还是在外务省，与史料有关的部门均被安排在陈旧的建筑物之内。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我与政府部门的接触都只限于档案部门，每当想起华盛顿那白墙围绕的国家档案馆时，就深深感叹日本档案保存工作在预算、人员及设备上是如此的不受重视，并为之感到非常遗憾。今后随着近代史研究不断取得进展，深愿政府部门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会有所提高。

之所以坦率讲出以上这些话，是因为在搜集资料、撰写本书的整个期间，我受到了战史室及外交档案室各位学兄的热情接待。特别是战史室的稻叶正夫先生，在本书出版之际，他还在编辑和校对方面给予我特别指导。外务省的栗原健先生、臼井胜美先生不仅在资料阅览上为我提供了诸多便利，而且在资料的评价上也给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林茂教授借给我很多有关日本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而在资料、文献的收集和评价上我也得到了各位学长、朋友的很多帮助。在此，请允许我借本书的出版，向以上各位表示深深的谢意。

满洲事变的很多当事人虽然已经年届高龄，但他们仍然爽快地给我面谈的机会，还经常花很长的时间认真回答我的提问。其中，石川信吾先生、芳泽谦吉先生已经仙逝，在祈祷两位先生冥福的同时，也向那些为我讲述了富有启示性回忆的各位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之所以能够多年来心无旁骛地从事学术研究，是因为有全靠家人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我想，如果我没有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我将有更多的时间奉养父母；我的丈夫将能享受更为闲适的家庭生活；我的儿子将有更多的时间和母亲一起玩耍。特别是我的丈夫绪方四十郎，他通读了本书，并对之进行了修改和润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也是我们全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绪方贞子

于昭和四十一年(1966)盛夏

作者挖掘了关东军高级参谋片仓衷保留下来的第一手史料，通过对日本外交政策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细节的厘清，阐明了关东军和军部以及日本政府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三方博弈的具体情景，展现了这段历史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李廷江，清华大学伟伦特聘教授，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本书的魅力在于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的完美结合，对满洲事变的决策过程进行了立体、动态的再现，且对事变的背景、过程、影响的记述，恰到好处，不失偏颇。

——酒井哲哉，东京大学教授，日本政治外交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