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缘——孙崇涛自述》写作者孙崇涛本人事迹的内容，其实并不多。作者在书中的身份，主要是带着他的一双眼睛与一对耳朵，去观察、听闻这70余年间的人生舞台和舞台人生。作者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可以诉诸历史，更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值得自我树碑立传，唯一值得告诉别人的，只是他一生与戏剧结缘的特殊经历。

孙崇涛的这本《戏缘——孙崇涛自述》分为家乡戏缘、省城戏缘、小城戏缘、京城戏缘、海外戏缘5个部分，通过作者的眼睛与耳朵，去观察、听闻这70余年间的人生舞台和舞台人生。使读者通过生长于中国最早成熟戏曲艺术南戏故乡浙江温州地区的作者怎样从小接受传统戏曲艺术熏陶，之后又怎样长期从事戏曲学习、研究和教学，了解南戏故乡近现代的戏曲状况怎样，她与全国戏剧发展关系如何，从南戏故乡走出来的戏曲研究者的生活道路会是怎样等问题，读出这70余年间中国社会和中国戏剧的大致状态。

题记

家乡戏缘

 平生头一回看戏就被吓哭了

 看庙戏是为图热闹

 戏院看戏另有一番风光

 京班武戏使我着迷

 去“永嘉”看京戏名角

 “京胡才子”陈小鲁与郑剑西

 瑞城的“业余明星”

 从“琴娱社”到“城关业余京剧学社”

 不算结尾

省城戏缘

 离乡之旅

 室友钱苗灿

 失败了的“杭剧”改革

 “大跃进”年代的劳而无果

 缘结绍兴

 沈园、目连戏与鲁迅故家

 追梦盖叫天

 告别“杭大”

小城戏缘

 新的人生驿站

 “平中”的校园戏剧

 “平阳出戏子”

 山城的“样板戏”

 老钱从“天外”飞来

 通向远方的“实践楼”

 一条读书札记牵引出来的机缘

 恩师带我走向研究戏曲之路

京城戏缘

 恭王府里的考试

 挑起扁担上北京

 研究生班开学之初

 春来京城百花艳

 首都老剧场的时运

 “样板团”里故人稀

 “宁澹轩”生涯

 尾声：夕阳映照大剧院

海外戏缘

 小引

 牛津印象

 摇到“外甥桥”——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

 这里有中国戏曲宝藏——探访西班牙皇家图书馆

 韩国正热“中国学”

 没有大门的学校——韩国大学景观

 文光焕八斗哲理通九州——两访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

 十鹿九回头——走访台北“瓯江国剧研究社”

 相约华盛顿——美国亚洲研究会暨北美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年会侧记

 走向哈佛

 在伯克利的日子里

附录

 一、《剧作家》编者按语

 二、相关散记杂论篇目

 三、有关报道评论选目

鸣谢

平生头一回看戏就被吓哭了

我平生的头一回记忆就是看戏。

那大约是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我还不满三岁，家乡瑞安人叫“绍兴班”的浙江嵊县女子越剧团头一回来城内演出，大家都感到新奇。掌家的叔公，弄来几张戏票，对我母亲(1917—1979)说：“大嫂，‘绍兴班’全由女子演文戏，适合你们妇人家看，你就驮嫡儿(抱小孩)去开开眼界吧。”那时祖父母已过世，作为长房长子媳妇的母亲，受到叔公格外照顾和优待，凡遇好事，首先都会想到她。老人家还客气地唤我母亲为“大嫂”，这是他在搭自己子女辈分称呼。母亲生我时才20岁刚出头，其实那时候她还是个“女孩子”。

看戏地点在城东北角城乡交界处“后垟垇(方音读如‘等’)”河边的“仲容文化馆”’——为纪念乡先贤清末国学大师孙诒让(字仲容)而建。文化馆将讲台作戏台，礼堂摆放一排排长木椅做观众席。那时“绍兴班”好像还没有取得进正规戏院售票演出的资格。

旧社会大户人家妇人很少独自出门，家母带我看戏得有人陪伴。叔公就让他未出嫁的女儿和长年寄居我家的舅公两人一起陪着去。家乡人称姑母为“娘”(平声)，叔公女儿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女性中排行在我两个亲姑母之后，所以我唤她“三娘”。我不会走远路，就由“三娘”用胳膊肘托抱着。母亲姗姗地跟在一旁。

到了仲容文化馆，戏已开锣，叮叮咚咚地响着乐曲。只见台顶两边吊起两盏大煤气灯，把台面照得通亮。台上有两个妆扮起来的人物。一个扮女的站着，穿红戴绿，满头珠翠，一摇头、一晃脑，灯光下闪闪发亮，吸引我两眼直盯着她看。另一个女扮的男人，穿一身黑袍，头戴高高耸起的黑帽子，手托一面木盘子，单腿跪在那女人跟前。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唱着，我全不明白他们是在做什么。直到今天，我也“查考”不出那晚演的究竟是哪出戏。

这对男女就这么一直站着、跪着、唱着，嘴里哎哎哇哇地哼着相似的一个调——由绍兴乡间“小歌班”转变为“绍兴女子文班”不久的越剧音乐，很是单调。我盼着那男的快点儿站起来，可“他”就是跪着不肯站。我也盼着那女的能跑动起来。只见她把长袖子一甩，身子一扭，刚像跑的样子，又马上捋好袖子，身子照旧站回原处，叫人扫兴。一阵好奇、新鲜过后，我不耐烦了，吵着嚷着要离开观众席，任大人们怎么哄也不管用。

没法，舅公只好抱我离开观众席，在礼堂周边来回走了几圈，见没有别的地方好去，就抱我进了台边一间长屋子。那长屋子大人叫“戏台间”，就是演员化妆室。里面挤满了人，灯光之下个个模样怪异，脸上搽白的、涂红的、描黑的都有，近看煞是吓人。我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原本想带我来看新鲜、看热闹的舅公顿时慌了，赶紧抱我出来。我再也不肯在那儿多待了，使劲地哭着喊着要“走归”(回家)。众人无奈，只好抱我一起“走归”了。

我平生头一回看戏就这样匆匆了结，前后也就一刻来钟。它留给我永久的记忆，也令我终生歉疚。母亲一辈子很少走出家门，进戏场看戏更是数得着的几回，而这次去了戏场又没能看成戏，正是她的“逆子”我给闹的。这使我终生不能原谅自己。

在我童年记忆里，看戏真是件无趣甚至可怕的事。如果日后有人对我说：你真幸运，刚有记忆，就跟戏曲结缘。看“绍兴班”是你今生干上戏曲这行的“良好启蒙”，仲容文化馆是你今后事业“扬帆起航的地方”，剧场啼哭不是跟襁褓中贝多芬咯咯笑着舞手“节拍”音乐厅交响乐“异曲同工”吗？这讲法对我不是误解，就是挖苦。不过细细想来，说仲容文化馆是培育我日后走向文学艺术道路，成为一名戏曲工作者的“起航”场所，倒有点接近事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仲容文化馆改做瑞安县文化馆，那长屋子做了图书馆藏书室，礼堂改作图书阅览室。文化馆购置了成批的“小人书”，用绳线拴在木栏上，供小孩们免费阅览。还有供成人、大孩子看的各类报纸杂志。向图书馆借书也很方便，填张借书证就可以把书借回家。文化馆成了我们小孩子在书海中遨游的天堂，我一有空就往那里跑。

起初专看“小人书”连环画，年纪稍长，改看各种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文艺报》《译文》《剧本》《戏剧报》《大众电影》《民间文学》等，几乎一期不落地翻阅。看完期刊后，就向图书馆借来图书回家接着看。通过这些阅读，使我爱上文学，了解包括戏剧在内的许多古今中外名著，懂得了《西厢记》与关汉卿、曹禺与老舍、莎士比亚与莫里哀、《哈姆雷特》与《沙恭达罗》等，为我日后从事戏剧工作，做了前期的知识储备。

P3-5

题记

用散文写历史，以自述表学术。

这是我写作本书的宗旨，也是我探索新的写作模式的一次尝试。写作缘由如下：

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21世纪之间的我，十分平庸。正如本书“京城戏缘·尾声”里所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70年人生，我永远是个小配角，行走在人生舞台的边边角角，没有叩击心弦的台词，不参演大起大落的剧情。做点小学问，写点烂文章，讲点歪道理，花拳绣腿，龙套一个；多我不关事，少我亦无妨。”身为一名普通文教工作者，我的生活空间狭窄，基本停留在书斋、教室、剧场，或加上会议室和图书馆，即使有机会到了海外各地，也不会有多少改变。

或问：如此平淡的生涯，焉能构成“历史”？这般平庸的经历，有何值得“自述”？

看过本书的读者可以发现，本书写作者本人事迹的内容，其实并不多。作者在书中的身份，主要是带着他的一双眼睛与一对耳朵，去观察、听闻这70余年间的人生舞台和舞台人生。作者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可以诉诸历史，更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值得自我树碑立传，唯一值得告诉别人的，只是他一生与戏剧结缘的特殊经历。个体生命可以透视历史局域，个人见闻可以见证戏剧动态，正像一滴水可以用来检测江河湖海一样。如果读者能从我的平淡一生中，读出此70余年间中国社会和中国戏剧状态一斑，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历史可以有多种写法。大背景、大框架、大开大阖、面面俱到，是一种常见写法；大背景中选一景点，大框架里择一支条，由点见面，由支及架，同样是种值得提倡的写法。我希望做后一种尝试。

我国文史、学术，历来就具有多样化、散文化、形象化的优秀传统，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统一，讲求思想、事态、文采兼美。纵观我国历代传诵的文学名篇，不少是为当时的“专业”而作，甚至还包括“应用文”，如奏章、书札、序跋、碑铭等。这些名篇之所以具有远播八荒和久垂千古的生命力，主要还不在于它的“专业”或“应用”是如何重要，而在于文章的可读性与文学性，在于它能得到“业外”读者的广泛喜爱。真正好的专业著作，就应该具有这种穿透“专业”的力量，为广大业内、业外人士所共同接受。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自居易《与元九书》等文论与刘勰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等，同时也是最好的文学作品。鲁迅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对这部历史著作具有的史学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全面肯定。文学读本和语文教科书常采用《史记》名段作“范文”，也因为此。因此，我们的学术表达方式如何更好，如何体现多样化，如何更有阅读效果，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文史、艺术学术，放弃了自己本有的优秀传统，变成纯理念的游戏，成为资料、概念、推理装搭的“文字积木”，渐渐远离了文史、艺术爱好者的视野，走进大家漠不关心或没法关心的象牙之塔。结果是：写的人和读的人全是同样的那几个人；甚至读的人还不如写的人多；文章越写越长，书本越编越厚，天晓得会有几个人在读。“学术”成了孤家寡人式的“专业”，请问：这样的写作，岂不太冤？如果写作只是为证明作者曾经写作，而不能证明读者了解你的写作，岂不等于白白写作？

这样的尴尬，在国外或许也曾遇见过，故而近现代各国聪明的学者在做着各种“文体转换”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举几个例子来说：挪威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1952-)的《苏菲的世界》是一本风靡世界的哲学启蒙著作，它规避了哲学的枯燥和史学的繁琐，就像童话一样，很巧妙地借用一位神秘的哲人和一个14岁小女孩的通信与对话，将哲学概念和西方哲学发展历程知识娓娓道来，读来趣味盎然，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广泛喜爱，被译成54种语言，销售超过三亿册，被评为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一生需读的99本好书”之一。德国C.W.策拉姆(笔名，原名K.W.Marck，1915-1972)的《神祗、陵墓与学者》是畅销的西方考古学经典，高校必读著作，它通过对文物、遗址的生动描摹，对考古学家不平凡的经历和他们惊心动魄的“历险”叙述，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作者自称它为“事实小说”。《时代周刊》称赞作者是“出色的文体家”，他“尊重数据和事实”，而在“介绍伟大考古事件时，又像个戏剧家”。而本书写作，又是受美国保尔·德·克鲁夫(Pau1de Kmif，1890—1971)的著名细菌学著作《微生物追杀者》的启示。据称后者的阅读效果，“就如本世纪的人阅读侦探小说那样”。另如：美国房龙(H.W.Van Lon，1882—1944)的《人类的故事》、威尔·杜兰(Wi11 Durant，1885-1981)的《世界文明史》、加拿大简·雅各布斯(Jane Jacib，1916-2006)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日本盐野七生(1937- )的《罗马人的故事》等史论名著，都是类似著作，多不胜举。

这些畅销学术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保证事实与数据准确无误、学术见解充分表达的前提下，十分看重书写方法与阅读效果。为此这些书的作者们独辟蹊径，设法将对于学术陌生、乏味、疏离的读者，引进他们的阅读“陷阱”使这些读者被图书内容深深吸引，欲罢不能。而他们的书写，特别注重事理的细节与形象，讲求表达的修辞与文采，做到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让学术变得生动亲切、引人入胜。曾将历史与通俗读物以至近乎小说的写法融为一体的中文畅销图书《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著)等，亦具有同工异曲之妙。

学习这些成功“案例”，对本人来说，十分困难。虽然我也曾经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并做过一些实践尝试。如曾采用书信写论文，用记事散文写历史，仿效辞赋句式表达学术等，意图都是想增强学术成果的可读性，争取更多学术圈外的戏剧爱好者关注，但没有能力和勇气去写成一种专书。

2011年，本人曾以个人见闻为素材，写了一篇长文《家乡戏缘》，希望再试牛刀，用它表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浙江温州地区的戏曲活动状况。正好《剧作家》双月刊“戏剧大家”栏目向本人约稿，遂以此文应命。刊物很看重拙文，予以连载，并加编者按语，肯定这种“试用散文形式表述学术，让圈外人也能看懂”的实验。拙文刊出后，从刊物和读者反馈情况得知，产生了良好的阅读效果。文章在戏迷、文艺爱好者以及作者熟人、亲友中间广为传阅，得到许多赞美和鼓励，刊物编辑部也为此感到欣喜和得意。这鼓起了本人和刊物“欲罢不休”的信心，于是从《剧作家》2011年第6期始，采用边写、边续、边载的方式，历时三年，竟写成了这部书稿。现应山西教育出版社之约，加以汇辑、补订，交付出版。

本人不敢跟上述那些学术大师、写作巨匠相提并论，拙稿也难与他们的大著相匹敌，本人只是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力以及对于中国戏剧史学的理解，怀着对大师敬仰和学习的态度，来写作我所能写的东西。生长于中国最早诞生成熟戏曲艺术——南戏的故乡浙江温州地区的我，从小接受传统戏曲艺术熏陶，之后又长期从事戏曲学习、研究和教学，南戏故乡近现代的戏曲状况怎样？她与全国戏剧发展关系如何？从南戏故乡走出来的戏曲研究者的生活道路会是怎样？这些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我想，与其板起面孔，列出条条，向人们一一陈述来自文字资料的来龙去脉，何不就以自身见闻来解答这些问题。

希望我的尝试能得到读者认可。

请伴随我的人生戏剧之旅，一起去看看沿途的风景吧！

作者 记于北京金台宁澹轩

鸣谢

本书写作、编辑、出版过程中，曾得到多方亲友、同仁的热心帮助，现借此鸣谢。

首先，我得感谢促使我坚持完成本书写作的两位戏剧界同仁：上海戏剧学院张福海教授和《剧作家》杂志社责任编辑原旭春先生。由于他俩的最先邀约，使本书首编《家乡戏缘》得在刊物“戏剧大家”栏目连载。之后又承他俩一再肯定和鼓励，使本人有了继续写作直至最后完成全部书稿的信心。三年来，作为本书稿的最先两位审读者，张、原两先生坚持不懈，负责到底，及时安排刊出，精细审读稿件，不断提出改订意见，使拙稿纠正了不少差错。张福海教授还以其戏剧史论家的敏锐与才智，为《剧作家》刊物撰写了一篇篇编者按语。这些按语具有很高水平和参考价值，广受读者称赞，现将它全部收入本书“附录”，以添光彩，并表达本人的敬意。

其次，我还要感谢为我摄影，为我补订初稿提出修改意见，或提供补充材料，以及补拍相关插图照片的以下这些亲友和单位：

池浚(中国国家京剧院)

李娜(中国戏曲学院)

刘倩(福建兴业银行瑞安市支行)

张福林(浙江瑞安市万隆化工厂)

叶国忠(浙江平阳县电视台)

洪玉畅(浙江平阳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平阳木偶戏保护传承中心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编委会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戏曲研究所资料室

还有诸多看过拙稿初刊后，提供各种“读后感”或这样那样改正意见的朋友们，对我的写作和改订书稿，同样具有很大的帮助，这里就不一一列名道谢了。

最后，我要感谢山西教育出版社特别是该社副总编辑薛海斌先生。他们在见阅本书部分初稿后，感到“很有意思”，就决定要出版本书，并把它作为出版社“重点图书”打造，由重点图书策划室主任郭志强先生亲自操刀，担任责任编辑。这种敢抢、善抢“先机”的气魄，于我所遇，已是第二回了。六七年之前，拙著《戏曲文献学》一书完成，正为寻找正规出版渠道而碰到障碍时，也是山西教育出版社和当时还并不认识的薛海斌先生，主动找我签订了出版合同。可谓“好心得好报”，《戏曲文献学》出版后，在国家最高出版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中得了奖，这既是作者我的荣幸，更是出版社的至高荣誉。

希望我们的这回“故伎重演”，也能得到“好报”。

作者 二○一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