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职业外交家，以财经界知名人士而著称。他是“西安事变”的和平使者，两度冒险亲赴西安。他是国民党内的对日强硬派。他先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全权负责美国援华事宜，继而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总揽外交事务。他是联合国创立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他是两朝“国舅”，是民国史上颇有争议的风云人物。杨菁编著的这本《战时外交家宋子文》是民国时代重要政治人物宋子文的传记。

宋子文(1894—1971)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一生却与中国外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财经界知名人士著称而涉足外交，是其外交生涯的一大特色。在中国全面抗战的历史背景下，宋子文先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全权负责美国援华事宜，进而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总揽外交事务，时间长达五年(1940—1945)。在宋子文26年(1923—1949)的政治生涯中，五年并非一短暂的时期，而这五年的工作内容，牵涉至广，在中国外交史上的影响与作用也相当深远。

杨菁编著的这本《战时外交家宋子文》是民国时代重要政治人物宋子文的传记。本书的修订着重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基于史料及有关理论，考察宋子文何以成就为一名非职业外交家；二是根据新出版的史料以及笔者先前未曾使用过的史料，对宋子文参与的某些事务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与评述。

第一章 人生起步

 家世

 赴美留学

 任职商界

第二章 步入政坛

 南下广州

 省港大罢工中的心态

 倒向蒋介石

 四次辞职

 “西安事变”的和平使者

第三章 理财能手

 广州理财

 南京理财

 主持两次币制改革

第四章 外交才华的显露

 推动关税自主的实现

 出访欧美

 载誉而归

第五章 国民党内的对日强硬派

 特种外交委员会副会长

 投身“一·二八”

 北上参与抗战

 拒绝访日

 卢沟桥事变后的抗日活动

第六章 赴美求援

 蒋美之“桥”

 争取美国财经援华

 筹划“空中援助计划”

 签署中美租借协定

第七章 力争大国地位

 主持中美、中英新约谈判

 力争重开缅甸战场

 介入蒋史之争

 出席旧金山会议

第八章 访问英国

 妹不去兄去

 各执己见的会谈

 轰动英国朝野的演说

第九章 主持中苏缔约谈判

 受命赴苏

 艰难的谈判

 无奈的妥协

第十章 在行政院长任内

 从经济“劫收”入手

 引入“美援”

 “美国通”失灵

 “众矢之的”

 主政广东

第十一章 流亡美国

 最后一次为蒋尽力

 脱离蒋氏集团

 在美当“寓公”

结束语 外交生涯之总结

附录一 宋子文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1915年宋子文以优良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这时，他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前往纽约，一边实践，一边继续深造。他在纽约的国际银行当了一名职员，主要工作是协助办理向中国汇款事宜。通过这项工作，宋子文看到了海外华侨是如何小心谨慎地向国内家属汇款和投资企业的，这为他了解国际金融业务、了解海外华侨的理财之道，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见习机会。晚上，宋子文到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仍主修经济学。边深造，边实践，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积累实战经验。1917年，宋子文完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离美回国。

5年的留学生涯，对宋子文日后的事业与生活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一，他的英语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他那流利、扎实的英语，是他以非外交界人士而执掌中国外交大权达5年之久的一个有利条件。第二，5年的求学，使他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并养成了照规章制度行事的习惯。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付诸实施，这是宋子文在近代中国一直追求并努力推行的目标，也是他步人政坛，进而跃升为国民政府之要员的一个有力因素。照章办事的习惯，是任何经济工作者不可或缺的，但在宋子文的政治生涯中，这一习惯却成了他常与蒋介石发生矛盾冲突，以致政治生涯曲折起伏的一个不利因素。第三，多年的西方文化的熏陶，使宋子文养成了自信、独立、率直、开明、务实的个性。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东西方对个人成功和失败的归因各不相同。心理学家哈罗德·斯蒂文森(Harold Stevenson)的研究表明：美国人更可能将学业成绩归因于稳定的内在因素，美国学生会认为是自己的内在能力决定了学业成绩；而日本、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人更可能将其归因于暂时的情境因素，更强调努力学习、持之以恒的重要性。在国内接受了18年中西合璧教育的宋子文，再接受5年地地道道的美国教育，勤奋与自信已深深融入他的血液之中，毕业那年他得到了美国学生的最高荣誉奖。众所周知，西方社会倾向于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独特性、自由和个人价值。传统的亚洲社会倾向于集体主义价值观，推崇集体利益高于个人，青少年寻求自主性的热情不那么明显。“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一对概念是文化差异的几个维度中的一种，它例证了人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存在差异。这种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在塑造人们的世界观和行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①宋子文不仅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受开明父母的熏陶。成长于美国、接受了美国大学教育的宋耀如崇尚给予儿女更多的自由和独立。宋子文的个性，使他没有成为那种人云亦云、唯唯诺诺的宵小之徒，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一度有所作为，并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他的独立与率直，为喜好独裁的蒋介石所不容，于是有了他政治命运的起伏跌宕。第四，在5年的留美生活中，宋子文结交了不少美国朋友。基于父亲热情、活泼的遗传因子，也基于父母的用心培养，宋子文活泼的性格和幽默感，使他较容易与别人相处。作为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宋子文深以为荣，也大大提高了他在别人眼中的地位。众所周知，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创立较早、影响极大的两所大学，许多美国伟人、名人、政界要人出自哈佛或哥伦比亚大学。通过朋友的关系或以校友的名义，广泛结交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美国政府中的决策人士，这是宋子文在外交部长任内开展工作所常用的一种手腕。第五，在美国5年的学习与生活，使宋子文对东西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近代西方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回国步入政坛后，他努力将他的思想认识付诸实践。他曾强烈要求革除积弊，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为废除外国在华特权、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而努力。这一些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值得肯定的部分。宋子文是民国政坛上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曾强烈批评宋子文的人说他不像中国人，反过来说，宋子文较易与西方人沟通，因为他了解他们的思维，这是抗战时期宋子文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纵横捭阖的一个重要因素。P10-12

一

外交家，顾名思义是指代表国家对外进行交涉，为本国国家利益活动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地位、国际声誉和历史贡献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时代机遇、本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也与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学识修养、国际联系及外交能力相联系。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增多，对外交往随之大增。晚清外交体制和外交官员队伍在中外冲突与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化。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之时，清朝政府尚没有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对外事务由负责朝贡事务的礼部和管理边远地区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理藩院兼管。遇有重大交涉事件或紧急情况，由皇帝直接派遣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外交官员一般由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

1861年，清政府批准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因8月发生热河政变，该衙门的实际地位随之增高，职能范围有所扩大，不但成为中外交涉的中枢机构，而且成为洋务运动的主持机构，被称为“洋务内阁”。该机构的设立与强化，客观上反映了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晚清外交体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趋势。然而，该衙门的设置依照军机处，设大臣、章京两层，大臣无定额，以亲王1人领班，余由皇帝从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简派兼任，衙门的所有官员都同时兼有其他职务，他们是临时抽调来任职的，该衙门事务由各大臣共同主持，遇事由王大臣领衔上奏，实行的是常常议而不决的委员制，而非西方国家通行的首长负责制。外交官员也没有改变由政府其他部门官员兼任的总体格局。“在总理衙门存在的40年里，其所表现的种种弊端，诸如分工不明、遇事推卸责任、不谙世界形势、不通外语等，都使总理衙门遭到在华洋人的诟病。”

1901年，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战败，被迫签署的《辛丑条约》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首，并改委员制为首长制，朝着通行的近代外交体制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掌管范围仍包括所有“涉洋”事务。随着清政府实行新政，逐步设置学部、练兵处、商部、税务处、电政大臣等，分管原属外务部管辖的相关事务。1906年，清政府设置外、吏、礼、民政、度支、陆军、法、农工商、学、邮传、理藩等11个部，外务部成为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并位居各部之首。然而，研究者仍然指出：“机构组成的现代化和相对合理性，使外务部与欧洲同行比较起来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如果认为这种在西方列强施压下的改革是完全成功的，那就错了。这里仅举两例，外务部总理庆亲王每年仅去他的外务部办公室一次，因为军机大臣的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他的副手、会办大臣那桐，每周仅在外务部办公一小时。”

进人民国时期，中国外交官体制逐步实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形成了一个以外交为终生职志的外交家群体。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的学成归来，加速了该群体的迅速形成，并成为其主体。据笔者统计．民国时期历任外交部长(含兼任、代理、署理)共36人，有留学背景者32人，占89％；其中留学日本者7人，占19.4％；留学欧美者25人，占69.4％，其中留学美国者就有16人，占留学者50％。就留美学人而言，担任过民国外交总长或部长的归国学人主要来自美国的名牌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就有5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唐绍仪、顾维钧、陈锦涛、宋子文、胡适。另外，成为民国外交家的“哥大”归国学生还有朱兆莘、陈之迈等。李又宁教授在论述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时指出：“留学生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经历文化的震撼和适应，能够做文化的比较和选择。当他(她)们向国人传播世界知识时，不同于外国传教士，不但语言比较方便，而且具有说服力、诱导力和亲和感。因此，留学生的一项功能，是导引国人逐渐与世界沟通。换言之，留学生是本国与世界的桥梁。”担当中国外交家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职责。

职业外交家群体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始于他们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表现，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巴黎和约”，促签“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等等，表现出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技能，身处弱国逆境，却敢于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收回失地的国家权利而奋斗拼搏。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以雄辩的口才、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机智、非凡的技巧，致力国际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活动，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签署中美、中英新约、筹创联合国等，有声有色，蔚为壮观，在中国和国际外交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

五

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继续关注和从事对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研究，主持了两个重要项目。其一，从2007年开始，笔者在《世界知识》主持开辟“民国外交人专栏”，历时近七年之久，在各位朋友的支持下，共刊出外交人物传记106篇，涉及民国历任外交部长、驻外大使、特使、专使以及为国捐躯或作出重要外交贡献的外交人物109人，该项工作突破了对民国外交家研究集中于少数著名外交家的缺憾，基本完成了对民国外交家群体研究的系统工程。2011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所长友情邀请，决定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编撰《民国百位外交家传》(学术版)，列为以王建朗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49)》子课题，单独编撰出版。其二，对于笔者主编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进行修订再版和扩版。2008年，团结出版社再版了其中两种《伍廷芳传》和《王正廷传》，当时签约版权为5年。2013年，经福建教育出版社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联络推动，商定增订重版、扩版这套丛书，并调整为8卷本。2014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在各位参与者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两个项目均告完成，进入结项和出版顺序。为此，笔者特写本文，既作为“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总序，亦作为《民国百位外交家传》的前言。

收入本丛书的著作有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丛书的增订再版本：张礼恒著《“三世”外交家伍廷芳》、石建国著《外交总长陆征祥》、陈雁著《北洋外交领军者颜惠庆》、完颜绍元著《“废约”外交家王正廷》、钱玉莉著《革命外交家陈友仁》、杨菁著《战时外交家宋子文》。另有两本新著：祝曙光著《法官外交家王宠惠》、关培凤著《外交奇才叶公超》。无论是增订版，还是新著，作者都在史料运用方面尽了大力，尽量周密地收集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注意严格的学术规范，同时努力使文字生动活泼，使之能够吸引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本丛书对于各传记的撰写只要求体例一致，并无统一的观点要求，各传记反映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敬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并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丛书将来有机会再版和扩版时，有所借鉴和参考。

作为丛书主编，笔者衷心感谢各位作者在紧张的教学、科研以及编辑工作之余，尽心尽力，精雕细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撰写和增订，使丛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也要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王静先生，没有他当年的艰苦努力和积极争取，就没有本丛书初版本的诞生。更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支持，使本丛书的增订和扩版，能够成为现实。

2014年8月30日于复旦大学

宋子文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但他的一生与中国外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从事财经而涉足外交，是宋子文政治生涯的一大特色。在他的从政生涯中，更有一段以非外交界人士而跻身外交界五年的经历。那是在抗战时期，鉴于宋子文早年的经历、他在从政中显露出来的诸种素质与能力，加之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在1940至1945年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宋子文先以蒋介石之“私人代表”赴美，全权负责美国援华事宜，进而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总揽外交事务，时间达五年之久。五年，在宋子文26年(1923—1949年)的政治生涯中，并非一短暂的时期，而且这五年的工作内容，牵涉至广，在中国外交史上的影响与作用也相当深远。

宋子文一生的活动，十分繁杂，仅五年的外交活动，涉猎范围即相当广泛，无法面面俱到。拙著《宋子文传》出版于1999年，非人物的全传，只是以宋子文的经历为经，以其参与较深的事件为纬，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着重评述了宋子文与中国外交的渊源关系。此次应《民国外交家》丛书总编石源华教授邀约，加以修订，改名为《战时外交家宋子文》。近十年来，海内外发表、出版了不少有关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外交的论著，大陆也进一步翻译出版了有关宋氏家族及宋子文个人档案的外文资料；鉴于此，本书的修订着重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基于史料及有关理论，考察宋子文何以成就为一名非职业外交家；二是根据新出版的史料以及笔者先前未曾使用过的史料，对宋子文参与的某些事务作进一步深人的分析与评述，并修正先前有谬误或不太妥当的一些表述。

书中所使用的第一手材料主要取自1949年以前的报刊资料，大陆和台湾方面编的档案资料汇编，以及近年翻译出版的书信、电报等资料集。同时，也引用了不少第二手资料，并在内容上参考了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