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斯韦尔的《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是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创者之一——著名学者赫伯特·席勒的传记。该书从形成席勒批判视野的成长经历开始，以席勒的主要著作为架构，按历史维度描绘出席勒著述的主要图景，从军事-工业联合体到思想管理、文化帝国主义、信息资本主义和文化产业方面讲述了席勒的生平。

赫伯特·席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北美先驱，以其思想的开创性、深刻程度与影响力而独树一帜。从20世纪60年代起，席勒就打破了美国传播学界对美国帝国主义和美国“冷战”时期信息政策的沉默，挑战了私营企业对作为公共产品的信息供给的商业化图谋，揭示了有助形成市场导向的信息经济的美国政府政策，并揭下了信息时代曼妙幻境的神秘面纱。席勒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深刻洞见，成了全球各地抵抗美利坚帝国和跨国媒体企业权力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其成果丰硕的学术生涯中，席勒持续对两个主要趋势敲响警钟：在国内，私营企业对美国公共空间与公共机构的接管：在国外，美国企业对当地文化生活的支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迈克斯韦尔教授的《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将席勒的重要文献与其生平相结合，细致梳理了席勒思想发展的脉络，呈现了席勒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历史的有机联系，并阐明了在当下的世界体系中席勒的思想何以依旧发出铿锵回响。

本书可作为新闻媒体从业者、新闻传播学人和学生以及关注社会思潮的读者的必读书目。

中译本序（赵月枝）

中文版序（理查德·迈克斯韦尔）

序

致谢

绪言：阅读席勒

第一章 成为美利坚帝国的批评者

第二章 军事—工业—传播—娱乐联合体

第三章 思想管理与信息劳工的形成

第四章 文化帝国主义与本国传播—文化政策之局限

第五章 “信息时代”的骗局与矛盾

第六章 被收编的文化

结语：什么样的社会？

赫伯特·席勒出版物（1955—2000年）

译后记

这些陈述表达了席勒早期所受的伦理和政治教育，但仍不能清楚说明他作为一个少年的所思所想最终如何萌生出了对社会体系的批评。当然，所有受过通识教育的人都可能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当该教育基于以下原则：不论神圣的或世俗的主一概不能主宰理性与个人行为。这一原则也驱使我们战战兢兢地将自己界定为独特的、与其他人互为分离的个体，激励我们靠自个儿的才智存活。众所周知，这条通往个体化的道路开启了个人对获得有助其存活的象征性资源的各种追寻，它还教授一个人如何改善他或她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如何“成功”。这常常意味着习得一种几乎过分个人主义的自我保护态度，体现在诸如“先为自己着想”、“人人为己”之类的陈词滥调中，和所有那些散布于美国流行文化的虚构领地中的小小英雄们身上，他们在其改变不了的艰难世界中独自存活、阔步向前。而对生存的意义和手段的追寻多半导致个体对通识教育所倡导的世俗理想进行更深程度的重大改造，选择仿照正式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去生活。当改造得以发生之时，美国的个人主义到头来适得其反地断送了其自由的先决条件，反倒采纳了这样一种共同信念——圣灵已经以不同权力关系组成的垂直秩序对这个世界进行建构，其中每个人的命运和财富为了整体利益都已预先被注定好了。

在席勒成长过程中，他既没有感受过个人主义带来的精神慰藉，也未曾从宗教中获得安慰。后来他意识到，这种独特的文化影响的缺场使他可以自由地思考其周遭生活形成的社会条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并不是积极的无神论者，只是非常专注于两个共同的目标：“餐桌上能有食物，并确保他们的儿子能接受实际上他们没法支付的最好的教育。”在其生命的终点，席勒仍旧感觉自己“幸运地逃脱了循规蹈矩和褊狭眼界的困囿”，而沉浸于宗教信仰的人往往受此局限。

如果说宗教在形成席勒的性情和处世方式上没起到作用，那么，幽默和20世纪30年代纽约的进步文化氛围无疑起到作用了。大家都说席勒总是幽默风趣。他机智诙谐又善谈，而且如同很多纽约人一样，他能在任何新闻报道中发现其有趣的一面，不论围绕其四周的新闻事件有多么令人不快。我们可以如此想像他：一位年轻人正与一群能说会道的纽约人在你来我往的相互打趣中剖析世界困局，在他琢磨珠玑妙语来调侃生活中的点滴曲折时，眼中闪现光芒。我们可以想见他在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文化体验，它处于一个当政者放宽了对社会与艺术表达的控制的时空之中。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由公共基金资助的文化作品让纽约人和其他许多美国人见识了一个特别关注社会问题之表达的充满生气的时期。恰如席勒所记得的，“戏剧演出由公共基金资助，舞台表现令人激动，吸引了新的观众群体。社会主题的小说源源不断地出现。公共建筑绘上了壁画。出版的旅行指南上详细列出了这些美国非商业化的场所和不以企业利益为依归的观点……。内容充满社会关切。对那些接触过这些内容的人来说，创作的这些作品意味深长”。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个没有受正统政治和宗教影响的年轻人可以习得他的敏锐和智慧，成为一位最爱与他人分享其嘲弄当权者的趣事与玩笑的健谈者。席勒正是如此。

在一个争辩激烈、文化界与评论界暗潮涌动的城市中持有这种非宗教、非个人主义与嘲讽的人生取向，可能有助于席勒从由于社会经济之不幸而逐步形成的“悲伤与愤懑”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即对他认为导致“十年人类耗费”的阶级体系持批判的、持久的反对态度。他正是这么转变的。如果由社会所架构的政治经济结构(而不是某些神圣的、中心的临在)引致了十年的疾苦，那么很显然，人为干预可以创造出根本不同的状况。政治经济结构具有可变性。该结构原本也可以以另外的方式组织工作和工人，以确保这般疾苦不会发生。然而，事实却不然。因此，一位十几岁的少年开始思索一个其恶劣行径可以被追究的经济体系。宗教虔诚的缺场有助席勒自由地思考，并促使他从左倾视角理解他家所遭遇的困境。这个缺场也为他有如下看法做好了思想准备：恳请人们顺从于其仁慈无从考证的大企业，与宗教权威所传递的虚假希望之间遥相唱和，因此它们理应受到他所能汇集的所有嘲弄之礼遇。

P27-29

中译本序

赵月枝

能为这部书写序，我非常高兴。实际上，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重要的话可以为这部本来已经十分引人入胜的著作增彩添色，而是因为我把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当作是让别人替我完成了一桩多年前我自己未能完成、而且也早就不可能完成的心愿：让赫伯特·席勒访问中国。

我有幸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读书和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期间，先后有机会结识北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先驱——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斯迈思由于冷战压迫离开美国，回加拿大任教，并于20世纪70年代初和20世纪70年代末两度到中国做研究，在自己的著作中就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思考。而生活在美国的赫伯特·席勒，虽然应邀到台湾地区讲过学，但在有生之年没有机会访问中国大陆。中美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前，他几乎不可能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中国传播学界前呼后拥接纳来访的美国传播学者是他的论敌——反共先锋施拉姆。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对中国的访问作为中国主流传播学的“史前史”被遗忘和边缘化了，施拉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访华则是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中被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事件，而赫伯特·席勒，这位美利坚帝国的批判者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先驱，始终没有到中国大陆访学的机会。除了个人的偶然因素，从某种角度讲，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

赫伯特·席勒的理论兴趣与斯迈思的有所不同，他在自己的论著中没有太多涉及中国。但是，作为一名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批判传播学者，席勒对中国应该说也是一直有兴趣的。这不仅仅体现在他与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中国的各种讨论中，而且体现在他的剪报档案中。赫伯特·席勒辞世后，他的儿子丹·席勒在整理他的学术资料时，发现了一张已经发黄了的1977年《纽约时报》的整版剪报，那是可口可乐用有关中国的冷战式刻板印象为自己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做的广告。丹·席勒问我要不要这份剪报，我如获至宝般地接受了，并把它当作自己在北美的剪报集锦的开篇之作。后来，这张剪报，连同其他类似的几张被我装裱起来，成了办公室墙上的装饰。

记得在1998年初的一次谈话中，当我问及赫伯特·席勒有无访问中国的心愿时，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也答应帮他牵线搭桥。但是，在当时，一方面，我自己在中国国内的学术联系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他总是那么精神矍铄，以至于我没有考虑到他实际上已年迈这一事实，所以没有及时行动。没想到，2000年初，他就与世长辞了。这成了我的遗憾。

今天，我们拥抱过作为“冷战社会科学”的美国主流传播学，我们当过了施拉姆的好学生，把大众传播当作促进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和宣扬可口可乐所代表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工具，我们终于使中国在“中美国”的构架内成了经济上的“二号”大国。而且，中国赶超赫伯特·席勒所生活过和批判过的“头号国家”——美国——的目标好像也已经可望和可及。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再来系统地、不先入为主地、不带反共偏见地引介赫伯特·席勒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正逢其时。如果说当年中国传播学界拥抱施拉姆包含着某种历史必然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系统研究与发展赫伯特·席勒和他所参与开拓的批判传播学，更体现了历史辩证法演绎的必然逻辑。

尽管中国在牺牲底层民众福利和环境，以便在“中美国”的经济结构内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对外战争机器买单，而美国主导势力却继续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并通过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和扶持各种中外依附性势力企图遏制中国，甚至“扳倒中国”，

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所谓的“中国问题”。赫伯特·席勒的学术思想有助于我们认识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竞争对手的美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逻辑。

然而，赫伯特·席勒的学术思想对今天的中国还有更重要的警示意义。当下，中国正在举国上下做“中国梦”。这其中，不乏有人对官方有关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宣称不是心怀敌意就是不以为然，情愿中国继续在“中美国”的世界秩序中通过利益输送和牺牲底层民众利益来结美国统治阶级之欢心，更有人妄想把这个梦做成中国取美国而代之，成为下一个世界霸主的“大国梦”。在这样的语境下，席勒对美帝国从内到外的鞭辟入里的批判，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副非常及时的清醒剂：这样对外实行强权和对内制造不平等的“头号国家”，中国模仿不了，也不应该模仿。

值得高兴的是，在过去几年中，已有两家国内出版社联系过我，希望我出面主编赫伯特·席勒著作中译本丛书。我也积极响应，多次与席勒家人联系版权事宜。可惜，事情没有我想像的简单。当年，赫伯特·席勒就《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在美国找正式出版社困难重重；后来，他的大部分著作的出版事宜委托给了一位出版代理。这些著作的版权归属问题现在

也没有厘清，而年迈的席勒夫人既无力也不愿顾及此事。因此，出版赫伯特·席勒著作中译本丛书的计划至今未能实现。可以说，正是席勒一生所批判知识的商品化和私有化的问题，成了广泛地在中国翻译出版他原著的主要障碍。

这样，翻译出版这部由赫伯特·席勒的学生、纽约城市大学知名教授、北美批判传播学新锐学者理查德·迈克斯韦尔所倾心写成的赫伯特·席勒学术评传就更及时、更重要和更迫切了。迈克斯韦尔是当年听过赫伯特·席勒课程的本科生，而不是我们理所当然想像的他的博士毕业生。但有机会邀请过赫伯特·席勒给我的本科生课堂做客座演讲并体验他那充满激情、智慧和学术火花的讲课，我可以想像，他当年是如何吸引了年轻的迈克斯韦尔，并使后者走上了批判传播这一充满挑战的学术道路的。在这部著作里，迈克斯韦尔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赫伯特·席勒般的深刻学术洞见，分析了他的启蒙导师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其中最精彩和对中国有志于批判学术的年轻学者最有启发意义的部分之一，当是他对赫伯特·席勒著作中隐含的批判学术方法论的总结、概括、提炼和阐发。我相信，正是对这种方法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使迈克斯韦尔本人成为当下美国批判传播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在这部著作面前，我没有必要讨论赫伯特·席勒的学术思想，但我还是希望结合自己对他的认知略说一二。第一，他在冷战语境下追求批判学术的勇气和他的思想在传播学领域的开创性的意义。也正是出于这一考量，我们决定将这部书的书名定为《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

正是他那声如洪钟的基调性音符和见山开路的标杆性立场，使后人能在他所拓宽的学术地带从事更细腻和更深入的批判学术工作。第二，席勒作为一位生活在美国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坚持和执着。为了在冷战语境中生存，他曾不得不用笔名发表有关同情和支持劳工的文章；因为他的批判立场，他在大学里受到挤压和各种不公正对待；也因为他的异见挑战了主导意识形态和别人的学术话语霸权，他一直被污名化。然而，他一如既往，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在得到极少研究资助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工作，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直到他去世前的几天，当我去看望他，给他读完报上的一篇文章后，他还不让护士把那份报纸收走，好像他还没有完成剪报一样！

我十分感谢本书的译者、中国传媒大学的同事兼博士生张志华。他在职读博，还被任命为我在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职位的工作助手，并自学法语和西班牙语，工作和学习任务非常繁重。但是，当我问他有无兴趣翻译此书时，他欣然同意了。我更高兴的是，经我推荐，志华有机会到纽约，师从迈克斯韦尔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从而能当面与迈克斯韦尔商榷翻译中碰到的问题。我看过志华的部分译稿，发现他不仅文笔优美，而且工作十分细致，对一些内容的翻译反复推敲。我为有志华这样的能把翻译当作重要的学术奠基工作的年轻学者而感到欣慰。

这本书是一则有关一名美国批判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思想的故事，它更是一则有关批判传播学术的代际薪传和中美间承传的故事。我为自己有缘认识本书的主人翁、本书的作者和本书的译者而感到荣幸，我更为能把此书作为本书系中的第一部译著推荐给读者而感到高兴。

是为序。

2014年6月29—30日  温哥华—北京航班上

2012年我到纽约访学，也开始了翻译本书的工作。

刚去没多久，参加“纸老虎电视”(Paper Tiger TV)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其中一个环节是分小组讨论在美国当下如何做另类媒体，最后每个小组各拿出一个方案。我参加的那组正好叫“赫伯特·席勒小组”，因为席勒曾参与“纸老虎电视”的读报节目。

2012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继续。初春在地铁月台边，我看到有人喷涂的参加五月一号大罢工的呼吁；夏初在联合广场，我看到一个老人坐在摆着有关“占领运动”资料的小桌子后，在与路人交流，桌子边沿垂挂着一张海报，写着“我没钱去游说，所以我要组织起来”。而学生和关心教育的群体更是举起了“We're not a loan”(我们不是贷款)的横幅。教育与金融的结盟，正是席勒当年关注的公共文化部门被圈占的延续。

我在纽约城市大学访学，与席勒曾经在纽约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共属纽约市高等公共教育体系。我的室友有一份社区大学的教职，巧的是，那所大学也在同一个公共教育体系中。常听她说起那些家中“第一代大学生”的黑人学生令她抓狂又无奈的举止，也曾听到她因为在网上看到班上学生被枪杀的新闻(这种新闻大报不报，当时该黑人女生已有几次缺勤)而哭泣。但是，公共教育经费的缩减，令室友无以在公共教育体系内获得一份长期的稳定教职，因此压力很大。我曾在无意中听到MFA毕业已有几年的她与银行电话沟通有关偿还大学贷款时的紧张和焦虑。室友还订阅《哈泼杂志》和《国家》周刊，后者是席勒曾为之撰稿的杂志。

2012年有两期《国家》杂志我印象最深。5月14日出版的杂志以多萝西·朗格(Dorothea Lange)拍于“大萧条”期间的“移民母亲”为封面。封面文章是《2012另一个美国：面对贫困的盛行》(Another America 2012：Confronting the Poverty Epidemic)，文章以翔实的细节呈现了不为美国主流商业媒体所披露的不容乐观的美国贫困现状。而出版于5月27日的杂志封面文章则是《参与式民主：从“休伦港宣言”到“占领华尔街”》(Participatory Democracy：From 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to Occupy wall Street)，作者是“休伦港宣言”的执笔人汤姆·海登，在宣言发布五十周年之际，海登撰文回顾了50年来美国民主的状况，并指出“休伦港宣言”在今日民主每况愈下的资本主义体系内与正在发生的“占领运动”的相关性。

2012年我的论文获IAMCR通过，有幸参加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会议。我的论文投递给其中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会，后者正是席勒当年参与发起的。此外，我有幸参与了另外一场席勒当年的学术挚友之一诺顿斯登参加的有关“金砖国家”的专场。在南非，我也亲眼看到了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在德班看得见海的缓坡地段，富人聚居区的独栋建筑墙上高筑着铁丝网；在约翰内斯堡几乎全是黑人的拥挤集市，建筑物外墙上刷着全球品牌的本土“漂白”版广告，地摊上兜售着来自发达国家的旧衣旧鞋，堕胎小广告随处粘贴。

上述一切都在帮我理解席勒，帮我体会他生活过的世界。

此刻，当我正在写这篇“译后”，北京时间9月11日刚过，这让我想到了“9.11”，不是2001年的纽约，而是1973年发生在智利的那次，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推翻了由民选总统阿连德执掌的政府，很快，“第一次新自由主义国家形态的实验”在智利就开始了。多年后的解密档案证实，背后有尼克松政府的支持。作为世界体系的外围，席勒生前关注过拉美。

当拉美人民对新自由主义苦果的反抗在其民主政治的框架下成就了多个左翼政府的上台并尝试参与式民主的时候；当西方内部的抗争随着2008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以“占领运动”在西方各处浮现并喊出“我们是99％”的时候；当“历史终结论”不得不面对“中国堀起”，尤其在面对中国社会内部在“崛起”后对公平公正此起彼伏的呼声的时候，另类方案也许正在以席勒生前未曾料想的方式出现在地平线上。

翻译这本书我深感荣幸，同时，翻译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从翻译开始到提交译稿前后持续了超过两年时间。当我因校对而再度阅读之前的版本时，总能发现不妥与错误。感谢丛书的联合主编赵月枝教授和吕新雨教授，她们的视野和高度使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她的品味和效率促进了出版的进度，感谢原书作者理查德·迈克斯韦尔教授，他解答了我翻译过程中的很多困惑。当然，限于本人的能力，译文讹误可能依旧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志华

2014年9月12日，北京

这本书是一则有关一名美国批判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思想的故事，它更是一则有关批判传播学术的代际薪传和中美间承传的故事。

——赵月枝（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赫伯特·席勒是20世纪最杰出的媒介批判知识分子。……这部著作精彩纷呈又通俗易懂，它为我们呈现了为何席勒思想的重要性持续存在，以及在世界历史的关键节点我们可以如何应用它。

——托比·米勒（Toby Miller，英国卡迪夫大学、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教授）

不论你想要认识席勒或是想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本书都是必读书目。本书对席勒的思想做了简明又精彩的总揽。

——《全球媒体与传播》期刊（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