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汉君主“逆鳞”之毒
古时传说有龙，其性温驯，人可骑乘。唯其喉下一尺见方处鳞片倒生，被称为“逆鳞”，倘若有人触及，必为所杀。《韩非子·说难》篇以此为喻，说人主也有“逆鳞”，献言进谏者应当知道回避。
所谓人主“逆鳞”，就是封建统治者所忌讳的话题。小至起居琐事，大至朝政国计，凡是他不愿别人谈论、不许别人立异的，便成“逆鳞”。如果臣民无意触及，或者有意“批逆鳞”，惹得“龙”性发作，自然“臣罪当诛”。历览各朝君主，“逆鳞”因人而异，随时而变，杀人之事或疏或密。两汉20余朝，数武帝、宣帝“逆鳞”杀人最苛繁，其余各帝偶见一二。
（一）汉武帝刑杀无辜
秦失天下，项羽、刘邦并起角逐。项羽用力，刘邦用智；项羽孤家寡人，刘邦驱策群才。双方争战八年，终见分晓。当项羽引兵入关，屠咸阳，焚宫室，志满意得，珍宝美女稇载而归的时候，有策士韩生劝他留在关中建帝王之业。项羽不听，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韩生对人说：“人谓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汉书·项籍传》）项羽闻知，竟将韩生烹杀。这是楚汉之际士人因言得祸的一例。
刘邦跟项羽大不一样。他虽然有浓厚的流氓习气，动不动就骂人，但肚量颇宽，受得逆耳之言，不因语言过失加罪臣民。有一回，御史大夫周昌入宫奏事，正逢高祖搂抱戚姬耍笑，周昌知趣退下。不防高祖从后面追上来，把周昌按倒在地，骑在他脖子上问道：“我像哪号君主？”周昌没好气地说：“陛下像桀、纣。”周昌一向有直谏的名声，有时又像“弄臣”，不管怎样，这句话显然说得过重。可是高祖毫不介意，还笑起来。以下惠帝、吕后、文帝都尚宽简，法禁疏略，刑狱较轻（只有少数事件例外）。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律，虚己纳谏，一再下诏求直言，被誉为“百世帝王之师”。景帝渐用酷吏，法网加密，但也未曾加罪言者。
武帝即位初，还能继父祖的好传统，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之后好大喜功，政风大变。他在许多方面都像秦始皇，如经营四方的雄才大略、求仙封禅的愚蠢举动等。所不同者：秦皇焚书坑儒，武帝崇儒好文；秦皇用刑依法，武帝任意兴大狱，杀人之多远远超过秦皇。元狩年间，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大狱相继而兴，株连被杀的有数万人。晚年的“戾太子”巫蛊事件滥杀数万人。民间盗铸钱币被杀的达数十万人。这些惨案都出于酷吏之手。
酷吏为治出于常人想象。义纵任河内都尉，用法严酷，郡中“道不拾遗”（若拾取遗物就要被诬为盗窃而治罪）。后来做定襄太守，一次杀400余人，一半是犯人，一半是探监的人，以致郡人“不寒而栗”。王温舒为河内太守，年底处决犯人因人数太多一时杀不过来，冬季过去后犯人可能被赦免，急得他叹怨说：“要是让冬季延长一个月，我就能了结此事了。”这号杀人唯恐不多的酷吏却受武帝赏识和重用。
酷吏治狱无所谓法律，全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有人批评酷吏杜周办案不遵守国家“三尺之法”（汉代法律写在三尺来长的竹简上，故称）。杜周理直气壮地说：“‘三尺之法’是怎么来的？君主认为该怎样办，写成条文就是法律。照当世君主的意思行事就是了，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法律呢！”他们办案也不必依据事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便可定罪。在这种恶劣作风下，刑狱毫无天理公道、国法王章可言。但酷吏们所打击的，主要是贵族、豪强和“盗贼”。士大夫慑于暴君酷吏的威焰，谨言慎行，不谈时事，语言文字之祸自然不容易发生。这方面也有血的教训，即博士狄山和大农令颜异之死。
1、狄山死于和议
与匈奴的关系是西汉国防与边政的一大难题。高祖以来，汉对匈奴基本上采取和亲策略，然而匈奴并不如何看重甥舅关系，常有侵略行为。武帝即位后，匈奴入侵愈益频繁，连年在上谷、代郡等地杀掠汉吏民以至郡守。武帝数番命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大获全胜。匈奴单于远遁漠北，遣使求和亲。武帝召集群臣商议，有的主张和亲，有的主张“臣之”（使之投降臣服），众人意见不一。
博士狄山主张和亲。武帝问他所持理由，狄山抱守“兵者凶器”的古训，列举高祖以来各朝用兵的弊害，说武帝“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所以“不如和亲”。
武帝不悦，转问御史大夫张汤。张汤深知主子心思，表示反对和亲，讥狄山“愚儒无知”。狄山不让，反唇斥张汤“诈忠”，说张汤治淮南王、江都王诸狱，“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
这时武帝沉下脸对狄山说：“我派先生到边境去主管一郡，先生能使匈奴不入侵该郡吗？”狄山是老实人，回答说：“不能。”武帝又问：“主管一县呢？”狄山仍回答说：“不能。”武帝又问：“负责一处寨堡呢？”狄山明白，如果再答“不能”，就将下狱治罪，便硬着头皮说：“能。”
武帝于是派狄山到边境去把守一处寨堡。狄山毕竟是文弱书生，全无武略，到边境一个多月便被入侵的匈奴人割去脑袋。
狄山得祸的原因，首先是和亲之议与武帝意志相左。武帝凡事喜欢称大居尊，他是毫不犹豫主张对匈奴“臣之”的。其次，狄山当面斥责张汤“诈忠”，激怒了武帝。张汤当时是武帝最宠信的酷吏，可以说冒犯张汤就是冒犯武帝。再者，狄山的话在武帝听来有“诽谤”的意味。如称武帝伐匈奴致使国内空虚、边民贫困，称张汤治诸王之狱“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这些话都可以被认为隐含讥刺。后来在昭帝盐铁会议上，就有人提到狄山死于“讪上”（参阅《盐铁论·论诽》）。
武帝否定了和亲之议，后来派遣丞相长史任敞到匈奴执行“臣之”的使命，结果被匈奴扣留。事实证明，“臣之”的方针是行不通的。退一步说，就算狄山的意见不对，也不必对一书生之官穷逼不舍，借刀杀人。这一事件中，霸道之主那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威势，足以使满朝文武心寒胆裂。此后群僚上朝噤若寒蝉，武帝越发骄恣。
2、颜异死于“腹诽”
武帝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庶民贫困，民间私铸钱币之风盛行，导致币制紊乱，通货膨胀。汉廷于是实行币制改革，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发行两种新货币，一种是白金（银与锡的合金），一种是皮币。制造皮币的原料是皇家上林苑中白鹿之皮，做成的皮币呈正方形，边长一尺，上绘彩色图案，一张皮币法定面值抵钱40万。白金用于流通，发行一两年就废止了。皮币面值过大，不适于流通，实际上成为王侯宗室使用的一种礼币。
皮币发行后，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询意见。颜异认为，王侯宗室朝贺所献苍璧才值钱数千，而垫在底下的皮币反而值40万，本末倒置，殊不相称。他其实是反对制造这种脱离价值规则的空头货币。皮币是武帝和他的宠臣张汤设计出来的，武帝本希望得到颜异的支持，如今却遭反对，于是怀恨在心。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此事很可能从头就是有意安排）。张汤本来就和颜异有私隙，他秉承武帝旨意，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动（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颜异闻客语，不敢应，而仓卒自禁，不觉微笑而唇褰耳。”）。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时为元狩六年（公元前117）。
史书没有为颜异立传，上述事件简单记载在《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中，很不显眼。但在当时颇受关注，在昭帝盐铁会议上，颜异之死（和狄山之死）曾是与会者讨论的内容之一。“丞相史”一方认为颜异（和狄山）“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死有余辜。“文学”一方则对颜异（和狄山）之死深表同情。
由颜异事件而产生的“腹诽之法”，经张汤、赵禹定为条律，其危害甚于秦朝诽谤律。秦诽谤律须是有其言方可认定为“诽谤”，而“腹诽之法”不必有其言，只要看表情（势必连表情也不必看）就可以指为“诽谤”，从而为诬告和陷害大开方便之门。此其一。秦诽谤律所打击的主要是布衣士人，而“腹诽之法”拿臣僚开刀，因而直接对官场风气产生不良影响。《史记·平准书》就叙及：颜异被诛后，“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此其二。《史记·平准书》又记载：颜异事件后，酷吏治狱有“腹诽之法比”，即比附定罪。比附定罪是造成冤滥的重要原因，在文祸史上为害甚烈，而这一弊害是从颜异事件发端的。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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