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编著的《沈从文与我（精）》讲述了，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与传承，因为两个人的文学理念、风格，其实有着一定差异。他们之间更为内在的是一种文学情怀的关联，一种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文革”刚刚结束，黄永玉便把沈从文作为他第一个用心描述的“比我老的老头”，绝非偶然。他们之间，实在有太多的历史关联。换句话说，在黄永玉的生活中，表叔一直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有了更多的往来、倾谈、影响。沈从文是黄永玉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他钦佩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欣赏表叔那种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

黄永玉编著的《沈从文与我（精）》介绍了，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在黄永玉的生活中，表叔一直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有了更多的往来、倾谈、影响。

亲情、方言、熟悉的故乡、相同的非党艺术家身份……多种因素使得他们两人少有隔阂，交谈颇深，哪怕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日子里，往来也一直延续着。艰难日子里，正是彼此的相濡以沫，来自湘西的两代人，才有可能支撑各自的文化信念而前行。

沈从文是黄永玉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他钦佩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欣赏表叔那种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

从容，欣赏美，沉溺于创造，这样的沈从文，竖起一个高高的人生标杆。

上 从文表叔

 太阳下的风景

 这些忧郁的碎屑

 平常的沈从文

下 黄家故事

 一个传奇的本事

 来的是谁

 这里的人只想做事

 “要鼓励永玉多做点事”

 我的存在好像奇迹

太阳下的风景

从十二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四十五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至以后的几十年我到哪里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原来，有时候，还以为可能是自己的偏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的长汀……”他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六十年的老朋友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

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坳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橘柚，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叮叮叮地从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檐四角的“铁马”风铃叮叮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二尺来厚。

最近我在家乡听到一位苗族老人这么说，打从县城对面的“累烧坡”半山下来，就能听到城里“哄哄哄”的市声，闻到油炸粑粑的香味。实际上那距离还在六七里之遥。

城里多清泉，泉水从山岩石缝里渗透出来，古老的祖先就着石壁挖了一眼一眼壁炉似的竖穹，人们用新竹子做成的长勺从里头将水舀起来。年代久远，泉水四周长满了羊齿植物，映得周围一片绿，想起宋人赞美柳永的话：“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我想，好诗好词总是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出来才好。

我爸爸在县里的男小学做校长，妈妈在女小学做校长。妈妈和爸爸都是在师范学校学音乐美术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用他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拿手杰作通草刻花作品去参加了一次“巴拿马赛会”（天晓得是一次什么博览会），得了个铜牌奖，很使他生了一次大气（他原冀得到一块大金牌的）。虽然口味太高，这个铜牌奖毕竟使他增长了怀才不遇的骄傲快感。这个人一直是自得其乐的。他按得一手极复杂的大和弦风琴，常常闭着眼睛品尝音乐给他的其他东西换不来的快感。以后的许多潦倒失业的时光，他都是靠风琴里的和弦与闭着的眼睛度过的。我的祖母不爱听那些声音，尤其不爱看我爸爸那副“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神气，所以一经过聒噪的风琴旁边时就嘟嘟囔囔，说这个家就是让这部风琴弄败的。可是这风琴却是当时本县唯一的新事物。

妈妈一心一意还在做她的女学校校长，也兼美术和音乐课。从专业上说，她比爸爸差多了，但人很能干，精力尤其旺盛。每个月都能从上海北京收到许多美术音乐教材。她教的舞蹈是很出色而大胆的，记得因为舞蹈是否有伤风化的问题和当地的行政长官狠狠地干过几仗，而都是以她的胜利告终。她第一个剪短发，第一个穿短裙，也鼓励她的学生这么做。在当时的确是颇有胆识的。

看过几次电影，《早春二月》里那些歌，那间学校，那几位老师，那几株桃花李花，多么像我们过去的生活！

再过一段时候，爸爸妈妈的生活就寥落了，从外头回来的年轻人代替了他们。他们消沉、难过，以为是某些个人对不起他们。他们不明白这就是历史的规律，后浪推前浪啊！不久，爸爸到外地谋生去了，留下祖母和妈妈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自古相传的“古椿书屋”。每到月底，企盼着从外头寄回来的一点点打发日子的生活费。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我们家有许许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那都是我的亲戚们寄回来让大人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它又不是糖，不是玩意儿，看看也就忘了。这一次来的是真人，那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

这个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

“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P2－8

穿过洞庭，翻阅一本大书——沈从文与黄永玉的故事

李辉

《沈从文与我》看似一本小书，历史内涵却极为丰富，文化情怀与亲友情感，呼应而交融，呈现着无比灿烂的生命气象。因为，沈从文与黄永玉之间的故事，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厚重之书。

且让我们先读读他们两个家庭的渊源，读读他们叔侄之间的故事。

翻开这本小书，我们读一部大书。

常德的浪漫

黄永玉与沈从文的亲戚关系相当近。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故黄永玉称沈从文为表叔，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其中，还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沈从文亲历黄永玉的父母相识、相爱的全过程，并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

一九二二年的湖南常德，一个小客栈里寄宿着两个来自凤凰的年轻漂泊者，一个是沈从文，另一个是他的表兄黄玉书。沈喜爱文学，黄喜爱美术。在沈从文眼里，这位表兄天性乐观，即便到了身无分文拖欠房租，被客栈老板不断催着他们搬走的境地，他依然于自嘲中表现出诙谐与玩世不恭。根据沈从文的回忆，黄玉书结识了同样来自凤凰的姑娘——杨光蕙，凤凰苗乡得胜营人氏，任常德女子学校美术教员，两人很快恋爱了。

关于黄玉书的这一感情进展，沈从文说得颇为生动形象：“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作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说他开始替表兄写情书。每天回到客栈，表兄就朝沈从文不停作揖，恳请他为自己向杨姑娘代笔写信。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期间，曾是长官的文书，代为起草文件，偶尔还为人书写碑文。当读到这篇《一个传奇的本事》时，我们方知他还是表兄的情书代写者。谁想到，在一九二三年前往北京闯荡社会走进文坛之前，他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了文学写作的预习。

就这样，两个相爱的凤凰人，在另一个凤凰人的帮助下，进行着浪漫的爱情。一九二三年，沈从文离开常德，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开始他的文学之旅。表兄说得不错，几年之后，他所欣赏的表弟真的成了文坛的新星。

沈从文走后，黄玉书仍留在常德。同一年，黄玉书与杨光蕙在常德结婚。一年后，一九二四年八月九日（农历七月初九），他们的长子在常德出生。几个月后，他们将他带回凤凰。

不用说，这个孩子就是黄永玉。

漂泊中“翻阅大书”

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多年来与黄永玉聊天，我听到他提得最多、语气颇为恭敬的，总是少不了沈从文。在黄永玉与文学的漫长关联中，沈从文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我认识黄永玉其实与沈从文有关。一九八二年，在采访全国文联大会时我认识了沈从文，随后去他家看他，在他那里第一次读到黄永玉写他的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看得出来，沈从文很欣赏黄永玉。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他这样说：“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当时，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对沈从文、萧乾有很大兴趣。这样，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由此相识，几近三十年。

不少人写过沈从文，但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一九七九年岁末，黄永玉完成了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文章的最后一段话，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感触良多：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太阳下的风景》）

的确，他们两个人有那么多的相似。

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个透，然后独自一人告别家乡，前往北京。黄永玉也早早离开父母，到江西、福建一带流浪。漂泊中成长，在漂泊中执着寻找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两人有很大不同。沈从文到达北京之后，就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几年之后，以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从而，一个湘西“乡下人”，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永玉则不同。由于时代、年龄、机遇和性格的差异，他还不像沈从文那样，一开始就有一种既定目标。他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眼中的世界也更为广泛。在十多年时间里，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他差不多一直在漂泊中，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下多少日子。漂泊中，不同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正是在一次次滚爬摔打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在性情上，在适应能力上，他也许比沈从文更适合于漂泊。

“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黄永玉曾这样将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

“生命正当成熟期”  是沈从文给黄永玉起了“黄永玉”这个笔名。

一九四六年前后，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黄永裕”，沈从文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接受表叔建议，黄永玉在发表作品时，不再用“黄永裕”而改为“黄永玉”。从此，“黄永玉”这个名字得以确定，沿用至今，本名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

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在我看来，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与传承，因为两个人的文学理念、风格，其实有着一定差异。我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更为内在的一种文学情怀的关联，一种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

黄永玉回忆过，他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即沈从文一九三四年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以给张兆和写信方式创作《湘行散记》之际。黄永玉当时只有十岁，匆匆一见，只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而已。

抗战胜利之后，在北平的沈从文意外得知，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活跃于上海木刻界。从此，漂泊在外的表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

一九四七年初，黄永玉将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希望得到表叔的指点。《一个传奇的本事》即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这是目前所见沈从文对黄永玉其人其画的最早涉及。

沈从文当年不仅本人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还将他推荐给他的朋友和学生，如萧乾、汪曾祺等人，希望他们予以帮助和支持。此时，黄永玉刚刚走进上海，其木刻艺术崭露头角，沈从文的这一举荐，无疑丰富了黄永玉的文化人脉，对其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汪曾祺与他开始成为好朋友；一九四八年在香港，萧乾促成黄永玉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一生中的第一次画展。于是，年轻的黄永玉，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脱颖而出，赫然亮相。

……

“姓黄还是姓张？”沈从文的小说没有给出答案。

姓黄还是姓张？是否能够找出真实答案，也许真的不重要。人们知道的是，后来，二十几岁的黄永玉，与一位广东姑娘梅溪恋爱结婚。梅溪恰好姓张。

有意或无意，“黄”与“张”融为了一体。

沈从文刚刚动笔写的这一的史诗般小说，很快，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折戟沉沙”的历史事件忽然发生，中国局势随后缓解，滞留在“五七干校”的沈从文等人，开始陆续返京。回到北京，沈从文有了集中精力撰写古代服饰史的可能。这或许是小说只写一个开篇，便戛然而止的直接原因。

黄家史和故乡风俗史无法再现了。对于沈从文，对于黄永玉，都是一大遗憾。

故乡，太阳下的风景  一九八二年，黄永玉带着八十岁的沈从文一起回凤凰，住在位于白羊岭的黄家。这是沈从文的最后一次故乡行。六年后，沈从文去世，骨灰送回故乡，安葬在凤凰城郊一处幽静山谷。沈从文墓地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黄永玉题写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沈从文翻阅过的人生大书，从此合上。他永远融进了故乡太阳下的风景。

年过九旬的黄永玉，还在翻阅他的人生大书，一部正在写作中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延续着故乡情怀。他不止一次说过，这部小说，如果沈从文能看到，一定很喜欢，也一定会在上面改来改去。如今，坐在书桌前的黄永玉，仿佛仍能感受到沈从文的关切目光，一直连载着的这部长篇小说中，仍能听到熟悉的声音，看到熟悉的身影在闪动。

一部大书，在延续……

定稿于二○一五年二月六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