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岁那年，同单元房的芳邻终于搬走了。最该松口气的是我老爸，因为老妈是火爆脾气，经常因为鸡毛蒜皮和邻居发生龃龉；大家都在同一单位上班，微妙的关系实在难以拿捏。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北京的城市住房异常紧张，在我们机关家属大院，楼房里的一套单元房要住上两家甚至三家人。我家住在三室加一条狭窄过道的单元房里，占了南北通透的两间套房，另一间朝北的房子是别人家，一般都是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妇，等有了小孩儿他们就搬出去改善住大房。那时候分房政策很特别，如果你家有一儿一女就可以分到三室，如果是“同一品种”——都是女儿或者儿子，就只能分到两室。像我两姐妹这样的家庭只能和别人合住。老妈偶尔也抱怨几句，说如果妹妹是男孩子，我家就可以独占一个单元了。
搬走的邻居男的姓洪，和我家关系素来不睦。两口子都是那种眼睛朝天走路的高傲人，一般人不入法眼。他俩是学外语的，学的是一种叫什么柏柏语很生僻的语种，非洲人使用的，如果只呆在中国一辈子也用不上几次。学小语种其实也有风险，国家之间如果不和，你就要在冷宫里无休止地翘首等待，像王昭君一样，非要等到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来娶才有出头之日。
忽一日，匈奴人真的来娶了——据说某个国家领导人要去阿尔及利亚访问，急需柏柏语翻译，拐弯抹角地找到了洪姓邻居。单位领导当宝贝似地捧着，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改善住房就成了头等大事。可单位有言在先，新婚夫妇要等到有了小孩才能调换房子，他俩尽管十二分的努力，却始终没见动静。
于是，两口子找了许多必须换房的理由，其一是我外婆总把泡菜坛子放在走道上，怪味熏天让他们无法看书学习。外婆是四川人，喜欢用圆白菜、胡萝卜、莴笋等蔬菜做泡菜吃。过道里放着一个古铜色大肚子小口儿的土陶坛子，里面放些凉透了的白开水，倒进白酒和盐、糖、花椒之类，再将蔬菜放进去，用一个碗倒扣在坛口，沿口还放些水用于密封。一两天后拿出来吃，酸酸的，爽爽的，很有味道，但那味道充溢着过道，让芳邻很不爽。
此外，外婆做饭时喜欢用花椒和辣椒炝锅，“刺拉”一声，锅里冒出白烟和一阵浓烈的椒香，我从小就喜欢这味道，却让来自江浙的邻居不堪忍受。他们向领导倒苦水，领导便找我父亲谈话。父亲回来传达给老妈，老妈立刻跳起脚大声发泄不满，吓得老爸连忙关上房门，生怕给邻居火上浇油。在老爸的一再规劝下，我家的泡菜坛子被搬进屋里，炒菜不再用花椒和辣椒炝锅。可洪姓邻居还是不满，又抱怨我两岁的妹妹爱哭闹，搞得他们晚上难以人眠。我母亲当过兵，泼辣而且厉害，性起时有点儿梁山泊好汉不怕天王老子的劲头，于是，邻里爆发了战争。吵架声几乎把全楼的人都惊动了。之后，洪姓邻居便顺理成章地搬家了。
邻居搬走后，我们全家都感觉很爽。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免不了磕磕碰碰的。早上起来上厕所总有争夺无名高地的感觉，似乎谁抢到了谁就占领了制高点。那时因为周围多数人都是这样合住的，因此我从来不妄想自家人能独住在一套单元房里。
可是好景不长，听说很快又要有新邻居来了。为了避免战争，老爸提前打听到新邻居是个从印尼回来的归国华侨，四十多岁，脾气秉性都有良好口碑。
一天，我正独自在家享受着一人占有三间屋子的快乐，忽然听见敲门声。开门时，外面光线强烈，只在朦胧中看出是一男一女，看上去，女的年龄更大些。
“小朋友，我们是来看房的，要和你家做邻居了。”那个阿姨笑着对我说，很亲切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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