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越南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绝大多数时间弥漫着硝烟,这并非越南人喜欢打仗,而是这片土地具有令大国垂涎三尺的战略价值。
《越战机密档》作者陈加昌先生作为九死一生的战地记者,亲历了越战二十多年的全过程,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用如椽之笔深刻描绘了这场战争的惨烈场景,并从而揭示出其背后波谲云诡的大国博弈,鲜血淋漓的武装政变,折冲樽俎的外交权谋,唯利是图的友邦关系,食肉寝皮的骨肉相残,妄言妄信的意识形态……
越战是人类之痛。2014年是越战爆发50周年,2015年是万隆会议60周年,“白头新鬼烧皇历,倒海狂澜激。战地忆良朋,雾春归处,寰球无仇敌。”
——个中血泪,听陈加昌先生沉痛道来。
《越战机密档》是作者陈加昌数十年研究越南的心血之作,以战地记者的“第三只眼”,记述了战后印支风云,南越总统吴廷琰的兴衰史,吴廷琰和胡志明的关系,南北越如何分裂以及后来的摩擦,越南与柬埔寨、美国和中国的矛盾关系。书中首次披露大量历史细节,对战争逻辑、新闻伦理、政坛权斗、间谍工作、政治人物沉浮、南越两位风华绝代的第一夫人的命运遭际,都有深刻思辨和生动描摹。
本书对关注越南近代史和国际关系、东南亚情势的读者,对关注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纠葛的大众,是一部无法绕开的参考书。
第一章 战后印支风云
越南陷入权力真空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第二天,这个消息在越南激起两极化的热烈反应,一边是排山倒海般疯狂地迎接胜利,一边是饥荒四起,匪盗横行,趁火打劫制造混乱。不分南方北方,街市商店均大门紧闭,城内城外货仓皆成被掠对象。一夜间全越大小市镇犹如人间地狱,有万劫不复的恐怖。已投降的日军则若无其事地袖手旁观,现在维持治安已经不是他们的事,他们亟待被遣送回国。
就在同一天,胡志明在河内以北不远的太原召集近60名越盟干部召开会议,表明要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并自任主席。胡志明进一步说明,成立“委员会”与“临时政府”有相同的意义,而且会制宪。
三天后,即8月19日,越盟带领支持群众涌入实际上不设防或者说陷入“权力真空”的河内,经示威群众鸣枪数响,这个旧时名为“东京”的北方神经中枢形同落人越盟手中。越盟接着宣布废掉战时被迫与日军合作的保大王,以便使胡志明有正当理由宣布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被推举为主席。可是,“临时政府”的总部不久就被开进越北的中华民国军队驱逐出河内。胡志明后来将这段反法殖民地的斗争称为“八月革命”。
这时法军还未准备好重返统治印支三邦。依照波茨坦宣言的安排,法国在重返以前的印支属地前,由中华民国及英国派军队暂管。以北纬16度为界,以南由坐镇在新加坡的英国东南亚盟军总部的蒙巴顿勋爵负责,他指挥部属开入西贡,主要执行日军投降缴械和遣送日军战俘回国的任务。进驻的英军还要尽快将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的法军及非洲雇佣兵释放出来,等待法国政府将他们遣送回国。英军盟总明确指示,英军完成任务后撤出,不准干预越南内部事务。
9月13日,由英印军与辜克兵(英国雇佣兵)编成的两万名英国部队登陆西贡码头。这一天,越盟发动群众热烈欢迎。进驻英军司令葛理斯将军则乘皇家空军专机从新加坡飞到西贡新山一国际机场。从机场到市区,沿途市民夹道迎接,路边两旁张灯结彩,英国旗、美国旗和越盟旗帜满街招展,到处是“欢迎盟军到来,欢迎英国、美国”但没有法国的份的布条。
然而越盟的盛情仅昙花一现,没有持续几天就冷却。这是因为傲慢的葛理斯将军不为当地欢迎热忱所动,虽然在英军开进之前,西贡的治安在越盟协助下逐渐恢复,葛理斯就是不领情。
在欧洲战场,盟国虽然将德国纳粹打败,但法国本身也已元气大伤,需要一些时日复原。而且,大战后许多殖民地人民纷纷觉醒,为摆脱西方宗主国统治而斗争,这股独立浪潮对法属印支的冲击最为严峻。对战后国际问出现的新形势,法国也看得很清楚。
法国请求英国指示在西贡的葛理斯将军就地颁布戒严令。这项请求很符合葛理斯的胃口,打从灵魂深处葛理斯就是19世纪殖民地主义的典型白种人。也许与在亚洲次大陆一带生活太久有关,他对有色人种有很深的成见。他持有西方人的优越感,对土人居高临下。葛理斯从不怀疑法国很快会回来再度统治印度支那,但是要宣布戒严必须有借口。
自二战前,胡志明便为争取自己国家的独立解放奔走于国际,一路来有莫斯科第三国际撑腰。二战末期,莫斯科估计到德国和日本总有一天会被盟军打败,他们将这方面的分析和判断送给胡志明参考,以便让胡志明预先准备,等到日军投降就可以采取“政治动作”,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使法国措手不及。
英军和国军开进越南
越盟觉察到,自英军开进西贡以来,他们的处境已不如无政府状态时顺遂,担心如此下去,越盟的声望和发展会受到葛理斯进驻军的打击,最终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此时,英方不把越南民族主义分子与越盟有系统地维持社会治安的事放在眼里,也不与他们有公事上的往来。这点越盟也看得很清楚,于是开始以行动抵制英军,也找借口煽动群众出街游行,公然示威反对英国。
情势发展,正中葛理斯下怀,他便借势使势,顺水推舟宣布西贡戒严。不仅如此,葛理斯还分发枪械给刚从日本集中营释放出来的法军俘虏和法国平民作自卫用。这些人素质参差,借此为非作歹干出打劫掠夺的事来,有些还借机直冲西贡的越盟总部开枪肇事。这些暴力行为终于引起公愤,招致以暴易暴的后果。一些地方发生骚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西堤一带河盗出身的平川派更公然打劫,在他们与越盟的冲突中,西贡市郊有近200名欧洲人和欧亚混籍人士丧生,英军将这笔账算在越盟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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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新书《越南,我在现场》是他几十年来研究越南的心血。本书描写战后的印支风云,吴廷琰的兴衰史,吴廷琰和胡志明的关系,南北越如何分裂以及后来的摩擦,越南与柬埔寨、美国和中国的矛盾关系。是一本凡对越南近代史有兴趣者难得的参考书。
加昌虽年高八十,但仍保持着新闻记者应有的本分,努力写作,把知识贡献给社会,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李炯才
2011年5月30日
陈加昌
(一)我对中南半岛发生兴趣应从二战后学生时代说起。那是60多年前的往事,我上午在华校上课,下午赶到一家教会办的英校念书,班上有一位从河内来的越南同学阮玉泰,他一下课就和我谈起越盟反法殖民运动的事情。
那个时候,由越盟领导的第一次反法殖民游击战事刚刚开始。这位越南同学把越盟领袖胡志明比喻成“越南的孙中山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胡志明的名字。
小时候我知道有越南(安南)这个地方是因为家里吃过“安南米”。
小学书本上也读过“安南是鱼米之乡”一课,脑海有这个名字。
(二)1950年,我出道当新闻记者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也许小时受过日军占领新加坡三年半的经验和清楚中国抗日战争八年及以后中国发生国共内战的影响,我对采访军政新闻特别有兴趣。工作时经常有机会在机场或码头采访来往新加坡和东京、西贡、马尼拉间的西方军政要员。
1954年初我去日本的途中路过西贡,这时朝鲜战争已经停火,而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事却有败退的趋势。
翌年四月,我到印尼万隆市采访历史性的“亚非会议”(新加坡另有两位中文报记者,南洋商报的李炯才和星洲日报的刘天凤),会场遇到国家刚被分割为南、北越南的双方代表,又对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作简短访问,从此加深了我对中南半岛的兴趣。
万隆“亚非会议”之后,泛亚社正好在东南亚有华文报的地区扩展中文通讯业务,社长宋德和邀我加入泛亚社。不到半年,我被派驻西贡,以那里作为中南半岛的采访中心。万万不曾想到往后20年的记者生涯中,越、柬、老竟成了我活动中心地,前后20年,同个时候亲眼看到三个国家从摆脱法国殖民地统治,到独立兴起再经战火,最后走上共产主义国家之路!
(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人,不论是什么行业,要自由到东南亚各地走动是很不方便的事,不是他们没有经济能力,而是他们出门时经常遇到护照签证上的困难。华人的面孔,在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出入境关口会受到当地官员的歧视或遇上不便,除非你把钞票夹在护照里。
在中南半岛,有会看相的老华侨如此在我面前调侃:“这年头,四处华人的‘八字’都不很好。”
老华侨的话给我很深的感触。我经常在这个地区的城市走动,酒店账单不是用美金付款就是用旅行支票或信用卡。旅行支票和信用卡上明明是华人的名字,酒店职员和商店店员却把你当成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心目中,华人是没有本事出门的。这件事在我心中埋藏了半个世纪之久,今天才在本书后记中发泄出来。 现在,我看见进入21世纪的华人,噢,所谓“大中华圈”,60年风水轮流转,世界各个角落已经可以见到华人旅游观光的脚印,是花钱不很当回事的暴发户年代,“扬眉吐气,风光得很,此其时也”。不论在哪里,即使是韩国人,日本人甚至是越南人,都会有人硬把他当成是华人(Chinese)。
(四)这本书问世,也因五六年前,《联合早报》记者黄向京小姐到我社来谈东南亚的一般情势时开始。话题免不了牵上越南战争和我多年采访越战的经过。
黄向京把和我的访谈以四同页的图文篇幅,交由余云编排在《早报周刊》上登了出来。黄小姐说总共与我访谈两次共11个小时,过后,她又建议我写“采访越战回忆”。
30年前我写过《越南:麻烦的邻居》一书。这本书四个月内印刷三版,在星马两地共销售12,000本,算是空前记录。推翻了华人社会不看中文书籍的观念。换句话说,只要有内容的书本,不担心没人看!这本书出版,河内官方越文《人民报》因引用我书中一个章节,将书名的“麻烦”两字改译为“难相处”。《人民报》的用心,令我佩服。改译为“难相处”,冲淡当时亚细安与越南的时空现实。
我原本没有意思再写越战的书。陪同黄向京小姐来访的专栏作家,也是《联合早报》编辑的余云小姐,很有诚意地对我说,“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种经历,你应该写,写完后我写文推荐此书。”
起初,我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社交语言”。后来见面,她认真问我动笔了没有,我不好意思,才认真起来。
(五)因此,这本书算是我30年来动笔再写的一本,话题依旧是越南。
起初写它,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像朝鲜战争、越战一样“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我则“写写停停,停停写写”。老牛破车,引擎无力,不觉写了四五年,从“坐七望八”拖到80。这本书像是历史又不是历史,像是个人回忆又不全是回忆。我曾经好几次搁笔不想写,但不知不觉断断续续写了近30万字,加上手里的图片觉得已可成册。今年事已高,信心消失,只怕是雷声大雨点小。
这里我得先谢谢余云和向京两位,没有她们一再提醒、催促,这本书是不会写完的。
(六)我要深深向母亲感恩。我15岁时,父亲因意外事故辞世,给母亲留下的是一栋房子和无价的“资产”——仅一句遗言:“尽量给子女受好的教育直到子女不愿再读书为止,这样家长的责任也算完成了”。在我11位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四。除我是新闻记者外,家中大半服务于教育界。
父亲生前对母亲说了一句话:我适合做新闻记者。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母亲厚爱于我,鼓励我做好新闻记者,要我认真去做,脚踏实地去做。 这点我做到了,50年如一日!
母亲五六年前百岁庆生后第二天清晨安息。老人家福寿全归。我今亦已年屈80。母亲半世纪前的教诲,犹在耳边,思母念母恩,万语千言,无从报答。
(七)妻凉子嫁我来新加坡今已过半个世纪。过去每当我出差离家,不止是涉足中南半岛战火连天、枪林弹雨之地或是到另一动乱角落,都曾因“我在现场”的一己私心,给她添加许多对我安全的恐惧和焦虑。虽然她没半句怨言,我知道她必朝夕牵肠挂肚。
数十年来,她在家照顾尚未成年的子女,无怨无悔,与母亲婆媳间相处半个世纪犹如母女情深最为难得,让我能安心做事,是我一生的最大福气。谢谢凉子!
(八)除了自己喜爱新闻工作外,新闻采访50年如一日不会失去兴趣或感到厌倦,也没有半句抱怨的话是一奇事。它有一秘诀,说开了,噢!原来如此。
半个世纪多以前,我加入泛亚社约两个月后,马来半岛吉打州举行历史性的华玲“马共和谈”,我初次出差,与西方各大通讯社竞争,因表现良好,社长宋德和特奖励我美金250元,折星币约820元,比我一个月的薪水高约一倍。
宋社长寄来的奖励金附上一封信,“在我们的行业,文字和图片一经发布出去,工作便宣告完毕和忘了。要留意的是前面即将要发生的新新闻,我们没有时间去回味已有的成就和荣誉”。社长给我的奖金,没几天我就用完了,但是他勉励的话,今已近一甲子年,我还是牢牢记住。我写下来是要给有志做记者或是给后辈的年轻记者们分享这句话!
(九)我要感谢胡志明市“越香工业区集团”董事长杭慰瑶。越战期间,杭君曾是当地新闻界活跃的记者,兼职日本“时事通讯社”采访部。慰瑶比我年轻许多,也是我忘年之交。越南统一后,杭君多次希望我能写本越战事迹的书。我写这本书时,杭君百忙中将业务搁置,先帮我正确查证越南的人名和地名,又帮我找回许多失落的记忆。
(十)我要借此机会向设立在台北市的“越柬寮(老挝)归侨协会”同人致敬。自1975年中南半岛三国变天到1980年短短5年,投奔怒海逃亡到世界各角落劫后余生的华侨难民,惊魂甫定,第一件事就是以台湾为生还者凝聚中心,同舟共济,再创新天地。
短短5年,有命逃到台湾,原来在南越堤岸从事报业的华人,齐心全力一起义务为散居在全球的200万越柬寮(老挝)的华人搭起“心桥”,为四方八面,饮过“湄公河水”长大的华侨凝聚侨心。
他们在台北定期发行不营利的《自由侨声》半月刊。《自由侨声》报刊的经费全靠旅居在世界各地的原第一代、现事业有成的二、三代中南半岛的热心华人的捐助来维持。报刊编辑技术亦赶上现代的水准。编务人员中有我当年认识的同行朋友,也有新交朋友。他们在南越,在海外有过很艰难的奋斗史,敬业精神令人钦佩。10多年来,我定期收到《自由侨声》报社寄来的刊物,使我对了解中南半岛的情势侨情不致中断。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话,益使自己觉得是当中一分子。祝福《自由侨声》报同人。
(十一)我必须感谢泛亚社各地分社的同事,好多年来他们给我许多工作上的支援和方便,尤其是台北分社主任伊梦兰大姐,数十年来替我安排不少我工作上要见的相关人士,有政要,有新闻界同业前辈。
东京泛亚社的近藤干雄社长,很能干的社长秘书本间和美,记者菅田正俊、寺岛利征和今年最后一位退休的泛亚社第一代摄影记者大槻尊光。退休前,大槻尊光帮我从档案中找出同事和我在越战时期拍的一些历史照片。这里也借此机会感谢东京泛亚社(PANA通讯社)将珍贵照片慷慨给我使用。
我要感谢的朋友很多。宋兆良,林孝胜,黄迪,都直接间接为我写这本书提供建议。还有退休报人林玉聪为本书绘制“胡志明走廊”形势图,日本的名战地摄影记者石川文洋、小川卓和目前定居美国的平敷安常都为我寻找在东京失去联络半世纪的随军记者朋友的下落,他们也主动给了我一些照片使用。我不能忘记泛亚社新加坡分社设立半世纪来的先后同事,沈文谊,康诗源,吴培坤,蔡智慧,蔡继锷,王振森,吴绍,洪琼文,符史地,符雄,蓝炽强,杨本然,洪建福,杨美丽,林美丽和多位马来抄电报的同事和英文部编辑鄒坤霖,R。V。林甘和洪炳华等人。他们中有几位已经往生,很多还健在活跃。共事岁月彼此间合作得很好,表现出至高的敬业精神。泛亚社虽在星洲停止活动已多年,但与同人多年一起工作的日子,每每想起,迄今都是我很怀念和珍惜的。
我要特别谢谢在北京的田小满小姐,在她居留新加坡两年间,她细心、用心和耐心帮忙整理我手写约30万字的草稿后,有系统地将它输入电脑里,使我的书稿事半功倍,提早出版。
我半世纪的挚友,新闻界大哥李炯才兄,对1955年在印尼万隆市举行的“亚非会议”和同年底在马来半岛北部举行的“华玲会谈”,我们都曾同往采访。翌年,炯才兄从政。今以87高龄亲笔为拙著写序言,谨向炯才兄致敬道谢。
最后,八方文化创作室的责任编辑何华,本书封面设计何美娇,内页设计何秀云及排版的李丽芳女士,为出版这本书精心尽力俾顺利问世,一并道谢。
2011年10月5日初记
本书在新加坡的初版名为《越南,我在现场》,2014年,经田小满女士推荐、联络,在中国发展出版社推出大陆版,名《越战机密档》,在此向诸位同仁致意。
2014年5月25日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