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独秀不是传说

第一章 立身唯一剑一第一次被捕(1903-1914)

第二章 寒潮撼星斗一第二次被捕(1915-1919)

第三章 哲人间世出一第三次被捕(1920-1921)

第四章 好勇独撑风一第四次被捕(1922)

第五章 兴衰过眼明一蹉跎十年苦(1922-1932)

第六章 艰难气若虹一第五次被捕(1932-1937)

第七章 最后的硬汉一硬汉的最后(1937-1942)

后记 只有一个陈独秀

位于长江中下游素有鱼米之乡的安庆，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安徽省省会、安庆府府治和怀宁县县治所在地，在1760年至1937年间乃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安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903年5月17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滂沱大雨突然来袭，长江水位暴涨，造成怀宁、桐城等县内河泛滥。这天下午两点时分，一场爱国集会演说在这座历史名城姚家口（北门大拐角头，今孝肃路拐角头）敬敷书院藏书楼举行，四方听众，冒雨前往，趋之若鹜。藏书楼里三层外三层都挤满了人，群情激愤，蔚为壮观。然而，爱国演说的组织者和主持者绝对不会想到，这次演说就像突降的暴风骤雨一样震惊了安庆震惊了安徽，令两江总督端方都为之赫然，成为安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可谓是安徽革命运动的滥觞，乃革命之发端。

其肇始者，就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1903年，是陈独秀的本命年。生于斯长于斯的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24岁的他对民族、国家的现实和历史已经有了比较清晰和完整的认知，学会了独立开放地思考民族、国家的未来，并开始进行最早的直接的革命行动。这次爱国演说就是他在故乡安庆的第一个革命的直接行动。随后，他的名字马上登录政府当局的黑名单，遭到安徽巡抚聂缉规、安徽统领韩大武和安庆知府桂英等亲自饬令缉拿。

其实，这已不是陈独秀第一次遭遇通缉的险境了。

当然。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

六年前，1897年9月，江南乡试中名落孙山的陈独秀，自觉地完成了人生历程的第一次政治思想的大转变——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那个时候，他通过阅读《时务报》，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他心中的明星，“前读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第一次走出家乡安庆怀宁，在南京乡试中没有像慈母期望的那样获得功名的陈独秀不仅不沮丧，反而获得了一种思想的大解放。在他看来，科举落榜的结果对于他却“意外有益”——南京夫子庙考场考生的诸多怪状令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啊！”

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陈独秀坐在一进去就“三魂吓掉了两魂半”的考棚里，经历了九天三场大考，吃的是或半生不熟或烂熟焦煳的挂面，心情糟透了。尤其是“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握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陈独秀对这位“今科必中”先生如此荒唐的“行为艺术”，竟然“看呆了一两个钟头”，思想完全开了小差，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这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从“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陈独秀完成了思想上的第一次革命。从南京回到安庆，18岁的陈独秀彻底与科举决裂。“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唯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羡，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尊古守旧者，觉不与其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哗然而非之，詈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湖南叶德辉所著《翼教丛篇》，当时反康派言论之代表也。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拒绝八股，抛弃旧学，此时此刻的陈独秀真正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是什么样的关系。

1897年岁末，陈独秀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雄文《扬子江形势论略》。显然，长江中下游唯一的北岸港口城市一一安庆的战略地位和曾经的战争史给了他许多启示，比如曾国藩与洪秀全的太平军之间具有转折意义的安庆保卫战就是在这里惨烈上演的，两年前的1895年甲午海战的败绩更是深深刺激了他年轻的心。而一个月前的11月14日，德国在沙皇俄国的怂恿之下占领了山东的胶州湾，紧接着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潮，开始瓜分中国。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危机，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他在这篇《扬子江形势论略》中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他说：“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势日非，不堪设想。”《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七千言，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的军事战略与防务，“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他少年意气，挥斥方道，自称“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一个18岁的年轻人，对长江防务纵横捭阖，视野之开阔，思维之敏锐，爱国之热忱，跃然纸上，令人感佩。P14－16

面对陈独秀，面对这样一位哲人和诗人，面对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们必须怀抱敬仰和敬畏，才能找到亲近历史的一种方式。

关于陈独秀的历史和人格以及他对于现代中国甚至对于我们内心世界所具有的意义，现在难以恰如其分地言说，要对其做出一分为二且恰如其分的文字表达，必然要具备相当的责任心。因为，其有限和无限的思想，其有限和无限的生命，以及其无双的毅力、定力、心力和独一无二的人生，需要时间用全新的尺度来衡量。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政论家、诗人、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语言文字学家，陈独秀不可复制，也无法复制。

陈独秀不是传说。

陈独秀是一个人。

瞧！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对他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陌生；而他距离我们是那么的接近又是那么的遥远，是那么的清晰又是那么的模糊。穿越时空穿越历史甚至穿越世俗的常识，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与他同世的人们是怎么评说的吧——

章士钊说：“陈独秀者，原名乾生，一名仲，字仲甫，怀宁旧家子。早岁读书有声。言语峻厉，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独秀则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吴稚晖说：“见独秀两个名词，尚以为是个绝世美男子。后我在《新青年》发起时晤到，正如韩退之所状苍苍者动摇者的形貌，令我叫奇。惟时黎元洪由副总统升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先生的宅内，陈先生就像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作诸葛亮，他充作鲁肃，客到之先，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何以他们今日分道扬镳到如此？……所以若就时人动于感情的批评，止以章先生为开倒车者，陈先生为共产党的急先锋。”

张国焘说：“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人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既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包惠僧说：“我是读书人，他好比书箱子，在学问上我受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我总是很认真地思考他的话。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陈钟凡说：“综观先生一生，早年从事革命，中年提倡新文化，及主持党务，晚年入狱乃以整理国故自遣。其思想方面，确然能站在时代的前面，领导着青年们向前迈进；所以他的一言一动，青年皆蒙其极大的影响，在近代文化史上，不能不算是开山人物。虽生平意气正盛，坚执己见，不容他人有商讨的余地；然而他的主张皆确有见地，不同浮光掠影者流，不随人脚跟转移。晚年理想太高，一时无法实现，这也有他思想的背景。……他的思想，现在虽随着时代成为陈迹，而这种磊落光明、弘毅峭直的人格，虽千百年后也足为青年取法。这就是先生的不朽所在。”

王森然说：“先生乃革命队中最明耀之火焰，并且为中国革命中不灭之炬火”，“呜呼！策天下之乱者，靡不日：愿得不世出之人才。陈仲甫氏以不世出之才，乃蒙天下诟。日乱臣，日贼子，日奸险，日凶残，日共匪，日狂徒，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在其被捕后各省市之通电中可见矣”，“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阶级也”。陈独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

抗战时期，流落江津，沧桑暮年，回首往事，陈独秀跟他自少年时代就结识的好朋友邓仲纯开玩笑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倒过吴佩孚，拘囚过曹锟，驱逐过溥仪，反对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点类似，因为他一生就誓作反对派，从反清一直反到蒋介石……”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他还曾经这样说过自己：“顽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对的，我是要坚持的，执拗的性质，我是有的，小时候，母亲骂我是个‘小犟牛’，但是我知道错了，我并不顽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纵要我人头落地，我也不会承认。”他甚至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的失败。”永不言败，永不屈服，永不低头，永不投降，这的确是典型的陈独秀精神。1937年获释出狱后，他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纵论世界大势时，依然充满理想主义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这就是一个硬汉的性格，这就是一个硬骨头的宿命！

这就是一个硬汉的历史，也是一个硬骨头的悲剧！

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多数人的意志，也不是来自统治者的威权，而是来自既没有功利又没有偏见的理性。当“终身的反对派”这顶不是荣誉的桂冠戴在陈独秀头上的时候，我们丝毫不怀疑在所谓的威权和常识的反对面前坚持己见并不是出于狂妄，而是一种理性的自信和独立思考的自由，是一种永远的坚持和不投降。为了克服心灵与世不合的怯懦而不趋炎附势，为了保留内心与众不同的怀疑而不随波逐流，为了捍卫灵魂与俗不媚的干净而不同流合污，我们更有必要阅读陈独秀。在黑暗的龌龊的阴谋的卑鄙的政治面前，陈独秀人生五次被捕入狱之生与死的经历犹如苏格拉底之死，穿越千年时光在人间的精神时空得到了遥远的回响。

当70岁的苏格拉底被三名雅典人——诗人米利图斯、政治家阿尼图斯和演说家莱昂诬蔑为一个怪诞的恶人，应该让他沉默或者处死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不放弃自己的哲学毅然决然地选择赴死。坐在赫里阿斯特法庭的被告席上，当500名由老人和伤兵组成的常常打瞌睡的陪审团中有360人投票赞成把哲学家处死时，哲学家最终的演讲曲终奏雅，激情满怀。他说：

我设法劝你们每一个人少想一些实际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

我继续像平时一样说：“我的好朋友，你们是雅典人，属于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邦。可是你们岌岌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

如果你们处死我，你们将很难再找到我这样的人。事实上，打个玩笑的比方，我是受神灵委派附在这个城邦身上的，这座城就像是一匹良种马，由于身躯太大，容易懒散，需要牛虻蛰一蛰……如果你们听从我的意见，就会让我活下去。但是，我猜想，不久你们就会从瞌睡中醒来，听从阿尼图斯的话，一巴掌把我打死，然后再接着睡。

当死亡来临，即使那个见惯了无数人死亡的狱卒也为哲学家慷慨赴死而动容，尴尬地向苏格拉底告别：“你住在这里的期间，使我认识了你，在所有到这种地方来的人里面，你是最慷慨、最仁慈、最好的人……你知道我是来传什么信的：那么，别了！要来的事不可避免，就请好自为之吧。”说完，含泪掉头而去。然后，行刑者来了，手里端着那杯毒药。苏格拉底在认真咨询了服毒的方法后，平静地接过杯子，手不发抖，面不改色，把杯子放到唇边一饮而尽，神色怡然。守在周围的朋友们都控制不住自己，流下悲伤的泪水痛哭失声。哲学家请求伙伴们将他哭得呼天抢地的妻子桑迪帕带走，让大家平静下来，并逗他们说：“这像什么样子，我的怪朋友！”然后，他按照行刑者教导的方法平静地躺在床上，安静地死去。这就是哲学家的结局。但后世都知道，他是同时代人中最勇敢、最智慧、最正直的人。而指控处死苏格拉底的三个雅典人最终都得到了死神的耻辱的报应。

希腊和中国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苏格拉底之死给了人类什么样的启示？而陈独秀的悲剧命运又给了我们怎样的思考？一个智慧的民族一个健全的国家一个健康的人民，都必须要有勇气面对历史，直面过去，无论成功与失败，无论经验和教训，我们无需用所谓解构或所谓重构这些新鲜词语来解释历史来忽悠民众，那都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般哗众取宠的把戏而已。我们知道，遮蔽的时代已经过去，不争论的时代也已经过去，直面历史，我们既不需要妄自尊大，也不需要妄自菲薄，用责任，用良知，用科学，用秩序，尊重历史的规律而不是潜规则。当然，说真话、说老实话很重要，但比说真话、说老实话更重要的是听真话、听老实话。因为如果没有听真话、听老实话的，说真话、说老实话又有什么意义呢？独秀先生就是一个说老实话、说真话的人，他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真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当然，说真话、说老实话可以不分对与错，但听真话、听老实话需要爱听、会听、兼听、正确地听，然后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1938年7月27日，陈独秀曾在《青年向导》撰文《说老实话》，自剖说——

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好清明，社会才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会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那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年代，陈独秀把个人的功名利禄悲欢离合都放在一边，用生命的炬火去烛照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与前程，用自己的人格精神担当了思考民族出路、引领时代步伐、重塑人生信仰的历史使命，至死也不改其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豪迈与狂狷。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开拓者和思想启蒙者以及一个政党的创始人，无论在性格、气质、作为上，陈独秀都不可避免的有局限可圈有错误可点有瑕疵待估，但在人格精神上却是高山仰止，立地擎天，可谓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英雄。陈独秀是一个内心光明的人，是一个灵魂干净的人。鲁迅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是的，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一扇门，并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门。

歌德说：“你不能停步，这才令你伟大。”是的，陈独秀一生没有停步。没有停步，是因为信仰的痛苦；因为痛苦，才知道热爱生活；因为热爱，所以承受苦难。陈独秀好比古希腊神话中被缚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用民主和科学点燃中国革命的“天火”，一生都在困境、险境、绝境中挣扎和抗争，以至两个儿子惨遭屠杀、身处家破人亡的惨境也永不回头，最终成为“人类哲学日历上最高尚的圣者兼殉道者”（马克思语）。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他是这么说的，也真正地这么做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用苦难的一生践行了自己创造的照耀“五四”一代人的哲言。正因此，苦难，才是历史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仰望他那一片深沉寥廓的星空，一如仰望自己故乡的天空。他人格的魅力，宛如那蔚蓝色天空的黄金。

“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陈独秀为中国和中国人突破了近代到现代的第一道界限。他为五四时代打开的第一片开阔地，是民主和科学。他为世界发现了新的中国，拓展了世界的东方意识。最重要的是，他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或者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最广阔最深邃最宽容最宝贵的一块。而他个人的世界时刻都立足于生死的临界之间，存在于梦想与悲剧般的现实之间。没有道路可通往他的尽头，没有鲜花开遍走向他的道路，没有怀疑能够抵达他内心的底层。在中国现代思想的伟大革命中，没有人比这位永不甘心的狂飙者发现更多的思想新大陆，没有人比这位洪水猛兽的狂狷之人跨越并超越传统的历史的界限引领人们进入未来。假如没有陈独秀，没有这位突破一切标准的伟大的超越者和“盗火者”，近代中国对自己的秘密或许了解得更少，凭借他思想和精神的高度，现代中国能比往日眺望到更加遥远的未来。

历史是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失去正义的历史不是人类史，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史。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的《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942年5月陈独秀逝世前，毛泽东还曾说过：“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美恶不随天地老，磊磊落落向曙星。与陈独秀有过接触的人，大都不甚承认他事功方面的作为，却推崇他在思想方面的贡献。最典型的是他昔日政敌吴稚晖在挽联中说他“思想极高明”而“政治大失败”。傅斯年认为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就连陈独秀自己也默认胡适送给他的“终身的反对派”这个称号。但陈独秀既勇于承认错误，也敢于担当责任，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中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实实在在是一个“终身的坚持派”，因为“他永远是他自己”！

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则无往而不胜。

独秀陈先生，一个堂堂正正大写的中国人！

陈独秀同志，一个永不投降的中国共产党人！

陈独秀不是传说。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现在，的确是时候了……

写陈独秀，是我作为一个历史作家的梦想。

写陈独秀，我常常暗自落泪。

我知道，面对历史，我的泪水是多么的浅薄；面对现实，我的泪水又是多么的珍贵。因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容易忘却历史而又特别需要历史的时代，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而理想时常被淹没其中的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而又真人难觅的时代。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而缺少有骨气的人。

时代不同了，但精神没有改变；时间不同了，但真理未曾改变；时空不同了，但科学不曾改变；时势不同了，但自由平等不能改变。2012年是陈独秀逝世70周年，不惑之年的我开始默默地用心写他，用我的母语我的汉字一行一行地攀登他精神的高峰，瞻仰他的灵魂。陈独秀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和思考，他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又给了我们怎样的营养？

现在，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已非常开放，著述颇多。但以作家和同乡的双重身份创作陈独秀的传记，我是第一个。有人说，史学家写史，重实不重文；文学家写史，重文不重实。我既有文学的野心，也有史学的野心，实文并重，文史兼修，追求文学和史学的统一。我坚信：优秀的文学书写，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我坚持走我的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道路。2013年，就在我的这部《硬骨头》刚刚完成的时候，从我的家乡安庆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国务院批准陈独秀陵墓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眠地下已70年的先生，灵魂可以安息了。

我说我和陈独秀是老乡关系，都是安庆怀宁人，这当然没有人怀疑。但我说我和陈独秀是同宗同祖，都是江州义门陈氏，这就几乎没有人相信了。但在我的故乡怀宁至今依然流传着“丁陈是一家”的古话。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名叫“丁家一屋”，就是“丁家第一屋”的意思，在明朝初年就建立了。自打小时候我就听说“先有一屋，后有祠堂”。安庆丁氏家族最早居住在宿松县境内，后来才搬到我出生的这个村庄并发展壮大起来。丁氏宗祠就建在我家西南一公里的地方。但打开家谱，首卷首页却赫然印着“江州义门”陈氏历代祖宗的画像，与陈独秀同宗同祖无疑。原来，我们安庆丁氏的始祖姓陈，名良卿，时任安庆太守（亦说是一位商人），在朱元璋和陈友谅鄱阳湖战役之后，隐居宿松，招赘丁家，自成一脉，薪火相传。后人丁日健曾先后担任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1854年上任）和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1863年上任），为此时期台湾最高统治者。而被誉为“皖国诗书第，江州礼仪家”的怀宁丁氏家族，还曾被慈禧敕封“世进士”。因此，我说“怀宁丁陈是一家，独秀与我本同宗”可谓有根有据，借此机会把这段历史第一次公布于世，也算是中华文明家谱寻根文化的一段趣闻。  只有一座独秀山，世无两个陈独秀。从童年记事时起，每当我站在故乡皖西南那个名叫丁家一屋的偏僻乡村，远眺十里之外的独秀山时，那平如釜底和尖如笔锋的连体双峰，就让我想起这位中国历史上令人奇怪且令我们怀宁老乡遗憾可惜并浮想联翩的人物。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是叛逆的性格，但表现却截然不同。少年时代，陈独秀面对“白胡子爹爹”的棍棒，他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打不怕杀，但是他却怕母亲的眼泪怕女人的眼泪。同样是面对父亲的打骂，少年毛泽东则是屈一膝下跪，在妥协中寻求抗争。到了中年，“八七”会议后陈独秀靠边站了，当了“撒翁”，成了“反对派”，他不知妥协退让曲线迂回前进的策略，只知猛打猛冲，到头来碰得头破血流，头撞南墙也不回头。这就是宿命。

道路由来曲折，征途自古艰难。一个革命家就这样踏上了从革文化（文学）的命到革国家的命，甚至革自己的命的漫漫征程。这个名叫独秀的男人——好汉——硬汉——英雄——伟人——明星一样照耀着中国的大地和天空，他到底是一颗光芒万丈的彗星，还是一颗永远燃烧的太阳？或许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让世界满意的答案，或许世界本来就不需要答案。

当然，时代不同时空不同，经济基础、政治形势都大不相同，对任何事物、任何事件或者任何人物的比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实际上确实也没有可比性，但从人物的性格角度，我们或许还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和不同。客观因素的不可比，与主观因素的相对论，我们可以从历史人物身上琢磨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并从正确的层面来吸收，改造并重塑我们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只有这样，我们的历史写作才变得高尚而美好。

2009年，我有幸前往重庆采访。我的双脚刚刚从万米高空落下，踏上雾都的土地，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江津，赶往鹤山坪，赶往石墙院，去看望一个人——我的老乡陈独秀，领略那一段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历史风云。

狗脸变，狗脸变，这老天爷的脸还真像狗的脸，说变就变。路上，晴朗的天忽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蒙蒙的，暗暗的，有些忧伤的样子。但对我来说，这雨下得真好，天人合一般营造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氛围，正好非常吻合我去瞻仰这位伟人的某种心境。世变之迁流，可以知时代之混乱。而先生的历史和先生的政治亦如这老天爷的脸啊！

或许，空间没有改变，但时间肯定是变了。其实，时空永远都在变化。只有“变”，才是永恒不变的。伫立石墙院，大门两侧的对联是先生的篆书手迹——“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而在正屋的大门两侧也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这也是独秀先生从古诗中集句撰写的。  站在先生人生最后的驿站，看着他曾使用过的简陋家具和书桌，让我想起他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那个“抛”字；看着他亲手种植的栀子花，让我想起那是我们家乡安庆乡亲们最爱的花朵；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让我无法想象独秀先生在江津生活的1374天……世事繁杂，人心浮躁，重温旧人往事，感悟品德精神，这或许正是我决心写陈独秀的原因。细雨淅淅沥沥，很快就润湿了衣裳。先生的雕塑巍然于院内的花园，也很快被细雨打湿……此时此刻，我的耳边仿佛听见先生的教诲，他说：“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好清明，社会才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会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

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未来的无法预知未来，我们当然期望活在当下，但我们扪心自问，人文思想安在？学术精神安在？师道尊严安在？文人品格安在？诚信操守安在？为什么总有人在原则上崇尚愚蠢？为什么总有人在底线上装疯卖傻？潜规则为什么大行其道？“厚黑学”为什么奉为做人的技巧？人世间难道真的是“时间使一些英雄美人成尘成土，把一些傻瓜变得又富又阔”？蒙蒙细雨中，我依依不舍地向石墙院告别，向独秀先生告别。那一刻，我能做的，我能表达的，就是立正站好，向他致敬。

汽车载着我快速离去，离开石墙院，离开鹤山坪，离开江津。在江津大桥边上，我请求司机暂停下来，走下车，静静地伫立在长江边上，我远远地瞻望鼎山山坡上的康庄，远远地仰望山上的那座坟茔，独秀先生爱赏桃花林的桃花还在盛开吗？同行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好多年前，江津地方要修建一位开国元帅的纪念馆，当初曾把馆址就选在鼎山安葬独秀先生的这块风水宝地，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建设过程中竟然先后两次发生塌方事故，最后不得不易地重建。后来，独秀先生的墓冢得到重修，但从未发生塌方。

长江不息，涛声依旧。此时此刻，我还能对独秀先生说什么呢？独秀先生还能给我什么启示呢？从我的故乡安庆怀宁，到重庆江津，千里之遥，一水相连，真是“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君不至，共饮长江水”。当我回到故乡安庆，站在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上，站在他的墓前，总让我想起鲁迅先生1933年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念念不忘《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话语。他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说他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把“革命的前驱”送给了陈独秀，这是真话！

“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与此同时，我又想起毛泽东1941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罕见赞誉鲁迅的话：“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在完成本书的写作之后，我有一个感受，我相信读者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毛泽东追授鲁迅先生的每一顶桂冠，似乎戴在独秀先生这颗印堂宽阔、额头跑马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的头颅上都极为恰当，且不偏不倚，再合适不过了。

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而思想现代化的试金石就是科学。何谓科学？早在1915年9月，独秀先生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则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在他看来，科学精神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法，源于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形成的理性思维与实证传统。对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的黄金搭档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概括则更加成熟。胡适说：“民主的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的真意只是一个态度，一个方法。”“科学不是坚甲利兵，飞机大炮，也不是声、光、电、化。那些东西都是科学的出产品，并不是科学本身。科学本身只是一种方法，一个态度，一种精神。”后来，独秀先生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说：“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短短的一句话，今日读来，依然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令人扼腕深思。

何谓科学精神？梁启超曾言：“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科学家竺可桢1941年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提出了三种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依理智为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毫不苟且。”陈独秀硬骨头的一生可谓贯穿了这三种科学态度，实践着他自己首倡的科学精神。正因此，在中国人思想依然没有充分实现现代化的今天，独秀先生倡导的科学和民主依然任重道远。

只有一个陈独秀！陈独秀不是传说！陈独秀和他的硬骨头精神，无愧于他的时代，无愧于他的祖国，无愧于他的人民，无愧于他创造的政党，也无愧于历史！像他第一个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恭迎进中国一样，独秀先生始终不渝追求的民主、科学思想不死，独秀先生与生俱来的硬骨头精神不朽！诚如蔡元培所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作为一个人，他的人格永远是人的榜样！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盖棺定论未有期。在本书的结尾，我还想说，当谈及信仰和担当的时候，当下的我们确实应该好好想一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更是一个常识。我希望尘世的人们能够在清楚明白常识的基础上建立共识，从而真正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负作为知识分子的名分。我相信，作为“人”，我们能够从陈独秀身上找到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和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写陈独秀，其实是在写心中的那个自己。最后，我愿意与读者诸君一起，再次静下心来思考苏格拉底临终时的嘱托——

我设法劝你们每一个人少想一些实际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可是你们岌岌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

2014年6月6日改定于北京平安里看云楼弃疾斋，丁晓平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