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沉默的大多数》作者王小波，他所虚构的艺术之美，以及他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所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宝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王小波的杂文是值得也经得住反复细读的。真正能思想的人并不多，能从思想中得到快乐者更是寥寥，王小波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文章游走于个人与人类、外向与内省、幽默与严肃、情感与理智、常识与哲学、逻辑与悖谬……的多重张力之间，形成了他风格独具的“小波体”。

《沉默的大多数》收录了积极的结论、思维的乐趣、我看国学、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迷信与邪门书、智慧与国学、拒绝恭维、关于崇高、谦卑学习班、沉默的大多数、对待知识的态度、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体验生活、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椰子树与平等……

《沉默的大多数》由王小波编著。

自序

积极的结论

思维的乐趣

我看国学

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

迷信与邪门书

智慧与国学

拒绝恭维

关于崇高

谦卑学习班

沉默的大多数

对待知识的态度

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

体验生活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椰子树与平等

优越感种种

诚实与浮嚣

洋鬼子与辜鸿铭

百姓洋人官

极端体验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有关“错误的故事”

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

思想和害臊

有关天圆地方

科学的美好

皇帝做习题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肚子里的战争

高考经历

人性的逆转

理想国与哲人王

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

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盛装舞步

科学与邪道

有与无

虚伪与毫不利己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论战与道德

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

跳出手掌心

花刺子模信使问题

知识分子的不幸

我看文化热

救世情结与白日梦

“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之争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

从《赤彤丹朱》想到的

不新的《万历十五年》

《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

王朔的作品

掩卷：《鱼王》读后

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

积极的结论

我小的时候，有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有一天，我父亲对我姥姥说，一亩地里能打三十万斤粮食，而我的姥姥，一位农村来的老实老太太，跳着小脚叫了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她还算了一本细账，说一亩地上堆三十万斤粮，大概平地有两尺厚的一层。当时我们家里的人都攻击我姥姥觉悟太低，不明事理。我当时只有六岁，但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姥姥是错误的。事隔三十年，回头一想，发现我姥姥还是明白事理的。亩产三十万斤粮食会造成特殊的困难：那么多的粮食谁也吃不了，只好堆在那里，以致地面以每十年七至八米的速度上升，这样的速度在地理上实在是骇人听闻；十几年后，平地上就会出现一些山峦，这样水田就会变成旱田，旱田则会变成坡地，更不要说长此以往，华北平原要变成喜马拉雅山了。

我十几岁时又有过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我住的地方(我家在一所大学里)有些大学生为了要保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而奋起，先是互相挥舞拳头，后用长矛交战，然后就越打越厉害。我对此事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北京城原来是个很安全的地方，经这些学生的努力之后，在它的西北郊出现了一大片枪炮轰鸣的交战地带，北京地区变得带有危险性，故而这种做法能不能叫做保卫，实在值得怀疑。有一件事我始终想知道：身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人，身披铠甲上阵与人交战，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自我感觉如何？当然，我不认为在这辈子里还能有机会轮到我来亲身体验了，但是这些事总在我心中徘徊不去。等到我长大成人，到海外留学，还给外国同学讲起过这些事，他们或则直愣愣地看着我，或则用目光寻找台历——我知道，他们想看看那一天是不是愚人节。当然，见到这种反应，我就没兴趣给他们讲这些事了。

说到愚人节，使我想起报纸上登过的一条新闻：国外科学家用牛的基因和西红柿做了一个杂种，该杂种并不到处跑着吞吃马粪和腐殖质，而是老老实实长在地上，结出硕大的果实。用这种牛西红柿做的番茄酱带有牛奶的味道，果皮还可以做鞋子。这当然是从国外刊物的愚人节专号上摘译的。像这样离奇的故事我也知道不少，比方说，用某种超声波哨子可以使冷水变热，用砖头砌的炉灶填上煤末子就可以炼出钢铁，但是这些故事不是愚人节的狂想，而是我亲眼所见。有一些时期，每一天都是愚人节。我在这样的气氛里长大。有一天，上级号召大家去插队，到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我就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有认真考较一下，自己的心脏是否因此更红了一些。这当然也是个很特别的时期。消极地回顾自己的经历是不对的，悲观、颓废、怀疑都是不对的。但我做的事不是这样，我正在从这些事件中寻找积极的结论，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二

我插队不久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军代表把我们召集起来，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要保卫毛主席，现在却是毛主席保卫了你们，还保卫了红色江山，等等。然后就向我们传达说，出了林彪事件，要我们注意盘查行人(我们在边境上)。散了会后，我有好一段时间心中不快——像每个同龄人一样，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我是喊过的。当然，军代表比我们年长，又是军人，理当在这件事上有更多的责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知青娃子实在难管，出了事先要诈唬我们一顿，这也是军代表政治经验老到之处。但是这些事已经不能安慰我了，因为我一向以为自己是个老实人，原来是这样的不堪信任——我是一个说了不算的反复小人！说了要保卫毛主席，结果却没有保卫。我对自己要求很严，起码在年轻时是这样的。经过痛苦的反思，我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无能为力的，假如不是当初说了不负责任的话，现在就可以说是清白无辜了。我说过自己正在寻找积极的结论，现在就找到了一个。假设我们说话要守信义，办事情要有始有终，健全的理性实在是必不可少。  有关理性，哲学家有很多讨论，但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它的关键是：凡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像我姥姥当年对待亩产三十万斤粮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但这一点有时候不容易做到，因为会导致悲观和消极，从理性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性颇不容易。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会回来的。不过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从逻辑上说，从一个错误的前提什么都能推出来；从实际上看，一个扯谎的人什么都能编出来。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会遇到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物，从此迷失在万花筒里，直到碰上了钉子。假如不是遇到了林彪事件，我至今还以为自己真能保卫毛主席哩。

我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起码在插队时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患上了重病，加上食不果腹，病得要死。因此我就向领导要求回城养病。领导上不批准，还说我的情绪有问题。这使我猛省到，当时的情绪很是悲伤。不过我以为人生了病就该这样。旧版《水浒传》上，李逵从梁山上下去接母亲，路遇不测，老母被老虎吃了。他回到山寨，对宋江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之后，书上写着：“宋江大笑。”你可以认为宋江保持了积极和乐观的态度，不过金圣叹有不同的意见，他把那句改成了“李逵大哭”。我同意金圣叹的意见，因为人遇到了不幸的事件就应该悲伤，哪有一天到晚呵呵傻笑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虽然形势一片大好(这一点现在颇有疑问)，但我病得要死，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理由悲伤。这个故事这样讲，显得有点突兀，应当补充些缘由：伴随着悲伤的情绪，我提出要回城去养病；领导上不批准，还让我高兴一点，“多想想大好形势”。现在想起来情况是这样：“四人帮”倒行逆施，国民经济行将崩溃，我个人又病到奄奄一息，简直该悲伤死才好。不过我认为，当年那种程度的悲伤就够了。P1-4

我以写小说为主业，但有时也写些杂文，来表明自己对世事的态度。作为一个寻常人，我的看法也许不值得别人重视，但对自己却很重要。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好恶、爱憎，等等。假如没有这些，做人也没什么味道。这些看法常常是在伦理的论域之内，所以对它们，我倒有一种平常心。罗素先生曾说，对伦理的问题无法做科学的辩护。我同意这个观点。举例来说，我认为，思维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乐趣，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这种乐趣。这个看法也在伦理的论域之内。所以．我举不出科学上的理由来说明自己是对的。假如有人说不思维才快乐，我只有摇头，却无话可说。

罗素先生认为，残酷打击别人是不好的。但他只能期望别人来同意这个看法，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他还说，有很多看法，看似一种普遍的伦理原则，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恳求。在这本书里，我的多数看法都是这样的——没有科学的证据，也没有教条的支持。这些看法无非是作者的一些恳求。我对读者要求的，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忽略我的那一份恳切而已。

这本书里除了文化杂文，还有给其他书写的序言与跋语。这些序言与跋语也表明了我的一些态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轻松的随笔，不管什么书，我都不希望它太严肃，这一本也不例外。

王小波

一九九五年六月于北京家中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总在权势面前屈膝，毁掉了自己的尊严，也毁掉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王小波

我对他的思路老有一种意外惊喜的感觉。这是因为长这么大，满耳听的不是些陈词滥调，就是些蠢话傻话，而小波的思路却总是那么清新。这是他最让人感到神秘的地方。

——李银河

我常常觉得，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他就在那个无比庄重却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继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这批人把这个孩子当成宠儿，并且把他的名字当成他们互相认出对方的接头暗号。

——李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