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经济学的学术著作，作者回顾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本书引述了大量中外学者的观点和思想，并将其进行对比和分析。作者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中国近现代百年兴衰全景，百年兴衰，沧海桑田中国近现代百年，是光辉与黑暗并存、荣耀和屈辱共生的百年在这段时期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了那么多战争的创伤却又有那么多成功的豪迈；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付出那么多代价终赢得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盛。

第一章 鸦片战争：痛开始的地方还是梦开始的地方

第二章 混战中得发展：不看过程看结果

第三章 三十年的过渡期：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第四章 这最近的三十年：回到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

参考文献

对历史的每一次反省，都意味着我们走向成熟，从而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现实，更加自信地预见未来。

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噩梦的开端。它结束了中国辉煌的古代历史，使中国步入了长达百年的苦难。

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我从小所接受的信息是：“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西方殖民者用鸦片毒害我们的国民，当我们决心戒毒时，他们发动了战争，以此强迫我们继续购买鸦片，付出白银”。关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课本上将其归咎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屡战屡败，甚至不败而败”。

然而事实真的完全是这样吗？

易中天先生在他的新书《帝国的惆怅》中写道，“将1840年的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人用来讽刺自己政府的，因为即便是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为此发动战争也是不得人心的。英国政府当时提出的战争议案最后只能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被‘反对派’在议会辩论中称之为‘鸦片战争’。我们跟着英国的反对派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毕竟战败之后，能做的事也就是道德上的谴责了。但如果当真以为那就是‘鸦片战争’，并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恐怕就反倒有点吃鸦片的味道了”。

“其实，英国人发动那场战争，绝非为了走私鸦片。相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其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人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他还训示：‘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因为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正如已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先生所著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所言：‘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我很赞同易中天先生的说法。但是在这里我权且还称之为“鸦片战争”，一是为了符合广大读者多年来的习惯，再有就是这也算是一种自嘲吧。

那么，这场战争战败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清政府确实是腐败的，甚至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包括我们熟知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钦差大臣琦善、参赞大臣杨芳等。这样的上下相蒙，延误军情被认为是鸦片战争战败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些血统高贵，出身正途，在剿匪战事中扬名立万的名臣名将们为什么要撒谎？——他们到了非撒谎不可的地步了。皇帝要的是胜利，然而胜利是不可能的。

关于这一点，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和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惆怅》中都有详细的说明，我在此谨引用一小部分，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厦门战役。

1841年3月2日，闽浙总督颜伯焘抵达厦门，立即着手改造防务。到8月下旬开战之前，历时5个月，耗银150万两，终于将厦门建成了大清帝国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然而这个最强大的海防要塞在英国人面前却不堪一击。8月26日下午1点45分开战，仅仅过了1小时20分钟，鼓浪屿三座炮台就被打哑了。又过了40分钟，英军在厦门本岛登陆。15分钟后，石壁阵地陷落。什么叫转眼间“灰飞烟灭”，并且“灰飞烟灭”的可不是“强虏”，而是大清帝国精心构造的最先进的防线。

还有一个例子便是我在高中历史课本里念过的著名的定海之战。1841年的这场第二次定海之战被描述成一次激动人心的、英勇壮烈的战斗：定海的三位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万余英军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多么悲壮感人的故事，可惜这只是一个故事，一个被粉饰、夸大了的故事。三位总兵率军抗英是真的，英勇奋战是真的，以身殉国是真的。可是英军并没有万人之多，而是只有四五千；并且根本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从10月1日早晨开始，到下午2时左右结束。在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到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2人、受伤27人的微小代价。

对此，茅海建先生总结道：“战区的地方官比谁都清楚，‘夷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希望！”

“夷务不可为”，这个观点有些学者不同意，他们总是强调英军人少，登陆的仅有几千人而已嘛，好灭。可是人家不跟咱肉搏啊。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有位是清朝皇帝的亲戚的军事将领想出一个打败西方蛮族的计划。他建议在猴子的背后挂上鞭炮，然后把猴子抛到停泊在岸边的英国军舰的甲板上。这个计划被批准后，19只猴子关在笼子里被带到了中方的司令部，但却找不到一个敢到英国军舰的射程内去抛猴子的人。

可以见得，19世纪中叶，中西方军事技术方面存在着奇异的差别。人家携坚船利炮渡海东来，靠咱当时的水平，“战事绝无可为”，看来，是没有取胜的余地了。

一切战争胜败的背后，总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落后了。我想这个原因要比一个政府的腐败无能来的更深刻、更有说服力。而由此导致的鸦片战争的惨败也成了我们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鸦片战争，我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一定是“痛开始的地方”，也许还是“梦开始的地方”。且听我细细往下说。

在本文中会反复提到，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两个差别很大的概念。“发展”不仅包含GDP等这些数据指标的增长，还涉及经济增长模式、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进步。在184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百余年的时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可是，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思想、经济增长模式、政治思想、政治统治模式、社会文化等方面变革速度之快，程度之深，是之前几千年的缓慢演变所远远不及的。正所谓“不破不立”。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没有西方“最初工业化国家”(Original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及其帮凶们的入侵，我们是否还在延续着古老的发展方式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也将首先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林则徐曾试图禁止鸦片流入国内，并顶住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强攻，但他也认识到外国军事力量的优势。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同英国军舰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断定“船只、大炮和水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林则徐决不愿意散布这些观点，“我只请你对此保密”，他这样要求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他不愿意公开这些观点，说明他担心这会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敌对反应。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统治中华帝国的士大夫除少数人外仍然极其厌恶和藐视西方的一切。虽然失败的打击迫使他们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但在实际中他们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官吏们在机械事务方面的无能已无可救药，纵然他们真诚地想模仿西方——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中华帝国面对欧洲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

看来打击还不够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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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在很多人眼里是空谈，是很空洞的说教。其实并不然。我们不妨先从“爱”开始说起。爱，是人类很朴素的情感。要我说爱从何来，那必然是我爱的这个东西好，所以我才会爱(在我的逻辑里，爱一个人或者东西是需要理由的)。那么作为中国人，爱中国，除了对故土的天然的依恋以外，也应当是因为中国好。那么中国好在哪呢？如果我在近两百年前问这个问题，那答案简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五千年灿烂的文明，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我们站到了经济、技术、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巅峰，我们是天下第一的中华帝国！然而在那之后，我们开始怀疑自己了。更甚，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化下，我们成为了“理性的经济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我们追求的是更高的经济成果，更高的经济成果应当是所谓的“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在最近的这一百七十年中，这个“更高的经济成果”或者退一步说“较高的经济成果”似乎已经不再存在于中国了，我们说到爱国，也似乎不那么底气十足了。其实，在我的眼里，即使就看这一百七十年，经济增长也是成果斐然的，再加上在人类范围内对经济增长路径的一种全新的探索，以及民族精神被压至底部还能反弹这一过程中所积蓄的勇气与能量，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怀疑自己不“好”了。甚至，在我的浅薄的认识中，理想国大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怎么讲？拿我一个女人找对象来说，理想当中的爱人应当是这样的：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博大的度量胸怀，经历过人生的坎坷，给予我一定的自由，目前发展良好，未来还有更大的前景——这样的才叫“理想”。那么说到“理想国”时，就把这个框框扣到国家上，我的祖国好像真的都符合。当然，说完这种庸俗的例子，我会写更有说服力的东西，来说这不长不短而又惊天动地的一百七十年。本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就从“痛”开始的地方，也是这一百七十年的起点——鸦片战争说起，因为在鸦片战争以前，不必说，中国自然是“天朝上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