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著名文化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思涌的随笔集。所选文章内容广泛，大到世界文明起源、大国兴衰、国度的区位选择变迁，小到日常生活的习俗，涉及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地理教育等多的方面，有对历史的叙述，更有对历史的真知灼见，发现历史现象背后的地理学规律，文字流畅平实却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充分体现出大家风范。

本书适合对地理、历史、文化等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王恩涌先生的这本随笔集，共收录随笔文章76篇，涉及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地理教育三个方面。全书以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从建筑、饮食等角度，以小见大，阐释文化地理学的思想和内容；同时从大的时空尺度上，从人地关系、地缘政治等角度，对文明变迁、大国兴衰，以及文化现象如宗教、语言、习俗等等进行分析和解释。全书有史有识，内容丰富，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

序一 厉以宁

序二 魏小安

文化与地理

“分区”与“区分”

一件新式服装在城市是怎么扩散的?

行为背后的环境痕迹

从佛教和基督教的不同命运谈起

也说文化景观

语言小议

地理视角看宗教

“国家”古今谈

农业文明的地理摇篮

体质适应与文化适应

对文明起源的一种解释

社会变迁背后的地理之手

文明中断或延续的谜底

漫谈风水

大禹治水真有其事吗

三国演义的地理舞台

古城荒沙真相

两条河流带来的变迁

晋商兴衰背后

中国的商人与商帮

福建山区里的神秘建筑

台湾兰屿岛民居

欧亚大陆的“文化四边形”

法老们无法得到的安宁

一位天才的“门外汉”

绿色革命在印度的意外后果

玛雅的未解之谜

美国的食土现象

黑死病为什么消失了

天主教教堂的变迁

流行文化中的足球

拒绝现代文明的“阿米什”

坚持“公社”式生活的移民

欧洲的巨石文化

大国兴衰·西班牙篇

大国兴衰·荷兰篇

大国兴衰·英法争雄

大国兴衰·英国的19世纪

大国兴衰·美国的兴起

豪斯浩弗的一次不光彩经历

新中国五次地缘战略变化背后

地理学家看两岸关系

地缘政治学的前世今生

为什么经济学家也重视起地缘政治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略意图

印度文明与巴基斯坦

首都漫话·夏商篇

首都漫话·周朝篇

首都漫话·秦汉篇

首都漫话·三国篇

首都漫话·两晋南北朝篇

首都漫话·隋唐篇

首都漫话·五代十国篇

首都漫话·大宋篇

首都漫话·辽金西夏篇

首都漫话·元朝篇

首都漫话·明清篇

首都漫话·民国篇

首都漫话·当代篇

首都选址中的“小三角”与“大三角”

北京作为首都的环境问题

各个视角中的地理

人文与区域

我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

旅游地理学的兴起

地理教育中的“专”与“通”

一次迟到的醒悟

人文地理为何曾在讲台消失

地理的理论与应用

大学地理教育的“市场法则

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陈传康给竺可桢的一封信

北大地理系专业设置的回忆

环境保护专业的诞生

地图是立体的，也是时间的

附录：王恩涌教授谈“无形的脚

后记

农业文明的地理摇篮

今天，虽然在很多国家，农业的地位已大大落后于工业，但是，农业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因为，我们吃的粮食、肉类、蔬菜、水果，喝的牛奶及各种饮料，穿的棉、毛、丝、麻等，全都来自农业。

更重要的是，农业在过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例如，我们可以说人类经历过长期的石器时代，即旧石器文化、中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但不能称之为文明。文明只是在私有制、阶级出现与国家形成时才开始的，与经历200多万年的石器文化相比，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是很短暂的。

在旧世界，往往把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古国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开始。由于这些文明都出现在大河边上，而且多与灌溉有关，因此，有人称其为“大河文明”、，“灌溉文明”。

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黄河的河边虽然出现了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文明，但是美洲的墨西哥、玛雅诸文明并不出现在大河边。至于灌溉，的确促进了埃及、巴比伦与印度文明的兴起，但中国，灌溉在农业上发挥作用是起始于战国时期，而不是在中国文明早期的夏、商。

引起上述差别的原因何在？这应当从农业发展中去找答案。西亚、北非的埃及，巴比伦与印度种植的是小麦。小麦是两年生作物，秋种，春末夏初收，它生长时既需雨水，又需冬季的低温，利用灌溉补充降雨的不足可以使产量大增。美洲最早的作物靠的是喜温的玉米，故其文明出现于墨西哥至秘鲁的高原上。

正是由于新、旧世界各文明古国的环境条件各不相同，导致了农作物的差异。所以，说“小麦文明”、“粟黍文明”、“玉米文明”也许比“大河文明”与“灌溉文明”更准确些。

灌溉措施急剧提高了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两岸的农业产量，大大促进了财富的生产与权力的集中，因而，成为世界文明最早出现的地方。中国的旱作农业发展不像西亚、北非灌溉农业发展那么快，产量也不如他们那么高，故文明的出现亦稍晚一些。美洲的玉米生产与灌溉条件受环境条件限制，其文明发展则比旧世界晚得多。结果，在新大陆发现后，当新、旧世界的文明相互接触，其巨大差距给新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不幸。

欧亚大陆两岸的生活习俗差异相当明显。东岸的中国北方是单一的旱作农业，养家的家畜以猪为主。其生活习俗是以杂粮与小麦为主食，肉食是猪肉。西欧是农牧结合，种的是小麦与饲料，养的家畜以牛为主。牛并不主要用于力役，而是作为肉食与奶的来源。

何以中国未能实行农牧结合而走上单一农业呢？这与中国的环境条件有关。中国夏天高温多雨、冬季低温而干旱，这样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夏秋农作物生长，冬春类枯黄不利于食草动物的发展。此外，黄土及黄土沉积物的土壤质地疏松、矿物质含量多，既易于耕作，又可以连续耕作。为了解决人的肉食与耕地肥料的需要遂选择了杂食动物的猪。不同于食纤维质草类的牛羊，猪的食物是淀粉质；猪生长快，春天繁育、冬季即可屠宰；同时，猪多肥多粮就多。当然，粮多养的猪也多。

西欧与中国北方相比，夏季气温不高、冬季气温不太低，降雨多且均匀。这种气候不仅适合小麦栽培，而且有利于牧草的长期生长。牧草不仅为食草动物提供饲料，也为土地肥力的恢复创造了条件。因此，这里粮食作物(小麦、大麦、燕麦)与休耕长期相结合的二圃制，后来成为两年粮食作物(秋播、春播)与一年长草的三圃制。长的草成为羊的饲料。这样，粮与羊的混合农业就转化为了粮与牛的混合农业，人们消费奶与肉的量也才逐步提高。

工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从农业转移出劳动力、提供原料和市场，而且还需要更多的粮食与副食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各国也有所不同。

英国工业化以前是个粮食出口国，工业化开始后，为了发展毛织品出口，圈地养羊席卷全国，英国粮食遂感不足，不仅无余粮出口，还成为粮食进口国。先是波兰与俄国的小麦通过波罗的海与黑海港口运往英国，后来，美国的小麦也进入英国市场。

粮食依靠国外，而肉与奶只能依靠国内就近供应。可是，一旦冷藏船出现，则澳大利亚、新西兰与阿根廷的冻肉就成为英国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又开始利用市场区位发展园艺。今天，英国工业已经有相当的基础，遂利用丰裕的资金、先进的科技来加强其农业，减少对外依赖。

美国的情况则与英国相反。它是一个国土辽阔、土质肥沃、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大量种植引进的小麦、甘蔗、棉花，加之原有的玉米、烟草，很快成为大量农产品的出口国。在早期，为了尽快利用大片土地的自然肥力，他们不仅实行专业化生产，而且当自然肥力下降影响获利时，就抛弃已耕土地，开垦其他土地，成为游耕式的农业。

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为美国工业化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下，美国农业成为高度地域化、专业化、商业化及现代化的农业企业，成为世界农产品供应的重要基地。

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的现代化，既难遇到英国当时的时间机遇条件，又缺乏美国的空间地域基础，只能根据本国具体条件、国际市场的机遇寻求新的途径了。

P40-42

王恩涌教授是著名的地理学家，60多年前，我们都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在学校时，他比我高一个年级。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地理系，受业于林超教授。我先参加工作，稍后考人北京大一学经济系。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地理系并人北京大学。我们两人大学毕业后又先后留校工作，成为同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受到冲击。那时，北大的“造反派”把我们俩都放在昌平十三陵一个农村，实行监督劳动。有一次，我们因要返校回家取粮票，请假获准。路上两人不仅回忆了高中时代的往事，而且更多地对眼下形势发表看法，彼此观点一致，这样也就成为了好友。到了1985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科学管理中心，丁石孙校长任主任，我们俩和陈良煜教授三人被任命为副主任，在一起合作了十多年。我们一起从事过环境保护、林业建设、草原承包制等科研项目的研究。

王恩涌教授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长期担任党、政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从事教学工作。在50年代教过植物地理，在70年代从事环境保护教学与研究。80年代曾去加拿大进修，回国后，又转向人文地理学，尤以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学见长。他知识广博、勤奋好学、善于分析。

王恩涌教授的随笔集问世之际，嘱我为之写序。读了他的文集，我感到文化地理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大到世界上的文明起源、大国的兴衰、国都的区位选择与变迁，小到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如中国人为什么肉食以猪肉为主，而欧、美人肉食以牛肉为主的因缘等，包罗万象。对此，我既感兴趣，又体会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性。它不仅关注人类文化诸多现象的分布与环境的关系，还注意到“大禹治水”这类古代传说背后的起因。的确，研究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分布与地理环境相互影响的文化地理学，在我们处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无疑是有价值的。我相信读过这本文集的读者都会从中得到很好的启示。

在经济学领域，传统的发展观重物轻人、重生产轻生活，在实际工作中又容易重数量轻质量、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现在，在对市场、机制、结构等进行转型的基础上，我们开始注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人文关怀，强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认为环境、生态是更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人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在文化地理学者那里，本来就是一个终极的追求。文化地理学中的人地一体的综合观点，以及对人和人类群体行为的重视，都是值得经济学和别的学科参考借鉴的。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关心城乡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低碳经济、生活质量等问题，文化地理学对此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王恩涌教授曾经有一个比喻：如果市场是进行资源配置的“无形的手”，那么，地理学的规律就是决定区位优化的“无形的脚”。在不同时期哪些地区会率先得到发展，人口、聚落和各种空间现象会如何流动、聚集和扩散，资源、环境和发展如何在局部和整体进行布局和调适，这些都涉及到过去我们没有给予充分重视的“无形的脚”。告别任凭经验的漫游，走向科学的选择和定位，这正是王恩涌教授所提倡的，也是这本书所希望给读者以启迪的。

其实，“无形的手”和“无形的脚”是相互配合、相互适应的。“无形的手”说的是市场供求规律在自发地起调节作用，“无形的脚”强调的是消费者、投资者、劳动者对适应自己要求的一种自动的选择；如果没有这种自动的选择，市场怎么能够合理地、有效地配置资源呢？

世界上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王恩涌教授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人从来不是由路指引的，而路则是人走出来的。知道自己脚步应该迈向何方，这是一个多少了解文化地理学常识的人的理性选择。

兹以这篇序言纪念我和王恩涌教授60多年的同学之谊。

厉以宁  2010年春

我的文化地理随笔集就要出版了，在这里我想表达我对很多老友的支持和鼓励的感谢，也想向读者说明我写这些文章的原委。

我是学自然地理的。先在清华的地理系地理组学习三年，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转到北大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1953年春毕业留校工作。开头是一面参加教学工作，一面参与系的教学组织工作。后来，因系的扩大，工作需要遂专职于系务，直到1983年。

在这30年中，从事系里教学组织与领导工作，有两件事影响我甚深。第一件就是地理学有什么用？当时，在大学学习时，我也曾对地理学有什么用有过思索。因为兴趣，只想学了以后，可以到祖国各地，像老前辈那样去调查、寻找各种资源为祖国建设服务。可是，毕业后却留在系里工作。那时，进入地理专业的学生属第一志愿的不多，第二第三志愿的占多数。因此，在学习中，学生普遍对专业学习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由于自己刚毕业，教学经验少，科研尚无经历，只好请些专家、教授向学生做报告予以指导。实际上，仍有部分学生到毕业时对专业仍存在着疑惑。

第二件是政治运动。从50年代的“胡风问题”起，其后是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次比一次大，直到“文化大革命”变成延续多年的全国性大运动。我一是出身不好，二是单位的一个头头，在高等学校，“执行资产阶级教育”，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在劫难逃。虽然每次自己给自己戴上帽子、写了检查、受到批评、在干校劳动等等，但多次运动，始终弄不清自己错误在哪里，为什么一次次地犯错误？心里十分苦恼。求教于人怕连累他人；自我思索，又无门可人。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关于地理学的出路，由于专家的建议、毕业生的反馈、教员的努力，在70年代中，各专业从学术的培养转向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和遥感技术的实际应用方向，开创了地理学应用的大发展。但是，我国解放后，科学、教育受前苏联的影响，在地理学方面是重自然地理、轻经济地理、取消人文地理。人文地理学成为禁区，在高教中既无人讲授，又无人学习。可是在西方，只是从听说中，那里的人文地理学却占有重要地位。

“文化大革命”后，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对过去的历史错误也进行落实政策。人们对过去这段历史错误开始思索，特别是从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的分析、对比中进行反思。因此，在80年代，在我国兴起一股文化热。

当时，我已经年过半百，头上也没有沉重的政治压力；在系里工作，认为地理已找到翻身大发展的应用方向，想好好干几年，补上多年的失落。1981年，学校要送我出国进修。我想自己多年脱离教学、科研，出去学习困难很多，而且再过几年就到退休年龄，来日不多，所以就予以推脱。可是，学校仍坚持原议，我只好放下工作，学了一年英语，于1983年去加拿大进修一年。

当时，因为国内长期没有人文地理课，所以我有一种探索心理，想看看西方人文地理的进展。在人文地理中，文化地理使我感到很大兴趣。因为过去还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门学科。另外，在不列颠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这门课的教授曾访问过北京大学我所在的系，彼此有初步的认识与了解。我在他的系进修，他对我十分关心，经常在周末开车带我到各地去参观，使我了解到很多情况，这对我后来认识文化地理有很多帮助。另外，我也听了他的讲课，特别是在和他为了解中国情况的交谈中，我较深入地认识到地理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他是把我引人到文化地理的第一人。在我开始进入文化地理耐，头脑中经常会出现一个想法，那就是能否也可以用地理的知识和角度去探索中国文化，以解自己头脑中存在的种种疑惑。

回国后，因工作变动，我系务渐少，遂将国外带回的书籍进行整理。其中一本文化地理教材使我很感兴趣，便在整理过程中将其译为中文。我很想将此教材提供他人，以便在国内地理系开设此课，但未能实现。后来，系里的同事卢培元教授建议我自己去教这门课。我想，苒过两三年自己就退休了，而且文化地理学中涉及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中外历史，对这些领域自己很少触及，讲起课来，很可能让学生问得下不来台，所以心存顾虑。在他多次促进下，我遂决定先在北大分校地理系内试试。

在实验中，我一面教、一面学，课讲完了，学生很有兴趣，我也有了信心。后来，我又把这门课从分校搬到北大本校地理系的课堂上。再后来，我根据国外的教材以及自己的教学经验写出的《文化地理学导论》在高教出版社出版，国内开始认识文化地理学的意义。

如果说1953年大学毕业到1983年出国进修，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30年里充满了困惑，那么，此后开始的又一个30年则是我学习和研究文化地理学并从中得到诸多启发的“黄金时期”。这期间，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谭其骧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安流的局面》，马文·哈里斯的《文化起源》，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中的“三个时假说”等等，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在实际问题分析中，我逐渐形成了清晰的“人地关系”分析主线——地理环境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中的制度文化，而制度文化又影响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意识文化；反过来，思想意识文化影响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影响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影响地理环境。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我尝试对我感兴趣的阿题从文化地理角度做相关的分析，这也是这本文集所尝试探索的问题。

应该说明的是，这本文集中有的篇目是我与同行或研究生(曹诗图、李贵才、黄石鼎、欧朝晖、李竹等)合作完成的。错误之处，请读者予以指正。

这本文集的问世，首先应该感谢陕西师范大学《中学地理教学参考》月刊。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该月刊邀我撰写有关文化地理学的专栏文章，多年积累下来，竟也有了十多万字。这次修订整理的随笔文集，其中相当部分文章最初都是发表于该刊。前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魏小安先生最早建议我将这些文章整理出版并协助做了大量编辑工作，在此我也要献上深深的谢意。

我的同事王仰麟、韩茂莉及学生李贵才、聂晓阳等协助我进行了这本书的整理工作。商务印书馆总编室主任刘祚臣为本书付出了大量增色良多的劳动。老友厉以宁为本书撰写了序言。这些都让我感到巨大的支持、鼓舞和温暖。在此我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王恩涌

2010年春节

于北大中关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