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科学的进步的记录与现在相比很不完整。从发现轮子开始的科学开端的记载已经遗失了。我们只能推测：4000多年前史前巨石柱的建造者们曾仔细地进行过数学和天文学原理的计算么？他们是如何思考和操作的？而建造埃及金字塔或地中海古城的建筑师使用过已经充分理解的基本原理、先例和以试错法为基础的智慧么？声称能与神周旋而祈求雨水和好收成的僧人、牧师和女巫医可能只有很随机的成功率。即使他们能借助人们的恐惧、牺牲仪式和财富的增长维持地位，但如果他们运气不好，而几年内的年景都很差，他们可能会被杀死。在当时，检查儿童尸体的内脏是天气预报和医学诊断的有用技术。当代科学家不是牧师也不是女巫医。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科学实际上大约才500岁。
要理解现代科学，对其发展有一个感性认识是有帮助的。科学的历史最早的足迹开始于文字的出现，有证据表明科学开端良好，但随后因艰难的时事而衰落。科学不是宗教，也不是宗教的替代品(见第7章)，但曾经有一个时期，掌管运用发现和知识改善人类福利的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像牧师。
很多有时间和机会从事知识活动或研究的人是牧师，所以他们受到宗教权威的限制。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斯·哥白尼教士(1473～1543)据说将他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巨著《天体运行论》的出版一直推迟到他死前，因为害怕被当成异端邪说而受到审判，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那时候的教堂可比现在的研究基金和稿件评阅人严厉得多：还有其他的证据表明当时具有好奇心的牧师和大学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我觉得，逃避乏味枯燥的教条是人类永恒的特征。寻求真理也是一样。
在古希腊，我们能在锡拉库扎的阿基米德(公元前279～前212)那里看到我们所认为的科学的最好状态。如果他活在今天，可能已得到多个诺贝尔奖了。人们相信是他发明了阿基米德螺旋泵(现在埃及的一些地方还用它来汲水)、复滑轮及各种各样的武器，发现了许多几何学和数学原理。当发现身体的体积能用置换出来的水衡量的时候，他跳出浴盆裸着身子冲向街道，高喊着“找到了”，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很熟悉。在这里，让我们看看现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
阿基米德做的看上去是个简单的实验(洗澡)，进行了一项观察(水面升高了)，提出了一个假说(他用身体置换出了等体积的水)，然后他以一种不但公开(他当时的情形的确非常公开)而且任何想重复这个研究的人在智力上都能掌握的方式报告了这一发现。他能够注意到置换效应是因为他已经在思索一个问题；锡拉库扎的国王希罗二世想知道为他打造了一顶王冠的珠宝商有没有作弊，这项王冠是纯金的，还是掺了银？银比金子轻，所以与金子等重的银就会置换较多体积的水。很明显，这就是测试王冠纯度的方法。如果说没有人注意过当有人跳进装满水的浴盆时水会溢出来这个现象，没有人会相信，阿基米德只是抓住了很普通的东西进行思考，从而说出了一条物理学的基本原理，而后来可能得到了国王的报酬。他也可能会重复这次实验(再洗一次澡)。
描写阿基米德一生工作的书面文件被认为是存放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它们在公元700年遭到了破坏，起因可能是火灾。虽然被称为图书馆，但这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最近的考古发掘显示它可能拥有5000个学生的座位。我觉得至少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那个人类的科学探索徒劳无用的1000年的黑暗时代，象征性地开始于基督教皇狄奥多西四世最终对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压制。现代科学时代则一直要等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大变动时期，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这样的人物的出现。他的著作提供了产生今天科学研究的归纳方法的哲学基础。科学家用的是归纳推理的方法，即从观察(数据)到概括(理论)的方法，而不是一些包罗万象的假设结构。培根写道：“对人类唯一重要的知识在经验上根植于自然世界。”我们最终又重新发现了阿基米德在1500年以前就知道的真理：自然界不能用我们认为它会如何运作这样的陈述来解释。对权威观点的依赖，认为权威重于推理、发现和证据，不但对真理和科学研究精神是致命的，而且对我们这个物种和我们的世界都有损害。
伽林医术的漫长黑夜就是依赖权威而不相信证据的好例子。佩加蒙的伽林生活在基督教时代的第二个世纪。他的很多著作都以希波克拉底早期思想为基础，逐渐根植于医学实践，以哲学论点同样的方式被人们接受。伽林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医学从业者。在他的所有成就中，最主要的成就是作为格斗士的医生。虽然他通过观察结扎动物输尿管的效应做了一些关于肾脏的有用实验，但是在关于心脏的作用上他完全弄错了。他没有理解血液循环，认为血液是持续不断地由心脏和肝脏制造的，而后由肺运送到体内各处，在器官中被消耗掉。伽林及其追随者没有意识到有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他们认为给患有重病的人放血以除去“坏血”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治疗方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可能缩短了很多人的寿命。
16世纪的一个变化是人们又开始做实验，并进行系统性的观察。在帕多瓦大学——可能那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医学的第一个伟大的世纪——比利时医生安德勒斯·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设法避开各种禁止解剖人类尸体的法律，写下了第一本解剖学教科书《论人体的结构》。英国医生威廉·哈维(1578～1657)在帕多瓦大学从事研究的时候开始了一系列的研究，表明伽林是错误的，心脏的基本功能就像一个泵，它带有瓣膜，能保证血液单向流动，在动脉和静脉的空腔中循环。马尔切洛·马尔比基关于毛细血管循环的发现，完成了动脉和静脉之间回路的发现。哈维在1615年就得出了他的结论，但是因为根深蒂固的伽林传统的势力，他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著作《心血运动论》直到1628年才出版。我最近看到了它的第二个版本，售价为3万美元。
P20-22
彼得·杜赫提在他的这本“小书”里给我们讲了一个自然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大”故事，这使我想到由于故事讲得好而获奖的莫言在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继续讲他的故事……其实，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在有了文字记载后就一直在用写作的方式讲述着各种故事，使得人类能够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前进、不断进步。科学家也一直是在“做”故事，“编”故事，“讲”故事。彼得·杜赫提和他的瑞士同事(一起在澳大利亚做的科学实验)罗夫·辛克纳吉由于在细胞免疫领域的研究中“做”出了故事，并把这个故事“编”撰成功，在《自然》杂志上“讲”了具体的故事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来全世界又有许多科学家加盟其中，并沿着他们的“故事”继续一起“做、编、讲”相关更新、更深奥的故事，使得我们对于许多人类免疫系统的工作机制、免疫学的基础知识有了长足的进步，并进而运用到临床实践，用于呵护健康、造福人类。彼得·杜赫提能够把他摘取诺贝尔桂冠的故事写给大家，而且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年轻才俊与科学决策与管理者，表现出一位优秀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的这一举动也深深打动了我们，因此决定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中文，讲给大家。
这本书翻译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决定的。我的故交、牛津大学的同事徐小宁博士访时，和我谈到了这本书，并说到我们的老朋友彼得·杜赫提还亲笔签名送给他一本原版书，小宁博士在建议我组织大家翻译这本书。但是由于工作繁忙，此类工作我目前基本不接手(其实我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之前，已主持或参与翻译了许多学术著作)。那天讨论相关工作时正好马颖博士在场(她于2007年年初来我实验室做博士后)，她对此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愿意“讲”这个故事……之后她主动联系了科学出版社的王静编辑，王静编辑又积极地介绍推荐了她的同事樊飞编辑，他们的热情打动了我，而且我阅读这本书后感觉信息量很大，确实像作者自己说的那样，对科研工作者和青年读者大有裨益，于是我决定接受任务，着手和大家一起合作用中文“讲”这个彼得·杜赫提对人生、科学、宗教、社会等看法的故事。最终这本书由马颖博士和孙业平博士翻译，我和徐小宁博士一起审校。由于工作繁忙，本书译校了近两年，我们特别感谢科学出版社，特别是樊飞编辑的耐心与热情。
在本书翻译成稿后，我想到联系彼得·杜赫提为中文版写序言，没有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认真准备，在其简短的序言中，他对中国近些年来的科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中国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的基础上加大对科学的投入大加赞赏，对中国科学家相信科学、勇于探索的研究精神给与了高度评价。与此同时，针对西方对“神造论”的崇拜进行了批判，表现出一个优秀科学家实事求是、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广阔胸怀。
回顾中国科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弹一星”的成就让世人耳目一新……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在科技投入上力度颇深，“863”、“973”等高技术与基础研究计划的布局，一系列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科技部每个五年计划的科技支撑项目，各个部门的行业专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在支持基础创新性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鼓励支持人才专项计划中，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项目、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项目等，在吸引与支持人才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像彼得·杜赫提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了中国在科学研究领域中长足的进步。在免疫与病原微生物研究领域，不断有国际领先的成果问世……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时，国家在科学技术(一流的疫苗与诊断试剂的研发)与人才的储备方面的策略，以及举国体制的联防联控措施，为我们打赢了新世纪的一场大流感“战役”，让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病原微生物能够沉着应对……这使我们不仅看到了基础研究的领先成果，更看到了科学技术在实践中所取得的社会效益。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正如彼得·杜赫提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科学家将会在免疫与病原研究领域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在我得到彼得·杜赫提写的中文版序言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对于袁隆平院士的评价。这一点也看出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科学家，他关心人类健康，致力于免疫学研究；他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温饱问题，看到了袁隆平院士为世界、为人类做出的贡献。有时候我们还在争论到底什么是最为重要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时，其实，从生活中找寻人类亟待解决的问题、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及问题的内在关联机制、摸索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我们不能建空中楼阁，不能做对社会、对人类健康无益的科研。诚然，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有祖国，我们要向袁隆平院士学习，选准研究方向，在研究国人的温饱问题时其实是在解决一个世界性科学难题。我们的科研一定是源于生活、解决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使人类的未来更加美好。
中国的经济在发展，科技也在突飞猛进，我们应当珍惜当下发展的大好机遇，认真工作，谨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之训，切实践行创新发展之风。
高 福
2013年1月5日晚于北京
非常荣幸地得知我写的这本“小书”将在中国出版，使得她能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让大家随时读到。这是一本有关科学及如何“做”科学的书，读者对象是那些正在规划自己人生道路的年轻人和制定科学政策的决策者。“做”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级科学的“窍门”，是把研究资源有意导向促进发现与创新，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建设一流的科研院所与大学，然后去聘用和支持真正有才华、能够做一流科学的年轻研究人员。资深研究人员可以帮助、促进创新研究，但是，僵硬的“等级”制度会浪费资源，绝对是不能推动工作开展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对科学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受到西方文化强烈影响的。
一直以来，科学都是国际化的。但是，我们只有在过去的几十年才看到基础科学在亚洲的兴起，尤其是最近在中国的发展。我们这一代人看到了中国大学的发展和研究实力的大幅提升，这种发展既令人们羡慕，也让我们肃然起敬。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以证据为基础(循证)的事实，看到有这么多的青年才俊投身科学，又有这么多的资源保障来探寻自然奥秘、找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的办法，真是令人鼓舞。然而，有些时候西方又重新走向了迷信与偏见，这可以从人们相信“神造说”而不认可“地球地质时期论”看得出来。但是，在亚洲发生的却是全然不同的事。
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见证中国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者是一个获奖团队。其实，如果有诺贝尔农学奖的话，恐怕袁隆平先生早就得了。他的杂交水稻工作是超一流的。至少我认为，袁先生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不二人选。诺贝尔奖水平的基础科学研究和获奖所需的文化基础在中国已经快速建立起来，我真诚地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把积极参与这种科研活动作为个人的奋斗目标，也希望我这本“小书”，能对他们雄心勃勃要完成的伟大事业有所裨益。
彼得·杜赫提
2011年10月11日于墨尔本大学
彼得·杜赫提，1940年生于澳大利亚。他在澳大利亚获得硕士学位后。于1970年获得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回到家乡。进入堪培拉约翰·柯廷医学研究院工作。因在T细胞和免疫防御本质方面的杰出工作，杜赫提和他的同事罗夫·辛克纳吉荣获199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目前，他正同时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和墨尔本大学开展活跃的研究项目。
彼得·杜赫提在《通往诺贝尔奖之路》中回顾了他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传奇道路，讲述了他所受到的不墨守成规的教育、他原本作为局外人的感触，以及他对不同观念的探寻如何塑造了他的生活与工作。针对研究人员的真实状况，杜赫提用既幽默又敏锐的笔调难得一见地写出了圈内人的看法。他认为，科学在改善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指出科学家需要在使他们的工作更易于被公众理解方面做得更好。最后，他逐条总结了获得诺贝尔奖的要素——持之以恒、心胸宽广和兼容并包。同时，在本书简短的中文版前言中，杜赫提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对科学的投入，以及中国科学家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
《通往诺贝尔奖之路》内容通俗易懂《通往诺贝尔奖之路》语言风趣幽默，适合大众读者阅读，同时也是那些希望取得突出成果的年轻科技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读本。
在《通往诺贝尔奖之路》一书中，作者彼得·杜赫提以自己的研究经历和获得诺贝尔奖的过程为基础，讲述了科学家研究与生活经历中的各种故事，对科学文化、科学发现、科学与宗教进行了思考。
本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