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卫东自选集》这套自选集分四卷：杂文散文、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小说，计一百八十万字，是从作者杜卫东公开发表的近四百万字作品中选出的。收录的一百八十万文字，不仅浸透了作者的情感与心智，也融入了作者的追索和生命。

《杜卫东自选集》这套自选集分四卷：杂文散文、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小说，计一百八十万字，是从作者杜卫东公开发表的近四百万字作品中选出的。

《杜卫东自选集》的杂文散文卷按体裁分上、中、下三辑；报告文学卷也按题材分成了四部分；纪实文学卷总共十一篇，没必要细分；小说卷只是按长、中、短做了分类。无论分集与否，四卷均按发表的时间排序，文字上一律将编辑在发表时删改的文字复原，以求存真。

败军之师(报告文学卷)

昨夜星辰(纪实文学卷)

吐火女神(小说卷)

岁月深处(杂文散文卷)

马季有一段拿手的相声《打电话》，讽刺了不讲公共道德，在电话里无休止地扯淡闲聊的人，听来令人在捧腹之余颇受教益。其实，打电话有“学问”，接电话同样有讲究——

“丁零零”，电话铃一响，您拿起听筒：“喂，请问找谁？好。请稍等……老张，您的电话。”或者：“噢，老张到医院看病去了，您有什么事需要转告吗？”态度亲切，言语得体，犹如三月的春风，使对方倍感温暖。

可是，也有人不这样接电话。且看——

“丁零零”，A君拿起听筒：“找谁？！……不在！”没有瞬间的停顿，啪！话筒还原。神态凛然，如高傲的公主；语调冷峻，似断案的法官。

“丁零零”，B君拿起听筒：“你找谁？你是哪儿？你是哪一位？你是他的什么人？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其实，被找的人也许就在咫尺之内，或埋头书案，或品茗看报。

应该说，A、B两君的电话，接得都不够得体，不够礼貌。

现代工业社会，自然要注意时间，讲求效率。说话啰啰嗦嗦、哼哼唧唧，显然不能适应正在加快的生活节奏和思维节奏。但是，为人处世的起码礼貌还是要的。像A君那样，还不待别人把话讲完，便啪地将话筒挂上，丝毫不能说明他的时间观念强、办事效率高，倒是十足证明了其无知与浅薄。因为对于现代人，较强的应变与社交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而要做到这一条，就需懂得尊重与体谅别人。

至于说B君，则实在“热情”得有点过分。据说，美国人很讲究尊重“隐私权”，他们崇尚个人独立的精神，不过多地干涉他人，这就大大减少了人们在无聊的争斗中被伤害的可能性，使人们得以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与学习上。而在我们的同胞中，则有一些人专以窥探别人隐私为乐事，并以此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其实，如果没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人家是谁，在哪儿工作，有什么事，大可不必打听得那么详细。对周围过多地关注与干预，往往会为谗言与妒忌的滋生提供温床，而许多人的精力与才气，不是常常在不必要的猜疑与争斗中消耗掉了吗？

俗话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未必。张君对李君发了一通脾气，是因为刚受了王君的奚落；王君所以奚落张君，是因为接到了女友发出的中止“外交关系”的“照会”；而这位女同胞所以要对王君施加压力，则是单位里的女友对他们的结婚用品评头品足使然。所以，张李二君的矛盾，和王君的女友的女友也搭上了界。再以电话事为例，倘若一个人因为一件急事给另一个人打电话，结果或受呵斥，或受盘问，心里自然有气；而这气又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在某个人身上释放出来，环环相因，岂不是将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以至影响到社会的心理平衡吗？

由此观之，接电话一类的小事不小，倘若每一个人都能“恰当”地打电话和接电话，那么，我们的生活中，就可以多一些微笑，少一点烦恼；多一些理解，少一点误会和猜疑了。

门第、血统与成才

近来，各类新兴学科兴旺得很。据说，连如何介绍对象也大有繁衍成所谓“新红学”的势头。但不知，血统之研究，是否也可成其为“学”，并且据此而招收硕士以至博士研究生。比如，A的先祖因为是刚正廉洁的B，A所以正直坦荡便是由于脉管里奔涌着B的血液；这其中就大可研究。B刚正廉洁是有据可查的，A正直坦荡也确实不假；然而，相反的例证也俯拾皆是。秦桧奸佞无耻，卖国求荣，杭州西湖边上有他的铸像，跪在岳飞的墓边为万人唾骂；他的曾孙秦钜却为国捐躯，血染疆场；其七世后裔秦硐更是颇知廉耻，在先祖的像前题诗日：“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以此观之，血统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并非灵验得很。狼孩一类的报道已揭载多篇。本是人的后代，在狼群中生活了几年，便也四肢着地，口食生肉了。可见，决定一个人品德操行的，主要是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本人的努力程度。我猜想，假如让一个英国绅士带着儿子从小生活在原始部落，那么，不但其公子长大后会缺少绅士风度，说不定父亲也会一改脱帽行礼的习惯；再假如，一个血统“高贵”的孩子每每与一群小偷无赖为伍，胡作非为，尽管他的父母对他寄以厚望，将来怕也戴不上真正的博士帽。这还只是一代，更何况几代之后。这个道理，古今许多睿智之人是通晓明白的：“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盖得之于时势也”，“积乱之后，当生大贤”，都从正面肯定了社会环境和后天努力在一个人建功立业中的作用。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家庭的影响，但如果把它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就会陷入歧途。

注重血统，强调门第，不过是一种封建意识。两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是颇重视这一点的。他们修订家谱、族谱，把祖上的世系源流，即上代都做过哪些大官，明确记载下来，以显示自己的血统高贵。宋齐以后，更是专设谱局，找一些精通家谱、族谱的人任职。一时，谱牒之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谱学。精通此学的人可日对千客，不犯一人家讳。而且，为了保持血统纯净，门阀士族还严格选择通婚对象，即使是破落的士族也不可与有钱的寒门通婚，否则，便会以玷辱同类的罪名而被弹劾。那么，这些自恃出身高贵、门第显赫的南朝门阀士族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个个熏衣、剃面、抹粉、涂脂，穿高底鞋，戴大帽子，出门或车或轿，走路要人扶持，不学无术，对社会生活全然无知。一个叫王复的县令见到马又嘶又跳，吓得惊慌失色道：“这明明是虎，为什么叫马呢？”血统门第的显赫没有能够挽救这个腐朽阶层必然衰亡的命运。东晋以后，士族地位开始衰落，到了唐宋，不是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史无前例的十年，曾经流行过一副极荒唐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绝对如此”。这对联造成的灾难有目共睹，多少人被划归另册！后来，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词取而代之，算是落实了政策。一个红旗下长大的青年，只因为爸爸以至爸爸的爸爸是地主、豪绅，自己便也要终生背上个“狗崽子”的十字架，是封建的“血统论”。反过来，如果某君的家谱上曾出过一位名士，这“光圈”便要代代相传，“受用”不尽，不是也同前理吗？所以，与其说A在抗战烽火中投身革命，是因为血管里流着B的血液，毋宁说是由于时代的感召和现实生活的激励更符合实际情况。

或许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吧，它身上的封建胎记总是不易抹掉。而这种封建思想残余对人的影响又是潜移默化的。A就是A，我不明白，谈论他的时候，总是把他和其先祖硬扯到一起到底有多大意义呢？或许，这是出自好心——想“历史”地去看一个人。殊不知，这样一来，血统论的鞭子便打在了自己的身上。P70-73(《岁月深处》)

岁月，真的如同赤脚踩在沙滩上的脚印，潮水漫过就了无痕迹了吗？也许，它更像一把折扇，合上时风收云敛，波澜不兴；一旦打开，往事便如扇面上的山水小品，风生水起，扑面而来……

有时，只需要一个契机。

生出以上的感慨，源于翻检我的旧作。那么多的往事，那么多的故人，随着发黄的纸页，依次向我走来……

1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作为文艺特征兵来到了沈阳军区后勤三分部创作组，任务是为分部演出队下部队演出和参加各级文艺汇演创作节目。接兵的首长所以看上了我，是因为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读到了我一篇没有发表的小说。不过，由于缺乏舞台经验和部队生活，我闭门造车写出来的独幕话剧、小歌剧、对口剧，几乎全被“枪毙”。主业虽然荒芜，副业却大有收获。那时候，所有的文学名著全部被当做“封资修”的“毒草”封存，创作组的几个老兵却在偷偷传阅。我也近水楼台，开始接触了托尔斯泰、普希金、杰克·伦敦以及老舍、沈从文和杨朔。真的应该感谢那一段贫瘠而又富有的时光，它训练了我的文字，奠定了我最初的文学基础。

1976年退伍回到北京，我被中国青年出版社调入该社当编辑。工作之余，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是《不做生活的旁观者》。那是时任《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主任王文祥先生的约稿。他说：“小杜啊，你编青年修养读物，也应该练着写写这样的文章。俗话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应该亲口尝尝嘛！”于是，我大着胆子写了一篇寄给他，没想到很快就在1979年10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三版头条位置刊出。这以后，我又陆续写了一些这类文字，于是有了杂文散文卷中的“心香”专辑。

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名为《架子工》。编发这一篇作品的是《北京晚报》的编辑孙雁行。那年月，媒体还不发达，《北京晚报》只有四开四版，见诸“五色土”副刊的多是一些文坛名宿。我实在没有想到，一篇稚嫩的试笔之作竟被这位素昧平生的资深编辑从众多的来稿当中看中，刊发于1980年2月2日的《北京晚报》，从而点燃了我心中的文学之火。由于生性疏懒，刊发我作品的许多报刊都遗失了，唯独这张《北京晚报》我一直珍藏至今。每每翻开它，眼前都会浮现出雁行先生的样子：目光睿智、一脸祥和。在写作的道路上，他后来给了我许多鼓励与指导。内心深处，我对他一直执弟子之礼。编辑这套自选集时，我把《架子工》置于小说卷的卷首，不光因为它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两个男人长达三十年的友谊。这样纯洁而真诚的友谊，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已如稀有的矿石。

我出的第一本书，是思想散文集《青春的思索与追求》。1982年还不是全民皆可出书的年代，许多笔耕一生的老编辑也难有一本专著问世。我是幸运的，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最年轻的编辑，我把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几篇样稿，连同拟写的文章目录寄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时隔不久，两位操着南方口音的编辑就敲开了我办公室的房门。半年后，这本由秦牧先生作序的思想散文集就摆上了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

在写作的路上，还有许多的“第一”令人回味。

刊发我第一首诗的编辑是《北京日报》的阵容；那是一个话语迟缓的编辑，也是一位心地纯净的诗人。我在工厂当工人时，他编发了我好几首诗作与歌词。每每是，我寄出稿件后的某一天，就会有科室干部找到正在车间干活的我，说：“嘿，今天《北京日报》发表你的诗了！”如今，阵容先生已驾鹤西去，我却深深地后悔，没有在他生前请他喝上一杯清茶。推出我第一部中篇小说的编辑是《北京文学》的章德宁。因为与章德宁早就熟悉，怕她碍于情面不好决断，我的那篇小说是以“张志发”的化名托一位书商转递的。没想到半个月后，那位书商就打来电话，让我转告“张志发”，章社长看了小说觉得不错，决定刊用，约定时间要见见新人张志发。在关系稿、人情稿盛行的时下文坛，章德宁社长所表现出来的清澈与高贵实在令人感动。出版我第一本报告文学集的编辑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郏宗培。我永远也忘不了1985年初冬那个寒风料峭的上午，郏宗培谈定书稿后连口水都没有喝，就匆匆离开了我的办公室。那时的他年轻而潇洒，精明又干练。他走进北京街头的寒风里，竖起褐色皮夹克的领子，回过头冲我招了一下手。那招手的动作真的很帅，成了我记忆中的一个经典定格。出版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编辑是作家出版社的唐杰秀。迄今为止，我还很少见到如唐杰秀一样率真的中年女性。她永远是快乐和幸福的。而且，她可以把快乐与幸福像流行感冒一样迅速传染给你。跟她交往，你会觉得，希望的太阳永远在前方照耀。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几百篇杂文、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每篇作品都有着一段牵动情丝的回忆。我是幸运的，交往的编辑无不真诚而坦荡。他们中，有的已成了我一生的师长或挚友，有的至今未曾谋面。每每想起他们，我的内心都充盈着一份感动。

感谢作家出版社同意出版这套自选集，让我有机会以感恩的心情写下他们的名字：蒋元明、关国栋、游燕凌、许锦根、肖关鸿、张志国、韩春旭、刘贵贤、石英、苏殿远、王乾荣、陈先义、柳萌、韩作荣、江增培、林非、陈四长、刘孝存、刘茵、莫扬、赵李红、马力、丁洪章……

2

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我创作的蜜月期。

那时候，生活中的一个偶然见闻常常就能激发起我的灵感。比如，每天早晨我在使馆区晨跑，有一段时间常常见到一个白衣女孩冲我微笑。那笑容恬静得犹如冬日里的一缕春风，于是就有了散文《永远的微笑》。再比如，有一天我到火车站送人，见一个小伙子在站前一个无照小贩那里买了一兜梨，那小贩明显要了高价，但小伙子急匆匆的没有在意。在车厢里，我又遇到了那个买梨的小伙子，他也是来送站的，送一位盲人。我似有所悟，一篇题为《梨》的散文很快完成。

我总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晨跑时构思了一篇杂文或者散文，回到家马上记下梗概，下班后再整理成文，过上两三天润色推敲一遍后寄出。一般情况下，报刊总会有我待发的文章，邮路上又有我刚刚寄出的作品，还有正在推敲构思的素材。

前几天，语文学习杂志社约请我为他们的“课文作者”栏目写一篇创作札记，因为我的散文《明天不封阳台》被编入了苏教版的中学语文课本。

这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住房不足四十平方米，为了拓展使用空间，决定把阳台封闭。封阳台的工人第二天就要来了，傍晚我推开阳台的门，突然听见了几声咕咕的鸣叫。循声望去，见一只灰黑色的鸽子正卧在一块木板下孵蛋。顿时，一种久违的情感在心头油然而生。

关爱自然，其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点。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曾提出过生态伦理思想，其表述虽有差异，但在推崇“天人合一”的生态模式上是基本一致的。先秦诸子中，也多有“厚德载物”的论述。

《管子·五行》指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孔子则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的做法深恶痛绝，孔子认为好生而恶杀是君子的一种美德，并明确提出了仁民爱物的主张。随着时代的演进，人类对自然的猎取几近疯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成了每一个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曾试图就此成文，只是没有合适的切入点。阳台上的“不速之客”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回到案头我一气呵成，第二天整理润色了一遍后就寄给了《人民日报》。

有朋友不解，说你的写作范围怎么这么庞杂？杂文、散文、随笔、评论、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几乎无所不包。这个问题以前从没有认真想过，编这套自选集时我认真想了一下，大概源出于此——

我是编辑，写作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而我当编辑的师傅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林君雄。他费尽周折将我从工厂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业务上对我的要求一向极为严格。印象中，我编发的书稿必须勾画整齐，添加的文字也一定要一丝不苟，否则就会受到他严厉的批评。而在工作时间，除了上下午各有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外，是不许干一点点私活的。他知道我爱写一些东西后，常常放轻脚步走到我的身后，探头看看我案头的书稿是不是分内工作。星期天还常常要为工作加班，没有整块时间，只能写一些与业务相关的小文章。后来我受命协助君雄老师主编一本以报告文学为主的综合性青年刊物，才堂而皇之地开始涉足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而小说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只是在心痒难耐的时候偶尔为之，如果痴迷于此是要挨批的，因为我所在的编辑室出的主要是青年修养读物。

不过，我还是非常感激君雄老师，不仅仅是因为他费尽心力，将我从一机床的重型铸造车间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更是因为他对我编辑业务上的严格要求，使我有可能从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青年工人，成长为一名称职的职业编辑。

3

编辑这套自选集的想法纯属偶然。

前几天，我打开电脑，无意中读到了一篇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王维玲先生的文章《我与伊始》，其中谈到他和伊始去广州拜访秦牧时，先生曾和他谈起过我，并说他非常羡慕中国青年出版社能有我这样敬业的青年编辑。读到这段文字，我不由想起了1992年10月14日。记得那天妻子下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你知道了吗？秦牧先生逝世了！”我闻听愕然良久，接着泪水夺眶而出。随便找了一张纸，半个小时后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写好了，泪水也打湿了案头的稿纸。

关上电脑，我找出了这篇文章，读后仍心潮起伏。原以为，往事已如捧在手中的砂粒，早从指缝间流走了。不承想，它其实是风干的黑木耳，情感的清水一泡，就立即丰盈鲜活起来。我又信手翻了翻其他的旧作，竟也不时拨动了我情感的琴弦。

于是，我决定编一套自选集。

这套自选集分四卷：杂文散文、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小说，计一百八十万字，是从我公开发表的近四百万字作品中选出的。杂文散文卷按体裁分上、中、下三辑；报告文学卷也按题材分成了四部分；纪实文学卷总共十一篇，没必要细分；小说卷只是按长、中、短做了分类。无论分集与否，四卷均按发表的时间排序，文字上一律将编辑在发表时删改的文字复原，以求存真。

自选集编好了，我的心静如止水。因为我知道，收录的一百八十万文字，不仅浸透了我的情感与心智，也融入了我的追索和生命。

比如我的杂文，虽全部写作于三十年以前，但今天读来仍酣畅淋漓，并无过时之感。这一方面说明作品抨击的社会时弊至今仍未消除，令人心生感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在杂文写作中的良好艺术功力。

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各分了一卷。划分的原则是：报告文学基本是写一人或一事，所依据的材料全部是真实的，力求每句对话都非杜撰。报告文学的写作难度，在于报告与文学孰轻孰重。常见的问题是，报告多了，文学性就削弱；文学性强了，真实性就大打折扣。我的报告文学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阅读自己早年的报告文学作品，我常常感叹，一堆采访得来的干巴枯燥的素材，居然可以被剪裁应用得如此生动而鲜活。纪实文学卷收入的作品则基本以社会重大问题或社会事件为题材，因为要顾及当事人的心理感受，一般都隐去了真实姓名。在细节和氛围的描写上，也有少许想象的成分。这些纪实作品发表后，几乎全部被报纸或刊物转载。

小说其实是我最早尝试的。由于很长时间是做青年读物的编辑和青年刊物的记者，反倒写得最少。2004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长篇小说《右边一步是地狱》，连我的师长程树榛先生都非常愕然：原来你也能写小说呀！这些年，因为我的全部精力几乎都倾注给了工作，我主持的几本刊物发行量都曾有过明显的上升，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我甚至成了一个只会抓抓管理、搞搞发行的行政干部。其实，我在主持所有刊物时首先抓的是版面，是编辑业务。我从1976年正式从事编辑工作，经我手编发的各类书稿不低于八千万字，各种国家级的奖项也得过几次。我策划或主编的《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宗教经书宝典系列》《人民文学五十年精品文库》《当代中国大写意》等大型丛书都为出版社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和经济效益。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从事业余写作，创作了大量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即便是小说，微型、短篇、中篇几种形式也都有过尝试。《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收有我的作品。我的中篇小说《吐火女神》在《北京文学》刊出后，随即被《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一位三十多岁的读者在地铁站买到载有这篇小说的《中篇小说选刊》，一路读下来竟忘了下车。回家后他的妻子看了也感慨不已。夫妻二人辗转找到我，一定要和我探讨女主人公的命运归宿。根据《吐火女神》改写的长篇小说《右边一步是地狱》出版后，一位文化公司的老总在春节回家的列车上读了一路，回京后立刻找到我，提出由出版社转让版权，他要再加印两万册。承蒙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侯秀芬大姐首肯，《右边一步是地狱》得以在三个月内再版。

照常规，人们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多应自谦，我的做法却有悖常理。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李敖。此公说他今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能结识一个像李敖这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朋友，一是不能坐在台下亲耳听李敖的精彩演讲。是名士乃真风流，李敖既然可以率真至此，我辈多一点自信该不为过。且不说我的杂文和散文文字娴熟、风格迥异，即便是报告文学，也有“傻青儿吴欢”式的诙谐幽默和“勇者”式的文采飞扬。纪实文学中，更有“第三者”的诗意与哲理，也有“昨夜星辰”的深邃与雄辩；小说因为写得少，不敢自诩，但其中的美学追求却是始终如一的。主编《小说选刊》后，我曾系统阐释了《小说选刊》的文学主张，其中的基本观点，我在小说创作中曾努力践行，尽管达到的和我所期待的还有很长的距离。

4

进入新世纪的十年，是我创作的淡季。

2000年以前，我担任副职，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心境一直比较自由。这以后《人民文学》接管了《中国校园文学》，我作为《人民文学》的副社长，兼任了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社长，全面负责该社的业务与经营。既要协调解决各种矛盾，还要每年向主办单位上缴管理费，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六年惨淡经营，《中国校园文学》由《人民文学》接手时的五万多册，最高峰时实际发行量达到了十五万册。

2005年9月末，我调入《小说选刊》任主编。那时候，由于严酷的市场竞争环境，《小说选刊》的发行量已跌至谷底。我知道我别无选择，或者立即遏制住刊物发行量不断下滑的趋势，或者完成一次人生舞台上的黯淡谢幕。上任后的十天里，我马不停蹄地调研了京城上百个书摊，得出的结论是：本来打算半年以后实施的改版必须立即推行。只有这样，也许才能在迷雾茫茫中找到一条出路。

2005年12月27日，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中——  北风料峭，枯叶凋零，夜色像洇在宣纸上的水墨，一点一点弥漫开来，直到把我淹没：“杜主编啊，你怎么搞的嘛？《小说选刊》怎么能是这种样子？我进的五百本刊物到现在一本也没卖动！”四个小时以前，当我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一位《小说选刊》代理商那里得知了这个信息后，就一直呆坐在办公室，脊背上冒出的一层层冷汗打湿了我的内衣。

是分娩前的阵痛，还是改版失败？我在内心一遍遍地问着自己。本来，当我取得社委会的支持决定改版后，可以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但是多年运作刊物的经验告诉我，在林林总总的期刊市场上，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改版吸引不了读者的眼球和媒体的注意。我决定冒险：采用了一个民工吃馒头的封面，以期形象地彰显《小说选刊》“三贴近”的办刊姿态，在对读者产生视觉冲击力的同时吸引媒体的关注。

可是新改版的刊物上市三天了，严重滞销！

感谢副主编冯敏。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发来了那条叫我铭记一生的短信：卫东，封面很好。我们支持你，你不孤独，我们和你站在一起。而他对封面的前瞻性预见也在两天后得到了完美的证实：改版后的《小说选刊》销路明显好转，雪片一样的读者来信飞向杂志社，对《小说选刊》的改版给予了高度肯定。一向以强势媒体自居的各类报纸也一反常态，主动刊发了几十篇以《小说选刊》改版为话题的评介文章。那些天，“馒头”封面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事件，这让我如释重负，也百感交集。

《小说选刊》连年下滑的势头暂时扭转了，但是依然险峻的生存环境让我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它的光环既让我感到自豪，同时也让我深感压力。它不同于我以前主编的刊物，《小说选刊》办得好坏，实际上是向行进的中国文学交出的一份答卷。作为主编，面临的生存压力使我一直处于焦虑之中，无法进入创作状态。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几次提笔，也只是开了一个头。

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还会延续多久。

聊可自慰的是，我从一名青年工人成为了一名编辑，又从副处、副局一直走到正局的领导岗位，凭借的是我本身的能力和忘我的工作精神。这期间，我没有请任何人为自己的升迁调动吃过一次饭、送过一粒瓜子、说过一句好话；我先后担任过几家刊物的主编或者社长，从未收受过作者的任何馈赠，推辞不掉的礼品全部交公；我调到中国作协十几年，为所在刊社累计拉来过近千万企业赞助，从来没有拿过分文提成、私下收受过哪怕是一盒烟的好处。上世纪以来，也得过十几次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奖，作品也曾被收入多种权威选本，但全是在我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洋行里的中国女雇员》在《南方周末》连载时，一位全国报告文学奖的评委曾好心地打电话给我，让我把此文复印若干份呈送各位评委一阅，“因为许多参评的稿子还不如这篇”，我听了也只是一笑了之。鸣生兄说，我的报告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远远高于我在社会上所享有的声誉，他为此感到遗憾。我非常感谢鸣生兄的仗义执言，不过，与其浪得虚名还不如实至名归。逝去的岁月，没有能承载我成就的远洋巨轮，却也没有夹带龌龊与卑劣的残枝败叶，它一如我的生命，平淡无奇，却清澈纯净并充满激情。

——岁月，是我的勋章

2010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