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白达江笔录的《13世纪一个藏族僧人的印度朝圣之旅--恰译师曲吉贝传》是13世纪藏族僧人曲吉贝（Chos-rje-dpal）的传记，主要记述传主的身世、早年生活、印度佛迹朝圣旅行及回到西藏后的生活。20世纪50年代，印度学者从西藏取回曲吉贝口述、居士曲达（Upasaka Chos-dar）记录的手稿底片，邀请前苏联莫斯科东方研究所哲学部主任乔治·罗列赫（George Roerich）将藏文原文解析、编辑并译为英语，1959年由K.P.贾亚斯瓦尔研究所出版，并将罗马拼音藏文附后，供人参考。该书将是有关曲吉贝的首本汉文书籍，历史材料弥足珍贵，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确切地讲，这本《13世纪一个藏族僧人的印度朝圣之旅--恰译师曲吉贝传》并不仅仅是印度K.P.贾亚斯瓦尔研究所1959年出版的乔治·罗列赫博士（Dr.George Nikolaevich Roerich,1902～1960）Biography of Dharmasvāmin（Chag lo tsa-ba Chos-rje-dpal）--A Tibetan Monk Pilgrim一书的译本，它同时综合了13世纪留存至今的藏文原稿，是英文和藏文两种不同文本的译编，即第1～13章从罗列赫博士的英文原着译出，由于罗列赫博士的英文原着并未收入第14～17章，此次依照藏文原稿将其译出，编入书中。

印度是多种思想信仰、多种宗教派别的发源地。宗教、哲学、历史高度混合，各种派别在个人灵魂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精神“解脱”办法上争辩不休。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吸收借鉴，又斗争不已，不断分化改组。中世纪曲吉贝访问印度期间，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斗争持续，佛教上座部与大乘之间争辩不休；异族异教入侵，带来新的宗教，建立中央政权，促进了印度社会的巨大变化。印度本土宗教受到极大的冲击。佛教进一步削弱，并失去统治者的支持，最终在其发源地走向灭亡。在中国，藏传佛教正在形成，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极力推崇藏传佛教，这就是为什么那时众多西藏僧人去印度留学和“取经”的一个原因。佛教与印度教彼此在博弈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二者在信仰和仪轨方面似乎都向对方的古老形态转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13世纪一个藏族僧人的印度朝圣之旅--恰译师曲吉贝传》对了解13世纪南亚社会历史背景、宗教情况，以及佛教的兴衰提供了难得的信息，自然对认识佛教今天的情况也极有助益。《13世纪一个藏族僧人的印度朝圣之旅--恰译师曲吉贝传》由曲白达江笔录。

汉译序

英译本序言

 第一节 著作的重要性

 第二节 印度与西藏地区之间的交流

 第三节 曲吉贝的生平

 第四节 记述的可靠性

 第五节 政治历史的揭示

 第六节 穆斯林征服比哈尔的影响

 第七节 宗教和社会状况

 第八节 地理地形的启示

菩提伽耶

王舍城

灵鹫山

那烂陀

英译本正文

 第一章 身世和早年生活

 第二章 旅居尼泊尔

 第三章 迪尔胡特的旅程

 第四章 经过吠舍离

 第五章 造访金刚座及记述

 第六章 阿育王建造众浮屠

 第七章 巡礼非佛教神像

 第八章 访问灵鹫山

 第九章 访问王舍城

 第十章 侨居那烂陀

 第十一章 返回迪尔胡特

 第十二章 驻锡西藏央朵寺

 第十三章 安居西藏第乌让寺

补遗汉译

 第十四章 在唐布切的情况

 第十五章 在久浦的情况

 第十六章 法主恰译师圆寂情况

 第十七章 笔录人曲白达江居士结束语

附录

 TIBETAN TEXT（罗马拼音藏文原文）

编后

曲吉贝可能于1236年五月跨越恒河以后，穿过迪尔胡特，抵达最北端的巴塔城或称希摩拉荣(Simraon)。大约六月底，他肯定到达了这个城市，并且计划在尼泊尔度过他的雨季。可是命途多舛。这个雨季他又一次病倒，大概有两个月，害上了叫做摩揭陀热的病。他租了一所住房，但是房主要他搬走，去住火葬场，因为人们知道这种热病最终是要致命的。没有人愿意接纳曲吉贝。他全身疼痛，视力模糊。这样处境十分艰难。就在这时，一个西藏的坦陀罗修士前来救助，给他钱，尽心地服侍他两个月。曲吉贝处境艰难，因此这位坦陀罗修士，对他来说无异于观自在降世。这位术士知道他的家世，并且还在老达瓦斯瓦敏生病的时候服侍过他。两个月的病痛折磨得曲吉贝只剩一副骨架，老相识们很难认得出他。病愈后，他有机会会见了叫做拉玛辛哈(Ramsimha)的当地土邦王。土邦王赠给他一些礼品，包括黄金、药品、大米等，并挽留他再住一些时日。他甚至邀请他做他的私人祭司，尽管他是印度教徒，而曲吉贝是佛教徒。曲吉贝婉言谢绝，启程去尼泊尔，时间大概是1236年十月末。

在继续讲述他更进一步的旅程之前，我们可以涉及他在印度停留期间的一些其他事件。旅行时路上遭到团伙的攻击是经常的事，但是曲吉贝并没有这种不愉快的经历。他声称，路上他确实遇到过强盗，可是出于观自在的佑护，他们没有对他动手。在去菩提伽耶的路上，一个低种姓的无耻女人在迪尔胡特向他的一伙人发起攻击，他的几个同伴成为她的计谋的牺牲品，但是曲吉贝却摆脱掉她，而拯救了自己。另一次，一头野牛将要攻击这个团队，但是最终危险没有到来。穆斯林士兵的骚扰将在第六节提及。

曲吉贝的访问，比起理性的动力，更多的是出于宗教精神的驱使。他渴望看到金刚宝座，菩提伽耶佛主的神像，据信它具有极大的佑护_赐福的力量，就是甚少信仰的人们见之也无不感动。他还热望在印度班智达的帮助下，最后完成他的教育，可是超戒寺已被夷为平地，在菩提伽耶也未能见到学者。在王舍城，他有幸遇到一位资深学者大班智达雅索米特拉，跟他学习了许多佛法。但遗憾的是，曲吉贝没有让我们了解到他学到了什么和读了什么书。过去辉煌一时的那烂陀已成一座鬼城，但是仍然有70名学者，通晓语法和其他学科。它的首席住持罗喉罗·斯利·跋陀罗是个响当当的学者。在那烂陀居留期间，曲吉贝研读了他的关于《大师般尸诃》(Gurupafichasika)的注释。在那里他还读了哪些书，游记并未提及。

曲吉贝大约于公元1236年末或1237年初回到尼泊尔，在那里，他受到了欢迎。富有和虔诚的信众赠给他黄金和其他珍贵物品。他用黄金购买了神像和经文手稿。我们的朝圣者急于回到位于西藏第乌让①的寺庙，以协助他自己的老师，但是他接到了一个急切的邀请，要他到尼泊尔和西藏边界上的央朵(Yan-Dog)寺②停留一段时间。他的导师拉温德拉力促他接受邀请，而他最终作此决定。在这里停留期间，萨迦寺院的权威人士请他送去一份他对《最胜妙吉祥根本智最上秘密一切名义三摩地分》(Namasamgiti)的注释，注释在那里得到极高的赞誉。我们的朝圣者在央朵停留了四年。这无疑延误了他回到自己寺院的行程，但是这使他得以收集一大批经卷手稿。印度之行使他声名大振，还收到弟子们作为礼品赠送的经文——用纯金抄写的6部《般若波罗蜜多二万五千颂》、2部《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Ashtasahasrika)、笔墨抄写的150卷《佛说经》(Satra8)、32卷和16卷的书两套。他同时还收到一个金瓶。曲吉贝还为这个寺院培养了十名高级佛学弟子。大约在公元1240或1241年他离开央朵寺出发去第乌让。离别央朵像是一个行进的皇家列队，许多家庭的牦牛被动员来驮运行李，成群结队的俗家弟子走了出来，因为他激发了他们的巨大信仰，有些人伴随他走了四个驿程①。他们当中一些没有孩子的，很快受恩得了子嗣，他们把他们的好运归于他们大师的宗教热忱和神力。有意思的是，也有一些诽谤者，他们认为绝大部分行囊装的是颜料和红糖，根本没有书。

曲吉贝于公元1241年抵达他自己的第乌让寺院，在那里居住了23年，期间不时偶尔出访其他地方。他在尼泊尔和摩揭陀长期居住和学习，提高了作为一个僧人学者的名声。他的声名远扬，著名的蒙古君王忽必烈大汗派来帝国使者，请他访问他的宫廷。但是曲吉贝礼貌地婉拒了。公元1256年，忽必烈大汗的使节再次造访，重提邀请。这次，曲吉贝不得不出发去蒙古，抵达藏北宁堡(Northern sNin'-bum)地方②。后来，他患了腿痛，而蒙古权贵准许他回来，希望至少西藏可以继续受惠于他的讲经和学识。

从印度归来以后，曲吉贝造访的地方当中，有两年后去的拉萨释迦牟尼佛庙③。在途中，他访问雅隆(Yar-lung)的达采寺(sTag-tshal)，向班智达达纳斯利(Pandita Dfinasri)询问，他那里是否藏有《摄成就论》(Sadhanasamuchhaya)的印度原本。1258年曲吉贝访问唐布切④(Than-po-che)并在那里讲授各种论题一年。他的讲经包括下列论题：《本生经》(Jatakas)、《大悲心经》(Mahgtchitopada)、《三昧王经》(Samadhiraja-sutra)、《菩提行经》(Bodhicharyavatgtra)、《为禅陀王说法要偈》(Suhfillekha)、莲花戒(Kamalasila)的《修行次第》(Bhavanakrama)、《修断世智经》(Samvptibodhichitta-bhavana)以及马鸣(Asvaghosha)的《世俗菩提心》(Paramaratha-Bodhichittabhavana)。在他每次开讲之始，他总是要背诵《师尊赞》(Gurustotra)和《妙音文殊赞》(Manjughoshastotra)。

P8-10

久闻13世纪一位藏名叫恰译师曲吉贝(Cha lo-Tsa-ba Chos-rje-dpal)、梵名叫达玛斯瓦敏(I)harmasvamin，“法主”意)的藏族佛教朝圣者写有一部印度游记，但苦于找不到该书的任何版本。两年前，查阅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发现名为Biography of Dharmasvamin一书，阅后始知就是那本“游记”。书的篇幅不大，但提供了公元7世纪玄奘《大唐西域记》以后13世纪印度和尼泊尔佛教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据称，玄奘离开印度不久，印度佛教和社会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佛教势力进一步削弱，大乘佛教吸收咒语巫术、坦陀罗等民间信仰，密宗占了统治地位。佛教高度密教化和经院化，存续于波罗王朝(Pala Dynasty)统治的印度东北部一角和尼泊尔等地。

印度是多种思想信仰、多种宗教派别的发源地。宗教、哲学、历史高度混合，各种派别在个人灵魂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精神“解脱”办法上争辩不休。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吸收借鉴，又斗争不已，不断分化改组。中世纪曲吉贝访问印度期间，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斗争持续，佛教上座部与大乘之间争辩不休；异族异教入侵，带来新的宗教，建立中央政权，促进了印度社会的巨大变化。印度本土宗教受到极大的冲击。佛教进一步削弱，并失去统治者的支持，最终在其发源地走向灭亡。在中国，藏传佛教正在形成，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极力推崇藏传佛教，这就是为什么那时众多西藏僧人去印度留学和“取经”的一个原因。佛教与印度教彼此在博弈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二者在信仰和仪轨方面似乎都向对方的古老形态转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本书对了解13世纪南亚社会历史背景、宗教情况，以及佛教的兴衰提供了难得的信息，自然对认识佛教今天的情况也极有助益。

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消亡，给印度学者研究古印度历史与文化造成一定的困难，不得不参阅流失在外的梵文、巴利文原文及汉文、藏文佛教文献。20世纪50年代印度学者T·R·桑克里迪亚因(Tripitakaeharya Rahula Sankrityayana)曾去西藏，带回一些与印度有关的佛教文献，其中包括曲吉贝的旅行记述。游记系由曲吉贝口述，居士曲达(Upasaka Chos．dar)记录的。根据这部手稿的底片，印度巴特那K·P·贾雅斯瓦尔研究所所长A·S·阿勒塔卡尔(Ahekar)邀请前苏联莫斯科东方研究所哲学部主任乔治·罗列赫(George Roerich)将藏文原文解析、编辑并译为英语，1959年由K·P·贾雅斯瓦尔研究所出版，并将藏文原稿以罗马拼音的形式附后，供人参考。阿勒塔卡尔所长还写了一篇序言予以评述。本书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历史材料弥足珍贵。见到此书后，我决心将英文译本译为汉文，供国内学者一阅。译文以英文为准，力求忠实原文。

在翻译过程中，藏文的一切译法都求助于我的合作者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刘洪记研究员，没有他的翻译和勘校，译文是难以完成的。藏文原始记录有17章，比英译本多4章。经查对，这最后4章尚未被收入英文译本中，刘洪记研究员特将这四章译出，作为“补遗”附在译文之后，使可贵的历史资料尽可能完整。书后所附罗马拼音藏文原始素材，虽经中国藏学出版社南加才让博士勘校，但拼写错误可能仍存，仅作参考。

在梵文词汇和佛教术语翻译方面，得到了我的学友北京大学张宝胜教授的指点和不厌其烦的查核校正。在此，对上述二位学者的帮助一并深表谢意。

中国藏学出版社季垣垣女士为此书的出版给与了极大的鼓励，并协助策划出版，核正史实，她的热忱和努力是值得称颂的。

本书佛经译名力求梵汉藏名统一精确，但个别藏名佛经难于查核梵汉名字，采取了直译办法。译文不当和谬误之处定当不少，望读者不吝指正。

马维光

2012年10月于北京

确切地讲，诸位读者看到的这本《13世纪一个藏族僧人的印度朝圣之旅——恰译师曲吉贝传》并不仅仅是印度K·P·贾亚斯瓦尔研究所1959年出版的乔治·罗列赫博士(Dr．George Nikolaevich Roerich，1902～1960)Biography of Dharmasvamin(Chag lo tsa-ba Chos-rje-dpal)——A Tibetan Monk Pilgrim一书的译本，它同时综合了13世纪留存至今的藏文原稿，是英文和藏文两种不同文本的译编，即第1章—13章从罗列赫博士的英文译稿译出，由于罗列赫博士的英文译稿并未收入第14章—17章，此次依照藏文原稿将其译出，编入书中。

罗列赫博士是俄国画家、探险家、社会活动家尼古拉斯·罗列赫(Nicholas Roerich，1874～1947)之子，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知名藏学家。早年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地学习梵文、巴利文、藏文、蒙文、古汉语及东方学。他曾随团参加中亚腹地考察探险，长期在印度主持喜马拉雅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和出版工作。1957年罗列赫返回苏联，任莫斯科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印度哲学部主任。主要著作有：《亚洲腹地之旅》、《藏语—英语词典》、《现代藏语语音》、《现代藏语方言》等，此外与其他学者合著《藏语口语课本》、《藏语—俄语—英语字典》等。罗列赫博士十分看重藏文史实的价值，20世纪40年代，曾在当时身在印度的著名藏族学者根敦群培的帮助下将藏文史学巨著《青史》译成英文，分别在1949年和1953年发表。1951年，印度比哈尔邦政府建立印度K·P·贾亚斯瓦尔研究所，旨在促进历史研究、考古发掘和出版工作，编辑和出版西藏梵文文本系列丛书是该所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学术项目。20世纪50年代，印度学者从西藏带回曲吉贝口述、曲白达江居士记述的手稿底片，请罗列赫博士译编，是为Biography of Dharmasvdmin一书，作为西藏梵文文本系列丛书的第二部出版。

20世纪50—60年代，本书译者马维光先生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英语和印地语。毕业后，马先生又长期在印度、尼泊尔等国出任外交官。他很早就听闻恰译师曲吉贝的传记，出于外交官的职业敏感，意识到这份文献对于研究中国与尼泊尔、印度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价值。但是，直到近年马维光先生才得知由罗列赫博士译编成英文的这部传记，于是欣然将其译出。虽然这部以个人旅行为中心的传记只有百十来页，但由于时过境迁，要想准确完整地将其译出并非易事。马维光先生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刘洪记研究员联手，最终使这份珍贵文献得以以汉文的面貌完整再现。成书于13世纪的这一珍贵文献几经流转，在七百余年后以汉文形式再行流布，应归功于马维光先生的执著和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热忱。本书出版之际，正值马维光先生八十寿辰，谨以此书为先生贺寿。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参读英文原书和藏文原稿，对书稿进行编校，并与马维光先生多次交流，以完善书稿；另一方面对书中与汉文和藏文史籍相关联的内容作了编注。我们发现，一些汉藏文史籍中有对恰译师曲吉贝本人的记载，本书中所涉相关事迹亦能与相关史籍相印证。资料虽不丰富，但这些史料使恰译师曲吉贝的形象和这次行程变得更加鲜活。此外，我们还为本书编配了一组图片，特别请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统战部的尼玛次仁先生拍摄了现在的第乌让寺的景象。希望通过这些图片，再现恰译师曲吉贝一生的行迹，也为读者搭建起古今之间的关联。

由于书稿经过藏、梵、英、汉等多种文种的转换，书中个别历史地名等要想准确无误地还原，与今天的地名对应，已属难事。故此，有待读者和相关学者在阅读中发现、勘校，完善13世纪一个僧人的求知行旅。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3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