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代职,对于作者这代军人来说,机会并不多。关于机会,他想到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那份报告说人生平均只有7次决定命运的机会,两次机会间相隔约7年,大概25岁后开始出现,75岁以后就不会有什么机会了。这50年里的7次机会,第一次不易抓到,因为太年轻;最后一次也不用抓,因为太老。这样只剩5次,这里面又有两次会不小心错过,所以实际上只有3次机会了。
江南所著的《代职》正是作者获得那些能量的心路历程,是作者在基层部队成长演变过程的记录。
作者希望能够把一切都亮出来与所有跟他一样穿着军装、穿过军装、对军营有兴趣的朋友们共享,因为在这个无所不能,想遮掩都遮掩不住的网络世界里,没必要隐藏什么。
江南所著的《代职》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调动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活,通过某部装甲团的训练生活、军政教育、部队管理、部队后勤保障等侧面,以及官兵们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当代军人,特别是装甲兵部队在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按实战化训练要求,严格训练,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顽强战斗精神。表现当代军人强烈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同时还表现了当代军人奋发向上,不畏艰险,勇于担当,锐意创新,顾全大局的精神风貌。
暂别书斋
我是被迫放下正在进行着的采访和创作的。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泡上一杯茶,跟我语重心长。
到领导办公室而不是我的,这本身就有着某种隐喻与暗示。在我所研究的创作理论中我分析过许多空间意味,其中就有:当一个人有能力控制某个空间的时候,他就是自信而有力的,他就充满了话语的权力,而当他失去对空间的控制权的时候,往往也同时会失去自信与话语的主动权。
我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我是在我无法把握的领导办公室里被动接受谈话的,使得这场关于放下手里的工作去部队代职这样的话题谈起来变得相当容易了。设若,如果是在我的办公室谈话,领导就可能会费很大的力气才可把我说服。这说明,领导还是有些水平的,他知道选择一个合适的空间,跟我这种固执己见者谈话,他掌握了话语权力。
领导说,到部队代职是每个军队干部都必需的,虽然你年纪比较大了,可是代职也没有年纪的规定。领导为了说服我,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去年,还有某某单位比你大不少的某某某一级创作员去新疆代职,人家毫无怨言,干得很好,现在轮到你了。你看看,是不是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去代职半年的时间。半年说起来好像很长,领导笑呵呵地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领导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慈祥和善,语言得体,已经让我无话可说了,再加之榜样的力量,让我立即缴了械。我当时就表示,服从命令,听从安排,发挥余热,丢掉专栏,抛弃创作,中断研究,离开家庭,以我半百之躯投身沙场。
虽然,我渴望了解部队,渴望新的体验,可我真实的想法却是不情愿突然中断正在激情澎湃地进行了半截子的采访和创作。但是命令就是命令,谁让我是个“体制人”,是个军人呢?命令就是命令,不管你情愿不情愿,说走就得走。
走没有问题,我完全能做得到。不过,要是允许多说几句的话,我的另一个真实想法是,虽然身处军队专业创作室,但军队要不是非得不可,也没必要处处、事事都要搞得铁板一块,不考虑实际情况,任谁都齐脖一刀砍,也得讲究灵活人性。比如,假使有必要每个干部都去代职的话,也没必要非得全体人员在统一的时间一起下去,其实下去也是到不同的单位去任职,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要是可能,先让代职人员把手头的工作结了,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在规定的时间内选择合适的机会再去可能效果会更好。代职并非打仗,把人搞得紧紧张张,似乎也大可不必。
这些话可能领导非常不高兴听,会斥责“不要说这种话!”但是,您想想,军队得有说实话和真话的人啊,要不我们怎么能够进步,能够理性呢,没有商量的余地,其实在军队也未必全对。
另一个想法是,代职的作用究竟在哪里?了解军队或者为部队服务,通过这种形式能不能达到效果,我表示深切的疑问。完成规定的百分比是不是比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采访创作与研究工作更重要呢?其实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地球离开谁都能转起来,这是个普遍真理,自信恰恰来自于此。
P6-8
重返军营
有位从部队业余写作成长起来的作家经常很自豪且带着一点霸气地对我说,你没有当兵的经历,你不了解军队。言下之意是,我是“从部队出来”,“当过兵”“了解部队现实”的,所以才能写出“真实”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你不行。那时,我经常心虚而且崇拜地仰望着他,自愧不如,视他为“土生土长”从部队摔打出来的兵神作家。
但是,有空的时候稍一琢磨却发现,这老兄的自豪令人生疑,甚至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目前我就穿着军装,怎么能说是没有当兵的经历呢?况且,我1989年从地方院校被征召人伍后扎扎实实在石家庄的27军真正当过兵,而不是军训那种,经受了严格而艰苦的专业军事训练。甚至,还突然奉命全副武装随着部队进京去平息传说中的某种事件。只不过,部队行进到中途又奉命折返。但是,那种临战时的心理是经历了的,甚至在那次未完成的行军前夜,我还信誓旦旦地在日记里写下了生死文书。
另一个我们并非完全不了解部队的证据是,几乎每年我们都到基层部队去讲课、采访、调研、培训,有时还不止一次去,这也多多少少让我们了解了基层。恰恰因为我们年年去基层部队,让我们这些已经从军近30年的“老兵”与目前的部队战士们保持着相当密切而经常的联系。他们经常把业余创作的作品发来,请我们提意见。有时,打个电话,或者有机会到北京来见上一面,不时地把部队的情况介绍给我们。如果,真的与部队切断了关联,那的确不是件好事。
各位可能已经听出来了,我在“狡辩”自己“当过兵”“了解一些部队”。
但是,坦率地讲,虽然我有部队的生活经历,也时时关注着基层部队的变化,但我还是极为心虚的。有时甚至不能泰然地面对自己要“服务”的部队。原因是,其实,无论我们那位从30年前的部队走出来的作家,还是我这位在20年前的军队中生活过的作家,都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了解部队!”今天的军队既不是30年前的,也不是20年前的,甚至都不是10年前、5年前的部队,中国军队的巨变令人瞠目结舌。那些30年、20年、10年前的“老”部队已经“不在”,现存的却是与世界同步、能够与强国抗衡的大国战车,是一个天上、地下、水中、太空立体同步发展的现代、后现代的快速发展的中国军队了。
显然,被我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那杆握在我们30年前、20年前手中的钢枪在当下的部队已经极为罕见,以至于都成为了“文物”。我们所谓“熟悉”的事物早已淡出历史,乃至于,我们号称“了解”的非物质化的存在,如军营战士构成、军营文化,甚至军营口号、歌声都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动。我们完全“认不出”这支队伍了。
今天,如果有谁还“自信”到说自己“真正了解部队”,那只能是个“大胆”的梦想。 这话的意思显然是说,想了解中国军队,想了解当下的战士是个多么难的事情,代职与到基层部队采访、调研又显得多么迫切。
在了解军队这个问题上,我们引以为豪的那些赫赫伟绩已经变得分文不值,除了精神的传承,从曾有的“实存”中能够发现价值已经是极难的事情。我们其实没有任何“老本”“家底”可吃了,某些经验与见识已经腐朽变味,成为过去时,除非我们闭目塞听、大言不惭,否则,我们怎么可能理直气壮地自称“了解”当下的中国军队呢?
即使“那个年代”的军队知识经验尚可提炼出些许高质精油,可是,自傲的我们想没想过,我们的经验依然是片面的、狭隘的、一己的。我们看到的、经验过的仅仅是“我们”极小的一个角度,极小的一个空间,根本就不可能让我们真正的“了解军队”,甚至连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努力都变得遥不可及。因为,那“一斑”是个“老斑”,已经不是今天的实际,而是被淘汰的过往。
事实上,即使今天的部队也处于一种“不确定”之中。何止军队?整个时代与现代社会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正如一位美国大法官为“自由”所下的定义一样:“自由就是对什么是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我记忆的海洋里深情怀念的27军,今天早已面目全非。我想“旧地重游”都不可能了。再切近一点举例,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这种不断的调整虽是小的、区域性的、临时性的调整却是军队的正常,军队必须随着战情、军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一句话,现代军队是个不断调整状况、适应新变动的“不确定”组织。
恰恰是这种“不确定”逼迫着每一个以军队为核心从事创作、研究、教学的人必须适应这种不确定,跟随着它的节奏而同频共振。
代职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手段。
说到代职,对于我们这代军人来说,机会并不多。关于机会,我想到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那份报告说人生平均只有7次决定命运的机会,两次机会间相隔约7年,大概25岁后开始出现,75岁以后就不会有什么机会了。这50年里的7次机会,第一次不易抓到,因为太年轻;最后一次也不用抓,因为太老。这样只剩5次,这里面又有两次会不小心错过,所以实际上只有3次机会了。
不敢说,这次A师C团给予我的代职机会能不能起到改变我命运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机会对于一位将近50岁的人来说的确并不多了,很可能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
代职因此而变得相当宝贵。
不过,意识到代职是我军旅生涯中一次难得的机会是在代职之后才总结出来的。实际上,领导跟我谈话让我去代职时,我并不是积极响应的,相反,心理上是抵触的。因为,当时我正在极为投人地为两家杂志、四家报纸写专栏文章,奉组织之命带着两位年轻创作员采访创作一部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我的一部长篇作品才完成三分之一不到,还不用说,家里一堆难以处理的困难。突然就让我离开去代职,可以说,我是在不十分情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去代职。同时,对代职这件事我存在着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只是形式主义,完成一个百分比而已。
但是,到达部队之后,我的那些情绪化的观点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这在后面我的讲述中您会读到。
的确,开始我不仅对代职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而且,重要的是我那时是真的不适应今天部队的生活。但是,很快却发现,我慢慢地融进了这个团队,同时,慢慢地对它产生了情感依赖,继而,我变得有些离不开这支部队了。
再进一步说,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在部队继续工作下去,这支队伍或许会成为我的依靠。
我在A师C团代职半年的真实体验极为深刻。我觉得我在那里获得了能量,这能量让我可以攀上高山、让我能够横渡狂风暴雨的大海,让我坚强、让我超越。甚至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成为真正职业军人的光荣和自豪。
是的,这本书正是我获得那些能量的心路历程,是我在基层部队成长演变过程的记录。
我希望能够把一切都亮出来与所有跟我一样穿着军装、穿过军装、对军营有兴趣的朋友们共享,因为在这个无所不能,想遮掩都遮掩不住的网络世界里,没必要隐藏什么。
于是,我决定从踏上旅途的那一刻起就一点点地画出行程图,留下蛛丝马迹,抛出暗号隐语。
好吧,这就是那张图。
想起来,有时还真有那么点小小的激动呢。
后记
叙事圈套
到了该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谜底?!
是的。如果前面那些文字可以称为谜面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后记”就是一个谜底。待我慢慢道来。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其著名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里用人物的口气阐释“小径分岔的花园”的用意时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这一隐秘的原因不允许手稿中出现‘时间’这个词,自始至终删掉一个词,采用笨拙的隐喻、明显的迂回,也许是挑明谜语的最好办法。”
认真阅读过《代职》这部作品的朋友们一定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就是整部作品中没有出现“非虚构”或者类似的词语,作者更没有有意诱导读者向“真事儿”处想,更没有强调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一部报告文学”“一部日记”“一部生活札记”,等等,作品追求的其实是“本质的真实”。
也就是说,《代职》是作者设置的一个谜语,一个叙事圈套。作品表面用细腻、琐碎、日常的代职生活“真实记录”代职行为,但其实在作品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谜底,那就是“虚构”。
这就是我要亮出的谜底:《代职》并非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而是一部虚构的文本试验作品。
在讲述这个“真实故事”的时候,我同时听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这是一部记录他代职生活的作品;另一种声音便哈哈大笑,你错了,这是一次文体试验,这不是一部“非虚构”而是一部“虚构”之作。
前一种声音是读者的;后一种声音是隐含作者的。
所以,当整个叙事完成后,其实完成的只是一个“谜面”布局,用一种浓浓的叙事氛围、叙事语调、叙事情绪、叙事姿态构筑了一个细部的“代职生活”世界,触及现实部队的日常训练、生活与思想世界。
既然在作品的主体部分给出了一个谜语让大家沉浸其中,也在这个生活浪涛里随波逐流了一回,那么,在谜面完全搭建完成后,就必须有一个谜底亮出来,否则,那将让谜面仍然是谜面,故事仍然是故事,构不成一个完事的叙事逻辑。因此,这部作品还需要有一个“起底”的过程。
呶,现在这个就是喽。
已经感觉到有一些朋友们开始吃惊了,特别是那些特别亲近的朋友们,此前,他们甚至一直固执地认为这本书就是我于2014年代职时的“真实记录”。谬也!
首先得承认一个事实:2014年我的确去了我军“某部”代职,担任那里的一个营职干部。其次,我还得交代,我从1989年就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名现役文职干部,也就是说,我本人的从军经验远远不止半年的代职。况且,我本人与基层部队的联系密切,经常去基层采访、服务,也经常接待那些业余作家们,经常阅读他们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推荐发表作品。有时,他们有机会到北京还经常与我见面,谈部队的现实、自己的困惑与犹豫、矛盾与顺遂。也就是说,我的这一次“代职”并不是我军队经验的全部,甚至都不是主要的。我是在收集了众多的代职案例,查阅了大量代职资料,并调动了我从军近30年的全部部队生活积累而进行创作的。
换句话说,2014年的代职只是为我提供了触发创作这部作品的动因,却远远不是其内容的全部。
再换个角度来说,《代职》其实是一个叙事圈套,是作者有意设置的。
……
除此而外,在用非虚构的方式创作的虚构作品中还有书信体的小说,最著名的当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卢梭的《新爱洛绮丝》。
更为奇异的是,文坛上还出现了“非虚构小说”(中国人也称为纪实小说)。那是杜鲁门·卡波特在1965年出版《在冷血中》时提出的概念。卡波特称他的这本引起极大轰动的作品为“非虚构小说”,是他自己首创的“新的艺术形式”。因为这部书的反响太大,因此,后来又有诸多作家加入到这种“非虚构小说”的创作中来。美国知名作家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即自称为“非虚构小说”。
《刽子手之歌》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用梅勒的精湛文艺手笔所创作的事实报道。诺曼·梅勒特意为《刽子手之歌》加了一个副标题“一部真实生活的小说”,他解释说,“就我本人来看,非虚构的作品提供答案,虚构的作品出示疑问。我想我这书是属于后者”。
举了若干例子和作家的名字的意义也是为我的这部《代职》作注,强调《代职》的虚构性和其并非完全的经验性。况且我有近30年的部队生活,为什么不把经验扩大,造成一种更为自由的叙事可能呢。
我的这部《代职》更靠近“日记体”。之所以这样断言,原因是我的确写有记录每天代职生活的日记,并且在作品中也经常会出现“阴”“晴”“天气很好”之类的日记中经常会出现的词汇,但是,却不能因此认为这就是日记。我只是想,如果硬给这部作品找一种相似的体裁的话,它更靠近“日记体”。
正如我所强调的那样,这不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而是一部有着试验意义的“虚构”作品,是试验性的文本探讨。正像我的《照亮中国》《文韬武略》本应当是个历史非虚构类作品,而事实上却是用“虚构”手段创作一样,现在的这部《代职》本应使用完全的“虚构”方式来结构,但是,却偏偏尝试着使用一种看似“非虚构”实则虚构的方式来讲述基层部队的日常、拉拉杂杂的记述部队的训练、部队官兵的家庭、基层官兵的困惑迷茫与坚守。写部队的那些不合理却存在的现实,那些在庄严、严肃背后的生活,等等。
之所以没有在扉页写上“本书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也是为了一个“叙述悬念”。我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假象: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到最后再揭个谜,造成阅读上的大逆反、大惊异。
我意欲做一次文本实验,我认为,目前作家的创作在故事上所能做出的突破空间是有限的,而在文本拓展上却有着多种可能。特别是所谓“跨文体”试验,在虚构中融入非虚构,在非虚构中采用虚构的手法,部分的、或者全部的。这种实验的意义在于打破长久不变的叙事模式、僵化思维,至少刺激一下已经麻木的创作思维定式,让创作成为一种精神的创造,而不仅仅是生活的、事实的记录。让叙事变得有趣、灵活,而不是建立一种固化的权威。
我想,事实上在这部《代职》中已经达到,或者至少部分地达到了这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