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山外山》的作者章用秀多年潜心于弘一大师研究,并曾追寻弘一足迹进行过调查,与多位曾与大师接触过的老人见面,书中所及多出自当事者的回忆,部分取自作者在考察走访中的亲闻和相关文献的记载。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李叔同《送别歌》)弘一的一生,悲天悯人,行洁志坚,当勤精进,皓月中天。本书虽说是“赠言故事”,却也承载着这位名满天下的高僧大德那“如梦如幻,如露如电”的人生轨迹。她不仅让您体味到一代宗师李叔同与僧俗友生“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的情谊,更可引领您向着“夕阳山外山”进入“无上清凉”的境界。
章用秀编著的《夕阳山外山》列出弘一大师100条赠予他人的格言、偈语、对联、诗句,点出其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和深刻的思想理念,同时一讲出大师与受赠者的关系、背后的感人故事及大师的行止作为。《夕阳山外山》按照内容大体分为10个专题,每个专题各10条,每条字数约在1000字至2000字之间。且多配以弘一书写的赠语原件、相关的生平照片、与对方交往的照片及为寺院、名胜之地所书抱柱联等。全书既展现了一代大师的思想情怀,又使人了解了大师的生平为人;既具有一定的哲理性、故事性,又与现代人的思维和生活相切入,兼具时代性和可读性。
“庄敬”写于1928年2月,这一字幅既非宗教的祈祷,更非泛泛之应酬,而完全出于弘一法师内心对亡母的痛苦思念。弘一生前从未将这件血书出示于人,后来才授予弟子刘质平收藏。刺血写之,纯为自励自勉,以报亡母深恩,表达了弘一的孝敬之心。
李叔同生长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父亲李世珍,清同治四年(1865)进士,曾任吏部主事,后来在天津经营钱庄和盐业。叔同诞生时,父亲已经68岁,其母王凤玲是侧室,才20岁。作为一个小妾,其母在家庭的地位和处境可想而知。更为不幸的是,叔同五岁时,父亲便撒手人寰,母亲更失去了依靠。在这种情况下,李叔同可说是她唯一的寄托。
李叔同18岁时,由母亲做主,娶了天津茶商俞家大小姐为妻。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李叔同婚后的第二年,李叔同奉母携眷,离开天津,去了上海。有人认为李叔同南迁是与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有关,以为他与康党有牵连,为了避祸才去了上海。也有人以为,变法失败后,李叔同虽未直接受到牵连,但他已认定“北方事已无可为!”不如去南方发展。然而,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他的南迁更是出于对母亲的考虑。由于身份的原因,李叔同母亲在天津大家庭中的地位是比较尴尬的,远离大家庭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解脱。而李叔同对母亲一向孝顺,他这时已经成人,作为儿子,他对母亲的境遇十分清楚,外加时局有变,家在上海又有资财,他的南迁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李叔同在上海,上可孝敬母亲,下可照料妻儿,深感幸福。可是就在1905年春的一天,他的母亲王氏在城南草堂病逝了。李叔同携妻儿,带着全部家什,将母亲灵柩送回天津。
作为天津富宦的家室,按当时习
俗,父母去世后丧事必须大操大办,借以炫耀与标榜。然而,李叔同极为反感这一套,他力排众议,自己主持丧事。他在报上登出“哀启”,附上自己作的哀歌,配以简谱,以备讽咏;订出文明丧仪,拒收呢缎轴幛、银钱锡箔;提出送葬者如要致敬,可送花圈。他主持母亲的丧仪,安排的议程是致悼词、弹钢琴、唱挽歌。为此,亲友轰动,都说李三爷办了件奇事。
自从没了父亲,李叔同是伴着母亲的殷殷叮咛日渐成熟起来的。他从母亲身上继承的,不但有正直的人格、深切的同情心,还有对佛的虔诚。母亲的去世,使李叔同隐人极度的哀痛中。他清楚地记得,母亲咽气的那一刻,他正往市上选购棺木,没能在床前送终。谈起此事,心里十分悲伤。他说母亲很苦,刚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便离开了人世,自己没能很好地尽孝。为了表示自己的哀痛和对母亲的纪念,他给自己改名哀,字哀公。许多年以后,每每想起母亲,他总是流露出悲哀与忧愁。
1930年秋,天台山静权法师在慈溪金仙寺宣讲《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时叔同已出家。当静权法师从经义演绎到中国的孝思时,他忽然当众哽咽起来,一时泪如雨下。众堂听众,都为之愕然。座上的讲师,也怔怔地站着,不敢再讲下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叔同听了经义,追思母亲的慈爱,一时感慨万分,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当时他还写了一张座右铭,表示惭愧,对不起母亲。大家深受感动,都开始注意关心自己母亲暮年的生活。
叔同对慈母的爱心,是情真意诚的,随时随事都自然地流露出来。出家许久了,一次将赴庐山参加道场,路过上海,忽动访问城南草堂旧居之念。到了草堂,看到旧居犹存,而人事已非。从前他母亲居住的房间,现已供着佛像,一时大动今昔之悲,顿向佛座五体投地,叩头如捣蒜。肃穆之容,令人同下伤心之泪。
他有一把黑色已褪成暗灰色的布雨伞,收藏在套袋里,袋的两头紧缩,有带子可以背在身上。这把伞是他母亲的遗物,他一生南来北去,都要随身携带,如同伴随着母亲一样……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