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城记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30周年图记）》中，作者张保田、王建军将积累的重要历史照片与近年拍摄的长城现状照片进行对比，辅以一定的背景资料说明，展示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开展30周年以来，各地长城保护的成绩，同时也揭示了部分地区长城亟待保护的现状，为读者呈现出一幅长城今昔的鲜明画卷，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资料价值。

八达岭、山海关、慕田峪、居庸关……或许你早已对这些名字耳熟能详，也熟知它们在风光片中的形象。然而，长城是否就一直是现在的模样？它曾经历了哪些沧桑变迁，人们又在它身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这本《长城记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30周年图记）》带着百余幅照片，伴随着作者张保田、王建军妮娓道来的文字，讲述了长城的今昔。书中展示了摄于19世纪来、20世纪初的珍贵长城影像，并以今日同地点的长城照片作为对比，使得百年来长城的变化一目了然，也为长城的保护与重建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前言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长城古堞俯沧瀛——山海关

 连峰不断清，断处一关峡一司马台

 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金山岭

 万里长城，慕田峪独秀——慕田峪

 天开叠堑拱神京——居庸关

 一登八达岭，回视如窥井一八达岭

 角声满天秋色里，霜重鼓寒声不起一雁门关

 千山远向云霄列，一水还从沙漠来——镇北台

 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嘉峪关

 白马关“完美楼”传奇

失去的长城

 河北篇

宁静庵：八路军解放东团堡

独山城：台之不存，铭将焉附

浮图峪：砖雕敌楼——由无与伦比到无迹可寻

插箭岭：塞上风云

杨家庄：战后总结会

白石口：楼去无痕

贺家楼：孤独的“一面墙”

山海关：翼城折翼

三道关：军阀混战，长城遭殃

马兰关：奇异的圆楼

义院口：以姓氏命名的长城敌楼

小西河：消失的北楼

紫荆关：看不见的雄关

怀来堡：行进在长城脚下的八路军

土木堡：见证明王朝盛衰转折

独石口：朔方屏障

 北京篇

南石城：诗人烈士留下的长城记忆

古北口：“姊妹”走失，无言以对

消失的上关城

南口城旧影

八达岭：残毁的三座敌楼与消失的垛口女墙

四海冶城今昔

 山西篇

平型关今昔

翻越平型关：向冀东挺进

灵丘县：挺进敌后

阳方口长城：为火车让道

大水口长城：世纪“秘密”

马邑之殇

平胡墩：长城志愿者“寻城”的最后牵挂

 西北篇

敦煌：罕见的六面体烽火台

奇观与警告：汉长城上的民国烽火台

黑松堡：废弃的军堡

丝绸之路上的水磨关

兰州：金城余晖

峡口关隘：锁控金川

大湾城：大汉雄风

双井子堡：被高速公路剖开的长城

榆林“新式墩台”：堪忧的命运

茨字四号台：城碑

后记：长城心路

白石口：楼去无痕

白石口是涞源县境内长城上的一处重要关口。整个关堡分布在狭长的河谷中，两侧山峰峻峭。关口有南北两座关门，北门横跨长城主线，南门向东西两山修分支墙体。两道关门和三道墙体组成严密的防线，可谓森严壁垒。

1908年W.E.盖洛拍摄的“内有两块石碑的白石口关和敌楼”是白石口北门关口。照片左侧是北关门的残余部分，右侧是一座相当完好的三眼敌楼。在W.E.盖洛的著作《中国长城》中记录了在敌楼中发现的两块石碑，其中一块是明万历元年（1572）秋经略蓟辽保定边务的汪道昆、刘应节等官员视察白石口关边务的阅视碑。因此白石口关一带修筑长城敌楼和关口应该早于万历年，可能是隆庆年问初建。

21世纪拍摄的彩色照片表明白石口关北门和敌楼已经彻底倾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现场地面上只有一圈白灰残渣表明这里曾有一座长城建筑。关于北门和敌楼损坏的原因，据当地人士说，民国六年（1917）爆发了特大洪水，将北门一带长城冲毁。但这不能充分解释白石口南门怎样躲过洪水的冲击，较好保存下来。另有年近80岁的老人看过盖洛拍摄的照片后肯定地说，他见过照片上的敌楼，并准确指明北口和敌楼的位置。这说明1917年洪水之后，敌楼建筑仍然存在。所以白石口关北门和敌楼的损坏应该是自然的和人为的双重因素造成。

白石口关南门保存较好，当地乡镇利用长城老砖对其进行了维修。门楣上方匾额书“云谷重关”四个大字，是涞源地区保存最好的长城关门。值得一提的是，在白石口长城附近，还上演过激烈的战斗。1939年10月，在白石口南的雁宿崖村，八路军和地方民兵武装包围日军一个大队500余人，将其一举全歼，内含大佐级军官—人，史称“雁宿崖战斗”。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得知其所属第一大队在雁宿崖全军覆没的消息后，恼羞成怒，亲率两个大队共1500余人，于11月4日越过白石口关口，进至雁宿崖、黄土岭地区，寻找八路军意图报复。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以六个团将日军包围，歼其大部。阿部规秀本人也被迫击炮击中丧命。正可谓“犯长城者，虽远必诛”。

贺家楼：孤独的“一面墙”

几何学归纳了点、线、面、体的定义。把一张纸当作一个面，十分脆弱，可以随意抖动弯曲。而用纸做手工，叠成各种小房子，就是多面体，不仅美观好看，也比薄薄的一面纸要坚固的多。我们祖先修造的长城敌台外观都是多面体，绝大多数是四面体，因而坚固持久。

在山海关城的北边，贺家楼村正对的山脊上有一处古长城建筑的遗址。10米见方的遗址周围散落着碎石和破砖。唯独北侧还有一面残墙，虽然斑驳，却还没有倒下，因而当地老乡和旅行者称其为“一面墙”。其实“一面墙”原本是“四面墙”，是一座长城敌台。清康熙九年（1690）《山海关志》记录了从山海关老龙头起的长城敌台：“靖虏一号台，在南海口关尽头，屹立海水中，实为敌台之始。王受二号台、白铺三号台、北小铺四号台、大湾五号台、界牌六号台、南水七号台、北水八号台、腰铺九号台、旱门十号台、角山东十一号台、三道小口十二号台、桃园东十三号台、三道正关十四号台……”现在人们看到的“一面墙”所在位置就是三道小口十二号台的遗址。那么完好的三道小口十二号台是什么样子？古志文献中没有记载，长城界也没人知道。直到2013年春，收藏家熊炜收集到名为“山海关附近的长城”的老照片，笔者判断其为三道小口十二号台。

2013年6月1日，笔者携带“山海关附近的长城”老照片从三道关出发进山，经过3小时跋涉，到达“一面墙”，拍摄了对比照片“三道小口十二号台遗址”。新老照片对照，我们遗憾地发现，百年前基本完好的十二号台消失了。1924年直奉军阀大战，直系军队曾经利用古长城作为屏障，在长城上修工事，筑掩体。至今在贺家楼一线古长城上，仍有部分掩体遗址。

在物理上，“一面墙”是不稳定结构，随时可能倒塌。然而面对岌岌可危的“一面墙”，仍有“户外族”做危险的戏耍动作，摆姿势拍照片，还声称自己“热爱长城”。“一面墙”还能坚持多久？

山海关：翼城折翼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这副对联描写了山海关的雄奇险要。不过，在一般的行政区划地图上可能看不出山海关作为军事要隘的玄机，而在绘有等高线的地形图上就一目了然：山海关北面是山，南面是海，山与海之间是一片狭长的平原，最狭窄处宽仅8千米。所以，有明一代先是修筑了山海关城，再由关城向南北两翼拓展修建长城。由关城向南，长城—直修到老龙头，这一段被称为南翼长城；由关城向北至角山脚下的这段，称为北翼长城。因为两翼长城都修在平原地带，为了加强防务，在南北两翼长城上又各构筑了城堡，分别叫做南翼城和北翼城。

以北翼城为例，东边直接借长城主线为界，另筑南、西、北三面墙体，形成长方形的城堡，设南、北两门。翼城是驻兵的军堡，平时部队在此操练和种地，战时可固守，也可出兵支援关城和旱门关作战。“山海关长城”这幅老照片，远景是角山，近景就是北翼城的南墙。南墙中部开城门，上面有一方门额。

时至今日，作为军堡的北翼城早已废弃，现南、北各存一段夯土墙，城砖全无。北门残留门洞，南门无踪。翼城旧址现位于山海关北营子村，由关城到角山景区的公路从村中穿过。

P80－87

世界东方横亘着一条巨龙，他的名字叫万里长城。

长城内外繁衍生息着炎黄子孙，我们的名字叫中华民族。

30年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在神州大地上兴起，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习仲勋分别为活动题词，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和支持。这是自历代长城建成以来，第一次基于文物保护理念的大规模长城保护宣传活动，必要的长城保护性维修重建工程也由此开展起来。

本书以长城的历史照片和现状照片对照为主题，反映“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的直接成果，也揭示了长城保护的急迫性和必要性。本书所收录的长城老照片，大部分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以前，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875年。这些老照片记录了自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长城的真实影像，非常珍贵。本书收录的长城现状照片是近年来本书作者在上述长城老照片的拍摄原址，采取与老照片相同的视角视场，拍摄的对应彩色照片。

本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得到了全国和海外各界的积极响应和踊跃赞助。社会捐款和各地投资主要用于山海关、司马台、金山岭、慕田峪、居庸关、八达岭、雁门关、镇北台和嘉峪关等著名景区内的濒危长城的保护性维修重建。这一部分以历史照片显示上述各段长城维修前的状态，以现状照片展示维修后的新容，以期昭显“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直接成果。

本书的第二部分“失去的长城”包括在千余幅长城老照片中遴选出的部分代表性作品，辅以相应的现状照片。这些老照片的拍摄年代多为一个世纪之前的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老照片的拍摄地点分布在从嘉峪关到山海关的万里长城全线。老照片显示的长城关口、敌台、城墙、烽燧等都十分完好，有的“就像是昨天刚刚建好的”。可以说，这些老照片组成了中国长城的画卷。然而在21世纪初，当我们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追寻到这些老照片的拍摄地点的时候，呈现在面前的景象却是面目全非，令人痛心疾首：100年前老照片上“完好如初”的长城建筑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有部分长城关口、敌台片瓦不留，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人们只能通过老照片去追忆那些失去的长城。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失去的长城不可再得，现存的长城不应再失。怎样才是对长城真正的保护？答案可能很复杂繁琐，也可以很简明扼要：不扰动长城就是保护长城！

长城老照片研究是一项新兴的课题，收集老照片，解读老照片和复拍老照片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要求付出艰辛的劳动。而这对长城的保护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本书作者才能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长城志愿者在助学中曾利用本书的素材，在中小学开展“找不同”的课外活动，让同学们找出新、老照片上长城的变化差异。孩子们起初惊讶、进而惋惜、最后沉思的神情令人难以忘怀，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保护长城的希望。

书中老照片凡是能查询到原始信息的，均按原文照录。早期摄影师以西洋人士居多，因为他们对中国长城的认知存在局限性，所以部分老照片的原始信息不够准确。对于查不到原始信息的照片，在书中用“中国长城”标注。书中彩色照片除特别指明拍摄者外均为本书作者拍摄。

感谢王雁女士、石志民先生对长城老照片复拍工作的支持。收藏家李炬、兰草、刘钢、熊炜等为本书提供了部分长城老照片。青年摄影家张海翔完成部分老照片修复和彩色照片的后期工作。特别致谢参加长城老照片考察研究和复拍工作的各位长城专家和摄影家。

本书行文中用人称代词“他”或者“他们’’指代长城。看到“他”和“他们”，就如同看到古代长城建设者和守卫者们的身影。

长城心路

是谁为你烧砖？

是谁背砖上山？

是谁辛劳建城？

是谁在此戍边？

20世纪最后一个周末，我和王建军徒步箭扣长城，当一抹夕阳映射在山顶，告别长城的时候，心中涌出四个“问号”，印证那时我对长城的认识和憧憬。而当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国家电力公司计算机专家组的专家和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特约研究员。计算机集成电路与长城文化历史，相去遥远的两个方向交汇到一起，是不是我走错了路、入错了行？我不由想起小学毕业那年，我们班在毕业典礼上演出诗朗诵节目“十二年后”，说的是我们毕业十二年后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取得了成绩。老师分配角色让我扮演农民，我不乐意闹情绪，说大学毕业后我一定要当科学家，不会是农民。老师开导我说：大家都想当科学家，那谁来种地呢？结果九年之后，我真的下放到江西烧砖筑堤种水稻，当上了地道的农民。或许人生皆有定数。对于长城也是同样，童年的我一心想成为天文学家、飞机设计师，或者无线电专家，从来没有想象自己成为一名长城研究者，然而一些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经历却证明我此生必定与长城结缘。

1954年10月的一天，母亲给我一套长城风景画片，说那是父亲留给我的礼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照片上的长城。那时候彩色画册十分昂贵少见，所以我很珍重这套画片，不但自己常常拿出来看，还带到学校里给同学看。小伙伴们都羡慕我有这样一套精美画片。我看到了画片，却再也没能看到父亲。那一年我七岁，是小学一年级的新生。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父亲牺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了他革命烈士的称号。

1965年夏天高中毕业后，我奉命前往张家口市学习，乘火车沿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经过居庸关、青龙桥和八达岭。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古老雄伟的万里长城，那一年我十八岁。

1966年春天杏花盛开的季节，为了给公家节省差旅费，我独自＿人提着一根打狼棍从宣化西望山村出发，沿着宣府中路长城行进，经过常峪口、葛峪堡、大化家营，一日步行70华里到达赵川堡。那是半个世纪以前我的第一次“徒步穿越”，使我认识了不同于八达岭的外长城。

1969年我们告别宣化古城，下放江西。再往后直到20世纪末，我从科技研发一线上退下来，才再次登上阔别已久的长城。

2001年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新的选题的开始：研判考证长城老照片。摄影技术给人类提供了快速记录真实影像的工具，长城老照片就如同时光隧道，让长城专家和爱好者回眸历史，去领略150年前的姊妹楼，140年前的水磨关，130年前的南口关，110年前的山海关和平型关，90年前的慕田峪，还有80年前中国人民的长城抗战。然而这些听起来耳熟能详的地理名称往往是老照片研究的结果，而非发端。老照片的原始信息，主要是地名有下列特征：

不标注地名，如“万里长城”、“长城风光”、“如画的景观”、“战斗在古长城上”、“守卫长城的小士兵”、“枪口对外”等；

区域性标注，如“塞上风云”、“山西北部”、“黄河以东”、“十三陵以北”等；

标明长城关口，如“山海关”、“古北口”、“南口”、“八达岭”、“嘉峪关”等；

标错地名，如把蟠龙山长城标注成山海关长城，又把八达岭长城标注成古北口长城等。还有因中外文化语言差异造成的翻译错误，产生的并不存在的地名。

地理名称的混乱是研究老照片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单体建筑和建筑群，如天安门、北海、颐和园等，其地点和区域是明确有限的。而长城分布于整个北中国，绵延万里。十几年来我们收集到大量老照片，如果不去严格考证，而只是把老照片堆砌在一起，宣称这张是长城，那张也是长城，这种做法几乎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一是尽量收集照片本身携带的信息：摄影师、拍摄时期、拍摄背景和当时的社会风貌等；二是在长城沿线考察访问，分析老照片的拍摄地点；最后找到老照片的确切拍摄地点，按与老照片相同的视角视场拍摄新照片，与老照片组成对比组。

研究长城老照片是一举多得的事情。首先它有社会意义，是对社会民族有益的事情。再者，通过寻访考证老照片能够拓展视野。还有与个性有关。我喜欢挑战，越是带挑战性的工作越能使我乐而忘倦。我的本职工作曾经是电子信息的加密和解密。为破解对方密码，几天几夜不休息是常有的事。我主导的解密项目从未失手，无论对方怎样挖空心思采用高技术加密，只要被截获我均能一一破解，这是我欣慰自豪的地方。寻找老照片的拍摄点也是挑战性的工作，冗长的分析，艰辛的户外，沮丧的失败都不能使我却步。有一次，我在寻访老照片的路途上遭遇大雪封山，摔断了锁骨，险些伤及动脉。这是长城考察中我遇到的最艰难的时刻。但我仍坚持在骨折情况下驾车150千米到达目的地，伤养好后继续上路。就这样执着追索，百折不回，十多年来我们完成了1千余幅长城老照片的收集和复拍工作，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多次展出。而这不是终点，长城老照片的研究仍将继续下去。2013年“十一”前后，我与大学同学王建军、谭峻峰历时12天，驱车—万两千里，去考察陕甘宁西部地区的汉明长城，那时三人总年龄198岁。希望当我们总年龄达到210岁，240岁的时候，依然能走在长城上，打开一扇扇历史的窗口，让照片讲述往日的长城故事。

60年前10月的一天，母亲给我一套长城风景画片，说那是父亲留给我的礼物。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长城情缘潜移默化地根植在我的人生旅途中。60年后，当我一次次奔波在万里长城上，时常情不自禁想起父母双亲。遥望天际，总觉得父亲和母亲一直在关怀注视着我，投来赞许鼓励的慈爱目光，激励我攀得更高，走得更远！

谨以本书奉献于中国长城，献给万里长城的建筑者和守卫者！

谨以本书纪念我的父亲，革命先烈张动为国牺牲60周年；纪念我的母亲，八路军老战士王竹青逝世20周年！

张保田

甲午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