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园杂论:陈先达哲学随笔》是哲学随笔类文章,篇幅不长,但全书处处体现了作者睿智而深刻的思想。本书就哲学本身以及与哲学相关的一些敏感而时髦的话题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同时关注人生旅程中的一些重要的议题,作者陈先达寓深厚的哲学功底于笔端,以哲学这门智慧之学为指导,就与哲学相关的议题以及人生问题展开讨论,具有高度的思想意义和实用的指导价值。本书分三编,共九十多个小题,每题平均三千多字,但长短不一。第一篇,约二十五个小题,如《载舟之水和覆舟之水》《鱼失水则死,水无鱼犹为水》《东篱无菊,南山难见》《历史与悲剧》大多为总结历史经验和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阐述。第二篇,约二十多小题,主要讨论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问题,如《文化不能泛化》《文化与文明》《文化与文化形态》《文化承载地传承》《核心价值与核心利益》等。第三篇,主要讨论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问题,约四十多小题,如《哲学的历史与逻辑》《精神家园需要构建》《世界与世界观》等。
《宜园杂论:陈先达哲学随笔》收入陈先达先生近年的哲学随笔。先生结合对中外文化经典的精心研读,加上八十多年生活经验的积累,融会和凝炼为深邃的哲学智慧。当哲学智慧以生活语言表述时,读起来的感觉是简洁、切身、有共鸣和令人信服。《宜园杂论:陈先达哲学随笔》,就是先生哲学随笔的魅力!
多元性与先进性
文化多元性和文化先进性似乎不能两存,既然承认文化多元性,就不应该区分文化的先进与落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似乎就是对文化多元性的否定。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从世界范围看,文化是多元的;从国内来看,同一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也是多样的,各具特色。文化多元理论承认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各个民族文化从总体说,并无优劣高下之分。每个民族文化中都有维持自己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华,但也会有糟粕。文化多元理论是反对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理论,但决不是说,任何文化都无先进与落后之分。任何文化中都既有优秀因素,又有陋风坏俗,有迷信落后形成的传统观念。例如,中国有优秀的文化传统,但谁也不会说,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官场文化、重男轻女、妻妾成群,以及其他不良风俗,都应该在文化多样性的名义下予以保存。中国的文化名人辜鸿铭的文化观之所以为人诟病,就是因为他既赞扬优秀传统文化,又竭力为中国文化中极其落后的东西辩护。其实,在文化问题上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都是片面的。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必然提出先进文化建设的任务。我们说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并不是单纯基于意识形态需要的论断。社会主义文化不仅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而且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文化。在当代中国,坚持先进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以科学态度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的积极成果,才能引领国内多样的文化思潮,使其有利于而不是妨碍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发展。如果放弃或者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中的指导地位,西方腐朽文化就会乘虚而人,国内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就会沉渣泛起,大大冲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国际国内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变化,各种思潮极其活跃,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会自认为是非先进的或落后的。在当今世界,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文化的先进与非先进的评价可能迥然不同。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他们那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是最先进的文化,而且是普世的、永恒的、终极的文化。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在反对封建斗争中曾经是先进文化,起过引领当时社会思潮的作用。但随着世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不断暴露出它的阶级局限性和虚伪性,以致在当代可以成为干涉别国内政和颠覆合法政权的幌子,从而失去它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时的光辉色彩。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先进文化中的指导地位,是否会妨碍文化产业的发展?的确,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既要发展文化产业,也要发展文化事业。这两种文化实体有区别但也有共同性。文化产业既然是产业,它就有个经济效益问题。这是一切产业的共同本质。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依赖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承载。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宣传它们的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这样,它们在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某种强势地位。
西方文化产业,不单纯是牟利的文化企业,更是意识形态的阵地。对我们来说,无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虽然它们在产权和管理方面存在区别,但它们仍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两种文化单位,因此文化企业的经营者和文化事业的领导者,都应该以不同方式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观念。在文化产业中,我们在谋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充分意识到产品的内在文化价值。即使在国际上,同样应该使我们的文化产品承载中国文化特有的价值观念,不能像西方政治家嘲讽的那样,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能出口电视剧。如果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不管社会效益,只管经济效益,媚俗、低俗,那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的“宣传员”,甚至有损国格、人格以迎合西方的需要,这肯定背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建设方针。这种文化产业不能称为文化产业,更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文化产业。
强调文化产业也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就指导经营方针和经营者的理念说的,而不是说文化产品都是硬邦邦的意识形态的话语。要使我们的文化产业的产品既有先进科技的承载,又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使文化产品具有吸引力,就需要有文化创造力,不断革新文化创意。这是衡量文化产业经营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先进文化水平的尺度。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和哲学工作者应该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全部人类文化史表明,在特定历史时期居于先进地位的文化都有相应的比较进步的哲学作为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如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就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如何建立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是全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P69-72
此书正当完篇,恰逢龙年春节。窗外的鞭炮声不断,把我的思绪引回那永远消逝了的童年。我把这篇《头白忆年》作为后记,追寻那难以忘却的记忆。
我是江西鄱阳人,家住鄱阳镇。鄱阳古名番邑,又称饶州,可算古城。范仲淹就当过饶州知州。小城还算繁华,麻石街道,砖木瓦屋。商店集中在东门口街道两边,沿河有些商行。沾鄱阳湖的福,新中国成立前鄱阳号称鱼米之乡。在农业社会,有米有鱼是一大优势。水路也方便。每逢过年,家家门上都端端正正贴上大红对联,大多是年关时卖字为生的人写的,有点水平。尤其是商家门上的对联更加气派、工整。除夕整夜鞭炮声不断。小城是熟人社会,直到元宵节,路上来来往往的人,见面拱手,个个拜年,年味十足。
我家是开渔行的,算是小康之家。和所有小孩一样,我最高兴的事是过年。一入腊月,天天盼,天天算。腊月二十四是小年,从爆竹散发的硫磺味里闻到浓浓的年味。过年最累的是我妈,忙着做米酒、熬冻米糖,准备年夜饭。我满屋跑来跑去,高兴不已。最喜欢的是围着熬糖锅转,等着吃起锅后的锅巴,又酥,又脆,又甜。我现在也算见过点世面,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宴会,可再也没有吃到过这么有滋有味的东西——锅底。大概童年吃过的最喜欢的东西,那种味道此生不可再得,是永远的梦。
除夕守岁,红烛映照贴在门楣上的剪纸和房梁上的对联,全家围着炭火盆,我依偎在母亲身边,当时只道最平常,自己结婚生子特别年老后才品出其中的爱:
烛光摇曳炭火红,门神窗花春意浓。
瑞雪欣喜漫天舞,爆竹声声家家同。
守岁最盼天亮早,包包多多磕头虫。
此情此景尚可忆,只是已成白头翁。
初一最高兴的是去外婆家拜年。外婆家在管驿前,离我家大约二里路。管驿前是古代鄱阳湖水道的一个驿站,户不过百,都是靠捕鱼为生的渔民。女孩从七八岁开始就削卡子,卡子是一种原始的捕鱼工具。女孩陪嫁的东西,就是自己从小用削卡子刀赚的钱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我爷爷辈也是渔民,我家祖屋在管驿前。到外婆家拜年最忙,都连亲带故,家家要到。新年失礼,这可不是小事。我父亲老教我说,“新春不拜年,平素无来往”。家家都用醪糟煮蛋、炸年糕招待。还都有个说法“蛋”是“元宝”,年糕是“高升”,寓意是升官发财。开始满口生香,几家下来肚子发胀。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外婆家的黄芽鱼煮米粉和藕丸子。去年回乡时写过一首诗,其中颈联是:“藕丸聊解思乡渴,黄芽鱼香忆亲情。”指的就是这件事。不是鄱阳人,很难理解这两种菜肴中包含的深深思乡之情、思亲之情、思年之情。
在外六十多年,很少回家过年。从1953年来北京,也已近六十年。过了这么多年,再也没有小时的年味。人到老年,年味会淡。如今社会发展,生活富裕,大城市的孩子们对过年大鱼大肉、新衣新帽,不太感兴趣。他们天天过年。但对我来说,增加了另一种乐趣,这就是新年儿孙们回家团聚。当我把压岁钱塞到外孙女手中时,我的疼爱之情比她的高兴之情浓多了。送压岁钱的比收压岁钱的高兴,和我们小时真的不同,社会变了。
确实,社会在变,年味在变,过年的方式也在变,但对中国人来说,多少年来有一点不变:这就是在外的孩子不论多远都要想方设法回家过年,父母则千方百计要让孩子们在过年时感受到家的亲情温暖。我自己也是这样。看到儿子夫妇每年不管多忙都要回国;看到老伴为他们在厨房忙个不停,不禁想起当年我妈妈对我的情景:
莲子有芯人有根,风雨何能阻归程。
窗外星空天撒花,厨下慈母烩情深。
犹记当年围炉夜,米酒飘香雪迎春。
不意此生京城老,卧听鞭炮梦难成。
当代社会,空巢越来越多,子女难得在一起。过年,是子女对父母的情、父母对儿孙们的爱最集中的一次爆发。这些年,不再在家里做年夜饭,都是在饭馆中订餐,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不过,不管过年的方式如何变,亲情与爱不会变。这就是中国人过年的真正的人文蕴涵。这也可称为中国人的“年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