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田人——献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是一本新颖独到的散文集,作者张建田以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思维、独特的情感、独特的抒发方式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展现了一个“县城少年”在南方的一个偏僻的县城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往事。全书收录了六十多篇散记式的文章,在“我是大田人”这一主题下,忠实记载了作者1956至1976年这段岁月里在南方一个普通县城所经历的人和事,从中追索着童年至青年的美好时光。透过对20年历史的追忆,看到个人、家庭与国家命运的交织,犹如共和国走过的那个年代的历程一样,一个如梦年华的小小县城,既流淌着美好的时光、镌刻着火红的年代,也留下不堪回首的往事。
这是《我是大田人——献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作者张建田“回忆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围绕作者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经历,讲述自己从出生到走出大山那20年间的往事。
《我是大田人——献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作者出生于丰满坚实的年头,成长于风雨飘摇的年代,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月里,儿时的童趣、瓜莱代的苦涩、武斗的硝烟、父辈的遭遇、知青的阅历等,无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记。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相连,往事现事今后事事事有缘。”民族的历史是无数个个人史的汇聚,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也都会从一个或多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历史的足迹。
在作者质朴无华的文字中,浮动着的是缕缕乡情、浓浓亲情,更有甜蜜爱情与无奈苦情。阅读这些文字,会勾起无数同龄人的回忆,触动他们心底埋藏多年的记忆,引发诸多情感共鸣……
“回忆三部曲”的后两部分别是《我是西政七八级》和《我是军法人》。
18 城隍庙往事
现今大田县人民法院所在地的背后,曾经有一座颇有名气的明代庙宇——城隍庙,它地处大田县城西北角,据考证系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建,中为寝堂。曾几何时,它是大田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大田人的精神家园。民国以前,城关及四邻八乡的信士于每年的二月观音佛、十月“迎车殿”在此举行文娱活动,规模甚大,热闹非凡。解放前,城隍庙内的殿堂常有僧人在里面烧香拜佛,也曾一度作为国民党接兵部队关押壮丁的场所。
1949年大田解放后,蜷缩于城关街巷一偶的城隍庙随着新社会的到来,恢复了几分元气。每逢元宵节、城隍寿诞、清明节、中秋节这些重大日子,当地百姓要在此举行隆重热闹的祭祀,而且作为一个慈善的场所,不时有人来此施舍和乞讨,求得一生安康。而我对它印象最深刻的是上托儿所的年代。
孩提时候,我对城隍庙最初的印象,是见到里面不少僧人、民众出入,香火袅袅。僧人们的佛事活动,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朦胧的印象。
城隍庙门口,一条清澈透亮的小溪缓缓流过,跨进门槛,两边有对称的数间木质平房,中间一道青石板路,往北走便是后堂,南为仪门,两廓为序,又南为大门,门内是道,左右为池。据说原先规模较大,占地面积约3000多平方米,三殿单层木瓦结构,石砌门头,中殿神龛供奉城隍公,两旁设六房十二侍,前殿供奉五方值符,后殿安放许多不知名的菩萨,内埕中搭建一个大戏台,重大节日时有演出,内埕两旁各长着一棵一个人围的柏树(檀香木)。年复一年,庙内的柏树总是含香吐绿、枝叶繁茂、高大挺拔、浓荫蔽日,与戏台相对而视,俨然一座华丽、幽深的宫殿。这里曾经是僧人们做佛事的地方,东西大殿都曾有大型金色或彩色泥佛。过去当地的建筑是很讲对称的,东南两侧好比一个庙宇的各一半,房子的构筑和结构也大致相仿。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曾经作为托儿所的一个场地。我记事起,对城隍庙的印象,正源于那里是我又恨又爱的地方。
记得第一次被外婆带进城隍庙时,进入深邃、阴暗的庙宇,我内心恐惶不安,哭声响彻天外。外婆背着我左哄右哄,见到笑脸相迎的老师时准备将我放下,我立刻连踢带踹,号啕大哭,死活不愿下来。当外婆放下我掉头朝着庙门外走去时,我哇哇的哭声立刻招来一群原本安分守己的小朋友们的哭声,此时年轻的女老师动怒了,将我一人扔在戏台一角的地上,任我泣不成声,自作自受。最终孤立无援的我,只能抽泣几声,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实。虽然第二天我仍死活不去,但经不住父亲威逼、外婆苦劝,只得再次抽泣着走进城隍庙。
毕竟是孩子,时间一长,我对城隍庙托儿所的生活也就习惯了。每天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一同唱儿歌、做游戏、听故事、看图识字、猜谜语等,其乐横生。我们活动的空间主要在庙内,有时老师也带着我们排着队伍外出参观、爬山,了解社会,认识大自然。一次,老师带着我们来到庙前的小溪边,只见一群群密密麻麻的河虾藏在水草中,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虾的生活习性之后,蹲下身子,双手撑开大手绢,拨开水草,一捞就是满满一兜。随后,让孩子们找来洗净的空墨水瓶、罐头瓶子,倒入清水,将捕捉出水的虾放在里头,再搁点水草,只见透明清澈的瓶子里,一两寸见长、淡青色的河虾在翠绿的鱼草中穿梭来往,让心地天真的孩子们高兴得直拍手!
印象中,幼儿园的老师们尽心尽责,耐心细致。有的孩子生病了,他们会及时将孩子送回家里去,如果大人出差或者上班找不到人时,也会主动把孩子送到卫生院里。那时,社会上流行乙型脑炎病毒,死亡率较高,老师们专门请来医生、护士为我们接种牛痘,还定期分发治蛔虫的宝塔糖,并嘱咐必须忌油水,早晚空腹吃。一次我宝塔糖吃多了,肚子疼得没法上托儿所,一位年轻的女老师专门赶到家里,反复向我父母赔礼道歉,并陪同外婆一起带我到医院挂号看病。
1959年前,整个城隍庙内房子众多,门连着门,既有四合院还有普通院,四合院既有南北向的,又有东西向的,还有跨院;既有大院又有中院、小院,院院相连,屋屋相通,融为一体,形成一座很别致、特殊又很和谐的院落,颇像北京旧时的四合院群落。
1959年县高甲戏剧团人员入住庙内,每天鼓乐齐鸣,琴声悠扬。往日凝重、清静的神圣殿堂,顿时花容失色,渐渐失去了特有的清静光景。每天排演芗剧、高甲戏的鼓跋铜锣声震四方,让城隍爷们闻知也胆战心惊,默默无言。
老戏台设在庙宇中的主殿。它坐落在一米多高的台阶上,高大雄伟,雕梁画栋,花窗飞檐。“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曾经到城隍庙参加县高甲剧团排演歌剧《红嫂》,主要是充当跑龙套的角色,在人手紧的时候,临时扮演流散匪兵和扛担架的民兵,虽然没有任何报酬,但心境颇佳,想到如果能够因此走上“文艺之路”也不枉此生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县剧团招人,我刚上初中不久,为了实现当专业演员的伟大理想,自认为有“文艺细胞”的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斗胆到庙内的戏台上去接受“面试”,但朗诵跑调,演技欠佳,终究没被录取。
离开大田之后,由于昔日对城隍庙的记忆,利用开会、出差之机,我会留意看看各地的城隍庙宇,并逐渐有所领悟。原来“城”本义就是土筑的高墙,高墙之外再挖深沟,有水者为“池”,无水的壕沟便是“隍”。城与隍,实际上构成了冷兵器时代官府与市民最安全的保护屏障。查根追源,城隍庙,实乃人们寻求庇护和安慰的场所也。
“但得回头便是岸,何须至此悟前非。”这是遍布各地城隍庙的通用联。当初年幼不识字,不知大田的庙内是否也留有此楹联?如今看了一些地方的城隍庙,才知只有英雄好汉、才子良相才能充任“城隍爷”,诸如杭州城隍文天祥、福州城隍周苛、泉州城隍韩琦等等,他们均属于显赫有名的一代贤臣良将。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近些年来,各地兴建寺庙成风,有的省市多达数十座。听说有个县近年来修建的中等规模以上的庙宇就达百座之多。有些地方,几乎村村建庙,有的村还不止一座,什么土地庙、山神庙、城隍庙、关帝庙等等竟相而起。更匪夷所思的是,有个村把庙建在村办小学校园的中央地段,每天进香者络绎不绝,到了大年初一、十五,更是热闹异常,师生不胜其烦。有的城市,即使在一些商街小巷,也可见到不知叫什么名的小庙香火袅袅。这些寺庙的建筑者们恐怕是颇费心思的,乱建庙宇耗费的人力、财力支出当然是惊人的,即使修建一个不大的庙,也需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钱财。据有些地方估算,近几年建庙所耗费的资金远远超过了当地建设学校的资金。然而,这又能够给我们留下多少原汁原味的历史和文化呢?
时过境迁,大田城隍庙的旧建筑早已消逝殆尽,原先庙前那条水草茂密、水流湍急、鱼虾穿梭的小溪难觅踪迹,河道全被耸起的楼房和硬化的水泥地面所覆盖,庙内原址被挂有“××制纱厂”的一块招牌占据着,密集型作业的污染与脏乱现象随处可见。可怜的是历经磨难而不死的两棵古柏树(檀香木)苍老嶙峋,被两根粗大的用来晾晒衣被的铁丝紧紧勒着,东倒西歪,流露忧伤,只能靠着不屈的盘错根茎屹立着,从骨子里透露出无奈和心酸,它似向人们传递着阅历如根、世态炎凉的历史。
我静静地伫立在城隍庙内唯一尚存的古柏树面前,诉说着往日的故事,感叹着人间的无情,唯愿苍天保佑,能够把你们留下,使我有生之年还能够常回来看看,追忆当年的童趣时光。
P105-109
这是一本新颖独到的散文集,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思维、独特的情感、独特的抒情方式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展现了四五十年前一个“县城少年”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往事。
诚然,这是一本写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看的自传书,在常人看来,也许是儿女情长、家庭琐事的流水记载,在当今主流的图书市场上根本挤不进位置,更摆不到“热门书”的排行榜上,但认真读罢之后,我深感这本书有着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
全书收录了六十余篇散记式的文章,文笔流畅,内容清新,在“我是大田人”这一主题下,忠实记载了作者1956年至1976年这段岁月里在南方一个普通县城所经历的人和事,从中追索着童年至青年的美好时光。一斑窥豹,一叶知秋。透过作者对那段历史的追忆,我们看到个人、家庭与国家命运的交织,犹如共和国走过的那个年代的历程一样,既流淌着美好的时光、镌刻着火红的印记,也留下不堪回首的往事。
社会主义改造、八大召开、大跃进、四清运动、文批武斗、牛棚生涯、文艺宣传、上山下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或许是已经过时的褪色词汇,是属于那些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定人群的怀旧情结。然而,时代的前进与曲折、真理与谬误,如果不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去记录、思索,不痛定思痛幡然醒悟,就没有改革开放、国富民安的今天。正是人们不计其数的“回顾与思考”,才使我们党和人民能够经历风风雨雨,克服种种艰难困苦,走向复兴的今天。看今朝,与作者年龄相当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正成为我们国家建设和事业的栋梁和生力军,他们是最值得人们关注和期待的特殊群体。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个人或许是微不足道的被裹挟者,但每个普通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作者六十余篇文章真情感人,通过精确文字和黑白照片的映衬,为我们展现了一段至真至纯的童年生活,带来了一缕平静的温暖记忆,其勾勒的当年历史概况,注入的美好情愫,记载的青春历程,无一不使一切对美好过往怀有眷念之心的读者再次回到苍凉的青石板路、寂静的田野乡村,在书海品读中回到静谧的港湾,追思自己年少轻狂的往事。我以为,这本书的鲜明特点是感情真挚,朴实生动,虽然讲述的是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但其蕴寓的乡情、苦情和亲情的“三情”主题,着实让读者看后印象深刻,感同身受。
一是乡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小城乡村长大的孩子,几乎每个人的童年都会与鱼、虫、花、鸟有关。作者曾经是区(乡)长、法院院长、县长的“公子”,但在那个年代,子女的众多、经济的拮据,使之与农村孩子并无本质区别。透过《我是大田人》《“大田”新解》《红旗漫卷岩城》《象山行》《土堡情》《大湖之美》《大田人的普通话》《大田高山茶》《远逝的水井》《旧居琐记》《对青蛙的忏悔》《捉泥鳅的情趣》《怀念儿时的小精灵》等文章,我们眼前不禁浮现出绿油油的田野、翠青青的树林、活蹦乱跳的泥鳅、小巧玲珑的河蚌,粘知了、捉蜻蜓、逮蛐蛐,其乐融融,童趣无穷的场景,这是如今孩子们多么向往的意境啊!透过作者的笔触,我们对故乡情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也许这个故乡过去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穷乡僻壤,但只要热爱她,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美好的童年,追索已经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从而达到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有人说,过去故乡是记忆,如今故乡是籍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故乡可能是出生的厝屋,也许是埋骨之所。但文章告诉我们,只要热爱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故乡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就是前进的动力源泉。在作者的笔端下,流淌着是对故乡的深情;在作者的心目中,故乡就是魂牵梦萦的地方,是回味起来溢满温馨和乐趣的地方。
二是苦情。作者生于1956年,这是共和国风调雨顺、蓬勃兴旺的重要年份。诚如作者在《出生当年好风光》一文结尾所言,“1956年,是共和国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份,也是举国祥和、欣欣向荣的美好年份,她带给我们太多的念想与称羡”。然而,此后国家便陷入了动荡不定、天灾人祸的年代,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整个国家处于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时至今日,有人对“文化大革命”还怀有恋恋不舍的情结,甚至认为当时社会没有贪污腐败,没有环境污染,没有社会不公,没有贫富差距,到处是“莺歌燕舞,流水潺潺”,但透过《我的1966年》《目睹武斗》《父亲被揪斗记》《山中,有座坟茔》《想起“游街示众”》等文章,我们不难想像,十年“文化大革命”,多少人惨死于“武斗”,多少人遭到迫害,多少人饥饿难耐,多少人不堪回首?在今天,如果把在风调雨顺的日子中长大的“80后”、“90后”放回到“文化大革命”年代,那样的日子他们也许一天都过不了。真心感谢作者能够完好保留着当时的家庭历史资料和深苦的印记,带着我们回忆《饥馑的日子》《重温父亲的“检查书”》,在《票证的年代》里,听那《排队的故事》。让中国远离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这是全国人民的企盼,也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正确战略部署。作者用尖锐而直率的笔法,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对时髦应景的追逐,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了那个难忘的年代里五味杂陈的往事,表达了强烈的追求历史真实感的意愿和“莫忘过去”的鲜明主题。
三是亲情。每个家庭都是一首亲情的歌。作者的许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其中记载家庭成员的题材,有的达到了催人泪下的程度。《我的外婆》,反映了长辈对晚辈的呵护之爱;《涟水之战》《父爱如山》,赞扬了老父亲的为人,让人看到一位革命伤残军人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俭朴、清廉的品格;在《母亲轶事》中,作者毫不忌讳地检视母亲的不足,也歌颂了母亲的平凡与伟大;在《姐姐的印记》中,同胞血脉之情溢于言表。文章中儿女情长、父母之爱的笔墨,倾诉的都是普通人的胸中之爱,但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爱之深,情之切,这样的文章才能传达亲情的真实,才能打动人们的心灵,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如今在我国,老龄社会已经到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已经或者临近退休“高峰”,面对转瞬即至的晚年生活,面对“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应当如何应对养老的繁重压力,是一个难以摆脱的社会问题。前些年,《常回家看看》这首歌之所以能让许多人产生共鸣,很大程度上是老龄社会中老年人面对的孤独困境使然。下一代入如何像“50后”“60后”那样,关注父辈,增强亲情,使每个家庭都充满温馨和幸福,营造全社会尊老爱幼、和睦相处之风气,看了这本书后,还是很有启迪和教育意义的。
记得有位作家说过,散文的真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者的撰写要动真感情,二是所写的人、事、景也都蕴涵内在的真情,二者缺一不可,真情写假或假情写真,都无法感动读者。我认为这本书基本达到了诉说真情这个要求。这也从中告诉我们,怀乡思史,谈古道今,既可以是名家之作,也可以是普通人所为。作者多年在军队高级领率机关工作,其严谨、高端、固化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及其难得的人生阅历,善于储备和积累历史资料的习惯,再加上勤于观察与思考的长处,使这本书格调清新,文风严谨,内容丰富,文采飞扬。正谓“长期积累,偶尔得之”。可想而知,倘若作者没有对20年大田生活怀揣着深深的爱、浓浓的情,是断然写不出这本书的。
如今的年代国安民富、物质极大丰富,丰年修史,富年记事,无论对个人、家庭还是国家,记录历史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由于在大田县工作多年的缘故,使我对作者有较多的了解。他参军入伍离开大田后,在部队考上大学,成为著名的“西政现象”的一分子,毕业后先后在军委、总部机关工作,学有所长,术有专攻,从事军事法制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为国防和军队立法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服役期间,他以大田人特有的质朴、坚毅和勤奋,努力工作,刻苦学习,笔耕不辍,著述甚丰。如今,虽从原岗位离职,但赋闲不闲,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总装备部等部门的专家,在为年轻人传授学业和知识的同时,能够从繁杂的事务中梳理自己30多年前的人生积淀与精华,着实让人感动不已。
古人云:小隐隐陵蔽,大隐隐朝市。作者身居县城20年,离家30多年后,能够留下大田当年的一段历史往事,从中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也感谢他为大田人民留下一段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此,能够应邀为此书作序,我感到十分荣幸。读罢全书,也让那个年代出生的我感同身受。愿作者能够在今后的时光中,继续关注故乡——大田县的建设与变化,继续抒写大田新的成就与辉煌!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八日于大田
多年前,我就想写一本关于大田儿时记忆的书,怀乡思史,缅怀亲人,儿女情长,家务琐事,抒发自己内心世界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情怀。然而,在书的体例、风格和内容等方面总是犹豫不定,一筹莫展。2012年春节回大田家里探望母亲,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廖舒静给我送来一摞大田历史资料让我看看,并希望我能够为大田申请苏区工作做点贡献。在完成廖主任交办的任务之后,我翻出了多年前个人保留的一些日记、资料、照片等,在反复阅读、整理和思考的基础上,决意借此机会,好好地梳理一下思绪,将我出生的1956年至我离开大田的1976年底这一期间内个人亲身经历和感触,形成文字,献给那段难忘的历史。
2012年2月17日在北京西山招待所开始酝酿写作,到2013年1月10日将书稿交出版社,历时近一年,写作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心知肚明。一是搜索枯肠,冥思苦想。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是新中国辉煌与挫折并重的阶段,我有幸生活在这个特殊的时空里,见证了1956年至1976年间的国史家事,经历了童年、少年、青年的蜕变,留下了学生、知青、工人、新兵的足履,从中也体味着诸多美好记忆。然而,一旦敲起键盘,毕竟年代久远,可谓思绪纷繁,索尽枯肠,几乎达到殚精竭虑、疾首蹙额的程度,其中既有愁肠百结、苦心孤诣的迷惘,也有“长期积累,偶而得之”的欢愉。二是文笔艰涩,一挥难就。关于散文的要素,文学家说法不一,但文采是其中之一。也许是多年来机关公文写多的缘故,一着笔方知,缺乏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想象力,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于是每篇文章主题的确定、文字结构的构筑、字面语言的遣词造句等,都有一种惶恐与不安,不少文章写着写着就成了大白文或政论文了,虽然自认文章内容都是自己真情实感的流露,也是那个年代历史的记录,但离“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标准相去甚远。想到自己难堪的小学、中学知识基础就感十分悲催,吐字不准、语音不全的缺陷先不去顾忌,但不会上网搜索资料的困境,使自己每个字都只能依托五笔输入法,费尽九牛之力,方才勉强渡过文字输入难关。三是时间仓促,臻于粗作。在书稿写作进程中,大量立法任务压身,半年出差行程万里。2012年9月在北京军都山下,有幸被中国政法大学聘任教授,教学科研任务随之而来。此外,全军装备理论专家、国防知识产权专家、武警政治学院指导专家……各类头衔应接不暇,事务缠身。想到本职工作和任务为重,一些史实的校正、文字的推敲、图片的选择等,便没有充裕的时间保障,失当、笔误之处在所难免,在此,只得套用那句老话“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了。 一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大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原县委书记赵荣生、现任县委书记汤俊生、县长熊旭明等领导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汤书记出生在江西红色苏区,当兵入闽多年,对大田有着深厚感情,对苏区的历史传统和军人对故乡的情结感同身受,应邀欣然为本书作序。大田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廖舒静主任不仅为本书的问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图片。此外,均溪镇的肖宏强书记、吴初通镇长,以及黄少春、陈祥治、王福校、何景风、林大茂、肖秀沐、陈光伟、吴初桢、郑际楷、林起雄、陈进喜、严志壁、林炳坚、温荣学、陈建、乐初座、林建群、陈立怀、陈党文等人,作为亲朋好友他们为此书的写作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书选择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也是事出有因的。1982年7月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经过部队锻炼一年,如愿调到总政机关工作,便与解放军出版社结下不解之缘。新入住的单身宿舍院里,与当时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共用一个门牌号——“茅屋胡同甲3号”。1985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军人违反职责罪》一书,虽然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但因征订数量不够一时无法开印,幸亏当时的解放军出版社领导在征订工作上鼎力相助,免费刊登征订广告,确保了该书如期问世。此后,我应该社之约先后出版了《他们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军人法律知识100问》等书,受到部队好评。近30年来,与解放军出版社历任领导结下了弥足珍贵的深厚友谊。在本书审核、编辑过程中,季宁编辑高度负责,对书稿进行了精心编辑处理,充分体现“80后”女孩应有的聪明才智和业务素质,在书稿的配图中也作了大量工作,在此向解放军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亲人们,尤其是妻子、女儿在审阅书稿、订正史料、复制图片和资料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协助。
我从福建基层部队调到北京工作整整30周年了,连同在大田生活的20年光阴,合计50年。“人过五十天过午”,半个世纪走过,有许多值得回忆和纪念的日子。在此之际,我愿将此书奉献给生我养我的大田人民,送给自己的亲人、同学、战友和朋友们,感谢你们能够与我一同遥想当年,追思过去,见证幸福美好的今天!
2013年7月15日于北京翠微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