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尔·罗珀的《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2012，给385年前遭受迫害的“女巫”翻案昭雪！

女巫的悲剧，是政治迫害？是宗教斗争？还是人性丑恶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

猎巫者的残暴，源自丑恶的灵魂？还是孩童时期对魔鬼的惊惧？

拿起本书，回顾那段值得德国，乃至全世界人去反思、去负责的那段历史。

《猎杀女巫》内含百余张名家木版画或油画，生动地将女巫形象与女巫所受刑罚渲染和展现。手捧此书，你或许会感觉是在读小说，因为巫术鬼神离我们现实生活如此之远；因为黑暗夸张的政治统治让我们难以置信；因为猎巫者的残暴让我们怀疑人性到底有多丑陋。

欧洲中世纪，成千上万的女性被受刑逼供承认自己为女巫，最终被迫害致死。《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如同一面明镜，照亮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恐怖，将对于女巫的追捕、审讯、拷打和酷刑淋漓尽致地阐述。更为重要的是，《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作者林德尔·罗珀从现代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女巫迫害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心理学根源。

序

第一部分 迫害

 第一章 巴洛克的景致

 第二章 审讯与酷刑

第二部分 幻想

 第三章 食人魔

 第四章 与魔鬼的性爱

 第五章 安息日

第三部分 女性特征

 第六章 生殖

 第七章 干瘪老太婆

第四部分 女巫

 第八章 家族复仇

 第九章 失佑的儿童

 第十章 启蒙时代的女巫

结尾

致谢

巴洛克的景致

猎巫运动中的德国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事实上，直到19世纪德意志才真正完成统一。19世纪“一体化”的德意志也不过是司法裁判权和政治实体在多重变幻下的拼凑。例如，乌苏拉·戈登案件发生的小镇上马希塔尔就把修道院作为全镇的行政中心，而这是座仅比乡村稍大一点儿的小镇。整个德国的猎巫运动中，有一点很令人困惑：基督教统治司法裁判，政治统治却很少介入司法裁判中。在一些地区，主教同时是世俗社会的统治者，他拥有完全的裁判权；在另一些地区，主教在其教区只拥有宗教权威，但没有煽动审判进展的权力。有意思的是，大多数的巫术审判案件就发生在这些被主教一君主统治的宽容地区。一座城镇，无论大小，都乐于成为帝国的城市，因为成为帝国的城市比起成为君主的城市，既能减轻不少财税的负担，与周遭的地区相比还能拥有较为宽泛的司法权。一个乡村法庭能自己作出审判，而作出审判的乡村法官却从未受过任何科学的法律训练，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传统、习俗和经验。如果乡村法庭没有这种审判权的话，那么所有涉巫的案件都上报到所辖区域的最高属地，由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官们进行磋商和审判。事实上，有些时候案件能够上报到高级法院，而很多时候却无法送达。而理论上这类涉巫案件应当送达位于施派尔地区的全德意志帝国法院进行审理，可是实际上却甚少发生。

德国的猎巫运动显示出多种不同的模式。在一些地区每年都有一名、两名或更多的女巫被烧死，这在猎巫频发的地区形成了一种规律；在其他地区却可能整年也没有一名受害人。可是在猎巫运动特别激烈的一些地方，成百上千的人都死于巫罪。在巴伐利亚的费迪南地区，科隆镇(cologne)(1612～1637年)有2 000人死于巫罪；约翰·乔治(Johann Georg)二世在班贝格地区(1623～1633年)执政期间，处死了600多名女巫。猎巫成为了“常规”案件，证据中的任何一个可怖片段都能证明魔鬼用其邪恶的能力使人瞬间化为飞灰，这种由于对巫术的恐惧而引发的迫害造成了整个社会信任感的断裂：朋友不义、兄弟相残、邻人互伤。

令复杂的法律和政治界限变得危险的原因是这个时代狂热的宗教热情。16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令乡村和城镇陷入战争，新的信仰却在战后逐渐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天主教君主查尔斯威战胜了新教联盟之后，一项新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法令就被确立起来：统治者的信仰就是属地的信仰。在此后的许多年，这项法令引起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许多重大的斗争，引发了一系列的统治变换、朝代更迭，城镇也逐渐适应了少数天主教和多数新教并存的状态。后来，在16世纪下半叶，反宗教改革的力量受到激进的主教一君主和最新树立起来的基督教会的控制，于是德国重新树立起天主教信仰。这些人将自己视为对抗撒旦的代理人。在位于慕尼黑的新的基督教堂中树立着的雕像群中，圣麦克挥舞着他的宝剑，炫耀并传达着自己对路西法和新教徒的巨大胜利。对于新教徒来说，天主教徒则是魔鬼的使者，教皇本身就是基督的敌人——路德会的圣经版本中则显示：在天启传说中，巴比伦的妓女骑跨一只7头兽，鄙夷地玩弄着教皇的王冠。宗教情绪因天主教、加尔文教和路德宗统治权的变换而反复多变，今天东风压倒西风，明天西风又压倒了东风。对灵魂进行拯救的敌人不再是遥远的仇敌而是身旁的邻人，宗教的仇恨激烈得仿佛世界末日即刻就要到来。在一些小镇，这种紧张感能够被有效地克服，于是与各式的供认能够或多或少地和谐共存。但是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小镇外的强力就会迅速改变这种形势。朝代的变更和政治的转换意味着统治者的变更会带来供词的变化，供词的变化当然与受害者的人数相关。宗教的紧张潜在地引起广义的地缘政治斗争，最终以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作为达到顶点的标志。在“三十年战争”中，天主教、路德宗和加尔文教在整个欧洲互相为敌，攻城略地，血流成河，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

1550～1650年的100年，是德意志历史上最为黑暗恐怖的100年，这也是猎巫横行，无数巫师惨遭横祸的百年。猎巫运动在15世纪最为激烈，到了16世纪上半叶却因改革而平息下来。在16世纪下半叶，反改革的力量(这股反改革的力量成长于一种长期的反基督教的传统中)逐渐增强，猎巫运动才得以终止。自1560年始，巫术迫害事件不断增加，在1580～1590年达到顶峰。这波迫害浪潮在1620～1630年间又出现复苏，甚至又出现了迫害急剧严重的状况。

为什么猎巫发生在德国呢？德国并非欧洲大陆上唯一进行巫术迫害的国家：苏格兰、洛林、瑞典，甚至在英格兰的埃塞克斯都爆发了猎巫运动，每10年总有一两个巫罪案件发生。为何猎巫运动在德国的部分地区特别激烈，制造了远超其他地区的众多受害者，这一点确实很难解释。世界宗教学也无法解释：天主教的主教一君主辖区中，主教和君主是最为恐怖的猎巫人，但是在天主教的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审讯过程中，细致的调查者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产生的死亡人数也就相对少得多。

P3-5

在拥有近乎完美圆形城墙的里斯盆地中部，坐落着一座典型德国风格的南方小镇，这就是诺德林根。在这里，如果你在闻名遐迩的“浪漫之路”搭乘观光巴士，在一刻钟内的观光线路中，你将穿越德国南部具有巴洛克时代特征的标志性景观：庄严的市政大厅、精心修复的半木革制的房子等，并将观赏到诺德林根教区以圣乔治教堂为代表、以单塔建筑为主的具有中世纪标志的天际风光。

诺德林根小镇有一个安静的葡萄酒交易广场，四周环绕着中世纪风格的小酒馆。与本书有关的那些古老的档案就存放在其中一座16世纪的古老建筑中。与如今古老的景象不同，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中，美丽的诺德林根却见证了一场特殊的政治迫害：35名居民被投入火中，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时至今日，在安宁祥和的诺德林根，谁也看不出当年惨剧的任何遗迹。可是就在这座16世纪的古老建筑中，却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曾经有一位名为瑞贝卡·兰普（RebekkaLamp）的女子在此居住过，她被控以女巫罪名并被处决，她给丈夫留下的一封承载着无限痛苦与哀怨的遗书保留至今。11名女子和1名男子在这香醇的葡萄美酒广场亲眼见证了瑞贝卡·兰普的死亡。不仅如此，当时几乎在广场的每一间小酒馆，都有一名女人被控以女巫罪名。如今的诺德林根，已经能够正视这段历史，并以自己的方式来纪念。每当夏季来临，古老城墙上的户外剧场总会出演一幕与玛利亚·荷（MariaHoll）有关的戏剧：这名坚强的女人直视酷刑的折磨，她尝遍了62种恐怖酷虐的刑具却毅然不肯认罪。当年的女囚现在成了全城英雄，在战后德国，玛利亚·荷和她坚韧不屈的故事不断鼓舞着人们反抗权威、不屈斗争。有趣的是，这幕戏是根据一部在第三帝国时期创作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在原创小说中，玛利亚遭到一名有着棕色眼睛、黑黝皮肤和深色卷发的犹太女人的指责，对方与她大打出手，当众争论了许久。在公演的戏剧中，这幕不和谐的部分已被彻底剪辑，甚至在将女巫作为反抗权威的象征的其他各类小说中，作者再没泄露出那个被视为魔鬼的犹太女人。言归正传，尽管这幕戏极大地彰显了玛利亚的公民勇气，却依然无法掩盖诺德林根当年猎巫的纳粹往事。

在我从事巫术研究后，我反倒不太会被以玛利亚或瑞贝卡为代表的女性反抗故事所吸引，反而对发生在她们周围的故事更感兴趣，而且对她们周遭故事感兴趣的程度胜过她们自身为了辩称并非女巫的反抗故事。我想了解与这些女人熟识几十年并朝夕相处的众多邻居，他们是如何确信身边同吃同住形影相随的这些女人是女巫并揭发她们的？另外，我想探寻那些自认女巫罪名的女子，她们是如何解释与魔鬼交媾、飞往安息日或参加撒旦仪式这些事的？

当我详细阅读当年的审判记录时，最令我惊讶的是，致使这些女人被控巫术罪名的原因并非荒淫或禁忌的欲望，而是与女人们分娩半年后就干涸的母乳、病童和死婴、分娩的房间这些因素相关。这类人类经验是我在历史资料中从未见过的，而我历史学的训练也并不能助我理解。它们推翻了我关于人类行为动机的成见，迫使我思考将无意识的动机作为历史和生活的根本原因。因此，当我初次接触这些跨越10年的供词卷宗时，使用心理分析理论来解释这些心惊肉跳的供词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最佳方案。年轻母亲通常会指证那些密切照料产妇和婴儿的年长女佣为女巫，道理很简单：如果产妇和婴儿发生意外，这些女佣最易受到指责。此类极端的案件与母子情感关系紧密相连，急需一种精神分析式的研究。相关内容可参考我此前出版的《俄狄浦斯与恶魔》（1994）一书。

这些年，我对女巫问题的关注角度也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时下的著作深受精神分析思路影响，但它们本质上却仍然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而非真正精神分析式的研究。我原来的兴趣一直在受害者个体的主观研究上，关于这部分研究，弗洛伊德在1923年所著的《附魔的画家克里斯托曼》一文中已经提出过不少原创性理论。我试图研究审讯者和被控者之间的关系，并试图理清弗洛伊德在论述中较少提及的那部分，即为何在女巫们的供词中一种母性的主题倾向如此明显呢？但是，精神分析学也并无助于我们研究在16～17世纪德国的这些村镇中，个体如何应对并接纳整个社会弥漫着的女巫恐惧，也无法解释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的欧洲发生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猎巫事件。

我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还原这种无意识的专断带来的各种主观细节：当她们认罪时，这种针对整个社会而非个人的认罪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历史的改变。16～17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已经普遍使用人类学中的仪式理论、污染概念、空间理论来进行解释。但这样的解释仍不能说服我，因为这些解释并未给予个性和潜意识足够的研究空间。猎巫事件激发着当时德国民众的狂热激情，也一直提醒我为巫罪中暗示的文化价值寻找有利的论述。这种猎巫的激情在整个社区中蔓延(最终也在女巫中蔓延)的原因仅是由于在16～17世纪的德国，人们将想象中的巫术视为具有决定生命的力量。

后来我发现，女巫散发出来的恐惧并不来源于死婴和产妇，而是来自于特定的动物或植物。简言之，来自它们所拥有的生命力。巫术破坏上帝赐予的庄稼，通过雷电、冰雹、霜雪、风雨、洪水、鼠患、虫害等灾害和其他各种手段破坏上帝的意旨。女巫尽其所能剥夺人们的食物、危害牲畜，伤害我们的邻居和亲属。在当时不甚稳定的经济状况下，巫术产生的这些破坏令动荡的生活更为恐怖。在巫术的破坏下，婚期时常被推迟，因为，失去了收成和牲畜的家庭再也无力承担一场婚礼。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时代，成为一个多子多福的“英雄母亲”是值得尊敬和荣耀的，可是一旦身处贫困，连绵不断地繁衍后代就意味着贫穷、疾病和对子女的拖累。当时的社会是如何组织婚姻形式？如何履行男婚女嫁的自然规律？在改革与反改革时代里，宗教在当时猎巫社会中是怎样发挥其作用的？本书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因此，本书不仅是观察巫术的发展轨迹，而且会更深人探析巴洛克德国时期的艺术、文学、政治和宗教生活。

我试图研究的领域还包括在历史文献外的人类经验、幻想、忌妒、恐惧和表面上非历史学的母子关系。在本书中，我会论证人类生活中的这些因素同样是因果律中的历史因素，而如果我们无视这些因素，就会对产生社会变革的原因的理解产生偏差。我同样希望读者另辟蹊径地看待这个未知世界。在那个时代，人们相信，如果你陷入忧思，恶魔就会现身并偷取你的灵魂，同样天使也会在你的梦境或视野中出现。已有关于巫术研究的作品已经注意到受害者人数的分布问题、受害者的地理分布模式、巫罪的社会学研究和性别研究等，本书也将涉及以上的问题，但最核心的部分仍是：在200多年前的这场骇人听闻的猎巫运动中，当时的人们针对无害的年长妇女进行了残忍的迫害。在这场运动中，人们的忌妒、信任和恐惧这几种情绪进行着微妙的变换。

14年前开始研究的时候，我并未意识到这项工作会如何改变我的生活，或者说，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人生历经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在此期间我成了母亲，这令我感叹生命的神奇和美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我的人生到底拥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性别如何对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平凡的语言是如何建立起人类早期那些惊人的关系？它让我对未来深思。我希望这本书能令你感受到代际的重要，在这更迭的代际旅程中发生了重要的历史变化，这些变化至今仍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着重大影响。我同样希望读者们认识到，在那个特殊时代中罹难的女人们，也曾像我们一样，生活在同一片阳光下。

“这本书内容丰富，手法微妙，是罗珀的象征性作品。本书不仅很好地展示出罗珀从德同卷宗中挖掘经典故事的技能，而且非常完美地诠释了她的丰富的想象力，这些在读到关于女巫受讯和逼供的文字时深有感触……引人入胜，勇气可嘉，激励人心。”

——马尔科姆·盖斯科尔，《美同历史协会》杂志主编

“这是历史学家卓越能力的辉煌体现：将现代社会问题与过去历史进行对比。”

——罗纳德·哈顿无党派者

“罗珀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来书写女巫的历史，并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新颖观点。可以说，罗珀为女巫历史中使用卓越入微的分析方法作出了新的贞献。”

——埃里克·米德尔福特，《16世纪德国的癫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