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冯·俾斯麦是19世纪普鲁士-德意志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在他当政时期,德意志从分裂割据的邦联转变成统一的帝国,从遭受强邻欺压的从属地位转变为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在这期间,俾斯麦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部《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里,俾斯麦忠实地复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他个人的见解,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德国史和俾斯麦的生平事业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在这本回忆录中,俾斯麦用极少的篇幅回顾自己的功业,而把大量篇幅献给了自己所参与和制定的第二帝国外交政策。可以认为,俾斯麦所忧虑的,是第二帝国尴尬的地理位置所处的未来困境,以及由此衍生的当前和未来的外交难题。
作为19世纪后半叶欧洲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铁血宰相”俾斯麦见证、参与并组织了这一时代的历次战争和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而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在战争的炮火中把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统一起来,成为欧洲的强国。
奥托·冯·俾斯麦著的《思考与回忆》是俾斯麦1890年去职后倾全力撰写的回忆录,不仅述往忆旧,亦是他的政治遗言。他纵横捭阖、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的政治思想与外交战略及19世纪德国乃至欧洲复杂多变的历史均于焉毕现。《思考与回忆》不仅是一个“伟大年代的英雄”的个人传记,也是“德意志民族的珍贵遗产”。俾斯麦把此书“献给子孙后代”,以理解过去,并教益未来。
作为我国国家教育的通常结果,我于1832年复活节前中学毕业时,成了一个泛神论者,我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共和主义者,但是深信共和国是最为合乎理性的国家形式,同时还在思考,是什么原因使千百万人长期地服从于一个人,同时我又从长辈那里听到对统治者的许多尖刻的或不敬重的批评。加之,我从六岁至十二岁时曾在具有雅恩‘传统的普拉曼体育预备学校受过教育,从中我又获得了德意志的一民族的印象。但是这些印象只停留在理论思考的阶段,还不足以根除生就的普鲁士一君主制的情感。我的历史同情心是在当局的一边。根据我对法律的幼稚理解,哈尔莫迪和阿里斯托吉顿像布鲁特一样,都是罪犯,而退尔则是一个叛逆和杀人犯。三十年战争以前任何一个反抗皇帝的德意志诸侯都令我反感;但从大选帝侯开始,我已倾向采取反对皇帝的观点,觉得七年战争的酝酿是自然的事情。然而,我的德意志民族感情仍旧很强烈,以致在大学时代初期我便同以培育这种民族感情为宗旨的大学生协会发生了联系。但是,在与其成员发生个人交往时,我不喜欢他们那种畏惧决斗、缺乏处世待人教养和上流社会的礼节。通过进一步与他们接触,就更不能赞同他们那狂妄的政治见解了。这是由于他们缺乏教育、缺乏对现存的历史地形成的生活条件的认识所致。对此,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比大多数平均年龄比我大的大学生有机会作过更多的观察,我所获得的印象是:他们的思想是空想与缺乏教育的结合。与此同时,我内心一直保留着我的民族情感,并相信,最近的将来,事态发展将把我们引向德意志的统一;我还曾和我的美国友人科芬打赌说,这一目标将在二十年内达到。
在第一学期,适逢汉巴赫节(1832年5月27日),那节日的歌声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而在第三学期,则遇到了法兰克福暴动(1833年4月3日)。这些现象使我十分反感,以暴力侵害国家制度的行为令我这个受过普鲁士精神教育的人十分厌恶。我回到柏林时已比我离开那里时更少自由主义思想了。但是在我同国家机构发生直接的联系之后,这种逆转又减弱了。我是在解放战争“的意义上、从一个普鲁士军官的立场,来观察当时公众很少过问的外交政策的。一看到地图,法国占有斯特拉斯堡,我就感到愤怒,而海得尔堡、施佩耶尔和普法尔茨的访问勾起我的复仇思想和好战情绪。
在1848年以前,对于一个与内阁大臣和高级官员没有任何关系的上诉审法院陪审员和政府法官”来说,他不花费几十年光阴走完单调的官场阶梯受到上级的注意并得到提拔,就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参与普鲁士政治。当时,家里给我指出的仕途榜样是像波默尔·埃合和德尔布吕克等人;而作为合适的工作,则推荐去关税同盟和与之有关的机构。根据我当时那个年龄对官场生涯的认真考虑,我所注目的是外交,虽然在以后我为此向安西隆大臣报告时很少得到鼓励。这位大臣不是对我而是对高级官吏指出,我们的外交所欠缺的一切品质,弗利克斯·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全都具备堪称楷模,虽然这位人士当时在柏林的举动显然不会博得这位出身于新教的大臣的赞赏。
这位内阁大臣感到,我们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乡村贵族不具备他所期望的、为我们的外交所需要的才能,而且也没有能力弥补他在这个部门人员的干练方面所见到的种种缺陷。这种感觉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担任内阁大臣时,对土生土长的普鲁士外交官们一向怀有一种同乡的善意;但是因公务上的责任感我很少有可能实行这种偏爱,通常只有在所涉及的人士是从军界转入外交界的才有这种可能。我常常发现,在那些根本没有或很少受过军人纪律的影响、纯普鲁士的文职外交官身上,有一种好批评人、过于自信、好反对人和个人器量狭小的强烈倾向;而古老的普鲁士贵族则有一种平等观念,当一个与他地位一样的人骤然位居其上,即非因军事功勋而成为他的上司时,这种平等观念所感受到的不满,便加强了上述种种倾向。在军队里,几百年来这种人对于这种事已经习惯,而当他们获得更高的职位时,就把他们对原先上司的怒气发泄到他们后来的部下身上。外交界情况复杂,因为候补人中间有些人有钱有势,或者碰巧懂得外国语,特别是法语,就把它当作一种获得优遇的理由,因而比别人更傲慢地对待和更喜好批评上级领导。语言知识,即使只像招待员领班的水平,在我们这里也轻易地成为自信可担任外交职业的证件,例如使节报告,特别是ad Regem(呈交国王的),长期来必须用法语写就。这一条虽未一直遵守下来,但是直至我任内阁大臣时,却一直是有效的规定。P1-3
《思考与回忆》是“铁血宰相”俾斯麦为德国人写出的回忆录,是他的政治遗言,总结了他一生的经验教训,“写给儿孙后代,以了解过去,惕厉未来。”从1890年3月辞职到1898年逝世,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回忆录的写作,可见其态度的郑重与严肃。
自从问世以后(第一、第二卷于1898年出版,第三卷于1924年出版),本书一版再版,连同它的作者一起不断受到欧美乃至世界各国研究者的大力关注。中译本于1985年12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但译事却是在大约1973-1979年间完成的。当时出版社和译者没有签订翻译合约,也没有一个人问及报酬之事,大家只是凭借一股积极的精神,克服诸多困难完成翻译工作。现在,全部译者都已退休,平均退休时间十年以上,散居国内外。而巩象巽、陈贻谋、武树元、姚应芳、景瑞雪等五位译者,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本书的写作代表了德语语言风格和19世纪后半期欧洲政论的文风,及俾斯麦个人的写作风格。译者们在尽可能遵守汉语表达方式的前提下,尊重和再现了原作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