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伊·戴维森著的《展演科学的艺术家(萨根传)》写的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科普名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生平。他的一生,除了参与激动人心的种种空间探测计划之外,更以科普大家的身份放射过异彩。他既写过以介绍“硬”科学知识为主的古典式科普作品(《宇宙中的智慧生命》、《彗星》),也写过风格新异重在启迪思绪的“软”科学著作(《伊甸园的飞龙》、《淡忘祖先的影子》),还写过适合“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的《宇宙联络》一类著作,多次上过收视率极高的美国电视访谈《今晚节目》,又编导过名噪一时的科普电视系列剧《宇宙》,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成功。
卡尔·萨根(Card Sagan,1934—1996)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也是饮誉全球的科普大师。他是美国太空探测领域中很有影响的人物,曾长期担任康奈尔大学天文学与空间科学教授和行星研究室主任,在行星物理学方面科研成果卓著。在科普方面,他的累累硕果更是举世瞩目:20世纪80年代他主持拍摄的13集电视系列片《宇宙》,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在近70个国家播出,与此配套的同名图书在全球销售500万册以上;他的《宇宙联络》、《伊甸园的飞龙》、《彗星》、《暗淡蓝点》、《魔鬼出没的世界》等科普和科学文化读物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在我国也拥有广大的读者;他是美国无数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并享有“展演科学的艺术家”的美誉。而与此同时,萨根又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他的头两次婚姻均因感情破裂而告终,在同行中也不乏“对头”……
凯伊·戴维森著的《展演科学的艺术家(萨根传)》的英文原著出版后迅即广受好评,它向读者展现的是一位不同凡响的科学家和科学活动家,一个个性极其鲜明的活生生的人。
但到了18、19世纪,这种对生命和宇宙起源的宗教解释,对知识阶层便失去了说服力。原因之一是现代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崛起;地质学得出结论说,这个世界远比《创世记》给出的时间范围更加古老,达尔文进化论表明,生物界靠自然选择实现进化。原因之二是政治革命、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新的社会哲学观念(如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这一切都对基督教会的权威和宗教教义的可信性提出了挑战。而当时的宗教体系,正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堡垒。美国1776年的独立战争,是一种相当保守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却有许多是自然神论者——相信上帝对世界上的事物,采取的是君临而不管理的态度。按照他们的见解,上帝只干到创造宇宙并让它运行起来为止,就像一位钟表制作大师造出钟表并上好发条一样,以后就听凭它照规律行事了——例如,按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行事。
自然神论离无神论只不过一步之遥。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Pierre Simcm Mar(~[UlSde Laplace)曾提出,太阳系的出现并不是神的意志,而是一种由原始尘埃一气体云在引力作用下自行形成的。当拿破仑(Napol60n Bonaparte)向拉普拉斯问起,在他的这一理论中,上帝起到什么作用时,这位爱吹嘘的天文物理学家回答说,上帝乃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从拉普拉斯的这一理论[早先哲学家康德(1mmanuel Kant)也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可以得出结论,即行星的生成是牛顿物理学的必然结果。天文学家从望远镜中看到的星际云,很可能就是形成中的新的太阳系。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它们那里最终也可能会出现自己的居民。
说来也真是可笑,这样的观点居然从预想不到的人物那里得到了支持。这就是基督教的教士和宗教作家。还在17世纪时,神学界就有人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新近被望远镜揭示出的新宇宙,在宗教上会具有何等意义。银河系似乎包含着千百万颗恒星(他们认为的这个数目,真是何其幼稚!)。难道上帝会在空中造出这许多行星来,却又不让生灵居住吗?因此他们认为,那里一定是有生命的——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存在,比生命更能体现上帝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吗?这样的观念,被19世纪的苏格兰演说家查默斯(Thomas(;halmers)教士阐发得十分透彻。天文作家托马斯·迪克(ThomasDick)教士也经常谈及地外生命这一话题。。基督教教义和外星生命被赋予了如此的关联,致使著名学者休厄尔(William whewell)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反对外星生命的看 法时,竟被指责为鼓吹无神论。
正因为如此,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1859年提出自然选择进化理论,便标志着外星生命观念史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达尔文本人对地外生命并不感兴趣。不
当人类跨人2l世纪时,仍然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得出解答。一个问题是生命是如何开始的,一个是其他世界有没有生命。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联,其中一个有了答案,另一个也就见了端倪。对此,萨根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很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感到乐观的几十年里,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两个答案很快就能得出。萨根也是持这种看法的一员。然而直到今天,这两个问题仍然漫无头绪。它们提醒人们:青年人的壮去,往会流逝为白发时的悲观。再有就是:大自然对自己的秘密是何等地守口如瓶。
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呢?地球是洪荒宇宙间的一块蓝、绿、棕三色的福地。但它并非向如此。数十亿年之前,地球上并无生命,有如今日的月球。它是如何从行星际物质一点一点凑起的岩石堆,变成了太阳系中的花园呢?那些化学分子的物质,又如何聚集成为生命的基本构件——核酸、氨基酸和蛋白质,随后又怎样进化成微生物和软体动物、鱼和鸟、海马和河马这一种又一种的生物呢?
在《圣经·创世记》中,有着关于生命分阶段产生的美妙记载,真称得上是诗情画意: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玟样成了。
……
P59-60
人类文明的许多成果都有古典与现代之分,传记文学亦然。
传记是写人的。虽然中国古来便有“人孰无过”的说法,西方也有“犯错误是人的天性”这一观念,但传统的传记作品长期来多是一边倒的:好便好得纯金足赤,坏便坏得十恶不赦。诚然,小小的唱反调的点缀偶尔也会出现,但目的往往只是给传主加上一层人间烟火气的淡妆。这大体上是古典传记作品的共性。
有特色的内容,加上有文采的叙述,是古典传记作者的普遍追求目标。而出色的传记作品,的确会给读者以重大影响,使他们以书中的。完人”为楷模修身养性,结果也的确出现了将自己的大氅割下一半以遗穷人的圣徒,造就了左颊吃了耳光后还将右脸凑过去的忍者,产生了面对以诛灭九族相威胁的皇帝凛然答以“奈何灭我十族”的大儒。而这些人,又成了新的传记的记载对象。
这固然不是坏事。但它们恐怕也同时使近百上千的人,或视入传乏路为畏途遂敬而远之,或从其他途径发现这些楷模并非如此美好而连呼上当,从此连真实成分也怀疑起来。而且,看惯了书中的一言一行无不令人反感的反面人物,也会造成盲信这类样板的读者在实际生活中面临苟营之徒时失去判断力……
到了20世纪中期,开始有人以新的观念来写传记文学作品,这就是不加曲饰、不予回避、不施掩盖地写人。60年代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Benolt Brecht)的《伽利略》就是其代表作。
在布莱希特之前的各种写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著述中,有的将这位科学上的天才,也同时写成反对宗教的无畏斗士,让他在宗教裁判所里说出“但它[地球]仍然在转动!”的警句;有的将他写成为了继续宣传自己的理论,遂忍辱负重地接受了罗马教廷要他不得公开宣传日心说的苛求,而在软禁中以曲折的方式继续宣扬这一学说的策略家。然而,布莱希特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以令人信服的笔调,写出了这位物理学上的奇才、科学实验的巨擘、富于文采的语言大师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在宗教的威压下战栗、被火刑的威胁吓倒。当他得知自己在科学上的声名并不能庇护自己时,得知30年前布鲁诺(Giardano Bru-no)的下场在等着他时,得知曾一度赞扬和支持他的人大多已噤若寒蝉时,便低眉顺眼地写下了认罪书,从此在沉默中度过残生。
姑且不论《伽利略》是不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作,总之,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类似的传记作品便接踵问世了。于是,人们知道牛顿(Isaac Newton)是个炼金术迷,又在微积分的发现权上与莱布尼兹(Gotffried Wilhelm Leibniz)闹得身份全失,而且还爱观看犯人受刑吃苦头;也才知道莫扎特竟然会浅薄无聊的小市民气十足……
看惯了传统传记的读者会认为,这样的写法给伟大人物抹了黑,使人们丧失了对他们应有的尊敬,减少了其为人师表的力量,更使得人性的崇高殿堂有了污垢。为新表现手法喝彩的人则认为,这只是去掉这些人头上原本并不存在的光环,还其本来的真面目;有血有肉的人才最典成果,出现时广为流行,现在也仍为经常性的穿着,而灯笼裤、喇叭管裤、迷你裙之类,都曾被喜欢新潮的人争先上身,然而,它们各领风骚的时间却都不长。传记也是这种情况。早先,人类文明的前进是缓慢的、艰难的,要有很长时间,才有石破天惊的人物出现,而以他们为对象的传说与传记,不但会一直流传到新的巨擘武人物出现,而且会与其并足鼎立,继续对后世发挥影响。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人类的各个文明活动领域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都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报道这些活动的媒体,则是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中、短、长波的无线电台,目不暇接的电影戏剧,林林总总的博物馆场,和几乎填补了许多人所有闲暇时间的电视。对这种形势,有人称之为信息爆炸,有人称之为信息指数增长。在这样的时代里,可写的人是太多了,被写出来的人也是太多了。对于20岁时便统治了半个世界、生病临死前要手下用车推着自己检阅大军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对于个子矮小却自豪地宣布自己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使对头风闻他从流放小岛脱逃便吓得远远逃遁的拿破仑(pqapoleon Bonaparte),对于集科学家、画家、雕塑家、发明家于一身且在各方面都是一流人物的达·芬奇(Leonardo da Vinx1),对于来自穷苦小国波兰、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后却拒绝用它换取财富的居里夫人(Marie curie),人们固然要看其传记;但对于还在台上和刚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家,对于刚刚挂靴退休的体育健将,对于仍出现在今天银幕上的电影明星,对于刚刚成为报纸头条的科技人物,人们也要看其传记。前一类传记,多数可以说是古典作品,后者呢,大抵要入现代一流。
时间性的要求,便又带来了古典与现代风格的第三个不同,即表现风格的不同。在摄影术出现之前,绘画的最重要流派就是使画如其物。西方绘画中还专门有一个“视幻派”,其宗旨就是让观者观画时发出“真像极了”的评赞。摄影术的出现和发展,使肖像创作失去了大部分市场,也促成了印象派、立体派等诸种现代画风的出现,而视幻风格除了作为绘画技巧的基本训练外,就很少有什么用途了。传记文学也有如是的变化。古典传记特别注重文字的润色。阅读一本出色的古典文学传记,常会使读者产生字字珠玑、读诗看画的感觉,人物似乎呼之欲出。现代传记作者固然未尝不有志于此,但面对比古典时期丰富得不可同日而语的史料来源,面对“一家女百家求”的竞争压力,面对更富直接视觉效果的其他表现形式,面对现代读者重视事实和哲理胜过修辞效果的要求,传记作者有了新的写作侧重。文学领域内的洛可可式,已被大刀阔斧的风格所取代。
本书写的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科普名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生平。他的一生,除了参与激动人心的种种空间探测计划之外,更以科普大家的身份放射过异彩。他既写过以介绍“硬”科学知识为主的古典式科普作品(《宇宙中的智慧生命》、《彗星》),也写过风格新异重在启迪思绪的“软”科学著作(《伊甸园的飞龙》、《淡忘祖先的影子》),还写过适合“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的《宇宙联络》一类著作,多次上过收视率极高的美国电视访谈《今晚节目》,又编导过名噪一时的科普电视系列剧《宇宙》,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他还写了科幻小说《接触》,并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而且被北美销路最大的《电视周刊》杂志定为三星级(最高为四星级,基本为获得奥斯卡奖或票房价值破纪录的影片)。此外,不少影片还以他为原型塑造了剧中人物形象,或者让他本人的拟音出现。他于1996年底逝世,当时在任的美国副总统戈尔(A1一bertAmold Gore Jr.)出席了悼念仪式并发表讲话。如果他出现在18世纪,无疑是会成为经典性人物而在当时名震遐迩,又在今天家喻户晓的。但对于这个出现在20世纪的人物,他去世的消息,在头版作了报道的报纸只有不多几家。到了今天,记得他的主要是已步入中年、当时看过《宇宙》电视剧和《今晚节目》的观众,年轻人中大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看过《接触》这部电影的人。还有不少人虽然看过《接触》,但未必理会原作者为何许人物,也许记得饰演该电影女主角的明星姓名的人,会远远超过记得原著作者的人。因此,是以“十年铸一剑”的做法精雕细刻、让这本传记在十几年后出版,但搁在书架上鲜有问津者.还是大刀阔斧地尽快在人们记忆犹新时写出来,以使大家更多地了解这个人的时代和一生,哪种做法更明智,不是明摆着的吗?
这本传记提到的人物有1116个,不同人写的书籍317种,文章207篇。为写这本书,作者前后采访、电话采访或者间接采访了79人。这本书的正式写作时间前后不过3年左右,主要是从萨根去世到1998年这两年,而在此期间他仍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旧金山督察报》撰稿,这真是谈何容易1 1999年10月,这部传记正式面世。但它只是领先了一步,不久便有另外4本类似的作品相继出现,一是威廉·庞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的《卡尔-萨根:宇宙中的一员》,一是杰里米·比曼(Jeremy Byman)的《向宇宙接触的卡尔·萨根》,一是埃伦·巴茨(Ellen Butts)的《卡尔·萨根》,一是琼-布拉什菲尔德(JeanNashtield)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这样旋风式的环境,这种旋风般的速度,哪还会有多少诗情画意的余地呢?今人不复闻现代的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和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并不是这种人的基因不再重现,而是让他们的基因起作用的环境已不复存在。我想,如果把莫扎特请出来,让他坐在机场的候机厅里,面对川流不息的人群和不断起落的飞机,他十有八九也会写出节奏重于旋律的摇滚乐来的。
诚然,卡尔·萨根其人,也许未必像古典传记中的英雄豪杰那样,令人心生五体投地顶礼膜拜之感;这本书也未必能像某些古典传记那样长久地吸引读者。但萨根的真实形象,肯定会鼓励如今的读者,实现萨根已然实现的最高目标:在人世间走一遭,结果是使这个世界有所改卷——这是本书作者在序言中写下的话,也是译者翻译这本书的目的。
关于译者注,我想再作一点说明。1976年,我在翻译第一本书《从一到无穷大》时,曾加了不少译注。译注对读者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在一些一环套一环的地方,适当地加些有针对性的解释,有如在爬山的关键处凿上一个落脚点,或者搭上一把手。这是译者本人作为认真读者的切身体会,也得到了我的读者的热心支持。因此,写译注就成了我的翻译工作的一部分。尤其是当时没有多少X-具书,多数青少年读者在学校里未能学到多少真正的基本知识,对国外的现状和历史知之甚少,因此尽本人所知写下的许多译注,对于外部条件不那么好的读者就很有用了,这正是许多热情的读者来信让我知道的。
现在与1976年的情况有了天壤之别,如今读者的知识水平与学习环境,早已与20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整个社会都为有心的读者敞开着大门。如果还以20世纪70年代的标准撰写译注,不但浪费自己的有限精力,也是对今日读者水平的不敬。因此,凡本书涉及的,估计读者未必会一目了然的,内容,如果可在最常见的工具书中查找到,我便不再赘注了。而对于许多常用工具书中未提到的词条,我则尽已所知做了注解。另外,为方便读者计,凡涉及人名、地名以及历史事件的地方,也较多地加了注释。至于书中一些不常见的地名和机构,译法未必十分妥当,尚祈读者见谅并赐教。
暴永宁
200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