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福尼耶所著的《莫斯传》既是莫斯的思想传记，也是民族学、社会学的形成故事。作者的书写很有激情，将莫斯的私人日记和时代背景融合到一起，得到英国著名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美国社会学家斯蒂文·卢克斯、加拿大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等大家的赞赏，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兼具，有助于国内学界的研究人员和学生真正全面了解莫斯。

莫斯是现代民族学与法国社会学学派的领军人物，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马塞尔·福尼耶所著的《莫斯传》是第一本关于他的传记，《莫斯传》中通过详细的材料，全面地介绍了莫斯的一生，包括自身经历、时代背景等，对深入了解莫斯其人其学说弥足珍贵。

引言

第一部分 涂尔干的外甥

 第一章 埃皮纳勒、波尔多、巴黎

 第二章 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学生

 第三章 制度礼仪：早期作品与海外旅行

第二部分 图腾和禁忌氏族

 第四章 在同伙中

 第五章 公民莫斯

 第六章 圣-雅克大街

 第七章 《人道报》的记者

 第八章 集体疯狂

 第九章 法兰西学院的一场激战：洛瓦西事件

 第十章 不可笑的战争

第三部分 继承人

 第十一章 （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生活仍在继续

 第十二章 繁重的遗产

 第十三章 民族学研究所

 第十四章 社会学，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

第四部分 认可

 第十五章 法兰西学院的职位

 第十六章 教授们唇枪舌战之地

 第十七章 足以让你对政治绝望

 第十八章 神话时代

后记 战争岁月及战后岁月

注释

埃皮纳勒、波尔多、巴黎

哪怕是在莫斯最初的岁月中，每个人都会自动地将他和涂尔干联系起来，莫斯的同学淘气地把涂尔干称为他的“舅舅”。就像亨利·莱维一布吕尔所言，涂尔干不仅是莫斯的老师，“极好的教授”，还是他母亲的兄弟。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莫斯将自己看成“外甥”并不时地提到“舅舅”、“涂尔干”或者仅仅写成“D．”。“舅舅还在教课……他看上去显得有些疲惫，他累了”；“舅舅现在好多了，但仍处于焦虑中”。基于血缘关系、学术联盟和共同工作之上的外甥和他的“好舅舅”之间的这一纽带是牢固的。

在“孚日”

与涂尔干一样，莫斯也出生于埃皮纳勒(Epinal)。他们之间相差十四岁：舅舅出生于1858年4月15日，外甥的生日则是1872年5月10日。莫斯的父亲热尔松(Gerson)于1834年出生于下莱茵省的阿唐，娶了涂尔干的姐姐、1848年出生于埃皮纳勒的罗西纳(Rosine)。这对夫妇定居于埃皮纳勒，有两个孩子：马塞尔·伊斯拉埃尔(Marcel Israel)和卡米耶·亨利(Camille Henri，生于1876年6月10日)。莫斯出生时，父亲三十七岁，母亲二十三岁。这个家庭的姓氏毫无疑问是德国姓氏。据说莫斯的一位曾祖父不希望他家背负一个动物的名字——Maus在德语中是“老鼠”的意思——就到市政厅按照指定程序在姓氏后加了一个“s”。

大体是在1940年11月，莫斯在他提供给法兰西学院的材料里，在“祖籍”一栏中填写了上溯好几代的详细家史：“我所有祖父母的亲属都是法国人。我祖父涂尔干的母亲的祖先们毫无疑问来自米奇格(Mutzig)地区，这一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15世纪。我的父亲为国家服役七年(包括假期)，参加了意大利战役，在他的家乡埃普菲(Epfig)地区幸蒙一修女搭救才免予死于伤寒。”他补充道：“我的家族在1872年就选择了法国，从比什维莱尔(Bischwiller)搬到埃皮纳勒定居。”

莫斯甚至是在披露自己的犹太身份(一个做拉比的祖父，一个犹太姓)时，也想表明他的出身和忠诚都是属于法国的。在这一情况下，忠诚的概念获得了爱国的面向：他的父亲在普法战争中参加了法国的意大利战役，最终这个家族选择了法国。《法兰克福条约》认可德国于1871年吞并阿尔萨斯，允许该地居民选择法国国籍。于是他们就离开了阿尔萨斯地区。

莫斯和涂尔干家族的历史，与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的历史紧密相关。埃皮纳勒是一个小镇，管辖着靠近阿尔萨斯的摩泽尔河谷方圆三公里的地方。它是孚日省的省会，在19世纪70年代有一万多居民。莫斯家住在市中心的萨迪一卡诺大街2号，面对着摩泽尔河。

这一地区以19世纪发展起来的矿泉水和温泉胜地而闻名，其西部为农业区，东部为工业区。纺织业是当地最重要的工业。19世纪初，纺织厂增长很快。1871年，该地拥有一百五十家纺织厂、五十多万纱锭和一万六千八百台动力织布机。当时，亚麻布生产(有名的“孚日布”)主要集中在热拉梅地区，那里有八十家工厂，有雇工三千多人。但受许多危机的影响，19世纪中期纺织工业一直很脆弱。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棉花价格浮动；1860年英法自由贸易协议签订后，来自英国纺织制造商的激烈竞争；美国爆发内战，原棉价格下跌；19世纪80年代几家厂子发生大火等等。

莫斯一家在纺织部门工作。莫斯的父亲，用他妻子的话来讲，是“法国最忙的人”；莫斯的出生证上写明他父亲是名商人。作为一家布料厂的销售代表，他父亲还和兄弟在埃尔伯夫(Elbeuf)开了一个名为“莫斯兄弟”的小店，专营黑色提花织物。罗西纳非常熟悉生产部门，她和她的姐姐塞利娜(Celine)曾在一家刺绣品家庭手工业厂工作过。她们的母亲梅拉妮·涂尔干(MelanieDurkheim)是一名家畜商的女儿，开了一家小店来补充丈夫的微薄收入以贴补家用。罗西纳和热尔松结婚后接管了莫斯家的生意，公司的名称改为“莫斯一涂尔干手工绣品店”。像孚日省的一些家庭一样，他们开始生产绣品。刺绣的大部分工作都被分配给在家工作的乡村妇女。遵循家庭传统，莫斯的弟弟卡米耶参与了父母的生意，用某位家庭成员的话来讲，这是“历史注定的”。莫斯的妈妈经常抱怨生意“惨淡”，“越来越糟”，完全是“暴跌”。她一度甚至想到“关门歇业”：“我完全无事可做。我觉得对不起工人，更甚于对不起自己。这个生意我真受够了。”

莫斯从来没有参与过家里的生意。但在成年后，当他回到埃皮纳勒探亲时，他总为小工厂以及这个地区的经济形势和工人们的命运深感担忧。在参与孚日省的社会主义合作运动活动后，他立即开始在《社会运动》杂志上为他“来自埃皮纳勒的同志”捐款，寻求让巴黎斗士们关注莫尔特河谷罢工工人的斗争。埃皮纳勒这一地方，为莫斯在《人道报》上发表的一篇有关“雇佣者互助论”的文章提供了具体场景。

莫斯喜欢孚日地区，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这点上他和涂尔干很相似，后者成年后希望搬到离埃皮纳勒近一点的地方居住。1884年，二十六岁的涂尔干离开桑斯(Sens)去了圣康坦(Saint-Quentin)；1893年，作为波尔多大学教授，他希望在南锡(Nancy)找到一个地方，“作为一名洛林人，[他]想要离家近些……处于家的氛围中。”定居巴黎后，涂尔干经常回埃皮纳勒休假、过暑假。

遵循着同一模式，莫斯也非常依恋他的家。由于喜爱运动，乡间探访总能让莫斯感到快乐。莫斯喜欢游泳、跑步、拳击。到巴黎后，他又迷上了剑术。但和这些体育运动相比，他更喜欢“去树林里闲逛”。

P9-11

人类学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知识群体。他们在全世界行走，当然更多的是行走在异国他乡，到最偏远的地方居留，能讲当地人的语言，知道怎样融入陌生人群而掏出他们的心里话，获解他们的地方知识。他们把所见所闻、所历所感铺排成篇，挥洒成文，作为一种文化呈现给自己的社会，呈现给心中所勾画的一个互相理解的未来世界。

今天的世界与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大不相同。此中差别，是人类学家群体参与造成的。因为有人类学家群体的参与，不同人群的心理距离极大地被拉近，地球才在感知上缩小为一个“村”。

今天的我们与我们的太爷爷辈在长相上仍然颇为相似，但在观念的构成上肯定非常不同。今天的我们与地球其他角落的人群在体质上颇为不同，但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却颇有共同之处。此中变化，当然也是人类学家群体参与造成的。

人类学家是现代社会的魔法师，或者说，人类学的知识在现代社会发挥了魔法一般的作用。一个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十分遥远的世界，被人类学家的专业知识拉得很近。对于异国，对于异族，不仅是中国古人才有山海经式的想象。每个民族自然都曾经是自我中心、唯我独尊的。但是，自从人类学作为一种专业在近百年前形成以来，那么多民族志文本、民族志电影把远方异民族的生活情景“搬到”各个社会，“呈现”在人们的客厅、书桌、床头，逐渐把一个民族之间充满隔阂、疏远、偏见的世界，微缩为相互颇有了解、分担大量共享文化的人类共同体。尽管人类仍然充满民族问题，但是人类社会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进路上，无疑已经走近第三个阶段。人类的这个历史进步要归功于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人类学家群体的贡献最为卓著。恰恰是人类学家掌握着改变人们的异族偏见的魔法。人类学家发挥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从创造超越成见、解放异端的知识条件开始的。

人类学家让自己的社会对他人社会感兴趣，无论是借奇风异俗(夸富宴、库拉交换，礼物之豪，斗鸡，割礼)说事，还是从日常生活着眼，归根结底要把他人引入自己的社会，一方面固然是要引导人们发现他人社会的优点，反思自己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是要让自己的社会学习如何把他人和我群当做同类来思考，并最终能够把人类当做一个整体来思考。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宏愿，也只有在学界能够把人类当做一个整体来经验性地思考的条件下才是现实。

人类学家与现代世界或者世界的现代性是共生的。传统时代的特征是小共同体内部的同质性和小共同体之间因为差异而对立。世界的现代进程却是给小共同体注入多样性，给差异的共同体增加共同性。在同质性强的小社群之内造就文化的丰富选择，在差异、对立的社群之间造就文化共享。

现代社会因为人类学家而不同，因为人类学家的积极参与而更美好。

读人类学家的大作，我们会十分崇拜人类学家的智慧、学识，以及呈现异文化的大德大能。但是，当人类学家的传记把我们带到人类学家的工作现场，带到人类学家的情感世界，人类学家的职业活动和个人生活都一并摆在眼前，我们对人类学家作为学人和作为普通人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表现出的人的两面性，也就有了某种身临其境的体认。

人类学家在异国他乡的调查现场总是纠结着复杂的情感：临近进入的兴奋与长时间工作形成的焦虑、融入其中的喜悦与作为外来者的孤独、有所得时的满足与挫折造成的消沉，总是如影随形。人类学家田野作业的情感历程，无一例外是过山车的体验。这是他们个人的经历，这却也是人类不同民族相遇相处的心理的一种表征。入作为个人的内心总是孤独的，但是人能够结成社群过某种社会性的生活。这之中的关键或驱力是，人对同类感兴趣。人类学家把人类的孤独体验到了极致，也把人类寻找与他人共处的努力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无论在人性的体验上，还是在解决人性缺陷的不懈努力上，人类学家的经历都最好地诠释了那个时代真正“属人的生活”。

不辱使命的人类学家在智商和情商上都是不同寻常的入，这样一种人一代代地聚成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构成人类知识生产中一道魅力无限的风景。喜欢把梦想寄托在远方的年轻人，很容易在人生的一个时期迷恋人类学；总在心里为“新异”留一个角落的学人，很容易一生都留意人类学的新成果。人类学是因为人类学家而引人入胜。在知识生产的竞技场上，大多数学科都是在体育场、体育馆里比赛，人类学家却总是跑一个人的马拉松——他们一个人跑得很远，最后才回到体育场接受公众掌声的慰勉。所以，很多人喜欢人类学，然而总是只有少数年轻人会下决心，把自己的求知之志献给并没有跑道的这项特殊的马拉松。惟其如此，人类学总是一个很少数的特殊知识群体所从事的学业。

高丙中

2011年9月25日

战争岁月及战后岁月

1939年9月“沉重地压在我们的肩头”，阿尔布瓦克斯写道。法国和英国向德国宣战——到那时为止还不怎么令人悲痛，但“每个人都感觉到一种压迫感”。“让我们坚持满怀希望吧”，莱纳特从遥远的新喀里多尼亚写信来建议大家，并补充说：“如果人类的愚蠢开始减弱，是否可能有被救赎的短暂时刻？”年轻的研究人员都应征人伍：乔治·居尔维什(三周后因不符合要求而被遣回)、米歇尔·莱里斯、罗贝尔·蒙泰涅以及其他一些人。莱里斯从他服役的阿尔及利亚写信给“亲爱的莫斯先生”：“我希望自己可以抓住机会做一点民族志调查。但是军旅生涯并不经常允许你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这年秋天，虽然被再三挽留，莫斯还是决定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以教授的身份退休。“我的责任，”他解释说，“是为年轻人让路。”他想要再给已经从新喀里多尼亚回国的莱纳特“某种临时替代的职位”：“他在任何能力方面都足以替代。”但莫斯仍然是实践学院宗教科学部的主席，仅“出于一种秩序感和责任”。“我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所知道的仅是，我有责任去做。”他的管理活动被限制在“相当临时的事情上”。他尽己所能去“填补日程安排上的空缺”，授予一些学生学位，训练一些学生。

实践学院秋季开学时，宗教科学部招收了大约60名新生。在埃皮纳勒和康特维尔“短暂的一个月假期”之后，莫斯返回到主席职位。莫斯坦言，那不是一份“轻松愉快的工作”。有段时间莫斯是“唯一出现的员工”，不得不四处亲自拾烟蒂。他必须料理一切事项：“我是主席、秘书、图书管理员，有时既是学校的执权杖者，又是办公室的勤杂工。”

莫斯的孤独感更加强烈了。1939年3月，涂尔干、于贝尔、西米安和莫斯共同的朋友莱维一布吕尔去世。莫斯回想起莱维一布吕尔喜欢“帮助人，对人有用……他十分高兴去完成工作。简言之，他过着一种高尚的、公民的、公共的和有道德的生活。”

莫斯想要出版莱维一布吕尔的(《手记》(Carnets)，这是他从1938年1月到1939年2月记下的日志。1940年初，他得到了雷伊的死讯，之后是布格莱的死讯。“这位骄傲的射手座，这位聪慧的人马座”，他的死并未出乎人们的意料。莫斯仅存的几个朋友也在逐渐变老：“以我这把年纪，以我这种心脏，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查尔斯·塞利格曼向莫斯坦陈心迹。

莫斯过着“很普通、相当无趣”的生活。他的坐骨神经痛很难医治。莫斯还有“一大堆行政管理工作”。他的妻子仍在病中，患有“失忆症”，“一点都不担心战争或者她自己会有什么事发生！”在警报鸣叫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平静地躺在床上”，但他们知道，“这不断的警报声……考验着哪怕是最亲切的人的神经和健康”。曾有一段时期，莫斯考虑搬家去米迪，甚至想搬到拉马卢或土伦地区，那里有他妻子的家族。但他改变了主意；“我知道的，仅仅是接到命令后才可离开。我可怜的妻子比我更不想搬家。”

莫斯保持着镇静，拒绝“做任何预测”，为自己对“正在进行的[战争]镇定自若和谨慎小心”表示满意。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乐观：“结果是不用怀疑的。但这是怎样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啊。”任何人都不存幻想：“希特勒不会让我们心存幻想”。因此莫斯没有参加和平主义者路易·勒库安(Louis Lecoin)、卢多维克·佐雷迪(Imdovic Zoretti)和莱昂·埃梅里(Leon Emery)于1939年9月发起的恳求“立即和平”的请愿活动。这位退伍军人还考虑过“当[他的]澳大利亚人回来时，他就返回去与之汇合”。只是拒收“[他这种]上了年纪的人”这条法令使他未能实施这一计划。他不得不继续履行专业职责，在民族学研究所和法兰西学院教学。在那里，他的课程“非常受欢迎”。

1940年的冬季学期十分“严酷”，“非常让人疲惫”，莫斯在民族学研究所有五十堂学术讲座，在法兰西学院有三十二堂学术讲座。头一年莫斯在法兰西学院周三的学术讲座上讨论的是“宇宙论与游戏”，周五的学术讲座总体上讨论于贝尔有关“日耳曼人起源”的研究。当时他仍然希望能够将这些研究编辑出版。莫斯的主题是“日耳曼蛮夷”。他发现，日耳曼尼亚语中的Homo nordicus出现得“较晚”。

一切都在“不好不坏”地继续向前发展。民族学研究所的出版物和《社会学年鉴》都没有暂停；1940年《社会学年鉴》出版了三本分册，刊登了许多文章如让·施特策尔的《社会心理学与态度理论》、亨利·莱维一布吕尔的(《集体性人格》、让·雷的《国际社会》、亨利·洛方伯格(Henry Lanfenberger)的《德国的市场概念及其运行》以及阿尔布瓦克斯的(《凯恩斯的一般理论》。但是莫斯没有多少时间去继续他自己有关毛利人“小宇宙”观念的研究以及提基神的研究。当莫斯在上面写满了笔记的三本必不可少的卷册被盗时，莫斯对提基神的研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向朋友倾诉：“这让我厌恶一切事情。”

“只要这还有任何意义”，莫斯仍然打算继续待在巴黎。“事实上，”他补充说，“因为所处的行政位置，我被迫留在这里……我不得不值班或者说得更确切些，站岗。”没有多少关于战争的消息传来：“前线几乎没有什么战事。国家士气极高，军队更甚。”他很高兴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掌握了国家政权。他在前线见过丘吉尔，知道他胆气过人。莫斯是一个乐天派，相信“局势正每天都在逐步变得越来越好……凭借着聪明与耐心，我们将又一次战胜德国佬，就如我们曾经战胜过他们一样。”但这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哪怕是在如此动荡的情形下，莫斯仍然拒绝做任何个人计划：“我们总会有时间在最后一刻清理好东西”。他说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管理【他的】学校、管理民族学研究所，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蠢事”。这些“蠢事”都是他不得不处理的“个人问题”，他必须得帮助的朋友和同事。秘书亨利-查尔斯·皮埃什不在场，加之有几位教授被征募入伍，安排宗教科学部的教学已经越来越成问题了。

莫斯注意到“几乎每个人都在前线”，但他多少有点欣慰地补充说，“至今为止我身边没有哪个人受伤。我的年轻亲戚、我的朋友、我的学生都完好无缺，毫发未损。”他认为，他们都必须坚持下去。莫斯采取了许多个人手段，给洛克菲勒基金会施压来保住布格勒、福科内和雷伊的图书馆以及社会资料中心。他请求授权将两位犹太科学家奥斯卡·戈伯格(Oskar Goldberg)和阿道夫·卡斯巴瑞(AdolfCaspary)带到法国来。他设法保释了派屈克·沃尔伯格(PatrickWaldberg)、支持汉学家H．斯坦因(H．Stein)入籍、安排赫尔曼·韦伊在实践学院开办闪米特法律史的讲座。L26J莫斯还为了他的堂表兄弟、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于贝尔·施瓦布(Hubert Schwab)写信给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罗维和史密森学会的领导人。最终，他还为两位“最杰出和最值得尊敬的学生”雅克和让一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两兄弟的记录辩护，后者因为政治原因，在军队里无法获得升迁。他向雷蒙·阿隆抱怨：“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干，各种各样的事，还不包括我自己的工作。一大堆个人事物和管理事物。”他还同意送礼物——每月二百法郎——给十四郡市政厅，“以资助由于战争而处于绝望境地的公民”。但他不常在官员圈子中走动：“我的小小行政事物已经够我忙的了”。

福尼耶的书是一本真正的思想传记，而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一位知识分子的传记；作者对莫斯的理念有很多有价值的看法。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兰卡斯特大学英国文学杰出教授

福尼耶的书刻画了莫斯身上错综复杂的个性，栩栩如生；涵盖了他的各类作品。对那些想要挑战用简单的经济方法去理解社会实践、历史动力、文化生活，宗教观察的人来说，莫斯的言行和著述值得深思细究。莫斯是抵制简化论的典范。

——詹姆斯·布恩(James Boon)，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荣休教授

福尼耶的书是迄今为止关于莫斯研究内容最丰富、最全面。最易理解的。它是了解莫斯一个不可缺少的来源，想要了解涂尔干学派或涂尔干学派社会学的学生都不应错过。

——斯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

福尼耶的书语言流畅，文辞优雅，充满激情，极具吸引力！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犹太史学者来说，莫斯是一个有很多话题可谈的人物。

——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