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间的巴丹吉林》是一本创意独特、内容丰富、印制精美的书籍。作者是优秀青年作家王凯，以作家文学自述、生活影像和最具影响力的中短篇小说融合在一起，以“回报读者，回报亲人，回报社会，回报文学馈赠”为主旨，在文学界产生很大反响。

“回报者文丛”是一套创意独特、内容丰富、印制精美的书；作家毫无保留地为我们献上一首他们最动情的艺术之歌；文学自述、生活影像和最具影响力的中短篇小说融合在一起；回报读者，回报亲人，回报社会，回报文学馈赠的低语足以启发和感染任何一个对生活和文字有所感悟的人。

《指间的巴丹吉林》为其中一册。

《指间的巴丹吉林》以作家王凯生活、情感和文学感悟，融合个人从小到大的影像，以及与文学创作相关的图片，再加上作家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形成了一个作家“名片”式特色图书，成为广大文学青年的良师益友。

序／李敬泽／1

第一部分 创作与生活

陌生的故乡和熟悉的异乡／3

父亲母亲姐姐以及与文学的关系／6

年轻就是年少轻狂的意思／14

军校真是个挺适合成长的地方／18

不靠谱的处女作和爱情／23

我那越远越清晰的连队／29

小说为我开辟的一些路口／39

那个在我心里四季如春的编辑部／47

无比巨大又让我爱恨交加的北京／51

真想一直赖在美好的鲁院／59

其实我清楚自己仍然不懂小说／64

第二部分 中短篇小说

沉默的中士／71

迷彩／111

终将远去／135

正午／183

时间的河流／209

魏登科同志先进事迹／247

换防／261

蓝色沙漠／297

年轻就是年少轻狂的意思

小学和中学我都是在县城上的，小学隔壁是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英国人乔治·何克的陵园，陵园前的大理石照壁上刻有邓小平的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周润发主演的电影《黄石的孩子》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小学六年级时，曾来了一大帮新西兰人，我被派去给其中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系红领巾，可他毛茸茸的粗胳膊真是把我吓坏了。学校后面是一条小河，小河对岸就是南湖公园。碧绿的水草在清澈的河水中摇摆，还有许多小鱼、青蛙和吓人的蚂蟥。我们常在那条小河里提水来给土质的操场洒水，只可惜河水一年比一年少，终于干涸得一滴不剩了。

上学期间，我的成绩一直不错，始终保持在班里的前一两名，考初中时名列全县第二名，考高中时是全县第四名。不过老师并不是很喜欢我，可能是因为我不算是个听话的学生。初一第一次期中考试，我语文考了全年级第一，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提议我当语文课代表，不料被我拒绝，气得他脸色发青。要是搁到现在，我绝对不可能那么给脸不要脸。我上课不爱听讲，总看闲书，有一次上英语课我没带课本，老师气坏了，威胁我说第二天早自习时要考我背英语课文，要是背不下来就不许我再上他的课，吓得我连夜苦背到凌晨两点。第二个不讨老师喜欢的地方是经常不按时交作业，特别是不肯按时交日记。我最烦的就是写日记（直到现在我也不喜欢写小说以外的文字，哪怕是一千字的创作谈，包括我现在写的这篇东西也让我有些头疼），所以就模仿金庸的小说，每天编一段类似武侠的文字写在日记本上凑数。如果不是后来老师实在受不了了，把我叫去说“你以后不用交日记了”，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这大概可以算作我最早的“文学创作”。其实那几年，我很有几篇作文得到老师表扬甚至还在课堂上被老师念过，没准特许我不交日记也与我的作文写得不错有关，可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作文都是任务，就像现在天天在机关写材料一样，本质上也是命题作文。那时我可能更愿意抄歌词，先后抄了好几大本，只是现在都不知去向。老师不喜欢我的最后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总和班里的“差生”混在一起。其实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旷课、打架、抽烟、喝酒、考零蛋和追低年级女生才使他们成了极为有趣的人。我经常去他们家里吃好吃的拉条子和麦芽面包子，躺在他们家后院的麦草垛上看云朵飘来飘去，用双卡录音机翻录小虎队和王杰的磁带，我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那时我很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可我知道，我成不了。我不抽烟不喝酒更不敢打架，虽然个头不矮，但实际上是个懦弱的家伙，偶尔有人欺负我这个“营房娃”的时候，我会完全不知所措。某次我下楼时跑得太快，与学校一著名“古惑仔”撞个满怀，眼见形势危急，和我一起的同学挡在我前面与其争执推搡起来。中午放学时，那位书包里总装着一把菜刀的家伙在学校门口等着我们，我当场吓破了胆，一动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扭打在一起。最后，我同学顺手捡起半块砖打破了他脑袋，他则用那柄幸好不算锋利的菜刀砍伤了我同学的颧骨，那道伤疤令我内疚了好几年，直到它渐渐淡去。在那个被香港武打片影响得风起云涌的青春，义气、胆量和拳头的硬度是衡量人的基本标准，不像如今只看钱包的厚度，相比之下真是太没有血性和情怀了。有一次，因为我们五个人没有参加集体劳动，班主任大发雷霆，把我们赶出教室长达五天。班主任本意想放过我，只需我认个错即可，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提起书包和他们一起走出教室。那一刻，我被崇高的兄弟情义感动得浑身发抖。几天里，我们四处游玩，去大佛寺看庙会、去帮同学哥哥的婚礼打杂，日程安排得很满，没心没肺兴高采烈，没有感到哪怕是一点点惭愧。后来，他们有的成了小城的公务员，有的因哥们儿义气判刑入狱，有的进了工厂接着又下岗，有的开店做生意，过着或好或坏的生活。多年过去，我已无一幸免地和他们失去了联系，但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他们的小说，可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自己没准备好，可能我还在等待着某个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契机。

上小学时，教室没有暖气，冬天每个学生要轮流去教室给炉子生火。轮到我时，父亲会骑着自行车，带我摸黑去学校，替我生着火后再骑自行车赶回去上班。但上了中学，我就不喜欢父亲再这样了。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他们对我的呵护关爱和不放心在我看来是对我成熟的否定，常常令我觉得厌烦。有一天下午放学时突降暴雨，我们几个同学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往家跑，结果在路上遇到了淋得透湿却来给我送伞的父亲。他骑车技术很差，不像我可以轻易地双手撒把，也不会一手打伞一手骑车。他看到我，就停下来喊我拿伞，而我对他的出现很不高兴，特别是在同学面前觉得很没面子，迟疑了一下还是骑着车飞也似的跑了，把站在雨中喊我的父亲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还有几次，我在县城的同学家玩得晚了，父母就骑自行车满县城找我，虽然他们清楚根本不可能找得到。为此我和他们大吵过几次，我警告他们不要再这样管我，我自认已经可以应付江湖上的风浪，不需要他们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了。大概是初三那年，忘了为什么事惹急了母亲，她拿着笤帚要打我，我一把夺过她手里的笤帚扔到了房顶上。母亲愣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进屋去了。那情景如此清晰，宛如昨天。只是那时我还没意识到，在父母看着我一天天长大的时候，我也在看着他们日渐苍老。

P14-18

李敬泽

这是《回报者文丛》的第三辑。第一辑的策划、出版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十年，听着很长，过着很短。

所以，今天晚上，我翻出《回报者文丛》的第一辑、第二辑，看着这些朋友的照片，忽然看到岁月流逝，有点惊心动魄了。

第一辑：毕飞宇、东西、鬼子。

第二辑：徐坤、裘山山、孙惠芬。

第一辑时，2002年，我在序中写道：

那三个人的家乡，都是很小的地方，很远，比伦敦还远，比巴黎或纽约还远。所谓“远”，说的是它们在我们的知觉结构中位置偏远。

他们从那些地方走到了我们面前。

这是“长征”，是冒险，是身体和心灵的壮游。

当然，这也没啥了不起，中国大地上，每天都有亿万人在路上，他们心怀远志，这种日常的“长征”从深处推动着生活。

但我们此时看到的三个行者是小说家。这个时代的小说家远比他们的前辈谦卑，他们缺乏英雄气概。但是，他们中间依然有人怀着信念：通过小说，通过想象、叙述和描写，他们将揭示某些不为人知的景观。将在人们的知觉结构中制造混乱，他们所提供的世界与我们熟知的世界有迷人的偏差。

他们就是这样的小说家，他们能够把鲜明的个人印迹写进他们笔下的世界。——这是对一个小说家的最低要求，但足以把绝大多数写小说的人排除在外。在此时，键盘上飞舞的双手大多是“无名”的，你完全可以想象那样的小说是另外的某个人所写，它无气味，无“来处”，没有从个人经验分泌出的不可混淆的音色和光芒。

但这三个人的小说是有“来处”的，也就是说，我们意识到有一种秘密的本质在暗自支配小说的世界，也知道它来自那个人，我们只是不知这秘密如何萌动、生长。

所以，我们，至少是我，有兴趣注视他们走过的路。毕竟，他们的“长征”不仅抵达了某个地理和社会位置，更抵达了小说和艺术，抵达了观察世界的某个独特角度。

这是“艰难的行走”，这也是“沿途的秘密”。也许从一开始，秘密就已经存在，那些偏远之地如同磁极，指引着从这里起飞的乌，他们领悟和服从这种指引，一直携带着这枚磁极，最终围绕着它改写世界。

好的小说家都会偷偷挪动这个世界磁极的位置，把它放到某个偏远的、意想不到的地方。

以上是十年前的话，看来这十年对我来说是跟没过一样，重看一遍，觉得当初的话说得不错，现在似乎也没什么新话可说。这些话完全可以原样送给眼前这六个人：徐则臣、鲁敏、罗伟章、葛水平、王凯、魏微。

在2002年，我接着谈到了这套书的体例，同样可以放在这里：

这三本书均由三部分构成：  自述、照片、小说。

或者用另一种说法，是：

作者、影像、作品。

在我的预想中，这样的一本书将成为形势复杂的场所——

照片在书中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元素，它们有的摄于过去，记录着早已消逝的某时某地；有的是专为此书拍摄的，记下了现在，以便追溯过去。对于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在书中大量引用影像，这几乎是一种自我嘲讽，你可以把它看做是对“读图时代”的让步。

但和自述相比、和小说相比，这些照片有一种奇异的忧伤和脆弱。它们被精心编排，安插在书中，营造一种现场感。但是，我们知道，那呈现于眼前的、被摄入镜头的人与物其实已经走了，影像那么确凿，又那么空虚，它悬置在这儿，既是旁证，本身也有待证明。

于是，那个人出场了。三个人各自提供了自述。

作为作者，小说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总是暧昧、尴尬的。有的小说家，比如像钱钟书那样，断然划界，宣布人们没有必要吃了鸡蛋还要了解下蛋的鸡；这同时也是一种批评立场，认为作品的世界是自足的，将作者封闭在外。但也有的小说家会在鸡蛋上留下种种标记，设法把人引向鸡舍，他们会暗示以至强调作品的自传性，似乎作品是一扇门，我们推开那扇门是为了接近那富于魅力的作者形象。

前者贬抑作者以肯定作品，后者则贬抑作品以抬高作者，两者都不自然。作品不是供人食用的蛋，而是作者的一个孩子，你不能拒绝对他（它）负责，由作品到作者或者由作者到作品都是正当的解读方向。但是，小说家不应把自己想象成“明星”，他是技艺精湛的演员，他会在角色中、在作品中改变、隐匿乃至消除他自己。

——事情的有趣之处就在这里，作品和作者之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地带。当作家分析自身的经验和个性时，至少我所注意到的是他们与他们的小说之间的重重差异。是的，我知道，这三位在撰写自述时都有一种寻求自洽性的意图，使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作品合理地相互说明。但是，他们在小说中写出的远远大于他们在自述中说出的，这在作品和作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显得尤为明显，也许，真正的“秘密”包含在这个难以测度的余数之中。

所以，这三本书的编排方式是否有趣取决于你怎么读它，如果你把它视为影像——作者——作品的统一体，这没有太大意思；如果你把它看做这三者之间既相互印证又相互反驳，既相互烘托又相互嘲讽的场所，那么我觉得这是有趣的。

《回报者文丛》的第二辑出版于2004年，我又写了一篇序，其中重点谈到了“照片”：

我把它们视为梦境或梦境的碎片。

那些照片镶嵌在文字中，像一扇扇窗口，一个人在窗口中望着外面，她的脸是儿童的脸、少年的脸、成人的脸，她的身后和身边是房屋、树、天空、草垛和别的人，岁月的风在所有这些事物上吹过，好像它们在一瞬间被消去了颜色变得陈旧，而她却固执地长大，好像只有她是不打算停留的，好像她是由于不断的逃离才得以长大；但又好像她把自己永远留在那个地方，无助地看着另一个自己渐渐远去……

照片本来是实在的证物，但是仔细想想吧，在没有照片的时代，人也许能够更为自然地感受实在：人是一棵树，树的此时就是在的证物。但现在有了照片，照片常常让我们感到惶惑：那是我吗？生命的那一刻如果存在过，那么它已经消失了吗？如果它不曾消失，那么它存留在什么地方？一个人五人六、脑满肠肥的家伙和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共有一个名字，但他们是否共享一种实在？他们不是分处完全不同的世界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本相册与其说证明了我们合乎逻辑的“成长”，倒不如说证明了生命的破碎、悲凉和滑稽。

所以，一本相册无意义，但是有趣，特别是当这相册属于一个小说家、一个以虚构为生的人。当照片镶嵌在小说中时，我们会说小说是“假”的，照片是“真”的，但照片真的是“真”吗？这些飘浮在小说世界中的影像，它们不是更像梦境吗？梦境把它变幻的阴影投在小说上。在2004年的那篇序中，我的话接着转向“小说”和“自传”：

这三本书富于戏剧性地展现了小说与作者间缭绕复杂的关系。理论家宣布：“作者死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活着，看到作者的经验、作者在世界上的漂泊、作者的记忆和梦想、作者的书写活动；作者是一个层层叠叠的存在物，她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完整的“个人”，而是一个“场”，一种活生生的运动：在镜子和镜子之间，在虚构和虚构之间，在自我和自我之间闪避、寻觅、游荡。

也就是说，作者和作品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有机的、统一的关系，恰恰相反，作者是由于分裂、矛盾、含混和扭曲才得以成立。

我们已经有了相册，有了小说，那如同两重镜子，现在镜子有了第三重：这三本书分别收入了他们的自传。

我无从知道作家撰写自传时的隐秘考量，或许你在他们的照片中，在她们的眼神、表情，以及照片中的背景转换中可以寻得蛛丝马迹；当然，你还得看小说。但是，这并不是说三重镜子是统一的，恰恰相反，统一本身就是可疑，事情的有趣之处倒在追问为什么会统一，在什么地方做了矫正，而在被矫正的偏差中也许隐藏着关于自我和写作的真正秘密。

——重读这两篇序，我忽然感到，岁月并未流逝，或者流逝只是人类的幻觉。岁月和时间或许只是一个循环不息的轮子，一切都会重来、重现。比如，我站在这里说话，说这六本书、六个人，我的话像鸟群飞向树林，它们总是精确地栖停在那六棵树上，但它们不知道，树已不是前度的树了。

就这样吧。你们看着他们：徐则臣、鲁敏、罗伟章、葛水平、王凯、魏微，你们会记住他们。  谨序。

2012年12月11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