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了解，苏东坡的名字叫苏轼，因为他从入学堂读书到逝世都用“苏轼”之名。然而你了解给他取苏轼名字之前，父母第一次给他取的是什么名字吗？这就需从苏东坡出生时说起了。
宋仁宗景□三年(公元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黎明时候，在四川眉州城纱毂行苏家古雅的院落内，苏东坡诞生了。这是苏洵添的第二个男孩，因第一位男孩至今体弱多病，所以全家人都为有了第二个男孩而欣喜。尤其是祖父苏序知道又生了个孙儿后，更是高兴万分，立刻安排张灯结彩、办酒席、放花炮庆祝。得知苏家又添了男丁，当日不少亲朋好友便陆续上门庆贺，都称赞孩子长得天庭饱满、模样乖巧，长大了一定很聪明并会前程远大等等。这时的苏家，到处都充满了欢笑声，一派喜气洋洋。
孩子的父亲苏洵更是欢心，脸上一直挂着喜悦的笑容，十分热情地招待亲朋好友。直至晚上送走了客人，他才乐滋滋地对爱妻程夫人说：“孩子都出生一天了，该给他取个名字了。”程夫人听了也忍不住笑着说：“不要急于一时嘛！应想好了再取。”因为程夫人一直很担心长子景先体弱多病，所以决定要给次子取个既好养又吉祥的名字，故未急于取名。看着夫人认真思索的神情，苏洵也就冷静下来了，因为他深知夫人很聪明心细，也就让夫人慢慢考虑，自己便到外室睡觉去了。
苏洵自见夫人生了个天庭饱满样子很乖的次子，既高兴激动，思想上又有所触动。他想以往生的一子三女，都因自己常在外游学，根本就未尽到父亲的责任，虽然近两年外出的时间逐渐减少，但还是主要由夫人教养孩子和管理家务。可自己却不争气，多次进京赴考都名落孙山，不能不自感惭愧，所以深感对不起夫人和孩子。故而苏洵暗暗下定决心，今后不仅应多在家尽父亲之责，更应发奋攻读为孩子树立好榜样。他想着想着，因接待亲朋也有些疲倦，不一会儿也就睡着了。
过了一个多时辰，程夫人初步想好了次子的名字，便叫、r环去请他来一同商定。她微笑着对苏洵说：“按苏氏男女分别排辈分的规矩，这孩子数第二个‘仲’字排行。不过为了讨个吉利，在‘仲’字前再加个和为贵的‘和’字便更好，因为‘和’字有和谐顺利与和为贵之意，就叫孩子‘和仲’如何？”苏洵听后，觉得夫人的确有才智，想得很周到，便高兴地笑着答道：“妥也！就叫次子‘和仲’为好。”说完苏洵俯下身在孩子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嘴里还吟唱道：“小和仲快长大，父教子读诗书，将来一定前程似锦也！”程夫人见苏洵高兴又认真的样子，也颇感欣喜，便微笑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就看夫君如何行了。”苏洵又显得很自信地答道：“请夫人放心，和仲二十年后定能金榜题名！”说后他又俯身在和仲的小脸上亲了下，才心安地去睡了。故而，“和仲”之名才是苏东坡的第一个名字，而非“苏轼”了。
苏洵和程夫人当然很爱和仲，为找一位会带孩子的乳娘，夫妻俩请人找了好几天也未有合适人选。因为既要会带孩子，又要是生孩子不久的女人，才能保证和仲有足够的奶吃。正当程夫人找不到合适的乳娘时，一位远房亲戚来家祝贺，并带来个可喜的消息。确也很凑巧，原给八娘(苏东坡的三姐)当过保姆的任采莲已生孩子近五个月，至今奶水很足。因为任采莲不仅心灵手巧、勤劳善良，而且带孩子又心细有方，所以程夫人和苏洵都很高兴，决定再请任采莲来家带和仲。任采莲也很乐意到苏家，因为程夫人一直把她当妹妹看待，她很快给自己的孩子断了奶，又请妹妹帮着带自己的孩子后，不几天她就赶到苏家。当她第一眼看见和仲时心里就很喜爱，任采莲把和仲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尽心尽力地哺养，和仲似乎也与她很有缘分，一个月后就只要任采莲抱了。和仲一岁时，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喊奶妈(四川多数地区称乳娘叫奶妈)，可见任采莲给予和仲的关爱之深了！一直到和仲三岁时，任采莲因要回家照看孩子才离开苏家，过了很长时间，和仲都还对妈妈说要任奶妈回来。后来，善良的任采莲七十二岁逝世时，苏东坡在外获悉这个不幸的消息后甚感悲伤。为了铭记乳娘的抚育之恩，他专门为乳娘写了篇《墓志铭》，文中充满了对乳娘的感激、敬重和怀念之情。和仲两岁多时，大哥景先不幸病逝，不久又有了弟弟苏辙(子由)，所以苏家仍有两个男孩。正如后来苏辙在《次韵子瞻诗》中云：“兄弟本三人，怀抱丧其。”
程夫人共生有六个子女，大女儿和二女儿也先后病逝，加之长子景先又天亡，家里便只有小女“八娘”、次子与三儿了。为啥称三女为“八娘”呢？因为当时的眉州地区有个风俗习惯，堂兄弟们所生的儿子可统一排辈，女儿则以出生顺序依次编号称之。因苏东坡的父亲及其兄弟们已生有七个千金，三姐已属第八位，所以称为“八娘”。今后的章集中介绍的苏东坡第二位夫人王闰之，也因她在父辈兄弟生的女孩中属第二十七位，所以也以数字称之为二十七娘。和仲是男孩中最大的一个，他三岁就显得聪明乖巧，故而苏洵和程夫人都十分疼爱他。
当时的程夫人也很迷信，所以常将一些现象与神鬼联系起来。她认为和仲背上长的一颗黑痣，形同天上围绕北斗星转的七星，认为是天地正气和非凡天赋的象征，故而心里更觉高兴。加之她还认为和仲出生的年、月、日和时辰，都很吉祥，所以程夫人感到和仲今后定能才华出众。于是夫妻俩在和仲上学之前，又决定再给孩子改个奋进和有作为的名字。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决定给和仲改个单名为“轼”字，因为夫妻俩认为，马车是当时最快最舒适的出行工具，也是身份的象征。而“轼”为车上的主横木，如果缺少了这根横木，车也就不完整，不能行走。所以必须有“轼”的车才是完美可驰的车，才能依靠它纵横天下。具体是何年何月何日正式改为“苏轼”这个名字，已不可查，但很可能是弟弟出生前后所取。因为“轼”和“辙”均为车上重要构件，而弟弟生下后即已取名为苏辙，所以应是弟弟出生前或同时所取。不过虽然已改名为苏轼，但“和仲”二字仍保留着，作为字和仲了。
父母给和仲改为具有奋进和有作为的名字，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和父亲经历有关。苏洵(老泉)年轻时被乡人称为“游浪子”，因他常以“游学”之名八方游荡，而不安心在学堂或家里攻读诗文，所以才屡试不中，直至二十七岁后才方知发奋。难道是苏洵不聪明吗？非也。他少年时读书便常提前学完老师安排的课程，也因此不满学堂的古板教学方法与内容，加之好游玩而不能静心，所以才浪费了宝贵的时光。直至娶了程夫人后，他才在夫人的影响下逐渐收心，也越来越对自己虚度的时光而自责，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又给次子改苏轼之名。有关苏洵娶程夫人一事，在当地还是一段趣谈佳话2-4
写《苏东坡散记》是笔者三十年前的心愿，但因苏东坡之诗词、散文、杂记及编写的《论语说》等著作就达三十万字左右，而有关记载他史料的版本又众多，所以短时间很难查找收集。直至2008年年初，笔者才收集和查阅到有关他的较多史料，并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此稿。其初衷主要是想让更多喜爱苏东坡的朋友，能较轻松和全面地了解这位有才德的宋代大文豪；同时希望通过该书能将才华横溢、爱国忧民的他推向世界，让国外更多的朋友了解他在文学、书画、医学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以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
自宋代以来，喜爱苏东坡及其作品的人很多，但要较全面了解他的才华、人品、政绩和他充满酸甜苦辣的人生，并非较短时日能行。因为要想收集与查阅完有关他的众多史料，不仅费时费工，而且分散在数百种版本上的史料及他的著作，又都为文言文，也许会让不少读者朋友望而止步。而该“散记”并非纯属史料的汇编，也非可任意发挥之小说故事，而是以史实为主，又有一定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的探索之作，并力求在“说”、“议”上有散文“形散意不散”的特点。也期望能使多数读者朋友不至于同阅读史料一样，感到枯躁乏味，而是可从围绕史实的故事、趣闻和跨时代的议论中，较轻松地了解苏东坡的才华与为人。笔者虽然也是历史、文学的爱好者，但毕竟是第一次以“散记”的形式来写历史名人，也深感以史实为主而不能自由发挥之创作难度。但为了较真实完整地展现苏东坡的一生，也只有在不影响史实的情况下适当发挥，敬希读者见谅。
苏东坡是一代文豪，而且是为百姓办了众多实事的好官。他虽然因正直敢言而遭迫害入狱、贬官流放和被禁毁作品，但他被人们保存下来的诗文仍属历代名家之首。据初步统计，他流传至今的作品有一千七百余首诗词、八百余封书信、代拟之近八百道圣诏，以及众多的碑铭、杂记、奏章和所编写之《论语说》、《苏氏易传》、《书经》等重要著作。
苏东坡为官期间，无论是一帆风顺还是遭受迫害，他想到的都是为国家和百姓多于实事，这是很难得的。在杭州他办起了古代首家公办医院，整治运河和供水系统，疏淘西湖；在徐州抗洪保城，一个多月都坚守在城墙上吃住和指挥；在扬州、密州等地，他不考虑个人安危，一直向朝廷如实反映灾情，并再三请求解除农户多年的官债；即使被贬居岭南惠州等地，他在毫无权力之时，也能化私怨求“仇人”或向当地官员反映百姓的疾苦；等等。所以他很得百姓的爱戴与敬仰，被誉为“百姓之友”。
苏东坡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和一位好官，也并非天生的，主要是他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加之他自身的勤奋努力。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苏洵是一位有抱负的读书人，虽然年轻时走过一段弯路，后收心教子大器晚成；母亲是进士程文应的女儿，知书识理，从小就给他讲《范滂传》，要他学习东汉末年为官清正廉明又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范滂；三姐“八娘”和弟弟苏辙都十分好学，姐弟三人常一起学习和研讨诗文，互励互勉；启蒙老师张道士启发他一定要仔细观察周围的事物，并希望他向有才德的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名士学习；原配夫人王弗是进士王方之女，常同他吟诗作对，更加体贴和支持他……可见上述环境的影响与熏陶，以及自身的顽强拼搏，才使苏东坡成为了一代伟人。
宋仁宗时期，北宋已立国百年，开始从繁盛滑向贫弱。其时国库亏虚，民间已“百室无一盈”，外患频发，内外交困，北宋的统治也开始出现危机。王安石和苏轼等爱国之士面对时弊，都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重振大宋，不过二人在如何制定改革方针和措施上有很大分歧。所以从表面上看，苏轼一开始就给皇帝写万言书提出相反意见，似乎完全否定“新政”，所以世人多认为他全面反对王安石改革，这是很不准确的。当时王安石认为，出现内忧外患的局面是因“患在不知法度”和“在位非其人而持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特别强调了法治的作用。而苏轼则认为：“当今之势，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只是强调了用人的重要性。王安石在具体的改革实施上，向仁宗皇帝上书要求“改易更革”，指出“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和“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实际上同苏轼提出的两点一致。不过二人在步骤上却相反，王安石采取的是先“变法”后“择吏”。而苏轼则认为必须先“择吏”后“变法”，指出只有先改革吏制才能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方可正确地去实施新法，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可见苏轼并非完全反对改革，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苏轼批评熙宁变法“求治太急”并没有大错。他认为“聚敛之臣(指王重用的吕惠卿等奸人)”借推行新法，才使新法走样和“扰民”。因此作为一贯同情百姓疾苦的他，批评和反对新法的一些内容也都是因事论事，与司马光等老臣全盘否定新法相比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苏轼在改革上同王安石的主要分歧，仅是“所操之术各异”而已。以后的事实也正是如此，王安石在用人上的失策，造成了决策上的失利和新法实施的走样，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不过苏轼为人一贯光明正大，他虽然批评王安石“求治太急”，却认为王安石才思敏捷，思想开阔，为人正派和淡泊权势等。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七月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苏东坡先后任杭州通判和密州、徐州、湖州太守，他全力为百姓办实事，并积极向朝廷禀报百姓的疾苦，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文。但正因为他说了农户生活困苦的真话，又被政客小人污蔑反对皇帝和朝廷而遭迫害人狱，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他获救后被贬居黄州住了四年多，但为人正派、乐观豪放的他结交了许多平民朋友，离开时朋友和乡邻数百人为他送行，使他深感平淡自由生活的可贵。元{；占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他被摄政的英宗皇后重用，进京连升三级担任四品中书舍人，后又升至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此间退隐多年的王安石病逝，他受太后委托为王安石作评价，品格高尚的苏东坡不计私怨，公正地撰写了《赠王安石太傅敕》，并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但仕途坎坷的苏东坡从太后逝世后的元□八年(公元1093年)底开始，又受到了政客小人章悖等的更大迫害，被贬流放到岭南惠州、海南岛等地，直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叭年)苏东坡北归常州于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一代文豪和百姓之友的苏东坡离开了人世，但徽宗和蔡京等奸臣仍不放过他，又下令禁毁他的所有文字作品，并在全国各地立了《元□党人碑》黑名单，禁止人们提说碑上的元韦占老臣。然而苏东坡超凡的才华、正直的为人和忧国忧民的品德，是禁止不了的，因为众多的文人和百姓都很敬仰他，所以他的诗文和故事至今广为流传。
苏东坡的诗、词、散文、书法等作品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金代有所谓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公安派诗人袁宏道、袁宗道和清代的宋派诗人钱谦益、宋荦、查慎行等更是十分推崇苏诗。苏东坡所创立的豪放词派之风格更由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所继承与发扬。故而后人将苏东坡的诗歌与黄庭坚的诗歌并称“苏黄”，将苏东坡的散文与欧阳修的散文并称“欧苏”，将苏东坡的词与辛弃疾的词并称“苏辛”，将苏东坡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并称“四大家”……正因为苏东坡在文学艺术上有卓越独特的贡献，他才深受人们的敬仰和爱戴。
为了恢复苏轼的真实历史形象，笔者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尽力以史料为依据，即使是趣闻故事也多少要有据可依。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四川大学龚延明、曾枣庄等老师1980年对苏轼的诗文和对他变法的态度之评价，参阅了刘少泉老师1980年出版的《青少年的苏轼》、彭泽良老师1998年出版的《三苏的成才与为人》、张忠全老师1992年出版的《三苏咏故乡》等书。笔者在撰写苏轼青少年时期的一些章节时，虽然所撰的角度、情节、文字同他们有较大差异，但与其主线也是重合的。因笔者一直无法联系上各位老师，谨在此向老师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希今后多加指教。
《苏东坡散记》的作者是何润身。
《苏东坡散记》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四川大学龚延明、曾枣庄等老师1980年对苏轼的诗文和对他变法的态度之评价，参阅了刘少泉老师1980年出版的《青少年的苏轼》、彭泽良老师1998年出版的《三苏的成才与为人》、张忠全老师1992年出版的《三苏咏故乡》等书。笔者在撰写苏轼青少年时期的一些章节时，虽然所撰的角度、情节、文字同他们有较大差异，但与其主线也是重合的。
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苏东坡散记》(作者何润身)记录了其生平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