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说，我是用来规劝那些逃避、隐藏在佛学中的有志之士。如果是俊逸倜傥的人，他们有雄伟刚毅之气，见识果断，坚持努力行动，但是他们的毛病又不在空谈上，而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猝暴了。这些人看见西方体制的实效，以为这种体制可以毫无曲折地在中国直接推行了，这又是采用后王之政硬行推行于百年之前了。这真是古人说的见到弹子就想到了吃烤鹗肉，见到鸡蛋就想得到报晓的公鸡一样，这样急不可待，最终不但鹗肉和鸡得不到，就连弹子和鸡蛋也会失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认为自己的追求是不现实的办法，就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慎重些呢？过去中国乾隆、嘉庆时期，欧洲各国严刑厚敛、民不聊生，拿破仑应时而出，改变了这种状况，法国的革命波及邻国，这些国家在拿破仑面前跪拜臣服，如同弟子受命于先师一样，法国的革命还不是特别艰难的。然而英国的改制，公众推举议员，世族出来阻挠；豁免外国商税，富商和船户出来阻挠；放开进口粮食，经营土地的要来阻挠；提高雇工待遇，工厂主就要阻挠；禁止买卖黑奴，豪门大户就要阻挠。吵吵闹闹三十年，才算基本安定下来。中国从通商以来，已经五十多年了，召集那些故老询问开矿筑路的事，这些人仍惊恐地认为会损伤地脉，其他制度举措，有利于二十二个行省而不利于几千几百人的情况不胜枚举。而其难于推行，又不仅仅是怕伤地脉这样的事可以相比的了。所以只要实行中一有闪失，怨言就跟着来了．比如办学堂就是这样的。作为讲业之地，旧学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都是为了教育学生，如果都享受县府的补贴，学士还有什么不满呢？只不过同旧学的人先入学，新学的人后入学一样。怨言一经产生，那些腰插笏板，佩带鸣玉的朝官们，又听了空言而进行阻止，那么我们的事就办不成了。我觉得在开始考虑事情的时候，宁可再调数万缗线，作为兴办新学的资本，不要取消其原来有的而成就其原来没有的，那么人们就不会反对我们。办学的规模就可以扩大，经过一二年，过去抱怨的人，听到新学的风气而知道了它的味道，就会欣赏并羡慕它，深怕我们不兼并他们了，这样就会下令如同流水，而规模更加宏大深远了。因此，办新学的名声和实际都没有亏损，而人们的喜怒都被我们操纵了，这都是权术的结果啊。那些人搞变法而没有权术，不知变通，不懂算计，就不能够建立大功业。叔敖加高了门限，楚国人就都改高了他们的低车，我将把他作为变法的先师。
“至于后王的政体，没有遭受大的厄运，而在今天看它，一是希望民主，一是设立议院，这无异于一个人走不了三十里却要求他走百里啊。今天的民主。是最公正的，《尚书》从《尧典》开始，以禅让的方式排列帝王顺序；《春秋》崇尚五始，但隐公元年却不写“隐公即位”这样的话，圣人的逊让之情从文辞中体现出来了。然而这种逊让的作法，在乱世实行，则可以到达治世；在治世实行，则只能造成混乱。衰亡到了极点，君子险哀，鸟兽虫蛾不能顺利地生存，于是就有了民主。以此来解救民困，保卫华夏，我踮起脚来等着它呢。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议论民主，人们的意见如果真的实行了，国内就会陷入混乱，以至流血漂橹。在这种情况下，有幸当了拿破仑，固然使国土遭受蹂躏，使人民遭受荼毒，百年以后仍可望恢复元气；如果不幸而成为东学党，那么束缚、杀伤我们的将不仅仅是本族人了。大力鼓吹民主的人夸耀华盛顿，而忘记了法国革命和朝鲜东学党起义引发的灾难，难道连华盛顿在美洲这一事实也忘记了吗？美国人当初在不毛之地剪除树丛、杂草，开始祭奠天地，其功劳和我国的女娲氏、燧人氏一样，杀掉挡道的黑龙，积聚芦灰堵住洪水。处在这种时候，人民除了华盛顿以外再没有可以拥戴的了。他发出政令创立民主，人民确实没有必要再争斗了。然而三十多年来，林肯被刺、加菲尔德被刺，暗杀的案件出现了两次。他们设立国君如同布一粒棋子一样，而杀戮国君也如同切割祭肉一样。幸而独处一洲，人民没有涣散之心，邻国无从窥伺，还不至于废主亡国。如果在中国推行民主，如果在没有真诚的时代实行民主，那么在国内就会有利于蚩尢、刑天这样的人，对国外则有利于异族，无辜的百姓都成了他们的奴仆了，想求大同能办到吗？再说议院，《周礼》中这部分职能由司寇掌管，春秋齐国则有稷下。到了末世，杂驳的议论很多，好恶、始终、远近、博浅，无不互相闭塞。等到杂家之流出现，他们包容万物而设立统一的标准，这样，其他各派的观点没有不被他们所采用的。如果统一的标准确定不了．法国的左派、右派。美国的合众、共和两党就只能互相攻击，轮流执政了。过去美国的南北战争，仅仅因为禁止黑奴买卖，导源于意见不合。如今西方的会党，勇猛迅疾，横行世问无所顾忌，只有德国人稍谨慎一些，然而威庶四世曾下令交给人民一些权利，结果，反抗王宫的堡垒在宫外筑起来了。俾斯麦知道人民难以驯服，就渐渐压制议员，不让他们随便议论。俄罗斯政府很强悍，不让百姓说话．但是人们或心存不满，或在下面议论，人们欣赏自己学到的东西，而对君主建立的一套学问不以为然，在这种情况下，让人们议论还不如让他们沉默。我国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有过好几次廷议，推广这种作法，使翰林院和各科道的人都坐下来讨论，这样是可以的。如果急切地把议题交给处士．他们不互相打起来是不会满足的。三国时蜀国的许慈和胡潜争论，蜀先主用刀仗相迫的场面同他们开玩笑，本朝的李天生却拔剑去砍毛西河。他们所议论的，不过是礼仪制度和音韵问题罢了。他们尚且这样记仇结恨．何况去议论国政呢？而且他们的谈话，守旧的迂腐，求新的荒诞，自己掌握的理由根据不足，说出来的话也没有道理，只是使听的人迷惑于所争问题的名目，昏乱而杂芜，那么发布政令就迟缓而没有期限了，祸根由此而酿成。我不知道这种毛病会在今天好了。如此说来．学堂没有建立的时候，不可设立议院，议院没有设立的时候，不可建立民主。事态的开通与阻塞．一定有先有后，都取决于时机。自从地球产生三十九期以来，从石刀到铜刀，再到铁刀的变化，并不是由于国家发布政令而人民顺从的结果，而是事物发展的时机催迫的结果。圣人就是利用这种时机引导事态发展的，所以办事没有不成的，废除的事没有不毁弃的。如今的雄俊倜傥之士．适合他们的时机没有到来，横眉怒色，悍然行动，他们的志向肯定不会实现．而且会危害他们自身。有华而不实毛病的人，我怕他们不愿牺牲自身去完成事业；有急切粗鄙毛病的人，我又怕他们去草率地牺牲自身。为什幺呢？人原本会有一死，死有轻有重，这要看他投奔的目的。所以，不惜磨损全身而从沉沦中拯救人民的人，他们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终于成就了事业，这样的人的死是重于泰山的，日本的议尊攘就是这样的。四亿人还不理解，天时还不到，。怀孤愤，挺身担当重任，万死而不悔，有的人违抗天命，损害同类而成为人民的祸害，身败名裂，使世人反把他的事作为教训，这样，他身后虽有哲人，也不敢走他的路了。这样做，如同用狸招鼠，用腐败的鱼除去苍蝇一样。越想创办的事反而毁坏得越快，越想废除的事反而兴起得越快，这样的死于事无补，反而会损害它，这种死就如同鸿毛一样轻了。唉！祸福的说法，成败的效验，是豪杰们不谈论的．既然整个天下称他为国士，那么他一定会为了天下而不轻易去死。谢安因参与制定宏图，并经常报告自己的长远计划而见重于高雅之士，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在变法的时间把握上很慎重啊。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