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宏编著的《谁能读懂中国》通过对20位美国顶尖学者、畅销书作家和智库负责人的采访，试图用更加全球化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反映了美国学界和政界精英对中国发展的坦率看法，覆盖中美合作、气候政策、金融改革、民主体制、教育民生等多个领域。

谁能读懂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负面批评、戒备心里 、 围 堵行 为 ，是否必然与大国崛起相伴？欧美视角是如何解读中国的？他们到底读懂了多少？

《谁能读懂中国》作者李宇宏利用旅居美国的机会，采访了众多学者名人，包括引发关于东西方教育国际大辩论的美国“虎妈”蔡美儿、哈佛历史上累计学生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正义”主讲教授Michael Sandel、史学家史景迁、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seph Stiglitz等，这些重量级人物对中国的看法，或许刺耳，但却真实，你或许不能赞同，但却无法忽视。

《谁能读懂中国》是一本让所有关心中国的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通过与国际顶尖睿智学者的对话，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社会变革中看到了大国兴衰的曲折艰辛，更看到了世界对中国发展的期望。

序：柔软的力量

宽容造就超级强国—

 Amy Chua （ 蔡美儿）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正义：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

 Michael Sandel 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

中国历史的变奏曲—

 Jonathan Spence（史景迁）耶鲁大学中国史教授

关于媒体的为什么—

 Anya Schiffrin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国际媒体和传播项目主任

危机是自我纠错的机会—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交流和沟通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

 Taiya Smith 美国卡耐基和平基金会能源和气候项目高级研究员

教育和为—

 许田 耶鲁大学教授、遗传学系副主任、耶鲁大学校长中国事务顾问

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Joseph Stiglitz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中国将成为世界环保领域的新领袖—

 Daniel Esty 美国康涅狄格州能源环境保护局局长 耶鲁大学教授

全球化是愿望和忧虑的结合—

 Nayan Chanda 畅销书作家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空气和水将成为21世界最大宗商品—

 Richard Sandor 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创始人

危机还在继续—

 Robert Shiller《非理性繁荣》作者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气候变化是一个阴谋吗？—

 Chris Horner 律师畅销书作家 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代表人物之一

法制之路—

 Owen Fiss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法理学权威

气候僵局—

 Jennifer Morgan 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和能源项目主任

民主的侧面—

 Nicholas A. Robinson 美国佩斯大学法学院教授

世界经济可能“失去十年”—

 Gary Gorton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参与决定成败—

 Robert Stavins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当医生成为病人—

 Robert Klitzman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碳排放交易和中国的选择—

 Thomas Titenberg 美国缅因州Colby大学环境学教授

后记：活在当下的中国

关于媒体的为什么

对话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媒体”项目负责人

Anya Schiffrin

时间：2009年5月

地点：纽约时代广场咖啡馆

Anya Schiffrin：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媒体”项目负责人，新闻记者培训项目负责人。“世界银行全球经济计划对话”新闻训练项目主管。有过十年的财经记者经历，曾任《土耳其时报》主编，路透社驻巴塞罗那的特约撰稿人和评论员，纽约《行业标准》高级财经作家，《道琼斯新闻专线》驻阿姆斯特丹及越南河内的主要负责人。主要著作有：《全球化视界：财经传媒报道》（2004） 、《石油报道：能源及发展报道指南》（2005） 、《劳工报道：全球化经济中工人权利报道指南》（2006），以及于2011 年出版的“Bad News —How America’s

Business Press Missed the Story of the Century ”，讨论美国财经媒体在报道2008 年金融危机中的失误。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

我知道中国对于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直非常有争议。比如，对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的报道。一些中国读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救灾以及重建中的表现可圈可点，美国媒体却专挑那些存在的问题进行报道。很多中国读者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正面的报道这么少？

也许中国政府、很多中国人以及中国媒体认为，四川地震对中国人来说，就相当于发生在美国的“9·11”；面对这样一个悲剧，请不要批评。但是，美国媒体不认为四川地震相当于“9·11”。我们认为，它相当于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就是一个自然灾害。所以，四川地震和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更具有可比性。每当我们提起卡特里娜飓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那是美国媒体和民众反对布什政府的开始。所以对于汶川地震，美国媒体可能更专注地报道那些救灾做得不足的地方。

对于美国来说，即便是关于“9·11”，媒体对政府也有很多的批评。因为媒体认为政府在反恐以及国家安全方面做得非常不好。当然，美国媒体在“9·11”的报道上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没有反对布什总统发动的非常错误的伊拉克战争。

那么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偏见吗？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就像很多人说的，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偏见。确实在美国，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不那么让人开心。但是，几乎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都在抱怨美国媒体对他们的报道持有偏见。我去非洲的时候，非洲的媒体和我抱怨，说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媒体对他们有偏见，只报道不好的事情，比如战争或者疾病。

很多中国人对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非常不开心，也感到很受伤。但是，当美国开始强大并将要达到世界领导地位时，世界各地关于美国的报道也是很可怕的。特别是在欧洲，总是有太多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比如说美国人多么粗俗，多么缺少教育、没有文化等等。现在所有批评中国的问题，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被用来批评美国。比如说，批评美国是物质主义的，美国在污染全世界，美国不尊重人权，美国没有历史感，当然，在历史感这一点上我相信中国是不会受到批评的。我想，中国还是要逐渐习惯这些批评，因为你们将来还要面对更多批评。对于像中国这样不断强大、非常重要的国家，这些批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媒体在报道金融危机时做错了什么？

每一次经济危机或者泡沫破裂之后，人们总是会回头看一看。媒体也担心他们对危机的报道是否做得足够好。从2008 年危机发生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针对媒体的批评和讨论。有些批评认为，媒体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没有察觉并错过了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预警性报道。甚至有人说，媒体在先前的互联网泡沫以及这一次金融危机中，充当了拉拉队的角色，在旁边呐喊助威，但是没有发现存在的问题。

也有一些对媒体的辩护。他们认为，记者通常很依赖于他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来源。首先，记者通常都会被受访者的谈话所影响。比如说，读某一份报纸，你会判断出这个记者受政府中哪个人的哪些观点影响比较大。在美国，有些记者能够采访美国财长盖特纳，有些人更容易接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或者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这些记者的报道会很容易受到这些采访对象的影响。

同时，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华尔街采取了放任态度。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很少审查上市公司，媒体也就很难拿到真实的材料。同时，因为《华尔街日报》被默多克和罗伯特—汤姆森所掌控，在过去更多地集中对日常新闻的报道，而不是投入资源和时间在调查性报道上，这也使记者们错过了在危机之前报道的机会。我认为《纽约时报》做得好一些，他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名为“回顾教训”（the Reckoning）的系列报道，由Peter Goodman 等人撰文，探究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危机发生的时候，媒体记者总是面临很多压力。我在越南做记者的时候，恰逢上世纪90 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越南政府甚至宣布，媒体对银行进行报道是非法的。可以想像，在目前的情况下，记者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教授一直对政府和经济现状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在危机爆发的时候，所有的数据和资料都在那里，媒体应该却没有报道事实。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因为现在很多记者对新闻报道感到担心甚至害怕，于是他们开始自我审查。比如说，最近《金融时报》发表很多头条新闻。他们说经济情况开始出现乐观的迹象，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好消息。也许有些地区经济还在增长，但以一个非常缓慢的速度爬坡。上周末，我就问一位在《金融时报》工作的朋友，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头条新闻出来。他回答说，这是第一次，《金融时报》的记者接到民众发来的很多电子邮件，攻击这些记者说，你们在危机之前是那些金融衍生品的拉拉队，吹大了金融泡沫，但是现在你们又开始唱衰经济，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很多记者担心他们的报道使美国的经济进一步恶化。当然，我每次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很多中国记者也会坦率地告诉我，如果他们的报道有可能伤害经济的发展，他们通常会选择不报道。我听他们说过很多次不会对可能造成很坏结果的事件进行报道。

对于很多财经媒体记者来说，金融危机的爆发确实非常让人沮丧，因为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报道或者做得不够好。将来，媒体也许会更多地与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合作，更主动地参与到报道中。

传统媒体还有生命力吗？

美国很多媒体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很大的冲击，特别是传统的平面媒体。总体来说，记者目前的状况是很令人沮丧或者担心的。我有很多当记者的朋友失去了工作。他们中很多人都年过半百，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当记者。美国的情况和中国、印度还不太一样，中国的记者可能会说，这年头找个工作不大容易，而美国的状况则是，媒体不太知道该走向何方，或者说不知道记者的未来将是什么。《纽约时报》现在的情况倒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有深度的、有趣的报道，很多人阅读这份报纸并谈论其中的内容。

谈到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我的看法是，年轻一代喜欢互联网，觉得能在网上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他们不知道好的报道是从哪里来的。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非常时尚，不过我仍然相信传统媒体还是承载了很多新媒体无法承担的责任和任务。比如说，那些比较长的深度报道。人们都不愿意在网络上阅读很长的报道。我也不知道，哪一个网络愿意付很多钱给那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调查性报道。同时，很多网上的新闻都需要辨别真伪。以前是由传统媒体的编辑和记者承担这项工作，但是很多互联网上的新闻，辨别真伪的工作已经由记者转交给了读者，读者只能自己判断信息的真假。所以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是需要传统媒体。

美国媒体特别喜爱奥巴马总统吗？

有人说在美国，人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美国媒体对奥巴马总统及其政府的喜爱，特别是和对前总统布什的态度相比较之后。我和报道华盛顿的媒体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并不太清楚答案，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认为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搞清楚报道的渠道问题。在奥巴马总统刚刚上任的时候，记者还没有很多渠道进行采访，他们大都会比较有礼貌，媒体的报道也会比较偏向于奥巴马总统。但是，当记者们有了更多的采访途径，他们的报道还会偏向这届政府以及总统吗？我觉得如果时间长了，随着人们对这届政府的不满增多，报道的态度可能就会改变。比如，对布什总统离任前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就很让人震惊。很多记者拿布什总统的发言开玩笑，说布什总统总是不能把一句话表达得很完整。布什总统从8 年前上任当总统开始一直这样讲话，但媒体在起初的几年从来没有这样报道过。

中国媒体应该怎样？

我经常在世界各地对财经记者进行培训。我认为一个好记者，要公正、客观、准确地报道事实。当然，现在做一个好的财经记者非常不容易，因为现在各种情况非常复杂。做一个记者，意味着很多时候是很多领域的专家。如果做财经报道，你最好在商学院学过经济学，并尽可能多地了解不同国家的背景。

我不懂中文，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希望中国媒体可以克服美国媒体的缺陷。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媒体还是应该由信用驱动，而不是被政府或者市场所左右。我想，吸引更多的读者和具有更多深入、严肃的报道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媒体在公共关系方面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在越南做记者的时候，我知道越南政府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恰当地解释他们所作的努力。如果一个国家，享有信息是一种特权的话，很多事情都成了秘密，就会把事情搞糟。所以，提高透明度是解决一个国家公共关系的很好的策略，媒体正是实施这一策略的最好的手段。

中国是一个逐渐强大、非常重要的国家，中国的媒体应该逐渐在国际上增强影响力，所以中国政府加大媒体投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通过媒体提升国家形象，更重要的是加强在内容方面的报道，而不是仅仅多建几个记者站。

采访后记：

Anya Schiffrin 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教授，我当时选修了她的“财经报道”课程。那个课程除了关于宏观经济、贸易、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外汇、股票基金等有关财经报道的系统讲座，还有很多写作练习。那是我在哥大上学收获最大的一门课程，原因之一也是因为非常喜欢Anya Schiffrin 教授。

2008 年初，那时次贷危机开始波及全美，金融危机逐步展开。Anya 请来她在Bloomberg 、Goldman Sachs 等金融机构的朋友来给我们作讲座。当时的美国，银行忽然倒闭，危机四起，我们脑子里面真是太多的“为什么”。对于学习经济的学生来说，那是很困惑的阶段，也是快速学习的机会。

Anya 曾经作为路透社、道琼斯等新闻社的驻外记者在欧洲和亚洲各国工作多年，她也是记者培训项目的主管以及journalismtraining.net 的创始人。Anya 花很多时间为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培训记者。在越南的工作经历使她对中国独特的报道环境也有很深刻的认识。怎样突破限制，最大限度地报道事实，是我们经常探讨的问题。从Anya 那里学到的，更多的还是美国媒体记者的工作方法和态度。

事实是，美国媒体对于未能成功报道金融危机的反省还是很深刻的，经济媒体在金融危机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为没能成功地预测危机并警告公众，还有就是广告收入蒸发，互联网夺走读者。正如美国著名的媒体人Joe Stewart 所说：“美国有三个24 小时的金融网络，他们的口号都是‘我们知道华尔街正在上演什么’，但是当金融危机来临，他们就变成了‘我们不知道华尔街发生了什么’。”关于美国财经媒体在金融危机中的所扮演角色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媒体在民主社会中应扮演何种角色。Anya 带领一批顶尖经济学家和媒体代表，对为什么没能更早地察觉危机以及随后的报道是否充分进行了反省，她的新书《坏消息：美国的财经报道如何忽视了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报道？》（Bad News: How America’s Business Press Missed the Story of the Century）对此有充分的阐述。这些讨论对于中国媒体来说还是那么陌生和遥远，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媒体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不能大度地接受批评。在国内，政府无法接受媒体和民众以及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的监督和批评；在国际上，更是不断声讨来自不同国家的批评的声音。

生活中如果有人批评我们，而且真的是批到我们的弱点或者痛处，我们就会跳脚，就会愤怒。其实，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面对批评的态度，那关系到你是否足够自信，是否有勇气改正错误，是否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论语·学而》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今天的我们好像很难有这样的胸襟。那么是不是在我们心态更加平和的时候，在我们足够强大、做得足够好的时候，才可以从容面对这些批评呢？问题是，如果拒绝听取批评的声音，又如何能够做得好，如何能够不断改进，如何能够强大呢。

这好像是军规22条。然而正如Anya所说，中国正在逐渐强大，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的声音，要习惯，要接受，要自省，要改正。然后，才能更快地赢得世界的尊重。

P33-40

柔软的力量

蔡崇达

《智族GQ》报道总监

话还没有出口，她总是先笑。然而，用的字句，却是一颗接一颗，理性而扎实；说的逻辑，一条接一条，细密而厚重。从认识字宏开始，我就一直好奇她身上这种独特的性格组合，这种温和、柔软，却又扎扎实实的力量感。

认识字宏，是因为2009年和她一起参与中央电视台“岩松看美国”系列节目的拍摄。在采访中，她表现出超出我想像之外的意志力和韧劲。这让我格外好奇，这让我看到她温柔的外表后面坚韧而心怀广远的内核。

说起来，宇宏这一系列的访谈，我算是其中的一个推动者。我知道，她的柔软能够让她很好地和所有人交往，她的力量让她有能力逼问任何一个有厚度的人。而她又身处纽约、华盛顿的学术和智库圈，与众多智慧的头脑相处。我于是发出邀请，请她帮忙一个个突破采访这些有分量的人物，刊登在我当时任主编的《周末画报》新闻版。

新闻的热血显然还在她的血脉里，这个建议似乎一下子点燃了她，从来不需要我催，满满当当的，系列采访一个个开始了。

人选是她找的，选题思路是她定的……从她的选题中，我看到她对世界、对国家、对制度富有情感的关怀。而这些关怀，又化作一个个有力量的问题——她对世界对这国度确实有着那么多丰富、细腻、温柔的情感，而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理性、深入、系统而坚定的追问。这就是宇宏的方式。

我到《GQ》中文版担任报道总监之后，一有美国的选题，想到的第一个人也是宇宏。她的突破力、理解力、思辨力，使她成为我最可依靠的人。

现在这些追问终于集结成书。翻看这些文章，往事历历。清晰记得宇宏几年来，围绕着这个转型期的祖国的种种问题，奔走在纽约、华盛顿等地，和不同的学者和官员一次次的对话、碰撞和探讨。直到看到这本书最后的整体，我才恍然发觉，宇宏其实已经就这个国家本身的复杂以及必须面对的更为复杂的转型，做了全面、深入的思考和剖析，从心态、价值观、教育、中美关系、现在和未来的协调等，尝试给出有质量的判断。

通过对话碰撞出来的种种火花，让我在重读这些文章时，兴奋又富有启发。而字宏作为采访者游弋在其中的种种温柔的情感，让我再次感动于她那柔软、美好的力量。

真心希望宇宏的这种追问能继续下去，能传播开去，让更多的人和她一起，碰撞出对这个国家温暖而富有建设性的思考。

2011年8月于北京

活在当下的中国

我其实也读不懂中国。虽然真的很想。

1.

2008年6月，我开始在联合国的一家机构工作半年。我现在仍然会常常记起那段日子，早上步行去曼哈顿东部44街的联合国大厦上班，从清晨的路边摊买早点，到与办公室一街之隔的联合国总部开会，这一切对我都新鲜而好奇。只是，要忽略办公室那位不太友好的藏族姑娘。

全家迁居到尼泊尔、家境富裕的T小姐从小在印度的寄宿学校受教育，后来又到美国上大学。她比我晚来这个机构工作，顶替刚刚离开的秘书。T小姐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冷淡，对我没有笑容也没有什么交流。我也没有特别在意，纽约的那个夏天已经在曼哈顿绚丽展开，开心的事隋不少。

到了8月，关键词就只剩下一个，北京奥运。

NBC为了在黄金时间播出，纽约人要苦等到美国东部时间的8日晚上才得以看到那场盛大的奥运开幕式。集全中国的财力人力物力打造的盛宴，自然是无以伦比，绚烂至极。作为一个中国人，那还是让人很兴奋和骄傲的时刻。

而奥运开幕式给我带来的惊喜，还不只如此。

奥运会开幕的第二天，刚刚上班，T小姐就急切地走到我的座位，让我万分惊讶地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开幕式那些华彩段落，告诉我她有多么喜欢这个开幕式，并说她已经直接把开幕式的录像刻成了光盘送给她的朋友。第一次，我们聊得那么开心。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让我们两个曾经咫尺天涯的人在地球的另一端共同为中国喝彩、欢呼，那一天成为我们友谊的开端。我开心多了一个朋友的同时，更开心少了一个“不友好”的同事。

2003年到2010年，在美国的六年，我目睹了中国在美国媒体报道中的变化。开始的时候，好不容易看到一条和中国有关的新闻，我会感到好奇和兴奋；六年后我离开时，《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对中国问题长篇累牍的文章，让我有种错觉——它们仿佛中国的地方报纸。虽然报道的内容多为消极，也时而积极，但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质的飞跃。亲眼看到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一天天变得举足轻重，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2.

中国近30年的进步在我采访的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那里都得到了正面的回应。在林肯中心看法国导演拍摄的纪录片《和经济学家斯蒂格历茨走世界》，在纪录片中，斯蒂格历茨教授行走于他的家乡，位于印第安纳州因为钢铁工业而闻名和衰败的城市Gary，以及拉美的厄瓜多尔、非洲的博茨瓦纳来探求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改变，他一直凝重的神色在到达北京后变得明朗和欢快。

中国，被认为是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国家之一。2010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国人身上。2010年，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我巧遇三位华人男性。他们见到我像见到亲人一样围过来，原来他们去华盛顿的飞机因为暴雪被取消，正在一筹莫展。一阵寒暄之后，知道他们是从中国来美国旅游的商人，来自“人均GDP超过香港的内蒙古鄂尔多斯”。他们兴奋地告诉我一个新名词，就是“羊煤土气”（扬眉吐气），那代表着羊绒、煤炭、稀土和天然气，也是使鄂尔多斯走上富裕的法宝。其中一个人在骄傲地介绍了他们的家乡后，忽然沮丧地说，“真不明白，美国哪儿好啊。如果我们知道纽约这么破烂，才不会交押金、费那么大劲儿签证来美国旅游。地铁破旧，楼也旧。我们那儿，都是新楼！”

中国，好像真的富裕了。

3.

2010年，我从美国搬到了香港。直到2011年春天，我才在朋友“落伍”的嘲讽声中踏上了新浪微博之旅，并很快不可救药地成了“微博控”。正如耶鲁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Nayan chanda先生所说，全球化使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加清晰可见。而微博，也使那些我们以前无法在第一时间看到的中国的问题快速地大量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开始关注和跟踪一个个事件，疑问、同情，然后愤怒、焦虑。

2011年7月23日那天开始，我第一次认真地怀疑自己是否患上了抑郁症。哪怕在上班路上，在人潮拥挤的地铁上，我埋头在微博上看有关温州动车追尾的报道，抬起头，就会面对很多双陌生的眼睛，忽然开始痛哭失声。很多的不眠之夜，我们争论事故的原因，还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疲劳，伤心，还有非常非常的失望。如果我可以选择，我愿意生活在新闻联播里、《人民日报》里，而不是新浪微博中。可是，我没有选择。我只能焦虑下去，因为不管我们在哪里生活，那个无论是明亮还是暗淡的地方，都是我们的祖国。

4.

我很喜欢和父亲探讨一些社会问题。他愿意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经常说的话是，我们建国才多久啊？能跟人家几百年的比吗？我们现在的生活和30年前相比，好得不知道怎样。要慢慢来，要给我们时间一点点进步。

这话也在理。只是，还要多少时间呢？

美国作家Susan Sontag说，中国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既生活在过去，又生活在未来之中。

我其实想说，中国人也要生活在当下，我们也不要那么与众不同。

5.

很幸运的，我是一个记者。或者说，曾经做过记者。我愿意一辈子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记者，这是最让我骄傲的身份。

对一个让我们国人也很困惑的国家，我选择相信旁观者清。采访美国学者，是希望通过和这20位知名学者的谈话，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清楚一些、更清楚一些的认识。虽然我电从不认为他们就一定能够读瞳中国。

这本采访集首先要感谢20位知名学者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感谢他们的信任。虽然我努力准备，希望可以和他们真正地对话，但由于自己能力有限，还是留下很多的不足，或者没能更好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感到十分遗憾。

我要感谢好朋友，《智族GQ》的报道总监蔡崇达交给我的一个个采访任务，没有他提供的这些机会，也就不会有这些采访。感谢尚未谋面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王溪的通力合作，我们每天在MSN上的交流让这本书一点点走向成熟。感谢美编刘葶葶对封面设计不厌其烦的修改。感谢同事白岩松和清华大学薛澜教授对本书的认同。感谢美国Gary＆Alyson Cohen一家，李绒真、宋常青夫妇，孙瑞林伯伯伴随我们在美国度过的美好时光。感谢刘庆宏、曾晓东和吕春梅以及所有好朋友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父母和兄弟姐妹对我不知疲倦的催促和鼓励。感谢我先生自始至终的指导、鞭策和建议，感谢他这些年带给我的成长。

祝福中国！

李字宏

2011年10月1日于香港

作为前行变革中的中国，读懂自己并不容易，有时更需要聆听别人的声音，哪怕这声音中有很多并不是你所熟悉或期待的。我曾经的同事李宇宏用推开一扇扇大的家门与心门的方式告诉我：她现在依然是我们的同事。

——白岩松

这是一本让所有关心中国的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通过与国际顶尖睿智学者的对话，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社会变革中看到了大国兴衰的曲折艰辛，更看到了世界对中国发展的期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