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莱布雷希特所著的《名字之歌》讲述二战时的伦敦，两个少年马丁和道维多尔成为生死之交。道维多尔是个从华沙流亡过来的小提琴手，寄居在马丁家。揭示两个主人公走过的人生路，以及他们的经历所折射的时代变幻、人世苍凉，是一曲一唱三叹的人性之歌。

诺曼·莱布雷希特所著的《名字之歌》的开始是二战时的伦敦，两个少年马丁和道维多尔成为生死之交。道维多尔是个从华沙流亡过来的小提琴手，寄居在马丁家。《名字之歌》中他们一起在被炸得七零八落的伦敦城里漫步，探险，发现悲剧和喜剧，性和罪恶。那段经历构成了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美好时光。然而，就在道维多尔的小提琴独奏会的首演当晚，他却神秘地失踪了，这件事成了马丁几十年的心结。小说就通过几十年后马丁寻找道维多尔的故事，将过去与现在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揭示两个主人公走过的人生路，以及他们的经历所折射的时代变幻、人世苍凉，是一曲一唱三叹的人性之歌。

1 休息时间

2 关乎时间

3 没时间了

4 时间匪徒

5 我们的小日子

6 时又复时

7 还活着

8 坦白时分

9 报仇时分

10 行动时分

11 时间到了

12 尽在我掌握

译后记

1 休息时间

身穿双排扣外套，在周一早晨人城的人潮中逆行，让我觉得特别不合时宜。所有的上班族都在往城里涌，我却自讨苦吃地非要往外去。此外，我似乎是这短兵相接的前线阵地上唯一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时代变了，斜纹棉布衫也能穿着去工作了。

或者说是他们所谓的工作。坐在闪烁的屏幕前搜索收集数据，何来的追逐渴求之喜、一击必杀之悦、征服占领之吻？数字化了的所谓的工作中，没有浪漫情怀，没有殊死搏斗。它是虚拟的追求，没有真正的善恶。我的工作却是和人打交道的，所以说差不多过时了。

别来盘问我此行的目的。战争期间，铁路的招贴板上总写着烦人的问题：“您真的有必要旅行吗？”没，还没到让审计员相信的程度——看到微乎其微的那点回报，他们会狠狠地削减我的经费开销。也没法让茉特尔满意，她会疑惑地抬起眉毛，记下我欠她一笔感情债。说实话，我要去的地方既没有一桶金子，也没有足够的利润来引起周日卖鞋人的兴趣——当然，我对会计可不会这么说（“我得了解消费趋势”），也不会把实话告诉茉特尔（“手头紧张的时候，去会会老面孔很重要。”）关键在于，我知道自己的目的，对自己不用找借口。有了逃避，或者说幻想逃避，我才能活着，我的公司才能勉强不负债。

生存的本能驱使我穿过尤斯顿的人潮，来到903城际快车上预留的一等座。我的心跳得不是一般的快，我荒唐地期待冒险。说荒唐，是因为之前的旅行经历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对冒险的任何期待还没萌发出来就胎死腹中了，因为我天生保守拘谨，又是个完美主义者——在我不会太遥远的葬礼上，这些品质肯定会被提及，不光如此，敬爱的逝者还是一名音乐专家，有犀利的幽默感和低调的慈善心。

无论怎么说，“冒险”这个词都和我的天性格格不入，我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冒险。动脉脂肪沉积和对导管手术的恐惧对我的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健身俱乐部的游泳池，我只能游三个来回；电动脚踏车，我只能骑半英里；要竭力避免兴奋状态；夫妻生活罕有，有也得像豪猪一样谨慎。“照顾好你自己”是和茉特尔分别时她说的话，为了她，我会努力。虽然婚姻的激情不复存在，这一点我至少还是做得到的。

不过，就连这颗鼓噪作响、还没搭桥的衰老心脏，也会因为幻想离别而澎湃起来。登上火车，在无谓的期待中，我的脉搏加速了百分之十。我气喘吁吁地朝前望去，似曾相识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踏实。就好像在周六晚上看电视里的足球赛集锦，可你其实已经在电台里知道了比赛结果。你也许能从这个节目中看到表现和技巧层面的闪光点，可但凡提前知道了确切的结果，紧张感就会荡然无存。

坐在舒适豪华、装饰派风格的扶椅里看过时的球赛，我能受的刺激不能超过这个限度——对于我这个被培养出来干大事的人而言，还真是又悲哀又失落的境遇。从幕后推手变成了观众，从大舞台的侧翼到了高扶手的观众椅，真是悲哀。不过，也不是全无好处。退居二线后，我在做小生意的圈子里被戴上了“永远的智者”的光环。

一生的小心谨慎终有回报。我的别墅带室内温水泳池；我在缺德的索价过高的瑞士度假酒店享受冬夏；我的养老金安排结构合理，足够我舒舒服服地过上三辈子。先知以赛亚说：“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我们把它当作宗族的励志名言。世上还有比钞票轻轻的沙沙声更让人心安气定的东西吗？

在“扶轮社”和“圣约之子会”，你看不出我和其他会员有什么区别。我喜欢的就是这点；据我所知，其他的弟兄们既没有资质过人的，也没有先天不足的。忘了我说过这种话吧，因为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被问及过得如何时，我的父亲会说：“没啥抱怨。”我也一样。普通日子是我的极乐世界。唯有心中，内心深处，在无可弥补的失落的心结之处，我才感到需要作一次“不必要的”旅行，免得我想得越多就越钻牛角尖，也免得我遗传来的动脉硬化日趋严重。

如果说铁路大多数情况下的服务对象是我这样的人——永远失魂落魄、魂不附体的家伙们，我可不会觉得惊讶。我能看到发展部的主任在董事会议上一拍脑袋就想出来个主意。“我们为什么不增开周一早上去荒郊野岭的班次呢？”他轻松地提议。“肯定有数不清死沉的废品、烟头和不知在等什么、急着想离开的人。”

在靠窗的位子坐定，我取出两片药，一片是知名品牌的镇静剂，一片是温和的缓释剂，然后闭上眼做十分钟的“瑜伽式冥想”。我在哈利街的健康顾问（是心脏病专家，不是做自然疗法的那个）建议我每天锻炼，避免情绪激动。我向来对自己负责，所以我谨慎饮食，还随身携带肾脏捐献的卡片。如果我瞧见窈窕佳人或警察捉贼，我就把头扭开。在米其林星级餐馆里，我只点清蒸鱼。我朋友众多，但近些日子没有情人；我说不清有哪些爱好，但并不热衷于驾车。

我的生活伴侣茉特尔有她自己的生活。她骨架大、胃口好，并不热心公益，却能代表市里打桥牌。桥牌是她三十多岁时学会的，是生完孩子以后的事了。在这项娱乐中，她的超强记忆和过人天资有了舞台。茉特尔能记得我们参加过的吃炸鸡排的所有婚宴的座位安排、女王加冕礼的仪式顺序、元素周期表的通用符号，还能记得让英格兰队首次在主场失利（3：6）的匈牙利队的全体阵容——就是前面提到的女王加冕礼的那年，也是我们结婚的那年。我不止一次地力劝，让她用惊人的记忆力做点更有价值的事，而不是对着一叠纸牌。不过，茉特尔不大受得了为忍饥挨饿之人和无家可归之人提供免费午餐的女士。

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家，是私立教育和美满婚姻的成功典范。一个是伦敦肯辛顿的产科医生，老婆年轻貌美；另一个是诽谤罪律师，老婆贤良淑德。吃饭时，我宁可听律师低级趣味的闲言碎语，也不想听堕胎医生的伪善之辞。周五晚上，我们围桌吃饭，被要命的多元饱和脂肪撑得呻吟不止，假装家庭和睦，其乐融融。我老婆不费心思、味同毒药的饭菜，我没扒几口就消化不良，先行撤退。端一杯甘菊茶，拿一份《旁观者》，上床——这是伴随我一辈子的习惯。咖啡是在大厅里喝。他们狐疑地接受我的道歉。我怀疑家里的某些人会觉得我根本没病，而是得了慢性疑病症。

在这样的列车上，想要像样地发发呆实在太难了——它随着乱七八糟的信号灯一会儿启动，一会儿晃荡，然后像一匹脱缰的马在远郊狂奔不已。好不容易速度调整到了有规律的晃荡，劈啪嘈杂、听不清说什么的广播开始报餐车的位置，还有乘务长请速至一等车厢，谢谢。P1-4

写第一部小说时，我已年过半百。人人都说这把年纪是老了点。当这本书获得大名鼎鼎的“惠特布莱德新作奖”（现在叫“柯斯塔文学新作奖”），他们又这么说，还是在报刊新闻里。有些评论尖刻得很。年轻可爱的《卫报》记者对我嗤之以鼻，“皱皱巴巴的老记者，毛衣不成样子，胡子毫无卖点。”

我不爽了？一点都没。创作发表原创故事给全世界看，这种幸福感远超学院派不足挂齿的嫉恨。我为我的年纪自豪。我年老，是因为我蓄势待发。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创作小说，但我一直明白时机未到。写下十二部非小说后，我才觉得是时候看看我的想象是否值得与大众分享了。一旦开始，我就停不下来了。

有次我住在利物浦，旅馆不舒服，我夜不能寐，《名字之歌》就在那晚闪过我的脑际。那夜正逢科威特战争结束，我第二天要从曼彻斯特飞往洛杉矶——我这辈子从没飞那么远过。世道要变，却又有如时光回溯。

回溯到多远呢？回溯到以往的时代，我的时代之前的时代，我最了解的时代。故事就这么来了。

我生于1948年7月，二战的喧嚣已过。母亲在1950年突然离世，三个姐姐将我拉扯成人。她们经历了二战、伦敦被炸，体味了与身处法国纳粹占领区的家人断了音信的那种极度担忧。纵然是个惶恐失落、物资匮乏的时代，儿时的我却明白，死亡的近在咫尺、每个活着的日与夜的真切，都是我再渴望也体会不了的。我来晚了，都错过了。

我觉得受了冷落，这个故事便源于我的执念：两个少年生活在二战时的伦敦，一个是音乐天才，一个是策划好手。轰炸前后的伦敦街道，我想象得出，因为那是往昔的世界，充斥我想象的世界。

两个少年关系亲密，手足情深。我在孤独中长大，大人忙活上班和结婚这类重要事情的时候，我只能自己找乐子。我会站在园子里的椅子上，自导自演。扮演别人，扮演许多其他角色，比扮演儿时苦闷的自己更有趣味。虚构比熟悉的现实更让我愉快。

投身小说创作的风险在于，我或会失去安身之所，无处可藏。但结果并无风险。小说中的人物有不同于我的他们自己的性格，我创造了他们，却无法控制他们的互动。这部小说是一列失控的火车，有它自己的意志和动力。一旦放开刹车，作为驾驶员的作者只能手足无措地冲下山坡：除了紧抓方向盘，尽量避开障碍物和幼童，什么也做不了。

这是种兴奋莫名的感觉，从那之后我便停不下笔。偶然在十年后再次翻开《名字之歌》，我竟有种不知作者为何人的错觉。岁月荏苒，快得叫人害怕。这部小说捉住了时光中的一瞬，它定了格，永远闪着光。

诺曼·莱布雷希特

想寻找内心的平静是不可能了，2月银装素裹的风景也没能叫我分心。我的注意力转到了几乎不需要我操心的生意上。我的父亲在1919年创建了一家公司，旨在“促进普通人对音乐的欣赏”。它便是我一直在经营的这个公司的前身。它如日中天时，西蒙兹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家家户户的客厅里，除了韦奇伍德牌的茶具、霍恩比公司的玩具和罗伯逊牌果酱瓶里的盆栽蜘蛛抱蛋，也少不了西蒙兹的产品。西蒙兹（交响乐谱和音乐会）有限公司制作管弦乐名曲的钢琴改编版，包装上高贵的紫色封面，统一售价六便士。我们也出版表现著名作曲家日常生活的书籍、民歌专辑，以及在世的、没名气的作曲家谱的讨人

诺曼·莱布雷希特绝对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年纪轻轻就当上高级制片人，觉得这工作“不够刺激”竟就摇身变为拥趸众多的乐评人：学院派满嘴阳春白雪范儿的技术术语，他偏要辟出一条下里巴人味儿的野路子，十年如一日，一门心思深挖着音乐大师背后的商业运作、艺术与金钱的权力关系，孜孜不倦发掘着音乐才子不为人知的八卦轶事、绯色新闻。无论是李斯特费尽心思的自我包装和推销，还是卡拉扬垄断音乐制作和门票价格的野心，不管是亨德尔暴怒之下甩了假发露了秃顶，还是阿图尔·鲁宾斯坦和安娜贝尔·怀特斯通相差六十岁的忘年“地下情”，通通都是莱大嘴的猎物，荤素不忌。

老莱伶牙俐齿，眼光犀利，文风老辣，不按常理出牌，严格说来虽是音乐界的圈外人，却一开口就有指点江山的气势。喜欢他的人，说他的文字另辟蹊径，把高高在上的古典音乐谱成了大众文学；膜拜他的人，说他的批评针砭时弊，把无人知晓的行业黑幕曝得妇孺皆知；当然，恨他的人巴不得马上送他去蹲牢房。《当音乐停止时》（在美国出版时书名被改成了火辣辣的《谁杀了古典音乐》）、《大师神话》和《大师、杰作与疯狂》是莱大嘴对古典音乐产业的“揭短爆料三部曲”，急功近利的音乐名流、唯利是图的唱片公司、僵化腐败的传统体制都被列为揭露对象，一时间他争议不断，树敌无数，还因为最后这本惹了官司上身。尽管老莱把这类作品都纳人“非小说”的行列，声称写的全是facts（事实），还凿凿地表示“所有听来的小道消息都会去查证，起码得有三种不同来源同时证明的消息才算可靠”，但从原告海曼先生的“15条驳斥”和出版商企鹅又是赔款又是道歉又是撤书的结局看，老莱的“非小说”中估计也没少掺道听途说、艺术夸张和二度创作。老莱骄傲而无畏地走在自己的野路子上，因揭露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幕后交易而被封杀也罢，因“有违客观报道”而被《纽约时报》频频攻击也好，他只把对手的抓狂视为对自己的肯定。

老莱不服老，与时俱进地开微博，挂推特，写脸书，上电视，精力充沛地满世界跑，年逾五旬还精神抖擞地写下了处女小说《名字之歌》，圆了当小说家的夙愿。诗人是早慧的，小说家是晚成的——这后半句用在老莱身上再贴切不过，而他也从未让我们失望过：这部小说中，他竟一改煽动性的凌厉风格，走起了温隋路线。文字阴冷中露着温暖，像伦敦的天气，怀旧中透着伤感，如伦敦的街道。流淌在彼时彼此之间尚是朋友的轻松自然，以及心中又爱又恨、非爱非恨的暧昧情愫，像是为记忆中两人相处的画面蒙上了一层仿古色调的光晕，就连承载这些记忆的场所、背景和时代，竟也跟着温柔而美好起来。怀旧的旋律一流淌，又有谁的心不柔软？

我一度不喜文论和作者生平、精神分析云云搅和在一起，感觉好比评论鸡蛋的口感，非要铆劲儿钻研生蛋母鸡的家世背景和精神状态，生蛋时的情绪是否稳定、阵痛是否强烈。不过看到这套东西用在老莱的小说上偏偏就没有违和感，想来或是因为他的书里和书外、小说和非小说、虚构和现实打一开始就已经是舀不开的一锅粥。莫特在后院的椅子上自导自演的寂寞童年，两个犹太少年在英伦半岛的成长点滴，戴维多为寻找犹太身份的认同消失和漂泊N年，犹太人内心强韧却又有着触碰不得的脆弱，分明是一张张记录下老莱生平经历的书页；小提琴演奏家背后的推手，经纪公司的手腕，媒体的捕风捉影，分明是一面面映照出老莱生活阅历的镜子。

明星运作和小说创作看似书里书外八竿子打不着，在老莱这儿却是一脉相通：拥有迷人关键词的角色设定是成功的第一步。经过设定的音乐家个个都有炙热的艺术热情、潇洒的举止言谈，此时只要再凸显一两个迷人的关键词，马上就有画龙点睛之效，在媒体的助推下光芒万丈：莫扎特的关键词是“神童”，托斯卡尼尼是“过目不忘”，门德尔松是“描绘性浪漫主义”。仿佛缺了关键词的，就不能称为音乐大师——这个结论很怪异，但不失趣味。关键词以外的广袤空白留给了“秘闻”、“轶事”，越普通、琐碎、无聊就越能满足民众强烈的八卦心，想想看，高台上尽善尽美的神明，一回头竟是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大叔，小失望之余又高兴地觉得和大师间的距离似乎拉近了那么一点点，不忘满足地评上一句：啧啧，也是个普通人嘛！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也曾坦言：“我意识到这个或那个人物的编码是由若干个关键词组成的。”和明星运作的原理一样，关键词定义了小说中每个人物的生存状态，衍生出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最后支撑起整部小说的脊梁。老莱虽初写小说，却深谙其道：戴维多被设定为“理性的音乐天才”，莫特是“感性的策划好手”，关键词越响亮，人物就越鲜明，演绎出的人生变故和性格落差就越震撼人心，读者就越想看清关键词之外留白的迷雾。然而，当我们好奇地、一层层地扒开这个迷雾般的洋葱，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心：戴维多的离去无关大阴谋，只是小脆弱，莫特不再追究或也并非真心释怀，只是老了不折腾了，总之，关键词之外的他们普通得离谱，故事结束了。我们中了老莱的招，璀璨迷人的关键词之外，不过是普通得让你不想正视的真实。

有意思的是小说结尾，老莱本人竟穿越到书中，扮演着和生活中一模一样的记者角色（还自嘲地说自己“因言辞犀利地曝光音乐界的丑闻而臭名昭著”）。老莱一头栽入叙事者的圈套，表示会花数月时间认真调查这个子虚乌有的“瓜达尼尼案件”。这样的结局，看得出其实老莱自己也心知肚明，从别人口中辛苦套出来的“事实”或“真相”，多半只是个“故事”罢了。我讲得诚恳，您听得满意，不就挺好吗？

亦正亦邪，亦真亦伪，既宏大又琐碎，既诚恳又戏谑，对这样的老莱若太较真，你就输了。在他身上，现实和虚构的对立或许本来就是场大大的谬论。

2012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