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到乌兰巴托，就兑现承诺，为旅途中遇见的蝴蝶、巴特巴雅尔和他们苦苦挣扎的家人送去一些物资。虽然之前我们尽全力提供给他们一些额外物资，但是我们知道那不足以让他们维持到明年冬天。于是我们许诺会让朋友用飞机给他们送去其他物资和新生婴儿的衣物。我们告诉楚伦这家人的悲惨境遇，他即刻热心地答应提供帮助。
我们和楚伦的姐姐吉日嘎拉(Jargal)到乌兰巴托的大市场疯狂购物，买了艳丽的女式衬衫、色彩柔和的男式衬衫、冬装蒙古袍、暖和的毛衣、帽子、手套，还有每人一双皮靴。还给婴儿买了冬天穿的小蒙古袍，以及一岁以后穿的袍子、长裤、毛毯和婴儿床垫。
吉日嘎拉带我们到食品商店，为新朋友采购了充足的面粉、糖、盐和茶叶过冬。在肉类市场，我们买了两只宰杀的绵羊准备晒干，还买了四条大羊尾。另外，我们又买了水果、胡萝卜、土豆和鲜凝乳制作的千奶酪。吉日嘎拉的一位医生朋友给了我们药品、维生素、特制婴儿奶粉和其他婴儿食品。
在不断增加的物资中，我们还加入了烹锅、餐具和两把大菜刀。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在地毯货摊上挑了两条深绿色地毯，这可以放在蒙古包的地板上抵御冬季严寒。最后加上四套辔头和马鞍，物资采购便大功告成。
第二天，我们将物资装上飞机，看着楚伦和吉日嘎拉飞向沙漠。我们没有跟着一起去，因为我们知道这家人会觉得接受同胞的礼物比外国人的更容易一些，再加上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赠送过了。
楚伦和吉日嘎拉毫不费劲就找到了这家人，还和他们一起待了三天。楚伦也联系了北部戈壁的亲戚，他们邀请这家人去他们低山附近的庇护所过冬。那里有许多冬季草料，而且还能躲避强劲的西伯利亚寒流，人和动物在那里更容易存活。这家人表达了感激与祝福，说他们会在第一场降雪之前去北方见楚伦的亲戚。
我们推迟了回国的航班，一直等待楚伦回来告知他和这个沙漠家庭相处的详情，之后我们会起程回家。当我们得知这些特殊的沙漠朋友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汤姆和杰瑞也超越了骆驼的狂野梦想得到了关怀与照顾，我们这才放心地离开了。
回到家后，我参加了车祸伤病的长期康复治疗。身体完全康复后，我和比尔继续参加世界边远地区的探险活动，为冒险课堂制作教学项目。
2006年夏天，我们回到蒙古探访了戈壁那一家人，荣幸的是，他们给孩子取名为海伦(Halen)，她已经长成一个六岁大的漂亮姑娘，上了学，还学会几个英语单词。她的家人在北方的新居日子蒸蒸目上，现在他们家的四百多只羊也享受到了充足的水源和丰茂的牧场。
我们还看望了汤姆和杰瑞，收获颇丰，它们立即认出了我们，像在沙漠里一样喜欢让我们摸耳朵。它们在小萨仁的悉心照顾下过上退休生活，显然它俩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至于比尔和我，回到蒙古，拜访了朋友，徜徉在我们热爱的蒙古文化之中，并且重新回忆起我们穿越戈壁沙漠的旅行。尽管有时徒步旅行会有生命危险，且困难重重，但是只要秉持着坚定的目标、勇往直前的决心和永不言弃的人生理念，就会胜利到达终点。
2001年，农历白蛇年，我们回到蒙古开始探险之旅。
在戈壁沙漠，时间选择很重要。我们想避开冬季的严寒天气和寒冷的西伯利亚季风，但是也知道冬去春来之际是一年中最危险的时节：暖空气与减弱的冬季寒流冲撞，天气会变得极端而危险。融雪之后，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会将融化的雪水变成坚硬如石的冰块，就连动物也不能打破冰块寻找食物。这种现象称为雪灾，常常会冻死这个季节刚出生的动物。而后，随着春天的来临，沙尘暴伴着怒吼的狂风，吹得天地一片昏暗。
我们选择在五月底出发，希望能够避开大部分难以预料的春季天气状况。不过这个时间旅行会让我们遭受最严酷的夏季高温，所以我们计划在八月中旬完成旅行，这样就可以躲过夏季最后几周的高温天气。沿着边境旅行会有遭遇夜间武装走私犯的危险，于是我们计划在白天行路。即便如此，我们希望走私犯会避开边防哨所，这样我们就能在晚上经过那些地区，在减弱的高温中获得片刻轻松。我们从西雅图飞行12小时到达韩国首都酋尔，然后又飞了两小时到乌兰巴托，抵达时已经疲惫不堪，不过得感谢身后繁忙喧嚣的国际机场。我们将三个月的远征装备和食物补给卸载到主要枢纽中心，数量之多，大大超过普通游客两个手提箱的物品，这堆凌乱的物品吸引了人们好奇的目光。我们的助手楚伦第二天才会到达乌兰巴托，于是雇了两个十岁孩子帮忙照看行李，然后去找两辆大出租车把装备从机场运到楚伦的公寓。
两个孩子因物资看守费跟我们讨价还价，最后以看管半小时每人十美元的价格成交。如果回来看到一切完好无损，我们还会给小费。他们刚开始狮子大开口要五百美元，十美元还算能接受。看着一个男孩坐在堆放的物品上，另一个男孩很有男子汉气概地站在一旁，比尔和我便放心离开去找车子了。
我们在外面找到两个司机巴特尔(Baatar)和清(china)，他们满心欢喜地将我们的物品一件件拖出机场。另外几个人也过来帮忙，我怀疑他们多半出于好奇，想知道外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行李。很快，行李都塞进了两辆车里。
比尔和我坐在巴特尔旁边的破旧前座上，将行李袋放在膝盖上，坐着货车呼啸而去，这辆车很久以前消音器就掉了，因此开车时的声音很响。清紧随其后，巴特尔聚精会神地看着前方全速驾驶，我们绕过60厘米深的坑洞，颠簸得够戗。车子偶尔撞到坑洞，我们就会连人带车飞出一米远，然后落到地上。一路的颠簸，让我们的头部经常撞到装有饰垫的车顶棚。有一次我的头撞得劈啪响后，便胆怯地建议开慢点，但巴特尔是个狂人，疾速行驶是他运输工作的一部分。半小时后，车子尖叫着停在了我们的目的地。
大厦保安员是个女人，长年累月的艰苦工作使她的身体变得佝偻，她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们。我们打开包裹，又摇晃了一两件行李之后，她终于允许我们通过。巴特尔和清帮我们把行李搬上狭窄阴暗而又一尘不染的水泥楼梯，放进了楚伦的公寓。
对司机来说，我们那简洁的单炉头火炉最是有趣。他们怀疑我们能不能用炉子做好一顿饭。巴特尔听说我们徒步穿越沙漠的计划，立即说要提供马匹给我们骑，那些马是他堂兄的，他堂兄生活在离城市不远的绿色草原。两个司机都认为我们的计划很疯狂，骑马也比步行安全。他们都是地道的蒙古人，还不会走路时就会骑马了，我们理解他们的心意，但仍然坚持我们的徒步计划。他们指出前往“城里最佳市场”的方向，然后写下名字和电话号码，需要帮助时可以打给他们。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寻路走过几条坑坑洼洼的街道，街上到处是盖子丢失的下水道检修孔。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到市场，临时棚户和摆满生活必需品的小摊之间的通道上早已经挤满了购物者。飞满苍蝇的肉挂在柱头椽子上出售。其他货摊上高高堆放着一袋袋面粉、糖和盐。蒙古人喜爱亮丽的色彩，大声叫卖的商贩热情地把红橙相间的毛织物往我们手里塞，而一旁的商户则不停向我们兜售土豆和胡萝卜。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们步履维艰，完全看不见脚下，结果踩进了泥泞通道上的一个个坑里。我们并肩而行，从一个货摊走到另一个货摊，我们异于当地人的长相吸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不一会儿，我们的购物袋里装满了水果、蔬菜，还有一块60厘米长的加工肉。
一小时后。我们走到相对安静的街道，不料被两个喝着伏特加的醉鬼搭讪，他们摇摇晃晃在市场外闲逛。一个人凑近比尔，拦住他伸手要钱。另一个人穿着沾满油脂的牛仔裤，蓝色衬衫，戴着橙色棒球帽，跌跌撞撞朝我们走来，他举着半瓶酒让我们喝一杯。我们马上招呼一辆经过的出租车，把购物袋扔上车逃回公寓。此时，戈壁的孤寂似乎比以往更具吸引力。
当天余下的时间，我们把物资分成四堆，分别在徒步旅行的四个阶段使用。我们会带着第一堆物资出发，然后每隔20天，会让楚伦运送其余三堆。急救药箱里装着各式各样的沙漠旅行必需品。为了防止双脚起水疱，我们还带了几卷魔术贴布。其他必需品包括绑带、抗菌剂药膏、碘酒，治疗炉火烧伤的烧伤膏，防止扭伤和骨折的两块夹板，还有一些较宽的弹性绷带。我们还带了足够的遮光剂、对抗干煤空气的晚霜、防止嘴唇皲裂的润唇膏，以及大量镇痛药，大部分是用来帮助我抵抗臀部和腿部伤痛的。
和往常一样，由于边远地区的卫生问题，以及需要进食不熟悉的食物，我们旅行时都带着治疗胃病的药品。此外，离家前的几个月，我们接种了各种疫苗，还购买了国际医疗保险，发生严重灾难时，可以保证我们撤离到俄罗斯或中国的主治医院治疗——这在蒙古是必需的，那里即使可以接受医院治疗，但医疗设备和治疗方法也相当落后。我们参加过急救医务人员培训，如果需要帮助别人，我们也有额外的急救物资。为了避免在沙漠中留下垃圾，我们还带了黑色塑料袋存放日常垃圾，等楚伦送达补给物资时再让他带出去。
打包完毕后，我们在38升塑料容器中装满水，一遍遍检查以防漏水。接着装上两袋23公斤的碎玉米和一袋13公斤的香草饼干分别作为骆驼的食物和款待他人之用，最后再把用于三次补给物资的水容器里装满水。
有好几次，在我们正挑选装备时，坐在门口阻拦非住客进入大厦的女保安突然走进来查看进展。蒙古人的习俗是进门不敲门，她的第一次出现让我们措手不及。只穿了内衣的比尔赶忙跑进卧室躲起来。几分钟后才穿好衣服尴尬不已地走出来。女保安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没穿外衣，继续好奇地查看各种物品，然后如同影子般悄无声息地离开。不料一个小时后又带着另一个女人回来。现在两个人继续检查我们的装备。她们说说笑笑，不停地唠叨，完成检查后，又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
P23-26
第一次听说蒙古，是十三岁那年在祖国新西兰的普基科希高中(Pukekohe High School)卡朋特老师(MiSS Carpenter)的课堂上。我听她讲述着蒙古以及神秘的戈壁沙滩，那时我就知道这是我要去探险的地方。虽然听说蒙古政府关闭了边境，禁止外国人入境，但我依然心生向往。
从小就对冒险充满兴趣，经常幻想自己爬上高山或是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在社会接纳女性徒步穿越极地冰冠和广袤沙漠之时，我就渴望挑战极限，了解鲜为人知的文化。于是我开始用帮父亲在农场打杂赚来的钱收集引人入胜的游记。
我九岁开始爬山，那年冬至，我和父母爬上了新西兰2517米的塔拉纳基山(Mount Taranaki)。他们一直鼓励我追求无限，最终使探险成为我的生活。1988年我创立了针对幼儿园儿童到中学生的冒险教育课程计划，和青少年分享我的探险历程，让他们从中获益。从那以后，我有时独自一人，有时与我的先生比尔一起旅行，他是一位退役直升机飞行员，我们从北冰洋走到南极洲，又从亚马孙雨林去往世界大沙漠探寻极远之地。
然而。始终游离于我的探险计划之外的是，年少时未尽的梦想——蒙古戈壁沙漠。
古老之地
在蒙古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着神秘而热情的人民。这片狂风刮过的开阔地区，却又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极端所在。蒙古夹在俄罗斯和中国两国之间，人口约300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海拔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一半以上的蒙古人仍然居住在称作蒙古包的传统毛毡帐篷里，很多人仍然遵循着千年不变的游牧生活方式。
大部分游客不会去蒙古戈壁这片荒芜的不毛之地，他们觉得无甚可看之处。那里全是碎石沙尘暴，夏季热得像烤箱一样，还有深入骨髓的荒凉，大部分地区连最顽强的树木都不能生长，这种危机四伏的荒芜让那些到此一游的旅客根本无法忍受。
不过，仔细一想，几百年来戈壁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家园，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打造着生活。居住在圆顶蒙古包里的牧民家庭充满欢笑，怀揣着春雨滋养牧草、肥美牛羊的梦想。冬季，牧民忍受着严寒的风暴和雪灾，暴雪和低温使温度下降到零下4℃，冻死了他们饲养的骆驼、绵羊和山羊。夏季，气温又飙升至38℃以上。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勇敢坚强的人民。
1206年，勇猛善战的蒙古牧民开始在马背上统治帝国。伟大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的四百个部落，成为德高望重的部落首领，令敌人闻风丧胆，在他的带领下，蒙古人对征服的国家进行严酷统治。13世纪至14世纪初，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在亚洲和欧洲打败了一支又一支军队。
20世纪末，蒙古帝国早已不复存在。蒙古牧民遵从几百年来祖辈的先制，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寻找食物和水源。这一时期，他们甚至成为前苏联的牺牲品，在连续不断的战争和前苏联的贪婪中，这个国家和人民差点被葬送。牧民被迫将牲畜集体化，僧侣被杀掉或是送入劳改所，寺院的珍宝也被洗劫一空。从1921年开始，前苏联接管蒙古，使之成为世界第二大其产主义据点，施行铁腕统治长达七十年。在这段时间里，穿越戈壁沙漠的探险活动遭到明令禁止。
改革之风
20世纪90年代，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政治变革席卷蒙古，对蒙古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前苏联占领期间，蒙古经济完全依赖于前苏联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和进口商品，但是在前苏联解体后，资金来源便断裂了。前苏联士兵和技术顾问撤离回国，前苏联运营的工厂关闭，失业、燃料和食品短缺问题接踵而至。
好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输入资金，并给缺乏经验的蒙古政治首领提供意见。才使蒙古免于遭受财政崩溃的厄运。佛教徒被释放，在前苏联“大清洗”时期，被勒令停止的一切宗教活动重新开展。虽然蒙古仍旧依赖于引进国外援助和食物，但是这个毫无实际工业设施的内陆国现在正朝着欣欣向荣的未来稳步前进。
蒙古的政治改革更加积极，通过选举建立了议会民主制，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法律很宽松。1996年，我们得知可以获得长期签证，由此自西向东徒步2575公里穿越戈壁沙漠的梦想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不过，由于计划路线会沿中国边境深入戈壁，且这一地区通常禁止非军事人员进入，于是蒙古大使馆官员告诉我们，必须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亲自申请特别许可证。
准备工作
为了应对夏季戈壁沙漠探险的恶劣环境，我们首先开展了一系列探险，徒步2414公里穿越美国死亡谷(Death Valley)和美国其他主要沙漠，接着又跋涉6437公里穿越撒哈拉沙漠。所以，直到2000年我们才准备前往蒙古申请戈壁徒步许可证。
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尝试这项艰巨任务，夏季穿越戈壁的困难变得更为复杂。为确保成功，我们经过系统调查，计划好每一个细节，比如需要多少食物、水和其他所需物资，以及如何运载。我们决定把旅程分为四段，每段行程约20天。这种方法将漫长的星期和里程数从不同角度加以细分，在心理上也更容易应付。我们在第一段旅途会随身携带物资，然后在第一、二、三段旅途结束之时分别获取空中补给。
除了漫长的沙漠旅行外，我们还继续在华盛顿州离家不远的卡斯卡达山(Cascade Mountain)进行训练。夏天，我们背着沉重的背包徒步几百公里，冬天则是滑雪，或者穿着雪鞋行走。与此同时，我们家的地下健身房也成了繁忙的运动场所，一周六天我们都在开展负重训练。而农场的陡坡也是我们进行剧烈晨跑的最佳场所，刚开始的时候，羊群总是跑来跑去和我们玩耍嬉戏，不过它们没跑几圈便放弃了。
终于，在2000年的夏天，蒙古的农历铁龙年，我们来到蒙古，安排后勤工作，并且申请一年后回来穿越戈壁的许可证。
我们乘飞机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乌兰巴托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红色英雄城”。悲哀的是，这座美丽之国的首都充斥着阴沉乏味的前苏联式水泥公寓建筑，甚至连同样乏善可陈的政府办公区都安装着问题良多的管道设施。在两座晃晃悠悠的燃煤电站里，乌黑高大的烟囱喷射出滚滚烟尘，占据着城市的天际线。城市周围是一座座白色帆布蒙古包，用一道道栅栏围了起来，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不愿意住进市区公寓。
蒙古人的名字：蒙古人只有一个名字，既用作姓，也用作名。有时，人们在名字前加上父亲的名字，通常缩写为一个字母，便于与重名的人相互区分。前苏联统治前，蒙古家庭记录了几百年前封建时期宗族亲属的族名，然而，这些记录被前苏联政府毁掉，并终结了宗族的政治势力，废止了贵族阶层头衔，几个世纪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 蒙古社会重视男性，男性名字通常体现了“男子”的才能，而女性则以花、宝石，以及诸如智慧、和平等美德命名。在过去，如果有人在自己的部落或地区出了名，其他人就会用他的名字，还会把名字传给孩子。这种惯例，以及男人更倾向于选择展现“男子气概”的名字(如Baatar，意为“英雄”)，让许多名字使用得非常普遍，例如巴特(Bat)，意思是“强壮”，便经常被用作男性名字。
在崭新的现代化机场，我们见到了一位当地飞行员，这是经常在蒙古出差的朋友向我们推荐的，他名叫楚伦巴特(Chtlluubaatar)，意思是“石头般的硬汉子”。他会帮我们运送补给物资，解决后勤问题。他让我们叫他楚伦，这让大家变得随意起来，但是我们很快发现，很难用生涩的语言称呼他们的蒙古名字。
楚伦为人友善，做事井井有条，英语说得很流利，性感、随和、乐观、不易发怒，是典型的蒙古汉子，他总是胸有成竹地、想方设法地将事情安排妥当。朋友说他不仅可靠，而且守时。在这个国家，守时可是稀奇事，当地人习惯用季节变换来计算时间，最多也就以天或星期计时，而不会按钟表上的时间计时。所以，蒙古人忘记赴约也不足为奇。
楚伦带我们去他那套前苏联式的三居室小公寓，房间里阳光充足，地上铺着深绿色与黄色相间的地毯，窗户上挂着蕾丝窗帘。小桌上放着一尊佛像，上面挂着蓝布，佛像周围放着一圈白蜡烛。厨房里悬挂着电炉的裸线，看上去有些危险，楚伦看出我们的担心，于是回答说：“电炉很安全，只要不碰就行。”打开水龙头。巨大的震动声从墙壁里传了出来。这个地方让我想起曾经参观过的莫斯科公寓，住在里面很不安全，仿佛居民每天都在冒险。
这个小公寓成为我们出发前的基地，徒步旅行过程中，楚伦将会是我们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楚伦是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有过沙漠着陆的经验，在我们旅行期间，他会在临界期开着小飞机将补给的食物和水运送到沙漠。他从家里五十头牲畜中为我们挑选了两只健壮的骆驼，这些动物全都生活在蒙古中部草肥水美的牧场里。我们计划用骆驼运载物资，然后牵着骆驼穿越沙漠。
疑心的官员
确定好徒步的后勤工作和三次空中补给的细节后，楚伦带我们去了热闹的市中心，我们将在那里拜访官员，并在那里申领开始沙漠之旅所需的许可证。我们知道他有很多理由质疑我们的计划。
由于计划线路靠近中国边境，我们担心会无意中穿过缺少标记的边界，冒险进入中国，这严重违反了中蒙两国的法律，很可能会把我们送进其中一国的监狱。此外。两国的走私犯也将对我们构成严重威胁。尽管边境守卫在分散的前哨站进行密切监视，走私犯还是频繁驾车穿越边境，而且还会射杀对他们有威胁的人，因而臭名昭著。
另外，没有任何书面记载有人曾经徒步走完蒙古戈壁全程。1941年，七名逃犯和一名西伯利亚女人从北向南穿过沙漠的最狭窄部分，跨距约483公里。深入到中国腹地。然而那名妇女和其中一名男子在徒步过程中死于可怕的高温。另一只探险队在凉爽的秋季沿着戈壁北缘，跟随政府水井路线行进过一段路程，这些水井都是由前苏联军队钻取。但是比尔和我将首次在夏季徒步挑战全长2575公里的戈壁，我们的行走路线将穿过沙漠中心最为干燥且严重缺水的荒凉平原和山脉。
我们爬上碎裂的水泥楼梯上到二楼，脚步声在漆黑的楼梯间回响，随后我们进入了一间办公室，里面散乱地堆放着装满书和纸的箱子，上面盖了厚厚一层灰。一位不苟言笑的五十岁男子穿着亮黑色外套，用流利的英语向我们问好。他招呼我们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桌上摆放着几张家庭合影，装满烟灰的烟灰缸旁放着一尊十五厘米高的白色陶瓷佛像。
我们等候片刻便得到了“裁决”。官员听完我们的计划后，坚决拒签，“没有人可以走完戈壁全程。大部分地区连路都没有，很多地方也没有水源。如果你们遇到麻烦，又没有人住在那个险恶的地方，你们就得不到任何帮助。”即使我们告诉他，我们徒步穿越过2414公里的死亡谷和美国其他沙漠，还徒步6437公里穿越过撒哈拉沙漠，他的头仍然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戈壁全然不同。水源一直是个问题，而且那里也没有村庄，沙漠水井可能枯竭了，而地图上不会标记出来。我的回答是不行，太危险了。”我们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回去制定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方法。
第二天，我们带着新策略又去进行尝试。我们解释说，我们计划为冒险课堂制作关于蒙古的教育节目，而沙漠旅行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打算先在蒙古北部和中部地区旅行几个月，徒步6437公里，走遍草原、山脉和湖泊，然后第二年再回来穿越戈壁。我们特别强调了徒步沙漠全程进行完整的蒙古影片创作的必要性。
新策略似乎奏效，官员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停地调整无框眼镜，直视着我们。停顿良久，他的声音再次响起，试图让我们理解他的担忧，他说：“可能吧。但是你们在这既无人烟，又无水源的地方走上几天或者几周后又会怎样做？遇到沙尘暴怎么办？”我们描述了通过飞机补给物资的计划，他的态度开始变得温和起来。他站起身仔细研究我们的地图和航行图，然后拿起指南针和全球定位系统装置进行检查。
我们提醒说到时候会带两只骆驼运载水、食物和装备，然而一提到骆驼，他又再次阻挠，“控制骆驼需要经验，美国可没有骆驼。”
“我们在撒哈拉沙漠使用过骆驼，在那里学会了控制。”我反驳道。
他靠在旧椅背上，身体一动，椅子便嘎吱作响。他用手枕着后脑勺，若有所思地盯着破裂的天花板。在这沉寂之中，我的心不由得紧张起来。
终于，他倾身靠在桌前，伸出一根指头强调说：“两年前，两名外国人进入沙漠，想从北向南穿越戈壁，比你们的路线短得多，几个月后他们被发现时已经渴死了。由西向东太远了，我只能给你们从北向南的许可证。”
“不，”比尔回答道，“我们必须从西到东穿越整个戈壁沙漠，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从东到西。”
官员叹了口气靠回椅背，似乎再也无力反驳。又是一阵紧张的沉默。最后他说了一句让我们非常惊讶的话，“坐俄罗斯吉普车去，你们会成功的。”接着，他想起曾经有一群人试图穿越戈壁，但途中因车辆出了故障，他们耗尽饮水，被游牧民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
官员不厌其烦，喋喋不休的反驳令人窒息，比尔提醒他，我们全程徒步，所以不必担心引擎故障。“好主意。”我们的官员说道。他无奈地耸耸肩，提笔写了几行字作为批准函，后面附上潇洒的签名，然后带我们到了走廊，最后一次给予警告。 “切记：戈壁会死人的。”
探险
我激动得不可言喻，终于可以在明年63岁的时候，实现五十年来的梦想了。许可证的成功申请让人振奋，接着我们动身去蒙古中北部进行探险，开始冒险课堂计划的第一部分。两个月时间里，我们驾驶着租来的俄罗斯吉普车跨越6437公里，穿过连绵起伏的绿色草原，翻过白雪皑皑的山峰，环游宁静美丽的湖泊，湖边是绿色的落叶松林，布谷鸟在林间唱着美妙的歌，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沿着这条道路，我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国家，爱上了热情欢乐的人民。蒙古人邀请我们走进帐篷，分享他们的美食和故事。比尔会讲基本的问候语，给我充当翻译。在常用语手册和外语磁带的辅助下，在大量练习中，经过努力学习蒙古语与土耳其语和其他几种中亚语言差别甚大的生僻发音后，我的蒙古语水平也目益提高。最终，在旅行经过蒙古戈壁沙漠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时，我们积累下厚厚两本注释日记、两千张幻灯片，还有长达几个小时的视频。
我们完成蒙古中北部的探险回到乌兰巴托后，楚伦带我们乘飞机穿过483公里的戈壁沙漠中部，让我们了解沙漠的荒凉与广阔。飞机在干燥的平原上安全着陆后，我们立即进入44℃的闷热气温中。这片土地四面八方都荒无人烟，没有动物，也没有水源。我抓起一把泥土、碎石和沙粒，看着它们从指尖滑落，想象着我们将会经历的困境。我们来到一座低矮的圆形山丘，由东到西望过去，贫瘠的沙漠延伸至虚无缥缈的地平线。除了致命的高温，戈壁沙滩呈现出一种原始而孤独的美丽。
我们对前方等待我们的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希望剩下十个月的训练足以应付这段旅程。
灾祸
我们满怀希望地回到美国家中的山地农场，继续锻炼，同时进一步调整穿越戈壁沙漠的远征计划。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灾祸突然降临。有一天，我们在西雅图北部一座桥上遇上交通拥堵时，与一辆快速行驶的货车追尾了。货车的冲击力推动着我们的车辆前移，我的左脚猛得从系带跑鞋中扭脱出来，一阵从未有过的刺痛穿过我的背脊、左臀和大腿。安全带让我躲过被抛出挡风玻璃的危险。片刻工夫，冲击产生的震动席卷而来，就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不，我不能受伤，绝对不能！
比尔紧紧抱住肩膀，听到我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后，焦急地问我是否还好。“我受伤了，不过我想还能走动。”我回答道。
在运动和探险生涯中，哪怕是一次极小的挫折我都没有遭受过。但是现在，当我试着迈步时，弯曲的左腿几乎不能支撑我的身体。警察把车停在路边，问我是否需要救护车，我告诉他不需要。因为第二天早上，我要出发去加拿大落基山脉的班夫国家公园(Banff National Park)，带领一群《国家地理》杂志的客户进行长达一周的冰川徒步活动。如果医生坚持要我在医院过夜，我就会错过早上七点的飞机。我不能让伤痛破坏我的向导任务，更不用说未来的远征计划。
第二天早晨，我们按时出发，经过一段艰难旅程后到达班夫国家公园。整个晚上，我们一直把冰袋敷在身体的受伤部位，进行按摩，这让疼痛减轻到勉强可以忍受的程度。多亏有比尔，他一直忍受着肩部韧带撕裂的疼痛帮助我，当直升机带着我们这队人马飞过一座又一座山峰时，我才能够顺利开展向导工作。但是，在山上度过的那一周真像是一场噩梦。
回到家后，我进行了一系列x光和扫描检查。检查结果令人绝望，车辆撞击过程中，尽管有安全带保护，我仍然被抛到前面，造成身体严重扭曲，伤及腰椎，撕裂了骶髂关节两边的韧带。脊椎中受到撞击的神经系统使疼痛辐射到臀部，一直向下延伸到左腿。连接左臀的韧带严重拉伤，使关节软骨伤情不容可观。我的右臀也受到中度撞伤，右脚跟腱断裂，左面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撕裂，左膝和臀部也受到重度骨骼擦伤。在身体内部，左侧腰肌和旁边的脊椎也有破损。
医生告诉我，由于身体伤势严重，尤其是腰部和臀部关节的不稳定性，可能将来不能再进行徒步探险活动。我几近崩溃：我不能想象生活里没有极限运动会是什么样。于是。治疗成为另一项挑战，我下定决心。这跟十二年前我独自旅行到北极看北极熊没什么两样，我会重新变得行动自如。
我找到医疗专家，开始漫长而痛苦的康复之路。然而，八个月后，距离我们探险只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被迫承认现实。虽然身体有所康复，但仍然举步维艰，每走一步，屁股和左腿都会剧烈疼痛。
我自问可以忍着剧痛徒步2575公里吗？我们应该放弃徒步穿越沙漠的梦想，或是等我完全康复后，另外找时间再去呢？最初，后者似乎是肯定的答案，但是蒙古向外国人关闭了七十年，难得才开放边境。我们也是据理力争才获得徒步戈壁的批准函，不会再有另外一次机会了，尤其是不稳定的政局可能使蒙古边境再次关闭。
放弃五十年的梦想和五年的准备计划对我来说实在难以忍受。还有冒险课堂，这个项目已经成为比尔和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迫切需要我们在探险中收集信息。戈壁探险会给学生们提供大量古文化知识。我觉得，如果自己尽最大努力仍然功败垂成，但至少已经尽力。如果试都不试，就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我不想半途而废，更不想抱憾终身。
于是比尔和我一致决定：按照原定计划动身去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