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恩岭编著的《张伯驹传》的结构上，主要采取纵横交错式结构。张伯驹一生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解放前是其盛年阶段，也是其各种艺术成就逐步形成并达到成熟的阶段；解放后，其后半生则是固守中华文化传统，将其艺术成就贡献社会及其累遭灾难而愈显其骨气奇高的阶段。在前一阶段，本书大体将其词作、收藏、戏剧、书画等交叉进行的艺事活动作横的并列式的叙述；而在后一阶段，则按时间的推移为序来叙述。

《张伯驹传》是由张伯驹家乡人撰写的关于张伯驹先生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传记。

张伯驹（1898-1982）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词人、收藏家、戏剧家和书画家，其一生苦乐兼备，命运多舛，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独立的精神。多年来，有关张伯驹生平的“传奇”流传甚广，为人乐道和赞许。

《张伯驹传》作者张恩岭以严谨的态度，记述其生平，有着特别的视角，观察、感受和理解，澄清了诸多有关张伯驹“传奇”的真实，也补充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资料。

本书包括“传记”和“生平简表”两大部分，叙事简约，语言平实，是一部可供研究和欣赏的传记作品。

用心追求真实（自序）

第一章 渺渺浮生—“丛碧”（1898—1925年）

 一 世出名门

 二 天资初露

 三 解甲从商

第二章 文采风流佳公子（1925—1932年）

 一 民国四 公子

 二 传统婚姻

 三 才子佳人

第三章 十年痴情红毹梦（1927—1937年）

 一 师从余叔岩

 二 醉心表演

 三 京剧研究

 四 恩师知己

第四章 词人雅好世无多（1927—1946年）

 一 吟联填词

 二 西安办实业

 三 结缘周汝昌

 四 “诗钟”奇才

 五 书画双璧

第五章 “法书宝绘”民族情（1927—1946年）

 一 情倾《平复帖》

 二 命悬上海滩

 三 黄金散尽《游春图》

 四 收藏巧遇“柳如是”

第六章 风云变幻—真人（1947—1956年）

 一 拒当市长

 二 接济袁克定

 三 为“和平”奔走

 四 布衣与元帅之交

 五 捐八珍品

第七章 坎坷生涯见本色（1957—1961年）

 一 打成右派

 二 气节不改

 三 远赴关东

第八章 长春“春游”铩羽归（1962—1971年）

 一 再事收藏识“脂砚”

 二 “春游琐谈”惹祸

 三 创《春游词》

 四 唱酬胡秋

 五 退职改造

第九章 桑榆晚景心犹壮（1972—1976年）

 一 流落京城

 二 愤讨说法

 三 文史馆员

 四 梦醒《续断词》

第十章 春蚕到死丝未尽（1977—1982年）

 一 喜创韵文学会

 二 老骥伏枥

 三 壮志未酬

 无尽的思念

附一：生平简表

附二：本书主要参阅资料

后记

溥侗爱好钻研琴、棋、书、画，收藏金石、碑帖，还精于治印，精于古典文学和文物鉴赏。他酷爱剧艺，对于昆、京艺术，生、旦、净、末、丑兼工，并通晓词章音律。对戏剧音乐如笛、二胡、京胡和琵琶等无所不通。

因是清室宗亲之家，常接触一些当时的京昆著名艺人，再加本人悉心钻研，刻苦练功，遍访名师，终于达到了文武昆乱不挡的化境。他最擅长演《打渔杀家》和《群英会》。在《群英会》剧中，他能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5个角色，且都技艺精妙，出神入化。

他对所演剧目的故事情节、人物身份及规定情境有深刻领悟，又兼见多识广，博采众长，因此对不同人物都有惟妙惟肖的表现，可谓才艺俱佳，冠盖绝伦，系中国戏曲史上一大奇才。著名剧作家，程砚秋的老师评价他：“色色精到，音乐之外，词翰、绘事、赏鉴，无不精能。兼盖有唐庄宗、李后主之长，又非其他天潢（皇室子弟）所能企及耳。”他一生不仅是“票界大王”，还是戏曲教育家、活动家。

1952年6月，溥侗病故于上海，梅兰芳冒雨从外地赶到时，棺木天板已封扣停当，梅兰芳悲痛万分，扶棺痛哭，恳切要求与溥侗见最后一面。因感动众人，也感动了溥的家人，于是开启棺板，梅兰芳洒泪与老友告别。

溥侗一生多才多艺，又是文物鉴赏家，与袁克文、张伯驹同在京津，自然是惺惺相惜，所以三人一向走动很勤，过从甚密。

张伯驹与张学良的相识并结成好友，其原因是其父亲和张作霖的撮拢。

袁世凯去世后，张镇芳为自己的儿子张伯驹操碎了心。他怕儿子“玩物丧志”，一心想把儿子往仕途上拉，就拜托了老友张作霖。于是张作霖给张伯驹封了个“提调官”也就是秘书，是个闲职。这样，张伯驹就有了机会在东北待上一阵子，结识了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张学良（1901—2001年），字汉卿，别号毅庵。农历辛丑年4月17日生于辽宁台安县。张伯驹初识张学良时，张学良尚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正处在爱玩的年龄，琴棋书画、斗狗走马，没有不通的。但是，他尽管天资聪慧，毕竟身处关外，家父又是绿林出身，说不上什么文化底蕴，对一些艺术门类的理解，还停留在看热闹上，张伯驹则起到了指点门径的作用。例如在文物收藏上，对于张伯驹的指点，张学良颇感兴趣。因为他父亲在东北的地位，加上手头阔绰，一起步就在较高的水平上，藏有不少珍品。同类相求，惺惺相惜，在奉天不过一个多月，张伯驹、张学良朝夕相伴，抵足而眠，谈诗论画，好不快活。张作霖看在眼里，不乐意了。他警告张学良不要像张伯驹一样“玩物丧志”。父亲的呵斥，反而激起了少年张学良的逆反心理，他央求张伯驹将他带到关内，开阔一下眼界，也想见见“红豆馆主”溥侗。张伯驹马上严肃起来，他想，张学良少年英武、风流文采，假如日后脱颖而出，出息要比自己大多了，再说，有这样的同行当权，对发展和保护他所钟爱的文化艺术事业所起的作用，也会很大。于是，他劝张学良，要多习战阵，文武兼资，要干对国家有好处的大事。从此，张伯驹与张学良成了莫逆之交。

几年后，在张伯驹的引荐下，张学良在北京见到了袁克文、溥侗、方地山等一帮文人雅士。张学良很是兴奋，他告诉大家，他准备办一份《北洋画报》，作为各位展示才学的场所，也算是为后人保留一些国粹精华。  ’

不久，张学良委托他的挚友和高级幕僚冯武越创办了《北洋画报》，不仅京津两地一些名士文人如张伯驹、溥侗、袁克文、方地山等常在《北洋画报》上发表书画、诗作，张学良亦兴致所至，常常赋诗在画报上发表。四个公子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在北京风光一时，远近闻名。

当然，少帅张学良青年时代的名望还主要是因为他是军事统帅。仅东北军易帜和进兵关内两次壮举，就使年仅30岁的张学良名声大振，后来他与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更成为历史的壮举。

和张伯驹交往颇密的还有一人叫方地山。方地山和张伯驹、袁克文都有一种特殊关系——亦师亦友。方地山（1873—1936年），江苏扬州人，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为举人。方地山13岁时考中秀才，后在北洋武备学堂教书，常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文名渐著，被直隶总督袁世凯看中，重金聘为家馆西席（家庭教师），教授袁氏几个儿子诗词作文，跟袁家两代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教袁克文几个大些的孩子，后教几个小些的孩子，其中就有张伯驹。

方擅长书法善制联语，被称之为民国“联圣”。尤擅撰嵌名联、趣联。擅用对联叙事、答对。

P21-23

用心追求真实——关于张伯驹先生的沉思

尊敬的读者，当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或许您已经接触过有关张伯驹先生的文章和书籍了。不过，我想告诉您，这是一本与您阅读过的大不相同的书，不仅是一些重要事件的真实情况不同，更主要的是传主形象的不同。也就是说，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准确刻画出传主的命运、性格、精神世界及其人品的本色，是本书的根本追求。

那么，我是怎样写成此书的呢？起因是2007年夏，因参与家乡编纂《张伯驹先生追思集》一书的缘由，有幸更广泛、更深入地调访，研究了张伯驹先生的生平，获取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这时我才感到，有关张伯驹先生的书籍、文章很多，且大都以“玩主”、“名士”、“大藏家”、“国宝”命之，但这些书的描写，与我心目中逐步明晰的张伯驹形象却有较大的差异，其中多有政治化、理想化和想象化的成分。张伯驹已不像生活中的凡人，他的一些话更像剧本台词。我想这些书大概就是以“传奇”为主体的。传记需要“传奇”，需要趣味，但不能为“传奇”、趣味失去真实，纪实传真是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样，我更感到需要有一本严谨的朴实的本色的《张伯驹传》。

可是，度才量力，我都难以承担这一庄重的使命。但我有一颗执著的心，就毅然上路，且不管目标能否达到。

首先，我要写的是“传记”而不是“传奇”。不能否认，张伯驹传奇一生，亦平凡一生。我所不取的只是凭合理想象而虚拟的“传奇”部分。诸如真实生活中，凡人所不可能说出的豪言壮语之类以及群众中流传甚广，似乎已成定论的“传说”故事。特别是重要的大事和关键的细节。例如“张伯驹被聘文史馆员是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意外发现了张伯驹撰写的挽联，当场交待周恩来办理的结果。”其实，这不是事实的真相。张伯驹被聘文史馆员的曲折经过与毛泽东临时参加陈毅追悼会，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但这一“巧合”的广为“传说”和部分作家的书写就消弭了张伯驹真实生活中一段“溥溥大地锥无可立”’的辛酸处境及其对无情迫害的抗争，还有章士钊先生的仗义执言及周恩来总理的关切和果断等等事实，一下子变成了不费吹灰之力的“传奇”。

因而，还是还历史的实况为好，否则，严酷的现实问题要靠“传奇”去解决，苦难的历史就被淡化了。

因此，我的坚守就是：真实是传记之本。一个故事的价值依赖于它的真实性，如果是假的，那就分文不值。

那么，张伯驹在我心目中是个什么人物呢？从根本上说，张伯驹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也不是所谓的先进人物。他反而是一个固守传统，既不去适应也不会适应任何政治气候的文化人。正是这一点，才成就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坎坷的遭遇。就以张伯驹捐献其珍藏的8件文物珍品一事而言，反右斗争前，有人赞扬说他是真积极；反右斗争中，又有人批判他是假积极。其实，这些都不对。这是其“故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博大胸怀，经过深思熟虑的慎重抉择。而这一抉择远比毫不犹豫、痛痛快快的行为要深沉要伟大得多！“积极”、“先进”一类词汇都是对张伯驹的误读。先进文化需要创造，传统文化需要固守与传承。

张伯驹就是一个纯粹地坚守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文人，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作为文物收藏与捐献大家，他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空前伟大的收藏家的历史使命；而他所固守与发展的京剧艺术与理论则成为中国京剧事业的宝贵财富。但是，张伯驹一生的文化艺术成就，在他自己看来，最值得欣慰的还是其词作，他曾郑重地说过：“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的确，张伯驹的词作，充分显示出他那不可思议的天才，而成为我国近现代词坛上词人之词的绝唱和高峰。在他的词作里，我们直接感受到其一脉相承的宋词艺术的神韵与华美。遗憾的是，张伯驹词名为其收藏业绩所掩。

至于张伯驹的性格与人品，那就是博雅通脱、本色散淡、仗义作风、独立意志综合形成的独特个性。所以，在上个世纪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都能一如既往地恪守做人的根本。例如，被划为全国大右派的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去世后，他并不因“阶级斗争”的特殊氛围而畏惧，不计个人利害，前往吊唁。他是为着章伯钧“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而去的；不久，陈毅元帅去世了，他又撰写挽联寄托哀思，是为陈毅“功在国家，尚且被辱”而悲愤的。显然，张伯驹是在用同一种人品对待政治身份截然不同的人的。他坚忍于中国文人的良知与操守，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就是中国传统儒教的道德和风范。特别是在其后半生所遇到的各种风浪中，他的高风亮节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待人行事之中。

人的品德并不总是体现在他们最杰出的成就里。

在本书的结构上，主要采取纵横交错式结构。张伯驹一生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解放前是其盛年阶段，也是其各种艺术成就逐步形成并达到成熟的阶段；解放后，其后半生则是固守中华文化传统，将其艺术成就贡献社会及其累遭灾难而愈显其骨气奇高的阶段。在前一阶段，本书大体将其词作、收藏、戏剧、书画等交叉进行的艺事活动作横的并列式的叙述；而在后一阶段，则按时间的推移为序来叙述。

张伯驹这颗璀璨的文化巨星陨落了。他是一个时代的骄傲，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是，我们相信，悲剧不会重演，我们也更加祈盼，中华传统美德的复归，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

张恩岭

2013年1月

有人说：传记文学，魅力四射。有学者指出：“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和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

从事传记文学的写作是我一生的向往和追求。

为张伯驹先生写传，则是我20多年来的一个梦。缘由则是上世纪80年代，我接受了为《河南省志》撰写《张伯驹简介》的任务，第一次赴京走访了张伯驹先生生前所在的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他的家人。张伯驹的艺术成就及其命运、人品都使我惊叹和感慨。但此时对撰写传记文学，我只能是望洋兴叹。

然而，为张伯驹先生作传的梦想并未熄灭。此后，我就自觉积累有关传记文学的知识并留意有关张伯驹生平的资料和书籍，时有所获。

我决心撰写《张伯驹传》的另一个动因是：张伯驹是我的堂舅父，他和我母亲是堂兄妹，我的姥爷张钟芳与其父张镇芳是排行兄弟。这一关系在我“而立”之前，亦即改革开放前的年月里，带给我的是每一个人生关节点上的挫折和压抑。但割不断的亲情，使我对张伯驹既躲闪，又亲近，特别是我对古典诗词的热爱更加深了我对张伯驹词作的理解和叹服。又因我多年来从事党史研究的职业特点，由对极“左”年代的反思及自身的切肤之痛，更加深切地理解了张伯驹在其后半生所遭到的磨难及对其气质、价值观等方面的认同与崇仰。传记写作中，传记家和传主在身份、经历、气质、兴趣、价值观等方面如果尽可能多具一致性，才能有利于形成对话和互动关系，传记家才能理解传主，对其命运和人生选择作出准确的描述和合理的解释。在这方面，我自不能与张伯驹先生相比，但我却愿意尽可能加深对传主的理解和体验，更多地通过历史背景、生存形境和人物关系来理解传主。

真正使我下决心并动笔的机缘则是2007年夏，项城市政协为编纂《张伯驹先生追思集》而委派我赴京做相关工作。为此，我得以频频走访中央文史研究馆并先后拜访了与张伯驹先生相交甚深的诸位学者、教授，至于张伯驹先生的家人，其女儿张传踩和女婿楼宇栋先生更是给了多方面的帮助。此时，我才感到像赛场上的运动员一样，应该勇敢地“起跑”了，否则就是懦夫。撰写《张伯驹传》，成了我自觉的使命和责任。这也是作为张伯驹家乡人的使命和责任。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者、专家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特别是长期致力于高校文学理论和古典诗词教学与研究的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嘉仁先生，对本书稿作了认真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并亲笔修改了许多不常用、不易识别的错别字。他还热情地提供了张伯驹的词作资料和他熟知的张伯驹与胡薮秋先生词作往还的珍贵资料。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坦诚正直、笃于治学、诲人不倦的高尚风范，令人感佩。还有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田维明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于酷暑盛夏之际，一丝不苟地为书稿校对多遍，其精神同样令人感动，李郁先生也给予热情的帮助。

还要深深感谢林贤治、刘玉、秦爱珍诸位先生和女士，他们都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时光荏苒，本书写作虽已逾数年，但因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舛错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作者

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