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发现尸体的经过记录下来是马丁牧师的主意。
我问：“您的意思是，就像给朋友写信那样？”
马丁牧师说：“就像写小说那样写下来，作为看到这件事发生的旁观者，记下你做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就像叙述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一样。”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不知道从何写起，便说：“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吗，牧师？还是只是关于在海边发现罗纳德的尸体的事？”
“一切已经发生的和所有你想说的。如果你愿意，还有关于这所学院和你在这里的生活。我想这些可能有帮助。”
“您觉得这样对您有帮助吗，牧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忽然想到就说了出来。这很傻，很莽撞，但他似乎并不介意。
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这些对我没有帮助，况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想对你来说可能不一样。”
我想他指的是那场战争、被日本人监禁，以及在战俘营发生的可怕的事。他从来没有说起过那场战争，对其他教士也一样。那他为什么要建议我写下来呢？
这场谈话发生在两天以前，当时晚祷刚结束，我们走在学院的回廊里。自从查理死后，我就不再做弥撒了，但是参加晚祷。这实际上是一种礼貌。在这所学院里工作，拿他们的薪水，享受他们的善意而不参加这里教堂的礼拜似乎是不对的。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了，格列高利先生和我一样住在这里的一幢房子里，兼职教授希腊语，但是他从来不参加教堂的礼拜，除非那里有他喜欢的音乐。没人逼我去教堂，也没有入问过我为什么不再做弥撒了。但他们显然知道这事。他们什么都会注意到。
往木屋走的时候，我思索着马丁牧师说的话，觉得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从来不觉得写作很困难，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擅长写作文，教英文的艾莉森小姐说她觉得我在写作方面有天分。但是我知道，她说得不对。我没有作为小说家所具备的那种想象力，我不会编故事，我只能写我看到的、做过的和知道的事情——有时也写我的感受，但这并不容易。其实我一直想做一名护士，从我很小的时候就这样想了。我现在六十四岁了，已经退休，不过仍然在圣安塞尔斯帮忙。我算半个护士，负责处理一些小疾病，还负责洗熨床单被罩。这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我的心脏很脆弱，所幸还可以胜任。这所学院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们甚至提供了很轻的推车，这样我就不必费力去抱那一捆捆很重的床单被罩。我之前应该写过这些了，只是还没写出过我的名字，我叫门罗，玛格丽特·门罗。
我想，我知道马丁牧师为什么认为现在开始将一些事写下来对我有好处了。过去我每个星期都给查理写一封长信，我想除了鲁比，皮尔比姆，他是这里唯一知道这件事的入。每个星期我都会坐下来想一想自从上封信之后发生了什么，即便只是写点小事，对查理来说未必不重要：我吃的每餐饭、听到的笑话、学生们的故事，还有天气。你想象不到在这样一个悬崖边上、与世隔绝的安静所在能找到那么多可以和他夯享的东西，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我真的找到了。我知道查理喜欢这些信，“继续写吧，妈妈。”他回家休假的时候都会这样说，我也是这样做的。
他死了以后，军队把他的遗物送回来，里面有一大捆信。虽然不是全部——他不可能保留那么多——但他保存了其中写得最长的那些。我把它们放在岬角上，然后付之一炬。那是一个有风的日子，就像东海岸常有的那种天气，火苗跳蹿着，噼啪作响，随风摇摆。烧黑了的纸片在我面前盘旋飞舞，就像黑色的蛾群，烟雾灼痛了我的鼻子。其实，那只是很小的火焰。我想说的是我知道马丁牧师为什么认为我应该把这件事写下来。他想让我写一些事——任何事——这样也许能帮助我回到现实。他是个好人，也许是个圣人，但是还有太多的事，他并不理解。
写了，却不知道是否有人看，是件很奇怪的事。我不确定我是在为自己写还是为一些想象出来的读者而写，对他们来说，圣安塞尔斯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所以我也许应该先写一些关于这所学院的事情，介绍故事发生的场景。这所学院一八六一年由一位虔诚的女士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小姐创建，她希望确保一直有“虔诚而博学的年轻人在英格兰的教堂里被任命为天主教教士”。我用了引号是因为这话出自她本人之口。我是从教堂里介绍她的小册子中看到这句话的。她捐赠了这些建筑、这块地、几乎所有的家具，以及足够的钱——她想让这所学院永远存在下去。但钱是永远不够的，现在圣安塞尔斯基本上是靠教堂资助维持。我知道马丁牧师和塞巴斯蒂安牧师都很担心教堂会将学院关闭。但这个担心从来没有公开讨论过，当然更没有跟职员讨论过，不过我们都知道。在圣安塞尔斯这样小小的与世隔绝的社区，消息和流言自会在风中传播。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