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就是坚持信念，奋战到底！世界上最狷狂的作家、最才华横溢的媒体人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与死神正面交手、最真实的生命书写。

2012年美国十大好书之一，数月盘踞全球畅销书排行榜，引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等众多媒体关注。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记者、评论员，“全球百大公知”排名第五。

英语世界最好的随笔作家的“死亡随笔”，许知远、周濂、贝小戎等诚意推荐。

《人之将死》是一个榜样，它讲述一个人如何拒绝在未知面前畏缩，并以洞察的目光审视人类的困境。希钦斯的自白简洁生动，犀利的智慧贯穿始终。这是一部英勇而清醒的文学作品，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肯定。

《人之将死》是当代最狷狂的作家、最才华横溢的媒体人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写作的最后一本书。希钦斯在《人之将死》中直面死亡，用最真实、甚至是残酷的笔触，生动地记录了自被诊断罹患晚期食道癌以来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拒绝了宗教的慰藉，一面积极顽强地尝试各种治疗，一面又不得不直面和思考终将会到来的死亡，并将自己在这“垂死活着”的一年中的许多个人思考转化为哲学洞察，讲述一个人如何拒绝在未知面前畏缩，并以洞察的目光审视人类的困境，犀利的智慧贯穿始终。

前言

人之将死

后记

关于作者

人之将死

1

我这辈子不止一次醒来时感觉就像死了一样。但是，2010年6月那个凌晨发生的事情却让我毫无准备：我恢复意识的时候，感觉好像被捆在自己的尸体上。我的整个胸腔似乎被彻底掏空，然后注入缓缓硬结的水泥。我能听到自己微弱的呼吸，但无法让肺部充气，心脏不是跳得太强就是太弱。任何动作，无论多细微，都须要事先筹划。那时我正住在纽约的一家酒店里，用尽力气才挪到房间另一头，叫来急救人员。他们迅速赶到，极其礼貌、周到而专业。我当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防护罩和防护帽，还有那么多沉重的备用装置。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我认识到，这是一种非常温柔而坚决的移送：带着我从健康人的国度穿越蛮荒的边界，到达病患之地。过了几个小时，在这个凄凉的边境哨所，医生们对我的心肺做了大量急救工作之后给我看了其他几张“内部明信片”，告诉我下一步必须马上见肿瘤医生——某种莫名的阴影投射在这些片子上。

前一天晚上，我在纽黑文推介自己的新书，活动很成功。那个骇人的清晨过后的当晚，我原计划要上乔恩·斯图尔特（Jonstewart）的《每日脱口秀》（The DailyShow）节目，然后出席上东区92街多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活动，与萨尔曼·拉什迪对话，活动门票已经售罄。我的“否认行动”持续很短，表现为：我不肯取消这些露面，或者让朋友失望，或者错过卖掉一摞摞书的机会。两项任务都胜利完成，而且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任何闪失。尽管我的确吐了两次，而且吐得精准整洁、激烈而豪放，恰好在每次节目开始之前。这就是疾病王国属民仍然绝望地紧抓旧居不放的表现。

新的国度以令人愉快的方式向我敞开。人人都带着鼓励的笑容，而且似乎完全没有种族歧视。那里洋溢着一种广泛的平等精神，管理者显然凭借美德和勤奋取得了今天的成绩。然而，这里的幽默有点儿病态和重复，几乎没人谈论性事，菜肴也是我去过所有地方里最差的。这个国度有自己的语言，一种成功做到既枯燥又难懂的混合语，包括像昂丹司琼（ondansetron）这种抗恶心剂的药名，以及某些令人不安的须要逐渐适应的手势。比如，某位初次见面的“官员”可能突然把手指伸到你脖子下面。我就是这么发现自己身上的肿瘤已经扩散到淋巴结的。这些畸形美人儿当中的一位就住在我的右锁骨上，大到能看见、能摸到。当你的癌能从外面“触摸”到，那绝不是什么好事儿。特别是在这个阶段，甚至判断不出原发的位置。肿瘤君行事狡猾，由内而外。而检查和治疗却是从外向内，比较缓慢，暗中摸索。很多针头戳进我的锁骨区域，因为“有病没病，组织决定”是肿瘤国当地的热门金句。但我被告知，活体检验结果可能要一周才能出来。  从这些初步检查结果显示的布满癌细胞的鳞状上皮细胞开始，他们花了不止一周的时间才发现令人不快的事实。“转移”是报告里我最先看见和听见的字眼儿。这个外来物种已经在我的肺上占据了一小块领地，在我的淋巴结上开辟了一大片沃土。它初始的行动基地位于我的食道，而且在那儿待了不短的时间。我父亲死于一种食道癌，而且死得很快。他当年79岁，我现在61 岁。无论生命是哪种“比赛”，我都已经极其突然地成为了“决赛选手”。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Kübler-Ross）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临终阶段论，也就是从否认、愤怒到讨价还价，再到抑郁乃至最终“接受”，就我这个病例而言没多大用。我猜测，从某种角度说，我已经“否认”了一段时间，故意从两头烧自己这根蜡烛，并且经常发现这放出赏心悦目的光。但是，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无法想象自己震惊地拧着眉毛或者哀诉这有多么不公平。我一直在朝死神放狠话，刺激死神朝我这个方向尽情地来一镰刀，现在却被如此预料之中平淡无奇的东西压垮，以至于连我自己都觉得厌烦。出于同样的原因，愤怒也无关紧要。相反，我被一种徒劳感深深地折磨。我给自己的下一个10年制订了切实的计划，感觉自己已经足够努力挣到这10年。我真的看不到孩子们结婚么？看不到世贸中心再次拔地而起？读不到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和约瑟夫·拉辛格（JosephRatzinger）这些老家伙的讣闻，即便那不是我亲自撰写的？但是，我知道这类没脑子的想法是什么：多愁善感和自哀自怜。没错，就在我的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那天，我收到了那条最残酷的新闻简报。因此，我最后一次作为感觉健康者乘机（去芝加哥书展面对一大群优秀听众）时，我已经累积了联合航空公司100万英里的飞行里程，可以享受终生免费升舱。讽刺是我的职业，但我实在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讽刺。如果得癌的那天也是我的回忆录卖不动被廉价处理那天，或者我被逐出经济舱给留在跑道上那天，惨痛程度就轻了？对于“为什么是我”这个蠢问题，宇宙几乎懒得给出那个回答：为什么不呢？

但是，讨价还价阶段呢？也许这里有漏洞。肿瘤学上的讨价还价是：为了至少有机会再活上有用的几年，你同意接受化疗；然后，如果运气好，接受放疗甚至手术。所以，赌注在这儿：你再挺一阵子，但作为交换我们须要从你身上拿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包括你的味蕾、你的专注力、你的消化能力，以及你头上的毛发。这看起来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交易。不幸的是，这个阶段还得遭遇我们语言中最动人的陈词滥调。你的确听到过这句话：人们不是得了癌症。他们只是据说在跟癌症斗争。没有哪位祝福者会漏掉那个战斗的形象：你能战胜它。这甚至出现在斗癌失败者的讣闻里，仿佛你可以理性地说，某人与天生注定难免一死进行了漫长而英勇的斗争后死去。你不会听到有人这样形容长期的心脏病患者或肾衰竭患者。

至于我本人，我热爱战斗的意象。我有时希望自己是为一项正确的事业受苦，或者为他人幸福冒生命危险，而不只是当一名濒危的患者。但是，请允许我告诉你，当你跟一群别的“决赛选手”坐在屋里，温和亲切的人们拿来装着毒药的透明大袋子并把针头插进你的胳膊，你一边看书（或不看书），毒液一边缓缓进入你的体内。这种时候，你脑海里绝对不会浮现出热情战士或革命者的形象。你感到彻底的被动与无能，像水里的糖块一样毫无反抗地渐渐融化。

真了不起，这种化疗用的毒药。它让我减掉了大约14磅，虽然没带来任何轻快之感。它治好了我小腿上的严重皮疹，这个病医生连名字都叫不上来，更不用说治了。（输点液吧，很容易去掉那一大片红点。）请让它对那个异形和它不断扩大的死亡领地如此狠毒无情吧。但是，尽管如此，抗拒死亡的东西和维持生命的东西也让我奇怪地中性化。我基本接受了脱发。接受化疗的前两周，我开始在洗澡时掉头发，我把它们收集在塑料袋里，以便日后帮助填充墨西哥湾的一个浮坝。但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的是，剃须刀突然在脸上徒劳地滑过而没有遭遇任何硬茬儿。还有，我光滑的上唇开始像做过电蚀脱毛似的，导致我看起来有点过于像某人的老处女姨妈，这也让我难以接受。（我曾经在两大洲都深受爱戴的胸毛尚未完全凋零，但为注射各类药物被剃掉大片，已经零零散散不成气候。）我心烦意乱，感觉好像被变了性。就算佩内洛普·克鲁兹（PenélopeCruz）是我的护士之一，我也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在反抗塔纳托斯（Thanatos）的战斗中，如果我们必须把这称为一场战争，那么立刻失去厄洛斯（Eros）是最初就要做出的巨大牺牲。

这些是我得病之初的自然反应。我暗下决心，要在身体上做最大的抵抗，就算只能被动抵抗，同时寻求最先进的建议。我的心脏、血压和其他很多指标现在又好起来。确切地说，我意识到，如果自己体格没那么强壮，到目前为止可能会过着健康得多的生活。我的对手是那个没有感情的瞎子异形，给它鼓劲儿的是一些早就希望我倒霉的人。但是，在生命这边是一群出色、无私的医生，还有多得惊人的祈祷团体。我希望下次能把这两方都写一写，如果，就像我父亲常说的那样，老天爷放我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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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有个名叫埃米尔·赫希（Emile Hirsch）的年轻演员异常兴奋地找到我。他知道我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共事多年，很想找个认识克里斯托弗的人聊一聊他。他读过《希钦斯的两难》（Hitch-22），基辛格那本书也读了不少。他说，克里斯托弗的文章对他的影响几乎独一无二。在克里斯托弗过世后的几个月，我有过几次类似的邂逅，这些年轻人不吐不快，非得谈谈他的文章如何触动他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犀利锐评”这个领域，克里斯托弗无人可敌。但是，在他的顽皮无畏中，在他飞速运转的思想世界，在他亲切而难料的随性不羁中，有些东西深深触动了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正如二三十年前的亨特·汤普森（Hunter Thompson）。年轻的埃米尔问会不会举行悼念仪式，我告诉他会在纽约举行这么一个仪式，暂定在4月20日。

悼念仪式就在4月20日举行，地点是格林尼治村库柏联合学院（cooper Union）的大厅。我在《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的同事艾梅·贝尔（Aimee Bell，克里斯托弗在杂志社多年的编辑同事）和萨拉·马克斯（Sara Marks）组织了朗诵会，朗诵的内容都选自克里斯托弗的作品。我们希望把节目安排得舒适周到，绝不悲情伤感。英语文学界的杰出人物悉数到场致意，慰问他的妻子卡罗尔（Carol）和三个孩子。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伊因·麦克尤恩（Ian Mcewan）和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都到场并发言。编辑如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戴维·莱姆尼克（David Remnick）、吉姆·凯利（Jim Kelly）和里克·施滕格尔（Rick Stengel）也来了，还有克里斯托弗的弟弟彼得（Peter），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克里斯托弗·巴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安德鲁和莱斯利·考克伯恩（Andrew and Leslie Cockburn）夫妇以及他们的女儿、优秀的演员奥莉维娅·维尔德（Olivia Wilde），还有安德鲁的弟弟帕特里克（Patrick）。布什政府派前副防长保罗·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作代表——克里斯托弗曾在伊拉克战争前令人费解地右转，这是那时候留下的残余。好莱坞由西恩·潘（Sean Pean）代表，还有我很高兴看到的年轻人赫希。

悼念仪式之后，众人回到附近的韦弗利酒店（Waverly Inn），在阳光下喝酒抽烟，追忆克里斯托弗生前的种种。那是沉浸在悲伤中的一天，但那个下午却有某种神奇的特质，延续到晚上乃至午夜：当时还有十几个人仍然没走。对于在场的人来说，克里斯托弗的悼念仪式是一种“不期而至的发生”（就像我们在60年代常常说的那样），将长久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因为克里斯托弗是世间的奇人。他是智者、魔法师、捣乱的家伙、忠诚可亲的朋友。他的渴求永不满足，对香烟，对威士忌，对伙伴，对杰出的文字，还有最重要的，对交谈。他的产出与摄入同样多，这是他身上的奇迹。过去40年，你很难再找到能像他这样源源不断地写出精妙的专栏、随笔、文章和著作的作家。他经常写，不断地写，事实上，他一直写到最后。而且克里斯托弗写得很快，常常不打草稿，甚至不做修改。也许他下意识里知道，自己在这个舞台上的时间将在第二幕终止，所以他争分夺秒地吸收一切，再释放一切。我还记得1991年的一次午餐，当时我在《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当编辑，他、艾梅和我在麦迪逊的一家餐馆一起吃了个便饭，那家餐馆现在已经不在了。克里斯托弗的稿子下午三四点就得交。餐前几杯威士忌，餐中几杯葡萄酒，餐后几杯白兰地：这是他的摄入。跌跌撞撞回到办公室，我们给他撑起一个摇摇晃晃的桌子和一台老式好利获得牌打字机，他噼噼啪啪不到半小时就“产出”了一篇1000字、几近完美的专栏文章。

克里斯托弗是1992年我到《名利场》杂志后最初联络的作家之一，在此六年前，我曾请他为《间谍》杂志（Spy）撰文，但被礼貌地拒绝了。《名利场》的要约附了报酬，他接受了，并从此成为杂志的招牌专栏作家，这是值得我永远骄傲的一件事。除了（2009年去世的）多米尼克·邓恩（Dominick Dunne），没有哪位作家（比他）与《名利场》的关系更深。对克里斯托弗来说，没有什么题目太大或太小。20年来，他几乎去了你可以想到的所有热点地区。他还以自己的专栏为名承受种种羞辱和不适。我有次派他去“挑战”纽约市最吹毛求疵的一项法律——骑车时双脚不得离开踏板。在那期专栏的配图上，克里斯托弗骑着一辆小自行车飞速穿过中央公园，两腿抬着，让人联想到莫斯科大马戏团里的表演。有一次，在《时尚先生》杂志（Esquire）的老手汤姆·海德利（Tom Hedley）建议下，我派他体验自我改善之旅，做个三期连载。他为此要接受无数次治疗，翻新牙齿一带和其他暗区。还有一次我建议他去市中心一家口碑不错的蜜蜡脱毛馆，清理一下他们用不文雅语言形容的所谓“下面、后面和缝里”。他努力去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几秒钟后，他紧张地笑了笑说：“试试吧……”

克里斯托弗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完美典型。你感觉他好像在为你写，而且只为你一个人。因此，很多读者感觉仿佛认识他。和他一起走过纽约街头或者机场航站楼，就像护送一位电影明星穿过人群。克里斯托弗不仅勇敢面对疾病，也勇敢地运用思想和文字。他不在乎落在传统自由派理念的舒适保护圈外：在伊拉克被入侵之前采取主战立场只是一个例子。在那些黑暗的日子，朋友们都自动与他疏远。但是，他坚持自己的主张。1995年，他抨击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那件事颇为出名。在那之后，我们的一位特约编辑，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怒气冲冲地来到办公室，宣布取消订阅我们的杂志。“你不能取消，”我说，“杂志是免费送你的。”多年前，在克林顿弹劾案如火如荼时，克里斯托弗和他的朋友，也是当时的白宫官员西德尼·布卢门塔尔（Sidney Blumenthal）有过一次非常公开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两人之间的对话，哪一部分算是公开的言论，哪一部分不是。那段时间，克里斯托弗不得不经常在电视上为自己辩护。他看起来很糟，我提出带他到纽约换换造型，调整一下，离开镜头一段时间。杂志社当时很有钱，我们为他置办了新的西装、衬衫和领带等等。时尚部的人问他穿多大码的鞋时，他说他不知道，脚上那双是借的。

哀悼他过世的公知和好友汇聚各界名流，我都不知道该从谁开始列这个名单，而且哀悼者并不限于前来参加悼念仪式的人。克里斯托弗青春年少且气味还比较芬芳的时候也有不少女性仰慕者，包括但当然不限于温图尔女士。克里斯托弗的妻子卡罗尔，也是作家、电影人和传奇的女主人，在如何对待他这么一位上流人物上确立了很高的标准，既包括他健康的时候也包括他身体虚弱的时候。能够受邀去他们在华盛顿哥伦比亚街那套大公寓做客，是在他们的朋友圈甚至圈子外围的珍贵回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们常常在那儿举行“反白宫记者晚餐会”，他称之为“落选派沙龙”（Salon des Refuses）。在那儿什么人都能见到。从最高法院的法官到右翼的话匣子，再到芭芭拉·史翠珊（Barbara Streisand）和其他一些左翼的标志人物。他是个好朋友，也希望朋友们都好。因此，他有很多朋友。

克里斯托弗令人羡慕的事业历程始于他在英国《新政治家》杂志（New Statesman）充满激情的新闻报道，然后向美国发展。他为各家报刊撰稿，从《大西洋月刊》（Atlantic）和《哈泼斯杂志》（Harper’s）到《纪事》（Slate）和《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我们都把他说成自己刊物的专栏作家。他是演讲界的传奇，可以跟任何人辩论任何事。他得奖无数（尽管他的写作并非由此激发），并在最后10年写了若干本畅销书，包括广受好评的回忆录《希钦斯的两难》，终于为家人赚了点钱。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得知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感到很高兴，因为小行星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像星星一样。小行星以多变著称，于他是恰当的荣誉。

对朋友们来说，克里斯托弗将因为他睿智包容的幽默，和他难以令人置信的、几近苛刻的、在深夜大醉时仍然屹立不倒的记忆力而被怀念。对于我们，他的所有读者来说，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将因为他留下的文字而被怀念。这最后的文字，没有一丝伤感或自怜，是他最后的作品之一，也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  格里登·卡特

2012年6月，于纽约

在台上，你跟不上我丈夫。

假如你听过他的演讲，你可能不同意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评价：“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但你知道我的意思，至少你不会认为：她当然会这么说，因为她是他的妻子。

在台下，你跟不上我丈夫。

在家里，在某个喧闹欢乐长达八小时的即兴晚餐上——我们常常莫名其妙地主持这样的宴会——大使、蹩脚文人、政治异见者、大学生和孩子围坐在饭桌前，挤得满满当当，连放酒杯的地方都找不到。这时候，我丈夫常常会站起来敬酒，这段祝酒词惊心动魄，引人入胜，滑稽欲绝，有时候长达20分钟，内容包括背诗、讲笑话和为某项事业呼吁人们拿起武器。他会用他完美的声音说：“咱们不是别人，这有多好啊。”

你跟不上我丈夫。

但是，现在我必须跟上他。我被迫做总结性的发言。

那是纽约的一个初夏夜。在那样的夜晚，你的脑海里只有活着。准确地说，那是2010年6月8日，他在美国新书巡回推介会的第一天。我以最快速度沿着东93街奔跑，见到穿着白西服的他，满怀喜悦和激动。他散发着光芒。但他也在走向死亡，尽管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而且我们始终不能确定这一点，直到他死去的那天。

那天上午，他没有直接去新书发布会，而是去了趟医院，因为他觉得自己犯了心脏病。那天晚上，当我在92街多文化研究中心的舞台入口看到他，他和我——也只有他和我——知道，他可能得了癌症。我们拥抱在一起，但头顶笼罩着阴影，这是只有我们俩能看见并决定挑战的阴影。我们欣喜若狂。他举起我，我们大笑。

我们走进剧场，他又征服了一群观众。我们参加为他举行的欢庆晚宴，然后在曼哈顿美妙的夜晚穿过50多个街区走回宾馆。要不是事实并非如此，一切都尽如人愿。我们活在两个世界。旧的尚未消逝，而且似乎从未如此美妙：新的尚未到来，我们对它一无所知，除了恐惧。

新世界持续了19个月。在这段他说的“垂死活着”的时间，他勇猛地坚持活着，在身体和心态上都尽一切可能保持着活力。

克里斯托弗想要成为那能治好的5％至20％（概率视我们面对的医生以及他们如何解释片子而定）。他从未在病情上自欺欺人，也从未让我对他的生存前景抱有幻想。但是，面对每个临床或统计学上的好消息，他都抱以孩子似的强烈希望。他要保持自己存在的完整性，要继续挥洒他不可思议的激情，这样的意志力令人震惊。

感恩节是他最喜欢的节日，我充满敬畏地看着他在与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举行一场有关宗教的重要辩论前夜，在因为化疗副作用恶心难受的情况下组织一场盛大的家庭聚会，他的岳父和子女们都来了。那天夜里，他在酒店套房里告诉我，这大概是他最后一个感恩节了。

不久以前，在华盛顿，一个晴朗温暖的秋日午后，他兴奋地召集家人和朋友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人类起源展”。我看着他跳下出租车跑上大理石台阶，对着垃圾筒呕吐，然后率队在展馆中穿行，激情洋溢地以科学和理性的造诣深深打动我们。

克里斯托弗魅力依旧，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在公共场合，在私下，甚至在医院也不例外。他在那里尽情欢乐，把冰冷乏味嗡嗡作响灯光闪烁的病房变成书房和沙龙。他巧妙的谈话从未终止。

干扰无休无止：戳戳这儿扎扎那儿，采样、呼吸治疗、换输液袋，没有什么阻止他“上朝”，发表观点或提出论据或为“客人们”说一句妙语。他倾听，引我们说话，逗我们发笑。他总是要求再给他找一张报纸、一本杂志、一部小说和一篇评论，或者就又一张报纸、一本杂志、一部小说和一篇评论发表意见。我们围坐在他的床边，或倚靠在包着塑料软垫的椅子上，他把我们变成苏格拉底式谈话的参与者。

一天夜里，他咳出血来，坐着轮椅被推进ICU病房做支气管镜检。我照看他，累了就睡折叠床。我们各自躺在单人床上。有一次两人都醒了，嘁嘁喳喳说个不停，仿佛参加睡衣派对的孩子。那时候，我们能拥有的最好时光莫过如此。

他做完支气管镜醒来后，医生告诉他，气管里的毛病不是癌，而是肺炎。当时他仍然插着喉管，但急切地在本子上潦草地写着，问一切能想到的问题。我留下了那些纸，上面是他写的话。第一张纸的上方是他画的一幅画，然后是：

肺炎？哪种？

我身上没癌吗？

疼痛难记，眼下是4至5。

他问孩子们好不好，还有我父亲。

爱德温好吗？告诉他我问候他。

我担心他

因为我爱他。

我想听他的声音。

下面是他写的他想让我从休斯敦的家庭旅馆里给他拿的东西：

尼采，门肯和切斯特顿的书。所有零碎的纸……可能在一个纸袋里。找找抽屉！床边等。楼上楼下。

那天夜里，一位亲密的世交从纽约来。那是克里斯托弗夜间偶尔清醒有精神的时候，还插着喉管的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在夹板上写道：

我在这（休斯敦）待到治好病，然后就带全家去百慕大度假。

第二天早晨，他们把管子拔掉以后，我走进他的房间，他露出狡黠的笑容。

“周年快乐！”他大声说。

一位护士端着一个小小的白色蛋糕、纸盘子、塑料叉子走进来……

在从前某个结婚周年纪念日，我们在纽约一家酒店套房外的平台看报纸。那是一个完美的秋日。我们两岁的女儿满意地坐在一旁嘬着奶瓶。她爬下椅子，蹲在地上，仔细观察着什么。她把奶瓶从嘴里抽出来，喊我，指着一只一动不动的大黄蜂，害怕地摇着头，好像在说：“不，不，不！”

“蜜蜂不动了。”她说。然后命令我：“让它动。”

那时候，她认为我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我记不起当时自己是怎么说的。但我记得女儿的话：“让它动。”克里斯托弗把她抱起来放在腿上，用其他话题转移她的注意力，安慰她。过了那么多年，他生病以后，也是这样对他所有的孩子。

我怀念他完美的声音。它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在我耳边回响。我怀念他醒来时幸福的震颤，他用低八度的“晨音”读报上那些让他愤怒或发笑的内容给我听，他看书被我打扰时高兴或烦躁（主要是烦躁）的声音，他做午饭时用厨房的电话对着电台滔滔不绝的即兴妙语，女儿从学校回来时他快活地高声问候，还有深夜就寝时轻柔的最后低语。

我怀念他作家的声音，他在书页上的声音，他的读者也一定如此。我怀念未出版的希奇：他在门厅和我枕头上留下的无数字条，我们在华盛顿或加州的住所待在不同房间时他发给我的电子邮件，还有他在出差时发给我的邮件。我怀念他手写的“公报”：他数不清的信和明信片，还有他的传真，以及收到他在某大洲的某个危险地点入住后发来即时报道时的兴奋之情。

克里斯托弗第一次公开在《名利场》杂志写到自己的病时态度矛盾。他想保护家人的隐私。他在体验这个主题，但不希望它包容一切，不想被它定义。他希望在与疾病保持距离的情况下思考和写作。他曾经跟编辑兼好友格里登·卡特达成一项协议，除了体育什么都可以写，他履行了这个诺言。他常常让自己身在其中，现在他成了故事的终极主题。

在这本小书的最后，他那些没有完成的只言片语似乎渐渐归于沉寂。实际上这些文字是他精力和热情进发时坐在医院里把餐盘当作桌子用电脑打出来的。

他最后一次住院时，我们以为他很快就会出院。他以为，我们都以为，他还有机会写他一直在构思的更长的那本书。基因组研究和他接受的先进质子治疗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他认为自己的病例可以为日后的医学突破做出贡献，这让他感到鼓舞。他告诉一位等待他一篇文章的编辑朋友：“抱歉不能及时交稿，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他告诉我，他等不及补看错过的所有电影，看休斯敦举办的埃及法老图坦卡门（King Tut）展览。

终点突如其来。

在华盛顿的家里，我从书架上、从地板上的书山上、从桌上的书摞里抽出书来。那些书的封底夹着他手写的笔记，是他为日后写评论用或者留给自己看的。公寓里到处都是一堆堆的纸和笔记，有些出自我从休斯敦带回来的手提箱。在书房里，在他的笔记中，我随时都可以重新发现他，找回他。

这时候，我会听见他的声音，他的总结性发言。一次又一次，克里斯托弗都是做总结性发言的那个人。

卡罗尔·布鲁

2012年6月，于华盛顿

来世不存在的证据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没有从他的来世给我们送来他写的专栏、随笔、书籍，他的观感和论辩。最为接近希钦斯来世的文字的，是104页的《人之将死》。

——普利策奖得主、记者、评论家亨利·艾伦（Henry Allen），发表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那行云流水有如神助的文字从未弃他而去，他的执著充满热情，他从未放弃写作这门手艺。他是最完美的作家，最了不起的朋友。借用沃尔特·佩特那个著名的说法，他燃烧自己，“闪烁着宝石般灿烂而刚硬的光华”。直到最后。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希钦斯的文章不可不读。他是一位多方取材的知识分子，不论你喜欢他或讨厌他，都不得不承认他的聪明才智。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前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发表于《人物》杂志（People）

本书带有一种忧郁的讽刺，它让我们这时代最棒的评论家得以亲触最难以驾驭的主题，让他和死神搏斗，偏偏那是一场我们所有人终究会输掉的战役。

——《纽约每日新闻》读书博客编辑亚历山大·纳扎里安（Alexander Nazaryan），发表于《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

希钦斯就是希钦斯，好战、有胆量、自始至终都带批判思考……本书最卓越的部分，是希钦斯记载下生命消逝的特质。

──《洛杉矶时报》书评人大卫·L·尤林（David L. Ulin），发表于《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

本书前七章就像希钦斯其他作品一般优异，其心坚定，才气高超。而最后一章则是他生前未完成的写作片段，是他在临终阶段于加护病房所写，生动又触动人心，令人难忘。

──作家克里斯托弗·伯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发表于《纽约时报》周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

本书是反《最后的演讲》，不沉溺于感伤，希钦斯对于自己罹癌的探讨，就像探讨其他主题一样，深入追寻，几近冷酷的真实。当他失去声音时，他感受到强烈不安，沉入“虽生犹死”的日子。本书幽默、睿智、直接，却又如此动人。最后未完成的手稿读来令人心碎，展现他奋战到底的决心。

──作家尼尔·汤普森（Neal Thompson），发表于亚马逊当月好书书评区（Amazon.com Review, Best Books of the Month）

这是一本独特的小书，既非完全的回忆录，也不是对于疾病的深思……更像是一种真实的讽刺。它是如此慷慨、如此人性，仿佛是一个垂死的男人说了一个故事，开了一个玩笑。

──记者、畅销书作家杰夫·沙莱特（Jeff Sharlet），发表于图书论坛网站（www.bookforum.com）

他拒绝展览，拒绝做戏，拒绝显得很庄重。他把自己当做描写死亡的工具，而不是把死亡当做描写自己的工具……在记录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时，希钦斯没有诉诸他的英式幽默来回避这一艰难的主题，他没有让反讽或幽默盖过实事求是的风头。他没有用他的喜剧天才来躲避直面、省察、描述死亡。

——《三联生活周刊》贝小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