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辛亥革命事略》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辛亥革命陕西一役，殒国者不计其数，方成西安之光复。此后讨袁、护国、护法运动，西北革命同志以一隅之地当六省之兵，昆仑之山，黄河之水，百战千战，万人一人。民国先贤经十余年之搜集整理，纂成此书，彰显西北三十年来之革命史实与诸先烈之声光浩气。

《西北辛亥革命事略》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在民国时期编辑的书稿。

书中记录了西北辛亥革命的过程，收录辛亥革命人物事迹，并选录了牺牲的革命党人的墓志、碑铭、纪念文章。

出版说明／001

凡例／003

原序／005

委员会致于右任先生函／007

追忆陕西靖国军及围城之役诸事凄然成咏十首／009

著论／011

◎上卷西北革命纪事

西北革命大事记／003

辛亥革命纪事／010

二次革命纪事／041

讨袁护国之役纪事／042

靖国军革命纪事／044

首都革命纪事／093

围城纪事／104

◎中卷先烈纪传

先烈纪传目次／115

先烈纪传／117

◎下卷西北革命先烈碑志哀诔杂文汇录叙／257

西北革命先烈碑志哀诔杂文汇录目次／258

西北革命先烈碑志哀诔杂文汇录／262

◎附录

西北革命官佐死事表／369

西北革命士兵死亡表／385

西北革命历次在事有劳表／390

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历次组织概况／400

西北革命史实补遗正误二则／403

西北革命史征稿引用书目／412

后记／414

八年己未阴正月，直奉镇嵩各军及陈树藩军东西分八路向靖国军各路作总攻击，镇嵩军陷盏屋、郧县；靖国军第二路樊钟秀还凤翔，陈树藩军围乾县五阅月，奉军陷岐山，郭坚取消靖国军，与奉军妥协；惟直军攻交口相桥，陈树藩东路军各部攻兴市及施家镇，皆不得逞。三月南北停战议和，北政府派张瑞玑，南方派续桐溪，来陕划界。至四月杪和议停顿，陈树藩增兵攻乾县益急，乾县守军王珏食尽退出，归三原，改编为靖国军第七路。

九年庚申夏六月，胡景翼自省城归三原，被推继井勿幕为靖国军总指挥。是年大旱靖国军乃就渭北各县筹赈济、修学校、兴水利，开始调查泾阳吊儿嘴工程焉。

十年辛酉春滇军回四川，靖国军第六路卢占魁率部随之西行，至广元，部众溃散。第二路樊钟秀复循商洛，至南阳，靖国军副总司令张伯英随同东去。夏六月直军阎相文入关，逐陈树藩而代之，陈军余部尽归胡景翼。八月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入省被杀，所部李夺、麻振武等复称靖国军。十月胡景翼取消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先期避居东里堡，靖国军三四两路皆受直军编制。

十一年壬戌春，靖国军第三路支队司令杨彪(后改虎城)使人迎于总司令西行，设总司令部于凤翔，并于武功设行营焉。直奉战起，直军东援胡景翼，曹世英皆率所部出关，于总司令亲督杨彪部与直军之留兴平者战，不利，杨部北走榆林，李麻等部亦败退凤翔，刘镇华继冯玉祥为陕西督军，派人敦请于总司令，于拒之，自凤翔西行，经陇右入四川，至重庆，沿江达于上海焉。四月胡景翼、曹世英率部助冯玉祥败赵倜兵于郑州，下开封，豫局底定。

十二年癸亥胡景翼驻顺德彰德练兵剿匪。

P7

辛亥革命(1911)是20世纪中国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至今(2011)已有百年。辛亥革命的重要标志是当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它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长达二千多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为探索建立民主共和国开辟了道路。武昌起义后十二天，湖南、陕西首先起义响应，宣布独立。

陕西响应武昌起义较早，不是偶然的，《西北辛亥革命事略》有所论述。此书原名《西北革命史征稿》，是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由陕西革命先烈崇祀抚恤委员会发起，经过十多年的采访搜集，并加以编订整理而成的一部记载民国西北革命史实与人物的资料集。陕西革命先烈崇祀抚恤委员会是由民国元老于右任、刘允丞等先生提议设立，专门从事辛亥革命以来为西北革命民主进步事业牺牲的先烈事迹进行调查记叙和抚恤等活动的组织，1941年刘允丞先生去世后，该会更名为“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并在于右任先生关怀督导之下，继续从事此方面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虽然中间经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时期，经费多次遭遇困难，人事亦变动极大，在主持者和参与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终于在1949年年初完成了上、中、下三卷本的《西北革命史征稿》，堪称民国时期编纂的有关陕西辛亥革命史最重要的著作。

陕西辛亥革命在整个辛亥革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意义，如本书中所述，早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陕西就设立了支部，在井勿幕等人的积极推动和周密筹划下，陕西革命势力较早实现了同盟会员、新军党人、哥老会党等三股势力的合作，革命具有较为充足的武装力量基础。革命思想宣传工作也开展得比较充分，省城西安开设了十几家秘密进行印制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的机构。在湖北武昌首义之前，陕西的辛亥革命力量已经发育得比较成熟，并且为起义做了充分的自觉准备，因此当时的同盟会领导者，吸取了以往在沿海地区如广州等多次起义失败均因该地近代通信技术发达，清朝官吏容易事先准备而使起义失败的教训，拟从陕西当时通信技术较为落后，而民风强悍、民族思想浓郁的独特优势出发，有起义可先从陕西发动的设想。基于这些历史事实，本书中在论及西北辛亥革命意义和陕西辛亥革命在整个北方革命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问题时，也批驳了那种认为陕西辛亥革命只是被动地“闻风响应”的观点，在逼近西北辛亥革命历史真实的同时，展示辛亥革命这一伟大事件多面而复杂的内涵。

本书编纂的最初倡议者之一为刘允臣先生(1882—1941)，名守中，字允丞，陕西富平人。早年在家乡跟随贺复斋等先生学习。1909年结识井勿幕、郭希仁等，加入中国同盟会，立志革命。1911年10月武昌起义，陕西响应，刘允丞在陕西参与军幕，转战东西。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谋于陕西三原起兵讨伐，事泄未果。1917年冬与王诚斋、张义安、邓宝珊等在渭北联络组织靖国军，响应护法。1920年任靖国军总指挥部主要参谋。1924年10月，与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务。因段祺瑞阻挠，未能成功。1926年1月当选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后脱离政界隐居。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太原至南京参加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全会，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和1934．年曾两次到内蒙古调查实业与国防。1936年国民党召开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往来于南京、武汉、重庆之间，积极主张抗战。1941年病逝于家中，著有《续汉书郡国志释略补注》等。

本书编纂最主要的推动者和支持者为于右任先生(1879—1964)，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于右任早年系中国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尤擅魏碑与行书、章草结合的行草书，首创“于右任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于右任先生与西北辛亥革命有着最为直接和长期的关系，这在本书中有着比较充分的记述。早在清朝光绪年间，他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被清廷通缉，亡命上海，在马相伯先生帮助下进入震旦公学，后在震旦学院肄业。1907年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1912年春孙中山辞职，于亦辞职，回上海继续办报。“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于避居日本，从事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陕西爆发了反对尊奉袁氏的北洋系陈树藩的斗争。1918年1月，随着张义安三原起义的成功，胡景翼、曹世英等人在三原树陕西靖国军旗，请于回陕主持。8月，于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指挥这支武装坚持抵抗陈树藩和北洋军阀武装干涉四年有余，成为北方地区唯一长期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军事、政治力量。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解体，于右任先生于当年8月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了陕事经过，并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以后历任国民政府常委、军委会常委、审计院院长，后长期任监察院院长。1964年病逝于台湾。

于右任先生对《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书的编纂十分关注，书成后特意为此填词十首，刊于全书之前。该书编纂者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为了表达对于先生支持编纂工作的敬意，也特意将给于先生的请示信函置于此书扉页。

《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书分上、中、下三卷，连同书后的“附录”总计约30万字，原书上卷模仿传统史书“纪事本末”的编纂体例，在“西北革命大事记”之后，依次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护国、靖国军革命、首都革命、西安围城等重大史事等进行了详细完整的叙述。中卷“先烈纪传”则近似传统史书中的“列传”，按先烈传记原始材料进行了统一改写；下卷汇集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原始资料，包括当时革命同事好友和学生门人等为先烈撰写的各种碑传哀诔等纪念性文章，三卷记事记人，编纂格式整齐的传记与原始依据材料相互配合，是研究陕西和整个西北辛亥革命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原书系繁体竖排不分段，也未加标点，不便于普通读者阅读。考虑到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保存的珍贵历史资料，应该让普通读者了解其中的主要内容，因此整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即是按照《简化字方案》等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对原书进行简化整理，而不进行解读和发挥。同时由于原书中原始传记类很多文章仍然具有和古籍文章相类似的特色，因而也较多参考了当前通行的古籍整理规范。在整理过程中，遇到生僻难认的地名，如陕西整屋，按地名新标准改为“周至”；“鄂县”改为“户县”，并加注释说明；对于因人物姓名用字生僻而易导致误解或传写讹误的情况，如杨虎城将军原名“杨彪”，由于影印本字小不清楚，有很多现代研究资料都误传为“杨彪”，这类情况，整理者也加注释进行了说明。但对于书中涉及行政名称历史沿革及具有民国特色的地名人名表述，则保存其原貌，不强行统一，如河北廊坊在民国时称为“廊房”，石家庄曾称为“石庄”，整理者均作了保留，并在注释中简要说明。

对于书中的事实内容，整理者抱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尽量保存原样不予改动，有少数地方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时，该书仍然按民国后期旧习惯予以贬称，这显然不合适，整理者进行了变通处理。

另外此书尚存在部分文章有目无文的情况，如下卷的《陆军少将前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公家传》一文，整理者在目录中做了阙文标记说明。

该书目前存世的原本尚多，此次整理即以1949年在陕西西安出版的铅印本为底本(现藏新闻出版总署图书馆)，考虑到当时几次印刷中存在的改动，也参考了上海书店1989年的影印本，两书有明显不同处，尽量遵从原稿。原稿中存在的少数明显讹误，整理者根据后来研究编集的《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靖国军》等资料的相关记叙进行了更正。

本书整理从2005年冬季即开始，由当时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的王水涣、张胜波、牛敬飞三位同学分别担任三卷的简化整理工作，他们三位都受过历史文献整理的专业训练，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有一定的研究，又有整理好这部资料的志向和信心，这就保证了工作能够长期有序地进行。整理期间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等单位提供了资料查询复制方便。2007年夏季初步整理成书，又送到陕西西安事变研究会等单位，请有关辛亥革命先烈的后人对部分存疑史实进行了订正和补充。2008年初，杨虎城将军嫡孙杨瀚先生审阅了书稿；当年夏天起，王诚斋先生曾孙、西安事变研究会王希平同志对该书进行了三轮仔细的校对与适当的补充。2009年冬季，该书稿经兰州大学张克非教授热心推荐，与甘肃人民出版社初步达成出版意向。2010年，西安市于右任纪念馆表示愿为此书提供历史照片资料支持，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单位也给予了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这六年整理过程中，王水涣、张胜波、牛敬飞等同志深深感受到整理历史资料，接续民族记忆是一件虽然辛苦但却意义重大的事情，一方面他们自身在认真查阅资料，考证整理过程中，对西北地区和全国辛亥革命历史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尽管在从整理到出版的过程中也遇到挑战和困难，但总能在各方面的关怀指导帮助下，经过努力得到克服，他们的敬业精神值得钦佩。2011年春，王水涣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整理此书稿的情况，我听了，很感动，愿意为此书作序。

2010年，本书出版得到西北大学陕西文化产业研究院专项出版基金的支持，得以在甘肃人民出版社获得选题立项通过，整理者诚恳感谢西北大学领导对此书出版的热心支持。  本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来临之际出版，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我祝愿此书能为辛亥革命的深入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张岂之

2011年5月15日于西北大学

这部书从整理到出版，历时已近六年。在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父亲，是他从我小时就反复对我讲述的那些辛亥民国故事，让我对辛亥英雄的先烈正气有了根植自内心的记忆，以至于我在清华大学的老图书馆里发现《西北革命史征稿》时，恍然觉得这部六十多年前编纂的书稿，其中记录的故事与人物，很多是我小时候反复听祖父和父亲讲过的。古人论史“文献”并重，“文”主要指文字和图像等档案记述，而“献”则是指一代代保存了历史记忆的贤人，是在口头语言和口传故事中流淌的历史；也正是这种有血有肉的反复传诵讲述，激励着我们后来的聆听者，不断地从沉寂的断简残编中，重新发掘和编织出活的历史画面来。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口述史学”两种学术倡导同样兴盛的今天，这种口传的历史也同样能够成为我们建设民族记忆认同、为民族精神复兴助力的重要文化资源。

其次要感谢我本科就读的武汉大学和研究生就读的清华大学对我的培养。武汉大学所在的武昌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城，鄂军都督府等辛亥遗迹至今巍然屹立，我每次探访时心灵都会受到震撼。武汉大学以其百年学府的深厚文理积淀和自由开放的学风，给了我探索近代民主革命历史的最初动力。我在上大学期间走访了湖南、云南等地的辛亥革命遗迹，愈发感受到辛亥革命代表的是全国性的中华民族复兴浪潮。尽管今天在部分国人心中，清华也已经由当初的国内顶尖工科大学转变成文理并重的综合性名校，但只有深入其中，才会感到清华厚重大气的文化积淀，虽然因院系调整基础文科一度中断，清华仍然能在半个世纪之后以其底蕴让人们想见当年大师云集“新旧合冶”的盛况，清华文科藏书当年因蒋南翔校长竭力挽留二十余万册古籍，而有了重新起步的正规基础，我所发现的这部民国旧稿，只是其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也能在今天为我们重拾历史记忆提供最初的基础。清华的师长和同学也同样是可亲可敬的，为本书作序的张岂之先生，是半个多世纪前从清华文科研究生毕业的前辈，他在清华西南院家中听了我介绍的基本情况后，对我们几个研究生整理的书稿表示充分肯定与鼓励，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上学时拜访过同样毕业于老清华文科的何兆武先生、李学勤先生，两位先生和张岂之先生是当年的同事或同学，在他们身上，同样能够感受到清华老一辈文科学人身上的学者风骨与长者胸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种言传身教和亲切和蔼的关怀支持，是我们能将这种看似枯燥平淡的史料整理工作进行下去的重要动力。

从2005年秋冬之际，我在清华大学发现这部书稿后，即萌生了整理的念头，约请当时同在历史系读研究生的张胜波和牛敬飞同学共同承担，他们慨然答应，在不长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地工作，将这部三十万字的书稿初步整理出来。2007年年初完成整理初稿后，我得到西安事变研究会和十七路军军史研究委员会的支持，将整理稿带回西安，请当时在该委员会工作的家父牵头并主持，查证西北辛亥革命史料，走访辛亥名人后代，对本书整理稿进行了细致艰辛的修正补充。北京清华大学黄振萍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张瑞龙老师，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张佳博士、段志强博士等在本书整理和修订过程中提供了具体的帮助，河南省教育厅贾天仓同志也给予了指导。本书整理者之一，现任《南方日报》编辑的张胜波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积极联系序言等事项，四川省发改委的邱健同志、福建省厦门市的王晓龙同志也给予过重要支持，远在美国杜兰大学的郭振华博士曾为此书的出版积极联系过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他们的付出同样是无私而可敬的。

2009年秋季，该书稿几经辗转，经兰州大学张克非教授热心推荐，得到甘肃人民出版社李树军总编的认同，达成了初步出版意向，此后因缘汇集，各种有利条件纷纷聚集。2010年，西北大学陕西文化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韩杰应教授了解到出版进程和困难后，欣然同意将此书列入陕西文化资源丛书出版，提供出版资助。陕西省西安于右任纪念馆于大方馆长表示愿为此书出版提供历史图片资料支持，并对出版过程进行了热心详细的指导建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陕西省西安市教育专家协会赵仲君会长等机构的领导、前辈和同志也给予了热心的帮助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甘肃人民出版社党晨飞主任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多次与我电话长谈，反复讨论本书的各种细节，使原本因时间仓促留下很多问题的旧稿经过重新设计，体例变得清晰，一目了然；本书的责编马晓燕同志，以深厚学力和高度的责任心帮助发现和解决了书稿中的不少细节问题，这本书中凝结着他们的辛勤与汗水。

这部书稿从1937年开始编纂，多次中辍又接续，前后历时十二年，到1949年初步编成，却未能广为流传。整理工作从2005年开始，至今已近六年，适逢该书所纪念的主题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感谢我的妻子袁媛，她对我生活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对我工作的大度理解支持，是我能将这项富有意义的工作进行下去的最深厚温暖的动力，她和前面那些给了我温暖支持帮助的长者和同学一样，让我在博大爱心的延续中感到了历史的温暖。本书中所记录的人物，过去可能曾经被划分为属于不同的阶层或党派，在今天看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的，同样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体现。我们并以此爱心化为敬意，致于一百多年前那些为了实现“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高尚理想而英勇前行，为了民族从困境中复兴而不惜牺牲的先辈们不朽的精神丰碑之前。

王水涣

2011年孟夏于京郊黄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