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安的年代，看音乐如何成为抵抗现实的力量！

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琼·贝兹、冲击乐团、U2、“电台司令”……当我们被这些伟大的摇滚乐手感染时，可曾留意到他们面对社会总总不公时的呐喊？

《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第2版)》回顾了历史上摇滚乐与种种社会运动的关联，在回顾中去提问、反省音乐介入政治的各类实践途径的可能性与局限。声音与愤怒，希望能够唤起你青春的热血，并对摇滚乐及这个时代产生新的理解。本身由张铁志著。

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琼·贝兹、冲击乐团、U2、“电台司令”……当我们被这些伟大的摇滚乐手感染时，可曾留意到他们面对社会总总不公时的呐喊？

《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第2版)》回顾了历史上摇滚乐与种种社会运动的关联，在回顾中去提问、反省音乐介入政治的各类实践途径的可能性与局限。声音与愤怒，希望能够唤起你青春的热血，并对摇滚乐及这个时代产生新的理解。

这本《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第2版)》是书写西方摇滚与社会的关系，但这些书写背后，其实是为了反思我们自己的摇滚文化，我们的社会。本身由张铁志著。

新版序言 音乐作为抵抗现实的力量

自序 那些愤怒的光影与声音

导论摇滚乐：是革命的号角还是伴奏？

辑一 一九六○年代

第一章 六○年代：摇滚革命的原乡

 “宇宙塑料人”的时空之旅——从布拉格、纽约到台北

辑二 一九七○年代

第二章 华丽摇滚：一场艳美暧昧的情欲革命

第三章 朋克摇滚：底层青年的愤怒呐喊

 冲击乐队的永恒冲击

辑三 一九八○年代

第四章 当摇滚与政党挂钩：

 从“摇滚对抗种族主义”到“红楔”

第五章 是反叛还是虚无：从伍德斯托克到“四海一家”

第六章 “警告父母”：流行乐的言论自由战争

 是自由化还是压制自由？美国音乐界新寡头的争议

辑四 一九九○年代至今

第七章 走向黎明：如何歌唱生命之歌？

第八章 英国第三条路的背叛

 码头工人站起来：“撼动码头”

第九章 愉悦的政治：锐舞时代的反叛之舞

第十章 “撼动选票”：以音乐进行组织动员的典范

第十一章 War Is Over？战争没结束，反战歌声也不会结束

 谁在那里唱反战歌？

 把大兵带回家

 尼尔·杨的“与战争共存”

第十二章 反思全球化：新世纪的摇滚行动主义

 电台司令：九○年代的伟大摇滚乐队代表

第十三章 尾声：告诉我们真相！

附录一 张铁志VS马世芳：音乐写作的两个“借口”

附录二 张铁志VS贾樟柯：你能独立吗？

简体版后记

摇滚乐可以掀起革命吗？

六○年代的许多人如此真诚地相信着。他们相信社会革命必须要有文化革命，而摇滚乐就是文化革命的前锋。英国的左派们在杂志上认真讨论披头士和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的影响力；美国的新左派们则试图在1968年结合摇滚与抗议运动。

1968年民主党在芝加哥的党代表大会前夕，市政府禁止电台播放滚石乐队正红的歌曲《街头斗士》(Street Fighting Man)，因为市政府担心这首歌会鼓动年轻人的骚乱。这位市长正确认识到歌曲的强大煽惑力，但他没有预见到的是，即使这首歌被禁播，当年的这场大会仍然发生严重暴动，因为社会不满早已遍地烽火，而且，许多其他的愤怒歌声仍在现场被演唱，例如底特律的政治车库乐队MC5的Kick Out the James。

这是音乐介入社会斗争的最基本形式。当歌曲在抗争现场被吟唱时，不论是通过动人的旋律或是深刻的歌词，都能凝聚参与群众的力量，成为飘扬在空中，无形但更鼓舞人心的反抗旗帜。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音乐也可以通过收音机、唱盘的传送，以及各种无形的传递方式，撼动无数不在现场的聆听人，并形成集体的情感以及共同的社会实践蓝图。

尤其，社会变迁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参与者个人认同的转变。流行音乐正是在和集体的结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流行乐乃是打造集体认同的重要媒介，尤其在历史上，摇滚乐的诞生本身就和青年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密不可分。不同的历史时刻，流行音乐把政治激进主义转化成更让人接近的形式，指出社会的不义和压迫，有助于分享集体的愿景。表演者和歌曲成为了政治、文化变迁和流行音乐间的纽带。

革命需要社会条件，摇滚乐要展现政治效果也有一定的社会脉络。

但若只有社会条件的成熟，没有创作者在音乐上的美学表现和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掌握，也很难产生庞大的撼动力。

不论任何时代，能够冲击历史的创作者总能把复杂的社会矛盾，用一首首简短但锐利的歌名或歌词，化作一句句具体的抗议标语。

或者，创作者会在新的脉络下挪用既有歌曲，让一首首歌曲成为流动于不同时空的政治标语。例如约翰·列侬的《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从七○年代唱到2003年，是所有反战运动的国歌；U2在九○年代完成的《合一》(One)，可以从波黑唱到北爱尔兰，成为真正的和平之歌，而从1964年的美国柏克莱大学到1986年台湾大学的“自由之爱”学运，《随风而逝》(Blowing in the Wind)的旋律更在运动现场赋予无数愤怒青年勇敢反抗体制的力量。

5.

不过，当流行音乐有唤醒意识和凝聚认同的潜能时，也就可能被音乐工业吸纳且商品化。对具有反叛性格的乐手而言，最大的难题当然是如何在唱片工业体制下保有创作自主性。而对乐迷而言，当他们聆听具有政治含意的音乐、参与宣扬社会议题的演唱会时，是否真的接收了那些政治信息？更进一步来看，这些本质上是商品的流行乐是否反而转移了青年的反叛能量？

冲击乐队的主唱乔·斯特拉莫(Joe Strummer)坦言他们进入主流唱片公司CBS是为了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激起更多人的意识觉醒，这也是所有以巨星演唱会或专辑来推销社会议题的主要目的。事实证明不论是七○年代的“摇滚对抗种族主义”(ROCkAgainst Racism)，还是八○年代的声援曼德拉演唱会，都大大让这些议题在主流媒体和年轻人之中获得关注，甚至让乐迷认同这些议题是进步或是“酷”的。

美国重要的异议政论刊物The Nation曾质问九○年代著名政治乐队“讨伐体制”(Rage Against the Machine)成员、现为“声音奴隶”(Audioslave)吉他手的汤姆·莫瑞罗(Tom Morello)，他如何一方面参与那些反对大企业的全球化斗争，一方面又身处主流唱片公司中？汤姆·莫瑞罗的回答是：“过去，‘讨伐体制’因为在主流公司，而在全球散播了1500万张颠覆思想的唱片。而且，我们和唱片公司签约的唯一条件就是乐队在各方面都要拥有自主权，且明文记载于合约中。”

这或许是他们的幸运，可以保持商业机制和自主创作的平衡，但不是每个创作者都可以逃离这个两难困境。从六○年代的鲍伯·迪伦，到七○年代的“性手枪”、冲击乐队，八○年代的许许多多重金属乐队，再到九○年代的“涅槃”(Nirvana)、“珍珠果酱”(Pearl Jam)和“电台司令”，这些乐队从只有理想的摇滚青年到拥有巨大名声和财富的明星都经历过彻底的混乱、自我怀疑，然后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出路，最后在摇滚史留下他们挣扎的痕迹，或者血迹。P25-28

《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这本书2008年在大陆出版时，却引起了和在台湾很不一样的反应。

过去在大陆，音乐或者文化背负着由上而下的巨大政治使命，是为国家服务。然后到了八○年代后期，崔健蒙上了一块红布，摇滚乐成为民间的巨大声音，并且是八○年代启蒙的文化力量之一，但这仍然给予摇滚过于宏大的使命。因此，九○年代后的摇滚人更希望卸下过去社会责任的大旗——不论是为了国家或是为了启蒙。

的确，在这个历史时刻的中国大陆，人们更渴望听见个人的声音，寻求个体自由带来的解放。

但我们之所以关注摇滚与时代的关系，一方面是音乐或任何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都会被政治环境乃至时代精神所形塑；另一方面不论音乐人或者其他艺术家，总有许多人在思索时代的矛盾，记录其所生存体制的幽暗，以及这些环境对人的压抑。许多人甚至进而透过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变迁，在“此时此地”。

关注摇滚如何介入社会，如何作为一种抵抗现实的力量，并不是鼓吹一种集体主义，或者音乐要服务于特定目的。创作者当然应该自由地去表达他心中的想法，去歌唱爱情、人生，或是社会；毕竟，每个音乐人同时也是公民。一个社会中如果所有文化人都为政治发声，那显然是一个僵化的社会；然而，如果文化人对政治集体沉默与犬儒，那更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在一个被宏大叙事支配的国家，在一个正从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当然应该有更多个体的自由之声。但是，个体的解放必须依靠制度环境的改变，而不能靠独善其身；这些改变，需要的是由下而上公民的集体声音。

这本书是书写西方摇滚与社会的关系，但这些书写背后，其实是为了反思我们自己的摇滚文化，我们的社会。

(二○一一年四月)

九○年代初期，我的青春时期，台湾的流行乐坛出现一场革命：涌现出陈明章、黑名单、陈升、朱约信、黄舒骏以及刚出道的伍佰等等。对岸也是，你知道我说的是崔健和“中国火”。

那真是一个生猛的时代。摇滚乐在两岸都开始进入主流音乐以及青年文化的想象之中。那些音乐，体现了一个被时代压抑已久的深层呐喊。而我们的青春在那些呐喊中燃烧。

美国当代重量级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说，摇滚的精髓在于能掌握其时代性的文化歇斯底里。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种音乐乃至艺术形式，可以如此立即地响应、捕捉和诠释一个突发的历史时刻，或一整个时代的广大氛围，并且改变历史。

是的，作为摇滚乐的乐迷，我们深信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或者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当然，其所改变的世界不一定是狭义的政治，而是广义的文化、思想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信仰摇滚乐作为一种美学形式、一种文化创作，所能展现出的巨大力量，然后会义无反顾地用我们的廉价吉他，我们的嘶哑喉咙、我们简陋的鼓，大声弹奏出来。

或者用文字。

用文字和那些歌声、吉他、鼓声一起演奏出摇滚的感动与愤怒。

于是有了《声音与愤怒》。

这本小书于2004年在湾出版后，让我始料未及的，成为一记重重的鼓声。

有些愤青从这本书开始爱上摇滚乐，有些乐迷开始认识并参与社会运动，有人把这本书当一部本土论述的西方摇滚乐史，有人把它当作一部当代西方的反抗地图。对此，我感到深深的惶恐，因为本书只尝试探讨摇滚的一个侧影，亦即摇滚乐和进步社会运动的关系，甚且，只吟唱了摇滚乐理想主义传统的几个音节而已。

但我确实希望这些文字具有摇滚的能量，希望在我没有旋律的翻唱之下，读者可以感受到摇滚的多重可能性，以及摇滚的巨大魔力。

我最爱伟大的朋克女诗人帕蒂·史密斯说的一句话，“摇滚是一种属于人民的、拥有最原始能量的艺术形式，并且具有融合诗歌、政治、心灵和革命力量的可能性。”

我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有许多人对摇滚有如此的信念。我是中国摇滚的听者，也是此地许多摇滚文字的读者，因此，对于《声音与愤怒》能够来到大陆，和这里已然丰富的乐音与文字一起合奏一曲摇滚，我是深感喜悦的。

至于最终摇滚乐可否改变中国，这本书没有答案。但我深信，您，亲爱的读者，会告诉我答案的。

(二○○八年初版，二○一一年修订)

我跟铁志是同代人，有很多相似的经历，有时候真会相信一首三分钟的歌就能改变我们的思想，甚至改变世界。

——梁文道

铁志的书属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范畴，他用一种“指桑骂槐”的方式，从音乐谈到西方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更替等更多层面的内容。

——余华

对那些固执地坚持音乐只属于耳朵的人来说，这本书足以摧枯拉朽；对那些知道音乐不止于音乐的人而言，这本书里有比简单的信念更值得思考的深意；最重要的是，它足以激发起你可能早已泯灭的行动的决心。

——郝舫

铁志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摇滚与政治之间连起了一个斑斓的等高线，从政治角度来还原摇滚的原动力，试图剖析几十年来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王小峰

我们信仰摇滚乐作为一种美学形式、一种文化创作，所能展现出的巨大力量，然后义无反顾地用我们的廉价吉他、我们的嘶哑喉咙、我们简陋的鼓，大声弹奏出来。或者用文字。用文字和那些歌声、吉他、鼓声一起演奏出摇滚的感动与愤怒。

——张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