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出生于河南唐河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他祖上是清初时从山西高平迁来的，靠酿酒为业，到了祖父一代家境已经较为殷实，因此孩子们长到7岁便开始读书了。按规矩，自然是先从《三字经》开始，然后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后来冯友兰曾经说：“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儿童入学，首先教他们读‘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是新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课本。有时候，儿童刚刚开始识字，就读一种课本，名叫《三字经》……就是它，开头两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
冯友兰的父亲是位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可谓“书香门第”。在清代，当了进士就是踏上了仕途。父亲先是担任了一些杂职，后来派任湖北崇阳知县，不料只当了一年县官就病逝了。那年冯友兰13岁，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他随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返乡途中，听到了慈禧与光绪去世的消息。 在冯友兰的人生之初，母亲的影响是很大的，让孩子努力读书是她最大的愿望。冯友兰的弟弟景兰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妹妹恭兰(也名沅君)成为著名的文学家，都与母亲从小给予的倾心关注是分不开的。比如沅君，幼时便被父亲许配了人家，长大后在哥哥影响下接受了许多新思想，一心想到北京女子师范读书，母亲当即同意了。有人提醒说，是不是应当同男方商量一下？母亲说，既然已经决定去了，那么既不必商量，也无需打招呼，否则万一对方反对，倒不好办了。可见为了让孩子求学上进，母亲始终是不遗余力的。辛亥革命后，母亲还当上了唐河县一所女学的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吴清芝”，还很正规地印了名片。她教导学生说：“叫你们来上学，是教你们一些新知识、新本领，并不是叫你们用新知识、新本领代替旧规矩。”这种“新旧相辅”的认识，对冯友兰日后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1910年，冯友兰和弟弟由伯父做主考上县里高等小学，接着他先后到开封中州中学、武昌中华学校读书。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他考入了上海中国公学。他离家越来越远，一步步走进了外面的大干世界。
没有人能说明冯友兰为什么喜欢上了哲学。冯友兰自己也没有作过太多的说明，他只是说：“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他是在进入中国公学后不久开始学习“逻辑”的。有趣的是，那几位教逻辑的老师，要么把英文的逻辑讲义纯粹当成一本英语教科书使用，要么自己也“实在不懂什么是逻辑”。冯友兰倒很宽容，说：“我们也难怪这位老师，当时在中国，稍微懂得一点逻辑的人实在是很少有。”——然而，不懂逻辑的老师却教出来一个一心想搞懂逻辑的学生，这岂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解答这事情的答案只有一个：兴趣。
当时，全国仅北京大学一所高校设有哲学系——那时不叫“系”而称“门”。因此，1915年冯友兰在中国公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考北大。
但是，北大虽然号称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开设课程的却只有中国哲学门，而老师讲课的内容却很不对冯友兰的胃口，他觉得那些教授连哲学与哲学史的概念都搞不太清楚，实在令人失望。一年多以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开始着力改革，北大面貌为之更新，一大批各有所长的学者进入北大校园，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学术空气。尽管冯友兰不久之后就毕业离校了，没有赶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对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已回到开封教书的冯友兰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名叫《心声》的刊物，以响应五四运动。冯友兰在为《心声》撰写的“发刊词”中写道：“破老套而促进化：此本杂志之所以作也。……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就在这年秋天，冯友兰考取官费留学，离开祖国，赴美国寻求“外界思潮”去了。
冯友兰在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一个十分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他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就很有些惊人：《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结果的一种解释》！
他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他认为，近代科学要么是寻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要么是寻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力。而中国的哲学只追求内心的幸福，用不着那些“权力”和“知识”，所以当然就不会有近代自然科学——因为用不着！后来他先后写出了几本书，其代表作是《人生哲学》。他这个人生哲学可不是普通百姓理解的那种世俗概念，像“某某人的‘人生哲学’就是爱占小便宜”之类。哲学家使用的是抽象概念，比如他所说的“宇宙”并不是那个具体的、繁星点点无边无际的太空，他所说的“树”也绝不是“柳树”、“杨树”之类具体的树，所以，哲学家所进行的逻辑思维也叫“抽象思维”，就是这么个意思。说到底，哲学家所思考的，主要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所谈的，也正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不过，他毕竟是“初出茅庐”，对于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认为它缺乏统一的观点和中心思想，只能算“杂家之言”。所以他说：“杂家之言好比宴会中的拼盘，无论拼盘做得怎样精致，但拼盘总是拼盘，不能作为正菜。”
然而通过在《人生哲学》中对中西方哲学史所作的系统比较，冯友兰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哲学史——尤其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当中去了。
冯友兰把自己一生对哲学的探索过程分为4个阶段，《人生哲学》是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作。他个人的人生轨迹自然是与这4个阶段基本重合的。P84-89
北大百年，名师荟萃。从京师大学堂时期到红楼时期、从西南联大时期到新校燕园时期，从北大(包括燕京大学)校园里走出的众多校友之中，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把自身与祖国的振兴、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没有辜负这片圣地赋予他们的风骨和灵气！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名人的脚步与北大前进的轨迹相伴相随。我们谈北大的精神，北大的气象，终究还要靠北大人来体现。北大人身上的风骨和使命感从何而来？是“煦煦春阳的师教”——那最大的影响，来自北大的历届师长，北大的先生。
几年前，我们曾编辑出版了一套《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之后欲罢不能，又进入到燕南园这个不大的院落，继续寻求探访大师们的足迹，决定再续写一本《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
编写这本小书为的是追寻与继承，让年轻的学子进一步了解大师的生平业绩，回顾大师的心路历程与学术轨迹，寻找大师之所以为大师的原因所在。20世纪多灾多难，大师们饱尝人间艰辛，备受世间坎坷。在或平淡、或激扬、或抑郁的生活空间里，一段段琐事折射出大师们不平凡的人格魅力与恬淡的生活境界。特别是在人生转折的重大时期，以及社会巨变的关头，他们矢志不渝，耿介不阿，展现出浩然正气，对国家和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些往事，至今已很少有人提及，然而又怎么能够轻易忘记呢？
季羡林先生曾在为《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汤用彤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汤锡予先生就是这样一座丰碑，一个里程碑，他是不可超越的。”我们认为燕南园里那一幢幢小楼和平房就是一座座丰碑，诸位大师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大都是几乎不可超越的里程碑。
我们之所以选择写燕南园，还有一个考虑，就是直接接触过大师的家人亲友及弟子们大都健在。大师的形象不是抽象的，而是生动、鲜活地存在于见过他们、听过他们、感受过他们的那些心灵之中。我们多次拜访过大师们的家人亲友和弟子，他们充满深情地回忆了许多有关北大名师的往事。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写出那些大师们的故事。同时，我们在写作中也参考转引了一些他们的回忆文字，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的景观照片是我们拍摄的，但多数人物照片则得到北大图书馆的鼎力襄助，特别是和我们一起合作编辑《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的周家珍老师与许多名师的家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取得了发表照片的授权，因而此书得以收录许多以前不易见到的珍贵老照片。我们力求以这种议叙相问、图文交织的形式突出展现大师风采，务使追求民主科学的北大传统与北大精神融于全书。当然，由于水平和条件所限，还留有许多缺憾，敬祈读者指正。
作者于2011年3月18日
全世界有无数高等学府，论历史的久远，北大也许比不上牛津、剑桥、哈佛，然而，北大的精神魅力及其对国家民族的深远影响，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是独树一帜的。美国教育家杜威赞誉蔡元培先生时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是的，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沧桑背景，北大校园的风物，才同样幽深隽永。且不说城里沙滩红楼、民主广场记录下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们高举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倡导文学革命，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建党的摇篮。就是城外西北郊的燕园也同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燕园的风景足以让人流连，但只看湖光塔影，远不可称熟悉北大；只有了解北大(包括燕京大学)的历史，了解这里的学术大师，把人文和风物结合在一起，才能更懂得燕园的魅力所在。我们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探访北大的名人故居及其轶事。前些年，寻访了城里沙滩附近十余位大师的故居；近来，我们又把目光集中于燕南园。
去过燕南园的人都知道，那地方似乎很普通。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也许就是树多一些，人少一些。这里的树的确多，几乎所有的空地都植遍了。若是夏天，茂密的枝叶绘成一片铺天盖地的葱茏绿色，显得格外凉爽。绿树掩映之中，隐现着一些疏落的房屋，或是二层小楼，或是自成格局的小院，形态不尽相同，但也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风格。有一点倒是一致的：一律青砖灰瓦，没有任何奢华的装饰。也许，正是由于太多的树木把整个园子遮得严严实实，才愈发与周边的环境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大学校园是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充满着青春的喧闹，那也就更加衬托出这方小小天地的幽静。平时，园中极少有人光顾，惟有长尾巴的灰喜鹊在树丛中飞来飞去，偶尔叽喳几声。清晨或是日暮，会有几位拄杖缓行的老人，互相遇见了，只简短地打个招呼，更多的时候是独自在甬道上漫步，似乎已经习惯于陶醉在这静谧的气氛中。而这持久的幽静不禁凝成了一丝奇特的有如圣境的神秘感。在这些绿树掩映的园中，留下过多少名师名士的恬淡睿智？
说来燕南园的历史并不算太长，还得从燕京大学的成立说起：
晚清的时候，美国教会在北京创办了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1919年前后，三校陆续合并，成为一所新的大学，并聘请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著名美国教授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当时在校名问题上曾经有过一段小插曲：由于先行合并的是汇文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而汇文大学的英文名称是“Peking University”(即“北京大学”)，所以合并后的学校曾经打算挂出“北京大学”的牌子，但是这与已经名播天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几无二致，显然不妥。为此，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由蔡元培等人组成的五人委员会。最后，既没叫“汇文”，也没叫“协和”，更没叫“北京大学”，而是采用了诚静怡先生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这小小的插曲似乎也说明，燕京大学从成立的时候就与北京大学有了一种微妙的映照，或许是某种难解的缘分吧。三十多年后，新中国的教育系统推行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北大迁到了原燕大的校址——燕园。这样一来，解放前后京城四大名校中的两校就合流成为新的北京大学，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又焕发着昂扬进取精神的北京大学。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还是继续说燕大的事情。
由于当时燕大在城中的校舍局促狭窄，司徒雷登力图在京郊选择新的校址。经亲自勘察，选定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本是明代米万钟的勺园与清代和珅淑春园的所在，几经易主，清末时归睿亲王的后代所有，因屡经战乱，已经破败不堪。后来民国时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了这处废园，原打算盖别墅的，司徒雷登千里迢迢跑到西安，几番谈判，最后以6万元的价格将其购下。
校址选定后，由另一个美国人——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设计师亨利·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墨菲以中国的园林艺术及古典建筑风格为基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而司徒雷登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连续10次回美国募捐，为燕大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1925年，新校园初具规模，燕京大学迁入新址，但校舍的建设还在持续进行着，先后又购入周边的蔚秀园、镜春园、朗润园等等，使校界不断扩大。
当时城里的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的教授有的自己购了房产、有的租了独院、还有的住在学校宿舍，燕京大学由于远在城外，教职员的宿舍区受到相当的重视，建于勺园旧址东侧的燕南园和东门外的燕东园，便诞生于那个时期。燕京大学在教职员住宅的建设上可谓精益求精、不惜工本，除了泥石砖瓦取自当地，其他建筑材料多由国外运来，那门扇窗框的木材都是上好的红松，就连门上工艺精良的把手也全由黄铜制成。房间里铺设了打蜡地板，屋角有造型典雅的壁炉，卫生间里冷、热水分路供应，每座住宅还有独立的锅炉房以供冬季取暖。家家门前屋后都有一个宽敞的庭院，花草林木格外繁茂。各自相对独立的庭院或分或合，在校园里形成了一个景色别致的特殊区域。与教学区和办公区飞檐斗拱大屋顶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迥异，燕南院和燕东园取的是美国城郊庭院别墅的模式，或小楼或平房，一色的灰砖外墙。
燕南园并不大，总共只有17幢住宅。然而，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80年来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差不多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比如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张龙翔、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学家芮沐，文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真可谓国宝云集！许多学府也各有自己的教职员专属住宅区，但是，像燕南园这样因名家荟萃而闻名于世的，只怕是还不太多吧。
对于燕南园，不同时代的学子有不同的感受。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孤岛”，燕南园被称作“根据地”，因为在这里，同学们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那时，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解放区去学习、工作。凡是要走的同学，学校都为他们送行，并资助一些路费。此外，或是由当时的学校负责人陆志韦或司徒雷登亲自出面，或是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负责组织，邀请他们吃晚饭，叮嘱他们要记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要为祖国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20世纪40年代末北平解放前夕，住在燕南园的中外教师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的家成了进步学生秘密集会的地点，地下党和学生组织经常在燕南园里开会。有一次，国民党军警包围燕大企图搜捕爱国学生，被列入军警黑名单的学生曾躲到到燕南园60号楼美国教授夏仁德家中，隐蔽在阁楼上。直到夜深人静，他亲自帮助学生们跳出院墙，安全逃离。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学生把燕南园称为“北大的中南海”。因为，当时学校的主要领导——“五长”全都住在燕南园。如：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住63号；副校长、哲学家汤用彤住58号；另一位副校长、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先住57号，后与冯友兰对换住54号；教务长、理论物理、流体力学家周培源住56号；总务长、新闻学家蒋荫恩住55号；图书馆长、历史学家向达住50号……经数十年寒暑，燕南园先后迎来送走北京大学5位正校长、8位副校长、近30位学部委员和科学院院士。这里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还留下不少情节各异的趣闻轶事。
燕南园是人们向往的地方。有过这样一个故事。在“突出政治”的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个图书馆系的毕业生站在燕南园里立下誓言：“奋斗二十年，走进燕南园！”为此，他被作为“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严重”的典型遭到严厉批判。现在想来，这位师兄何错之有？燕南园是一个崇高境界的精神象征，能走进燕南园是无比的光荣。北大学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他们之中必然有人会跨入学术大师的行列，“走进燕南园”。
近年来，我们多次拜访了燕南园的一些老住户，其中既有芮沐、侯仁之、徐献瑜、林庚、林焘等学界泰斗，也有宗璞、汤一玄、侯馥兴等师长前辈。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与指点，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其中一些人物已经离开了我们，想来颇感怅然。幸运的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大体梳理了燕南园的历史情况，汇成此书，希望借此留下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经历了八十多年风雨的燕南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纳过诸多住客，若是详细罗列，将是一部极长的名单。限于能力也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进行叙述，只能介绍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这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只企盼这本小书能够引起一些读者的兴趣，有更多的人走进那神秘而神圣的燕南园，感受其氛围，发掘其精髓，在那些林间小径中继续寻找先贤的足迹，使其成为指引后人前进的路标。
肖东发陈光中
2011年3月
《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作者肖东发和陈光中带领我们探访北大燕南园名人故居及其轶事，饱含感情地书写了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张龙翔、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学家芮沐，文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大师名士在燕南国的生活与工作。
《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展示了这些大师的风骨和智慧，勾勒了燕南园的历史风云，描绘了北大的精神与气象。全书语言厚重，资料丰富，把人文与风物结合在一起，使人读懂燕园的魅力、北大的魅力、教育的魅力、学术的魅力、文化的魅力。
《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作者肖东发和陈光中带领我们探访北大燕南园名人故居及其轶事，饱含感情地书写了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张龙翔、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学家芮沐，文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大师名士在燕南国的生活与工作。
编写这本小书为的是追寻与继承，让年轻的学子进一步了解大师的生平业绩，回顾大师的心路历程与学术轨迹，寻找大师之所以为大师的原因所在。全书语言厚重，资料丰富，把人文与风物结合在一起，使人读懂燕园的魅力、北大的魅力、教育的魅力、学术的魅力、文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