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重人编写的《读来读往》是关于书人书话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介绍、引用和记录了作者曾经读过的书籍，同我们一起分享了书籍的历史、阅读的真知、淘书的乐趣，以及出版人、著作者、编辑人和爱书家在“图书为王、文字当道”的时代传奇。爱书之人一定能从中找到不少共鸣之处。

书人书话是爱书人的一种阅读情结。在《读来读往》一书中，作者孙重人通过对所读书籍的介绍、引用和记录，同我们分享了书籍的历史、阅读的真知、淘书的乐趣，以及出版人、著作者、编辑人和爱书家在“图书为王、文字当道”的时代传奇，用如吉光片羽的文字，向读者传递了对传统图书萧瑟趋势的温婉哀叹之情，展示了书人书话蕴涵的非常魅力。

写在前面 收藏书之记忆

书·书话/阅读

 书籍的前世今生——《书籍的历史》(外二部)

 好说歹说且为书——《卡萨诺瓦是个书痴——关于写作、销售和阅读的真知与奇谈》

 追本溯源话阅读——《阅读的历史》

 曼古埃尔如是说——《阅读史》

 朗诵的年代——《古罗马人的阅读》

 书与文学俱伤怀——《失落的书》

 心灵的栖息安眠——《夜晚的书斋》

 那迷醉的、纠缠的沉沦——《嗜书瘾君子》

 重访旧时明月路——《阅读日记——重温十二部文学经典》

 阅读锦囊：以普鲁斯特为例——《真的不用读完一本书》

 阅读规则：以想象文学为例——《如何阅读一本书》

 那甜美的、沁心的浸润——《书趣——一个普通读者的自白》(外二部)

书·收藏

 探秘一本改变世界的书——《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追寻记》

 一位藏书家的沾沾自喜——《藏书家的乐趣》

 赏心乐事话淘书——《疯雅书中事——21世纪淘书的策略和视界》

 寻觅那些遗漏的珠贝——《旧书与珍本——戈德斯通夫妇书店漫游记》

 书房，让家成为家——《坐拥书城——爱书人如何聚书护书、与书相处的故事》

书·书人

 此生只为书籍来——绥青——《为书籍的一生》

 全能：米歇尔的想象与欲望——《阿尔班·米歇尔——一个出版人的传奇》

 高卢雄鸡的黎明破晓——《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

 兰登书屋的那缕清风——《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

 有些记忆难以写下——《出版人——汤姆·麦奇勒回忆录》

 马提尼的艳阳繁花——《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

 集锦文字七十岁——《OED的故事》

 威廉·迈纳的故事——《教授与疯子》

 喀布尔烟云收揽——《喀布尔书商》

 巴格达烽火日记——《烽火守书人——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馆长日记》

书·书店/书展

 日落巴黎爱有时——《莎士比亚书店》

 弗兰克，你还在吗——《查令十字街84号》

 Libro：一家人文书店的记忆——《书店魂——日本第一家个性化书店Libro的今与昔》

 神保町：古旧与鲜活——《神保町书蟲——爱书狂的东京古书街朝圣之旅》

 绽放风华六百年——《法兰克福书展六百年风华》

书·小说

 看不见的小镇“硝烟”——《书店》

 沉重的“纸房子”——《纸房子》

 驼队“炙热心灵”——《骆驼移动图书馆》

 天使，朝前走——《书中谜》

后记

古登堡的革命——1450年前后的转折

德国，距离法兰克福不远，在莱茵河南岸，有一座美丽的小城，叫美因茨(Mainz)，是欧洲印刷业的摇篮。约翰(海纳)·根弗雷希·祖尔·拉顿便出生在这里，因为他的诞生地(Zum Guten Berg)在美丽山，故称古登堡。

在欧洲，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约1400—1468)被公认为铅活字印刷发明第一人。发明时间为1450年前后。

那时候，一些不寻常的“抄本”已经在西欧出现。这些“抄本”虽然外观与传统的手抄本相去不远，但字迹却是利用印刷机器“压印”在纸上，这是印刷书发明的前兆。

1455年，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发生的一起诉讼案将古登堡送上了被告席。诉讼案的起因源于古登堡的印刷实验，因为资金不足，在1450年那年，古登堡向富裕的乔安纳·福斯特贷款800弗罗林(金币单位)，后又借了300弗罗林用于对印刷术发明的最后投资。就在距离实验成功只差一步之时，福斯特突然状告古登堡违约，最终法庭判令古登堡偿还贷款及利息。1457年，福斯特与合作伙伴比特·舍费，印出了欧洲第一本有出版日期记载的印刷书《美因茨圣诗集》。《美因茨圣诗集》是否就是第一本印刷书？之后出现了争议。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虽然古登堡因为诉讼案遇到了资金问题，但印制书籍的努力并没有放弃，而且可能在1455年，或者说至少在1456年就出版了自己的印刷作品——《四十二行圣经》。后人考证观点有很多，但具有说服力的有两点。其一，“古登堡与历史典型天才人物一样，穷岁月之所得仍不免遭人强夺”。意思是说，为了争印刷书的第一本，古登堡有遭强人所夺的疑点。如此，古登堡则应该当仁不让。其二，从《美因茨圣诗集》印制效果判断，该书品相甚佳，“绝非初试啼声之作”。意思是，作为第一本印刷书，不可能达到如此完美无瑕的程度。因为古登堡的印刷书均没有印制出版时间，所以，一时众说纷纭，成为谜团，成了悬案。这里，我们姑且不去探讨谁是第一，但古登堡印制的《四十二行圣经》一书，的确被誉为了“欧洲第一本伟大的书”。古登堡《四十二行圣经》的诞生，堪称欧洲乃至世界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标志着书籍进入了印刷书的时代。

在技术方面，当年“古登堡的主要发明并不是印刷机，而是铸造机以及活字生产的冶金技术”。它的基本原理是每一个活字的线条均通过铜制的软金属印模凸刻出来，再用锤子敲击铸成。这种工艺，后来虽然有过不断改进，但整体技术却没有大的变化，而且一直沿用至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前夕。

古登堡印制的最早的摇篮本，从书籍样貌上看，与之前的手抄本并无大的不同。古登堡最初印制书的目的，并非以创新为宗旨，而是希望尽可能复制出最像传统手抄本样式的书籍。以《四十二行圣经》为例，其“字体便忠实地再现了莱茵区弥撒经本所用的手写字迹”。16世纪以后，五花八门的印刷字体才逐渐归一，直至最终由新兴的罗马体铅活字替代，才成为欧洲多数地方印书的主流。罗马体的统一，标志着象征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与此同时，印刷书的诞生，也使书籍的书名页、牌记、印刷铺印记、内文呈现、开本、插图、装帧形式等载体发生了质的飞跃。

诞生于莱茵河中游河谷的欧洲印刷业，以西欧这片山脊为出发点并呈同心圆状扩散，迅速覆盖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意大利，1469年，威尼斯很快成为了印刷中心，印制的书籍达到4500多种。在法国，巴黎“金色阳光”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神学、宗教与哲学方面的著作，如基·德蒙特罗谢的《自我拯救》，雅克·德沃拉吉的《圣徒传》以及拉丁文版《圣经》(1476)。里昂则成为了第二大印刷中心。在英国，富商威廉·坎克斯顿转投印刷业，在1472—1473年间，印制了第一部英文版图书《特洛伊城故事》，并于1476年在伦敦建立了第一家英国印书馆。到15世纪末，印刷业已遍及欧洲250多个城市，出版图书2.6万种，到16世纪，图书出版总量已近18万种。

从15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社会，印刷书正式开始为人类服务。  回溯印刷书诞生之前的年代。在12世纪，一种新的“羊皮”，通过商人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在意大利出现，“羊皮书”成为当时主要的书籍形式。

纸张自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统治区传入后，首先在热那亚出现，然后开始运抵意大利的各个港埠，并在欧洲许多国家开始使用。但由于纸张脆弱、不耐久的缘故，统治者们禁止用它来颁布谕令，因此使用范围受到局限。14世纪早期，在意大利法彼雅诺地区，出现了早期的造纸业者，也开始有了造纸厂，产业化使造纸术迅速传遍欧洲成为了可能。这时，随着使用用途的拓宽，供应的增加，纸张开始逐步取代羊皮。造纸厂的位置对印刷铺的影响在法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里昂成为了一个印刷铺林立的城市。15世纪初，当时的雷贝家族便是一个投身于造纸与印刷相关产业的典型家族，这个家族的相关产业遍布法国、德国各地。不仅如此，雷贝家族甚至孕育了后来16、17世纪技术更精熟的一批雕刻师与铸字工匠。

在传统的欧洲，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社会。印刷术发明前后，谨守的依然是一种长期的文化与传统，认定学习仅仅是某些社会团体独享的权利。从罗马帝国沦亡到12世纪的700年间，修道院与其他一些相关教会机构，独占了书籍的生产，并且独享书籍文化。13世纪初，这种局面开始变化，知识生活的中心，开始走出修道院。在大学，学者、教师、学生与工匠和技师合作，创造了充满生机的制书业。这时，新大学的创建，催生了新的阅读群体。虽然这些新读者可能还是以神职人员为主体，但派生出了更多的“阅听众”。读者多了，作者也就不再烦恼如何将作品公之于世，作者群体得以专心创作他们的诗歌或者其他作品。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在抄誊工坊发展成熟之前，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作品已经传遍欧洲。此时的抄写员，面对与日俱增的需求，不得不改善制作方法，这就使得一些工坊的作业，与近代标准化的生产更加类似。成书于1356年的《曼德威尔爵士游记》，在印刷成众多不同版本之前，已然广获传抄。这时，印刷术的催生已在悄然孕育之中。

印刷书源于木刻版。欧洲最早的木刻版画，可追溯至14世纪甚至更早，当时的法国勃艮第，此种行业就已相当盛行。15世纪初，木刻版画行业快速成长。版画与雕版书的成功，使人们预见了印刷更加理想的方法。古登堡的印刷热情，就源于雕版书广泛通行后的激励。

古登堡技术革新的主要成果在于系列地制造了规格化活字，实现了印刷机垂直与水平运动方式。尽管古登堡使用的是一台木制印刷机器，却开启了机械方式复制书籍的先河。

15世纪中叶出现的印刷书，使书籍制作实现了从手写向印刷时代的过渡，而且从16世纪初开始，逐渐摆脱了手写体书具体形式的束缚。公众的参与使书籍印制种类越来越丰富，新的文本分布方式使阅读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印刷书导致的变化还体现在书籍印制的内容方面。最早的，必然都是当时的畅销书。首先是《圣经》及其评论等出版物；其次是教会法的论著，法律、教学用书以及经典著作等。印刷的方便，也推动了印刷品写作语言上的通俗化。约翰·蒙特林于1465—1466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了第一部通俗语言版《圣经》。S.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的《愚人船》也为了扩大影响力而加大了印量，并被译成当时的国际语言拉丁语发行。出版商安东·科贝热出版发行了H.舍代尔的《书籍编年史》，成为当时第一本畅销书。科贝热为了做好这本书，雇用了当时德国最伟大的艺术家米歇尔·沃尔格姆刻画1809幅，成为当时人们热衷的收藏品，发行量达到1800册。这时的书籍，已基本呈现出现代书籍之雏形——与手写本传统书籍相比——作品布局设计新颖，拼版与篇章开头漂亮，雕刻字母衔接紧密，有了书眉与页码，插图丰富了书籍的内涵与结构……

古登堡的发明，推动了社会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使人们用较低的价格更方便地获取图书成为可能。最终，印刷书的发展以及它的通俗化，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环境。印刷书，使人文主义实现了欧洲化，而不仅限于某一区域、孤立、微型社会的单一范围。

成为了变革推手的印刷书，随着印刷带动文本的大规模普及，成为了变迁背后的原动力。此时的阅读者，不再仅仅局限于神职人员，普通大众成为了更加广泛的阅读群体。哥伦布的《关于新发现群岛的信》(1493)，康拉德·沃德塞缪勒的《天体论》(1507)，L.富士的《植物采集》(1542)，A.维萨尔的《解剖学》、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盖斯内的《动物史》(1551)以及阿格里科拉的《地质学》(1556)，等等，自然科学领域多学科书籍的出版与普及，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古登堡的革命，正因为冲击了13、14世纪以来以手抄本为传播方式的书籍形式，通过印刷书，带给了人类光明的发展前景，并以此赢得后人的理解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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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之记忆

通过阅读和思考，过去会变成现在；“过去”是对一切人都开放的书架，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就能从中有所收获。

——托马斯·布朗，1642年

记忆湮渺，只留一片鸿蒙的汪洋。

阅读“专业读者”唐诺先生的《文字的故事》一书，探究文字的起源，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上述这句话。我的这册关于书人书话的读书笔记，便是试着收藏几缕关于阅读、关于书籍、关于出版与人的记忆。

在蒙昧初开的年代，作为书写体系之文字，犹如“投射到幽暗深井里的一缕光”，为人类把记忆、对话和思维置于一己之外，提供了一种全新或全面可能的保存形式。大约五千年前，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个黄昏，苏美尔人在黏土上雕刻了楔形文字；在北非水草丰美的尼罗河三角洲，古埃及人也摸索出了象形文字的初始表达。正是这些泥土、骨头，以及后来的莎草和皮草等载体，赋予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爱琴海非比寻常的力量，映照出人类文明的曙光。文字、字母以及分析逻辑体系的建立，使书面语言的推广成为可能，由此构建了当时社会最具生产力的真正的书写文化。公元4世纪，古埃及的奴隶们把以纸莎草为原材料制成的纸合成卷轴，然后，“书记员”们用芦苇笔在纸莎草纸上奋笔疾书。卷轴书可能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狭义”上的书籍。

一本书用树皮制成……书从这里取了名字。虽然这书充满了并不真正是文学的内容，但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欢迎它，因为它纯粹、神圣、古色古香……

15世纪，意大利文学者这样颂扬书籍的诞生。

1455年，是书籍发展史上的一次大转折。这一年，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印制了真正意义上世界第一本印刷书——《圣经》。50年后，欧洲印刷书的规模达到2.6万种。而这2.6万个品种，便是当今书籍收藏者们眼中弥足珍贵的“摇篮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创造了自己的大、小写字母体系——罗马体铅字，从而迎合了滥觞于亚平宁半岛的人文主义思潮。

走出混沌，曙光呈现，智慧通达，一个“知识的世界”轮廓初成。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欧洲，书籍再也不是昂贵的消费品。印刷书，让书籍成为了大众学习知识、掌握学问的基本工具；阅读，也不再是痛苦历史的解读，成为了读者一种美妙、纯粹的享受。

1507年，康拉德·沃德塞缪勒出版《天体论》，之后，他又绘制了《新大陆地图》和《航海地图》，新知识借助出版业迅速流传。这是人类一次大发现时期，哥伦布著述了《关于新发现群岛的信》，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此外，L.富士的《植物采集》、A.维萨尔的《解剖学》、盖斯内的《动物学》以及阿格里科拉的《地质学》等自然与社会科学著作也纷纷问世。沧海桑田，从路德论纲到基督新教，从哥白尼宇宙学说到向新大陆、向太平洋扩张。书籍，带着冒险精神，为读者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印刷书的故乡，德国人对印刷书的贡献在继续。书贩们用马驮、手推或马车载着皮草包装的书籍，穿梭于乡村、小镇推销叫卖。这时，交通地位得天独厚的法兰克福，逐渐成为图书集散中心。法兰克福书展，六百年芳华由此绽放。书籍在欧洲成为了人们的精神食粮。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曾这样描述自己的阅读——“我多次走进美妙的圣地，阅读绿色草叶般优美的语言，品尝其中的美味，细细地咀嚼回味，最后将它珍藏在记忆中。”……

阅读，让人们在浊世中实现了对精神故乡的回望。

与此同时，书籍设计制作工艺逐渐融入西方艺术的源流。16世纪，哥特式风格通过“讲究尺寸的合适”，表达了“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启发性短小格言，或者配上一幅象征性的雕刻作品”的书籍制作风格。17—18世纪的巴洛克风格，抛弃了单纯、和谐和稳重的古典风范，传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确定的“错觉主义再现传统”。之后的新古典主义确定了书籍设计、制作“只有重要的并值得推敲的主题才印刷在质量上乘、具有新特性的纸张上”的新主张。抛弃无用装饰，革新制作技术，追求朴实无华，强调纯粹至上，新古典主义从而奠定了现代印刷书发展与风格形成的基础。

经过19世纪工业革命洗礼，书籍在印刷、插图、装饰和装订等方面逐步实现现代化。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平原上，经年累月，美索不达米亚的农耕者和狩猎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神和神话，口耳相传出《吉尔迦美什》——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成为盲诗人荷马留存的古希腊史前历史的记忆，是西方文学最早的壮阔吟唱。

公元前600年至前400年，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希腊的苏格拉底以及西亚地区形成的《圣经·旧约》雏形，在地球的四个方位几乎同时诞生。它们有如四根“擎天柱”，撑起了古典时代——一个以“思想”、“信仰”(宗教)和“规则”为支柱的精神大厦。

但丁《神曲》的问世，预示了新纪元的“天启”。于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五彩斑斓的人文图画。由意大利开始，从彼特拉克到薄伽丘，从拉伯雷到塞万提斯，当威廉·莎士比亚登上文学舞台的时候，文艺复兴运动达到了巅峰。

法国引领了启蒙文学的潮头。

17、18世纪，是莫里哀、弥尔顿、笛福、斯威夫特、卢梭和歌德们的时代。

查尔斯·兰姆在白兰地和烟草的熏陶下，如真似幻般地构思《伊利亚随笔》；威廉·哈兹里特在浓茶的影响下，一泻千里地写出《燕谈录》。人们沉迷于19世纪兰姆和哈兹里特的文学梦幻之中。

大众阅读，完全成为了19世纪个人的、私密的令人意动神摇的事情。

海莲·汉芙就是这样一个书痴。她在自己的书信札记《查令十字街84号》一书中，声称自己“一心一意醉心于寻找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怀”。《纸房子》记录了一位“病入膏肓的嗜读者”布劳尔。19世纪的小说成为布劳尔收藏的至爱。《坐拥书城》中，藏书家维克托·尼德霍夫谈了自己的收藏经历，他说，自己就像静杵在书架上的某本19世纪的小说。

20世纪初，一位弱女子在巴黎创办“莎士比亚书店”，她就是——西尔薇亚·比琪。从此，莎士比亚书店成为了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们在巴黎的“据点或专属俱乐部”。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莎士比亚书店出版后，掀起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出版潮。

在俄罗斯，绥青从木版画印刷起步，秉承“有趣和便宜”的原则，为书籍奋斗一生；两位法国出版人：米歇尔和伽利玛通过卓越的努力，成就了大批诺贝尔、龚古尔文学奖作家和作品；贝内特·瑟夫则突破了《尤利西斯》进入美国的法律障碍，颠覆了美国保守、严格的图书审查制度。通过创新、自由、自主、多样和以读者为中心的理念推动，贝内特引导了兰登书屋乃至整个美国出版业的“第二次革命”。英国“最有创意、最富有冒险精神，也最有新闻价值”的出版人是汤姆·麦奇勒。他获得了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出版人”的荣誉。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的30余年，被誉为美国出版业“图书为王，文字当道”的“黄金时代”。书籍，迎来了自诞生以来人们最爱的时代。

20世纪的出版业，是精彩纷呈的一百年。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表现了一种对解构“真实”的探索；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尝试使用了侦探小说的结构；“黑色幽默”代表人物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宰场》，采用了科幻小说的样式；新小说派代表性作家罗伯·格里耶在《去年在马里安巴》一书中则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尝试了用电影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新思想。20世纪更是文学创作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一百年，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不断刷新物质文明面貌的同时，也不断冲击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文学创作，更加关注人类自身的困惑和矛盾，以及面对生存状况的失落感和危机感。于是，劳伦斯通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鲜明地提出反工业化主张，歌颂了自然和生命力；菲茨杰拉德通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描写了青年一代的追求、幻灭和痛苦。对当代都市的厌烦与疏离，索尔·贝娄在《洪堡的故事》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人们需要追求高于现实的精神生活，期望在混乱的世界中找到一席生存之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试图提醒人们的是不能忽视心理病态的危险性；蕾切尔·卡逊通过《寂静的春天》，惊世骇俗地发表了关于对环境问题的预言；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运用“黑色幽默”和超现实主义手法，以丑为美对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20世纪，阅读回到了对现实的关注，人们找寻的是失去家园的灵魂。

阅读斯图尔特·凯利《失落的书》，深刻体味了他对书籍两个主题“脆弱和永恒”的独到见解。他说，从书籍诞生的那天开始，人类就试图通过文字和书写来寻求永生，“被记录”俨然成了天地间最具诱惑力的许诺。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书籍还是脆弱的。即使在书写社会，也难免不发生煮鹤焚琴之类的事。巴比耶在《书籍的历史》、费希尔在《阅读的历史》，以及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都无一例外地对此进行了记录与评判：历史上亚历山大图书馆在传说的大火中“沉默”；毕达哥拉斯的著作被雅典人烧毁；古罗马皇帝圣·奥古斯都对盖厄斯·科尔内留斯和奥维德进行封杀；西班牙人在新大陆销毁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典籍；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将书籍当众焚烧。即使在今天，萨德·伊斯康德的日记还在记录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遭受战火之苦的困扰与痛苦。卡夫卡在临终前吩咐朋友，要将自己的全部作品焚毁。于是，脆弱的书，变得“像露水一样短暂，像深秋的落叶一样不堪一击”。

传统，或者说固有的观念，也排斥着书。当弗洛伦斯·格林夫人在小镇哈堡，满怀信心地准备把开书店这件事情“当做对书籍本身蕴涵力量的赞美”去努力的时候；当菲奥纳·斯威尼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到“米帝帝玛”那个“尘中生长之物”地方的时候。

异化，从书籍诞生之日起就从来不曾停止。

20世纪，既是书籍生产登峰造极的时代，又是出版物被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当影片《查令十字街84号》主人公海莲·汉芙终于站在查令十字街深情地呼唤“弗兰克，你还在吗”的时候，“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爱书的纽约穷作家与伦敦二手书店职员之间长达20年书信往来呈现的故事，直抵灵腑，令人辛酸。针对今天的出版现状，汤姆·拉伯说，我真的不希望因为恺撒说过“I came，I saw，I conquered(我来，我看，我征服)”的名言，就可以趁热推出他麾下战将们的名人系列传记——《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我看了，我来了，我征服了》《我征服了，我来了，我看了》……

但事实往往就是这样。

20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源于中叶的信息革命，引领了新媒体的发展。“日本书店业最后一个平稳和幸运的年代”已于20世纪90年代初便宣告结束。

数字化技术与产业的结合，引发了书籍制作、载体上的自印刷书诞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现代性阅读、书写与计算机、互联网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需求与技能。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出版业已经无一幸免，包括像贝塔斯曼集团这样的出版传媒巨头。进入新世纪，“电子书”凭借在形态、内容和阅读的方便性等方面呈现的新面貌，成为了书籍的新载体。

人们对互联网的应用已轻车熟路，出现了网络创作、远距离编辑和排版，甚至按需出版。今天，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出版商”。某网站推荐了许多“网络礼节”用语，其中“FingersCrossed(愿老天帮忙)”缩写成用“FC”表示；一些网民在电子信件中用“:)”这个符号表示“哈哈”；用“:{”表示“我是吸血鬼(贪财)”。看来，一般读者要弄懂这些符号的意义，还真要靠“老天帮忙”。的确，变化就是这样快。现在的手机和iPad等电子产品已经变得有能力不断拓展业已取得的成就。据说日本就有人将其用于创作或推广小说。网络变得可以移动，能够穿越时空。……

法国当代电影泰斗让-克洛德·卡里埃尔在《别想摆脱书》一书中说：“没有什么比持久的载体更暂时。”他举例说，我们今天可以读到一本五个世纪之前的印刷书，却无法看到或读到一张几年前的录像带或光盘。18世纪，欧洲的贵族们外出时喜欢将旅行读物装进小箱带在身边，三四十册，小开本。其实，贵族们的这种行为与今天人们用U盘或其他方式存储资料的原理是相同的，只是那些书没有这么大的容量。意大利著名学者安贝托·艾柯说，16世纪的一位威尼斯印刷商人阿尔多·马尼斯构思了一种便于携带的袖珍书，人类从未发明过比这更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他认为，即便是现在电脑的存储量可以达到几十兆，但它依然需要电源，而书没有这个问题。

安贝托·艾柯坚定地认为：“书优越于文化工业近年来投入市场的任何产品。”我以为，这是艾柯的自我安慰。安妮·法迪曼在《闲话大小事》一书中，针对“小品文”这种文体风格已经“沉落到西天地平线”的状况，唱了一曲“温婉哀歌”。或许，印刷书时至今日也将成为一曲温婉的哀歌，因为任何读者都无法拒绝未来快捷、便携或廉价的“电子书”的诱惑。

时光还在流转，关于书的记忆将如何收藏？

尽管方兴未艾的“电子书”大有对印刷书呈“剿灭”之势，但依然有不少志存高远的业界人士在为“出好书”而努力，书人书话书籍出版的“逆风飞扬”便是一种鼓舞。

我不敢以藏书家自居，从个人偏好角度，却也陆续收集、购买到了“书之书”这类话题的书籍二百余册，构建了一个小小规模的收藏。用约翰·伯顿的话说，这是一种“欲得书而后快的秉性”。于是一边阅读一边记笔记，再从喜爱的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从而勾勒了经典重温意味的《读来读往》主题框架。

《读来读往》关注的对象侧重于国外作品的中文译作，也包括一些港台版本。这种选择，完全是出于主题结构的完整性考虑，并无排斥其他同类作品之意。全书文章的组织，考虑到大陆、港台及译者在译名理解上形成的差异，为方便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我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或权威版本、网络称谓的共识对人名或专有名词进行了统一，同时尽量标注原文。书籍的搜集或购买过程本应厚积薄发，但做到并不易。除近年出版的新品，许多老版本仍然仰仗不少出版社或书店的朋友的帮助，比如曼谷埃尔的《阅读史》、《阅读日记》和绥青的《为书籍的一生》，再比如台北版本《书店魂——日本第一家个性化书店Libro的今与昔》和《书中谜》。还有，像《莎士比亚书店》和《真的不用读完一本书》等书则是我本人在香港书展或香港、内地的一些旧书店淘来。写作与选材，我的专注点在于谈人说书，因此对原著的故事情节可能有所弱化，这是一种两难选择。阅读、写作与整理这些文章，先后花费了我近两年的时间，这是日复一日挑灯熬夜的结果。读来又读往，谦恭而静谧。虽然辛苦，但乐在其中。

《阿尔班·米歇尔——一个出版人的传奇》和《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两书由于作者介绍缺失，于是海天出版社的蒋鸿雁帮我联系到了译者胡小跃，胡先生提供了独家资料。读书笔记每篇写完后，我尝试将其发表于新浪网博客之中，无意之举却得到了《深圳书城》杂志执行主编王娅莉和编辑张群的关注，杂志选刊了其中一部分。

《读来读往》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读书笔记，做的是书籍发展史的“填充题”，或者说，是我在这个行业从业多年后一种内心情结的袒露。虽然仅此仍然不能使书籍发展的脉络更加清晰，我想做的，是尽力让它变得鲜活一些。目前出版业面临着重大转型，印刷书也步履维艰，我欣赏《阅读的未来》中“改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阅读”这句话，我希望形式多元化后，未来阅读的内涵将更加丰富。

感谢大家包括读者对我的帮助，不到之处，恳请指正。

孙重人

2011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