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妾的儿女》：从旧式底层华工小妾到西式新女性，从温哥华小酒馆女招待到加拿大总理特别顾问，一个家族，三代女性，见证百年移民甘苦悲欢。在欧美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被作为研究文学、历史、女性、亚洲历史的资料和教材。

海外华裔郑霭龄历史题材纪实性文学作品的拓荒之作。

加拿大《环球邮报》畅销书排行榜连续93周上榜。

加拿大纪实文学奖、温哥华图书奖、加拿大女性文学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提名。

《妾的儿女》是著名华裔加拿大女作家郑霭龄用英文写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以作者的外公、外婆、母亲为主要人物线索，串联起包括留守大陆的外公正室母子、跟随外公出洋谋生的小妾（即外婆）、被外公带回大陆由正室抚养的作者的两个姐妹的生活以及早期加拿大中国城华人生活，讲述大时代背景下一个移民家族的生离死别，同时折射出以作者家族为代表的早期加拿大华人在残酷的异国环境中不为人知的艰辛挣扎。

《妾的儿女》以作者自己家族的历史印迹为经，以跨越穿梭太平洋两岸、贯穿几代人的生活的时空变幻形态为纬，编织成了这部回眸家族历史、追寻先辈生命历程的精彩动感画面，谱写出一部跌宕起伏的家族史，一部催人泪下的海外华人辛酸史。

第一章

在中国，人们一般认为瞎子算命比双目正常的算命先生算得更准。故事就从算命开始：在一个小村子里，有个怀孕的小妾来找瞎子算命。算命的告诉她，你肚子里怀的是男孩。娶小老婆就是为了生儿子，但是梁梅英的头两胎都让丈夫失望了。现在，她好不容易等来个儿子，决定不能生在中国，要生在加拿大。中国人当时把加拿大称作“金山”。

几年过去了，孩子到了快上学的年纪。陈山想按照暂居海外的华人习俗，把孩子送回家，在家乡接受教育。他也渴望见一见大老婆，渴望站在村子的土地上。陈山背井离乡已经二十一年，期间只是短暂地回去过两趟。小妾提议陈山一个人回中国，她和孩子留在加拿大。陈山同意了，但他提出了条件，为了不白回一趟家，也为了光宗耀祖，这次回去要给家里盖座新房。

而那个原以为是儿子的婴儿，那个还在娘胎里就来到加拿大的婴儿，就是我母亲。小妾同意陈山回家盖房的条件就是让我母亲留在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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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外公，在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张家边村盖了座房子。50年后，也就是1987年春，我和母亲站在这座房子的前厅，一起的还有她的姐姐和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的大姨陈萍告诉我们，她和舅舅陈元有些东西要还给我妈。陈元示意我和母亲跟他上楼。母亲疑惑不解，问我道：“他们那里会有什么东西给我？”母亲从小就在加拿大长大，与中国家人唯一的纽带就是些正儿八经的问候信，写来问候两个姐姐和另一个妈妈。外公坚持让母亲临摹那些汉字，对于他来说，母亲书写的问候信是一种尊敬；而对于母亲来说，这些信不过是书法练习。

跟在陈元后面爬楼梯可不是件容易事，我们总感觉他是在下楼梯而不是上楼梯。舅舅生下来时脚就向后弯折，在那时的中国农村，他的母亲满怀信心地花钱请大夫给他矫正，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

楼梯顶部是个宽阔的房间，摆放着三张床，每张床都支着蚊帐。陈元带着我们走到远处的角落，走进一个小房间。房间四周屏风上的木头已经腐烂，但是仍隐约可见装饰瓷镶板挖去后留下的痕迹。陈萍严肃地说道：“这房间本来是接待客人用的。爸爸说过，想要一个地方能够招待亲戚朋友，一起喝喝茶。”陈萍和她弟弟陈元一样，总是对他们的父亲赞不绝口，觉得他盖这座房子的时候很了不起。对于我和母亲而言，这个房间看上去就是间储藏室，里面堆满垃圾：一张高高的生锈婴儿床，弹簧已经坏掉；塞着破裂软木塞的陶器；一台RcA维克多的留声机，可能已经沉默了数十年；还有各种各样的破烂草篮。

陈元四处翻找，终于给母亲找出一捆褪色的棕色布匹。陈萍领着我们走向阳台，那里阳光更明媚些。抖开一看，原来是件外套的模样，应该是小孩穿的衣服。母亲稳稳地接过来，缓缓捏住衣领，领边是黑色的天鹅绒。母亲的胳膊从袖口钻进去，小衣服罩在肩膀上，盖不住大腿和手腕，一看就知道母亲过去穿这件衣服的时候还很小。但是，当母亲把衣领套上去，天鹅绒严实地包着脖子时，一点儿都不觉得不合身。这件衣服最后这一亮相，仿佛抚平了过去的一切爱恨恩怨，这个一半在加拿大，一半在中国的家庭破镜重圆。

母亲上次穿这件衣服时年纪还小。天鹅绒边加上皮革衬料，这件棕色的花式织衣是外婆难得一见的贵重物品。她在温哥华出售时尚商品的格兰维尔街买的这件衣服。外婆和母亲就住在离那里几条街区的唐人街。母亲曾经穿着这件衣服和好姐妹手挽着手，一起走在温哥华的人行道上。她从来没有想到这件衣服会在中国度过这么多年的岁月，没有想到我外婆会把衣服交给我外公，塞进普普通通的包裹，再带回到外公远在天边的另一个家庭。

陈萍曾经穿着这件衣服神气活现地走在村子里，享受着其他村民的讥讽：“番鬼妞。”这件象征“洋妞”的衣服又从她手里传给了陈元。等到陈元穿不下时，衣服就妥善地保存了四十余年，逃过了日军的掠夺，躲过了动乱的年代，也经历了岁月的打磨。陈萍和陈元一直留着这件衣服，希望他们在加拿大的母亲和妹妹仍然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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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小就知道在中国可能有亲戚。我小时候就对一张照片很好奇，照片上有两个小孩。照片很随意地放在一摞黑白相片里，就放在我们家楼上雪松木箱子最底下的抽屉中。我们家住在乔治王子城，是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的林木业城镇。

如果久久凝视照片，那两个女孩好像会朝我眨眼。为什么不会呢？她们等妹妹等了那么久。有时候，我会幻想着她们放学回家，然后有人告诉她们说：“你们的小妹妹，她就在这里！快点！快去打招呼！”她们早就听说有这么一个妹妹，但从来没有见过。小妹妹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离开了中国，离开了姐妹俩。她们飞快地把袜子卷上脚踝，整一整裙摆。姐姐抓着妹妹的手腕，站在那里，准备与小妹妹相见。突然，她们呆立不动，凝滞在时间的长河中，等待着一个永远不可能到来的时刻。

我知道，照片里的一个女孩其实已经死了。年幼的那个刚十几岁就死了。家里人都知道照片里的另一个女孩也死了。外公和外婆回加拿大后，这个女孩跟外公的大老婆留在中国，实际上就被抛弃了。后来，她跟我外公的通信也中断了。在中国大陆解放后，她跟外公外婆的联系完全中断。母亲每次谈到童年生活的伤心故事时，最后总会说上一句：“我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母亲的这些话就像墨迹一样，涂抹在我的良心上无法拭去。看到这张照片，我多希望过去并不是这样。

看到抽屉里的其他照片，我不需要怎么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现实生活，我见过外公和他的小妾——也就是我的外婆。整个抽屉里没有一张他们俩的合影。在他唯一的一张照片上，岁月的沧桑，长期的忧虑，耷拉的下巴，使他看起来神情抑郁。我知道母亲在外公的葬礼上没有掉眼泪——虽然外公去世时我只有四岁，但我那时候已经开始记事了。我以前很崇拜外公。“我长得像他吗？”我暗自寻思，描摹着他的下颌线，然后再摸一下自己的下巴。我不敢想象自己会长得像外婆。她肯定不愿意让我长得像她，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外婆本人让我害怕。我更喜欢照片里面安安静静的她。有证据说明，在外婆那个年代，她曾经是唐人街最漂亮的女人之一。“这是众所周知的，”母亲是这么说的，“所有人都跟我说，‘梅英太好看了’。”或许这是我母亲对外婆最好的评价了。外婆在世时，我总是想着外婆是很美的，我对外婆的美丽确信不疑。不知道出于什么角度，我觉得正是外婆的美丽才给她带来了一生的不幸。  P1-5

我外公名叫陈山，外婆名叫梅英。他们过世很久之后，我常常爬到家里的楼上，钻进父母的卧室，翻开那只雪松木箱子，打开最底下的抽屉，拿出里面一摞黑白相片。每张照片都是正式的人物照，相片里的陈山和梅英都想留下家庭兴旺发达的瞬间。每张照片都是那么亲近，仿佛可以听到家庭过去的声息；但又是那么遥远，让人不禁浮想联翩。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留下的唯一遗物，其他值钱的东西都已经典给了当铺。

我母亲本来想把这段过往尘封起来，合上历史的大门。但这扇尘封的大门却在陈山去世三十年后，也就是梅英去世二十年后被撬开了。那一年，也就是1987年，我去了一次中国。在外公-出生的村子里有座装满往事的仓库：他家的房子、几件珍贵的遗物和几张宝贵的照片。写作这本书时，最有价值的是外公写给留在中国妻儿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是他人生最后四年时写下的。信放在一个小包里。四十年来，分处大洋两岸，同属一个家庭的信件交流仅存下了这些。我的舅舅陈元曾经两次遗失旧照片和信件，第一次是被抢掠的日本侵略军夺去，第二次是在“文革”中遗失了。我想把这些剩下的信拿去复印，舅舅很不情愿，我好不容易才说动他。幸运的是，在写给舅舅的这些信中，外公追忆了自己的早年生活，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我年纪太小，外公家来到加拿大早期的时候还没有我。我对外公的印象仅剩下一些儿时的记忆，而且我的记忆支离破碎，十分零散。外婆在世的时间长一些，但是等我对家庭的过去产生兴趣，或者当我有足够的勇气向外婆询问家庭历史时，她也早已过世。这样一来，我只能依赖母亲的回忆。

刚开始的时候，母亲只是凌乱地讲了一些伤感的回忆。只有当我们娘俩严肃起来，才开始耐心梳理往事。通过不断探索母亲深刻的记忆，我仿佛也渐渐走进了陈山和梅英的生活。他们的移民往事和古老的唐人街——贫困潦倒，缺乏教育，还有被更强大的白人社会排斥的恐惧，这些事情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部口述历史。唐人街的多数居民都只能借着“闲谈度日”，这就必然会谈到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在他们的口中充满生气，十分鲜活。日复一日，这样的对话都在不断重复着。母亲在无意中听到一些关于外公和外婆的故事，这些故事组成了她最早的一部分记忆。

追溯家庭历史需要收集他们那个年代的其他故事。陈山那代人已经辞世，但是几个跟梅英同龄的人依然健在。母亲的朋友是在温哥华唐人街长大的最后一代人，对唐人街记忆犹新。除了进行个人采访外，我还借助了别人已经发表的著作和公共档案。

想要找到上一代人留下的实物证据并不容易。纳奈莫的旧唐人街早在1960年被大火烧为平地，如今早已不复存在。在温哥华，我站在陈山当年买回国船票的售票窗口前；来到梅英曾经工作过的B.C.Royal咖啡店，坐在店里的柜台前；来到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出租屋，爬上一段段黑暗的楼梯。但在我刚走不久，售票窗口就拆了，咖啡屋倒闭了，出租屋沦为毒品泛滥的贫民窟。随着最新一代亚洲移民潮的到来，温哥华的老唐人街继续萎缩衰落。这些新移民家境殷实，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移民到此。他们看不上老唐人街，大多选择在不断扩张的郊区落户。我发现中国南方的变化更为迅速。第一次回中国探亲的时候，我们走了三个小时崎岖的土路才走到外公老家的村子；等我们第二次再去的时候，我们只坐了一个小时的船就到了距离外公村子十分钟的码头。即使在本书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中，我也感觉自己一瞥过去的机会已经越来越渺茫。

研究工作完成后，我面临的挑战就是把这些研究结果原原本本地写在书上。这份责任十分艰巨，因为家庭成员不止一个，对于某件事件也就有了各种不同的说法。众说纷纭之下，事情的真相也就很难说清；谁还记得往事的细节，就根据谁的说法写。我由衷地感觉到，这本书应该算是一项“家庭工程”。同时，我也需要感觉那些九泉之下的人也在冥冥中支持着我。首先，我希望真实地反映家庭成员的个人生活。要想用最公正坦诚的叙事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最佳的方法似乎是采用无所不知的第三人称。这就需要对一些事件进行必要的解说，同时重现当时的一些对话情景。在本书中，我采用了修复画卷的方法——原始的帆布是别人的。当然了，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也在“原画”里添加入了一层真实的色彩。

在此谈一下书中对中文人名和地名的处理，以及用字母处理一些汉语词汇的问题：为了简洁起见，我都是根据最常见或者当地的用法处理。所以，在提到广东时，我没有选择Guangdong这个拼法，而是选择Kwangtung，因为在陈山那代人生活的年代，广东的字母拼法就是Kwangtung。与此类似，在提到毛泽东时，我选用Mao Zedong，而非Hao Tse—tung，在我书中所跨越的年代里，毛泽东的拼法普遍采用Mao Zedong。关于粤语词汇和粤语人名的英文拼法并没有约定俗成的规则，书中尽力按照音译的方法进行处理。最后，书中表示货币单位的“元”指的是加元。在“一战”之前，加元都和美元价格持平。“一战”过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加元的价格在一美元和九十美分之间来回波动。不过，自那以后，一加元贬值到七十美分左右。

郑霭龄(Denise Chong)

这么多关于唐人街的生活里头，最深刻、最有戏味的故事。

——著名导演 许鞍华

这是一部非同凡响的著作。作为一部回忆性和历史性的作品，《妾的儿女》拥有着文学性的叙事手法；而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它又因其真实性而拥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它值得一个广大的读者群去欣赏。

——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