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滋养下的男女，如此的真实、如此的不堪，震惊千万读者。

两个有手足之情的男孩共同生活在一条叫作脏街的胡同里。他们一个叫晓声，一个叫子卿。在人生信念方面，他们一个代表着另一个的一半。二十年后，那个渴望并有希望当作家的子卿成了大款；而不可能成为作家的晓声却被时代选中成了作家。然而，悲剧产生了，他们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互相呵护。金钱对文化、文化对金钱，他们彼此轻蔑、嫉妒、伤害，并在伤害中都无可奈何地体验到类似泯灭的绝望……

《泯灭（最新修订版）》充满激情和理性。作家梁晓声甚至以献身祭坛的悲壮，拷问着正在膨胀或者泯灭的灵魂，并且在时代的悖论中倾向理想主义的天平……也可以说书中的两个主人公实际上是作者一人的双重人格，或者说是作者的两重观念的表现。

《泯灭（最新修订版）》是当代现实主义作家梁晓声唯一正式授权、最新修订版。

《泯灭（最新修订版）》写给大众，读得懂，看得透。

在城市边缘的“脏街”里，在最底层的城市贫民中，生活着晓声和子卿两个异姓兄弟，父辈的付出与现实的压力，让他们渴望改变命运。二十年过去，渴望当作家的子卿成了“灰色”的大款，晓声却被时代选中成了作家。嫉妒感、控制欲、悲悯心……人性的种种使他们相互碰撞、相互伤害：子卿戏弄晓声作家的自尊，晓声对子卿的妻子产生难以名状的感情。最终，他们都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

正文

一

翟子卿是我中学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的玩儿伴。一个人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再懒得交际，也总会结识下一些人的。在这些人中，也总会选择几个作为朋友的。人到中年，又有了中年阶段的朋友，对小时候的玩儿伴，印象也就渐渐地消淡了。偶尔想起，不过就是一部分破碎的回忆，除了反刍一点儿从前的灰色童年的温馨，实在也没什么别的亲韵可言。

但对子卿，我却很难忘怀。他仿佛永久地印在我记忆的底片上了。他仿佛是另一个我，替我在生活中追求另外的东西，因而使我简直无法不关心他存在的种种情况……

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当年是一块儿从山东同一个小村里出走，“闯关东”来到东北的。当年他的父亲十五岁。我的父亲比他的父亲小一岁，叫他的父亲“俺哥”。如今的少年之间，已很难有他们当年那么一种虽非手足亲似手足的关系了。人和人之间究竟能以什么样的关系相处，大抵也是由时代参与决定的。

当年，我的父亲和子卿的父亲，“闯关东”的野心自然是向东北的城市倾斜的。然而东北的每一座大小城市当年都排斥这两个身上一文不名，并且不谙世故的山东少年。最后他们不得不落脚在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它距离哈尔滨市五十几里路。如果从江上划船逆流而上，距离会近不少。他们选择那个小渔村落脚，证明他们当年向往有朝一日混进城里的念头是非常顽固的。尽管后来他们分别娶了那个小渔村里的两个女人。

我六七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了。子卿和我同岁。他也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我们的父辈们的野心终于实现了。我们的母亲们因此很崇拜他们。我们则更敬仰我们的母亲们，因为她们从不曾在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面前表现过丝毫的自卑，也因为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并不敢随意欺负她们两个来自农村的女人。据说当年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一向是很蔑视混进城里的乡下女人的。

严格地讲，我们两家其实并不能算在城市“里”，而是住在城市最边儿上的一条小街上。那条小街，好比城市这只巴掌上，靠近小拇指尖儿的一道最细的指纹。它的名字也起得低俗，叫“脏街”。也许这并非它的名字，只不过被人们随口叫，久而久之，就成了它的名字。至于它原本的街名，倒无人知晓了。

当年我曾问过母亲：“妈，咱们这条街真叫脏街吗？”

母亲反问：“不真还假呀？”

我又问：“为啥叫脏街呢？”

母亲也又反问：“你还觉得这条街不脏呀？”

那条街确实脏，很脏。街两旁的住房，如果那也算“住房”的话，像吸了一辈子烟叶的老太太嘴里七倒八歪熏黑了的牙。街一头是下水道，整条街上家家户户的泔水都往那儿倒，经常堵塞。除了冬季，下水道口几乎永远淤着臭水。人一走过，苍蝇便嗡地飞起一群。而冬季呢，周围冻着一层层有颜色的冰。一层层冰的一种种颜色，使人瞧见了恶心。颜色恐怕也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才会对人的胃起呕吐性的刺激。

街的另一头是公共厕所，是由碎砖、土坯、带树皮的木板和几片油毡纸组合成的。年月久了，砖色已变了，如同东北人做酱的酱块，而且是发了霉的。土坯呢，夏天淋冬天冻，早已黏合成一整堵土围墙了；而且倾斜着，似乎随时可能倒塌。带树皮的木板就更不用说了，朽得刮阵风都往下掉些朽木渣子，手指轻轻一捅就一个窟窿。只有顶盖上的油毡纸，隔几年由街道卫生队负责换一次。街道卫生队是没钱改造那个厕所的，该做的也只能是隔几年替它的顶盖换一次油毡纸。他们一次也没舍得用新的油毡纸，所用的都是从建筑工地上收集到的废弃油毡纸。结果是，雨天或夏季炎热的正午，上厕所的大人们，总是在兜里揣一张旧报，蹲下后立刻双手将报纸伸开在自己头上，否则会有雨水珠儿或油毡的沥青滴落在衣服上头发上。曾有一个女人的头发被沥青粘住，用肥皂用碱水洗了好几次也洗不开，最后她男人用了半脸盆汽油才帮她洗开。

“脏街”上的人都得上那一个公共厕所。那条街上仅有那么一个公共厕所啊。这使它成了那条街上最公共的一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站在它的左侧或右侧聊天。是等着上厕所的人。上厕所的“高峰期”，等在外边的，往往还不只两个人。也有三个人五个人聊天一块儿等的时候。其中准有一个人两眼盯着厕所的入口，双脚不停颤动，脸上不时做出龇牙咧嘴的古怪表情，是憋得非常痛苦快憋不住了的那位。这时候，厕所就仿佛变成了颇诡秘的一个地方。出来一个人，进去一个人。出来的满面歉意，进去的迫不及待。仿佛里面有一位什么神圣的人物，外面的人都是在期待着他的接见似的。当然，过了“高峰期”，厕所外面没人排着的时候也有。只一个人耐心可嘉地等待着的时候也有。如果没人排在外面呢，刚上过厕所的人碰见了谁，就会好心好意地告诉他：“还不快去上厕所！这会儿一个人也没有！”对方呢，则会下意识地掉头就往家里奔，揣了手纸后，冲出家门，忙不迭地往厕所一溜儿小跑。那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也许还有几分“千万别错过大好时机”的心理在催促。而跑到了厕所跟前，他的泌尿系统或排泄系统每每提醒他完全是多此一举。倘厕所外只有一个人在等着，倘他或她又不甘寂寞，便会跟厕所里边那位聊。这种时候，里边一句，外边一句，一问一答的，拉家常唠社会，情形很有意思。反正这条街上的人互相都认识，除非两家有什么芥蒂，谁跟对方主动聊天，对方都会表现得又友善又配合又热忱。当然，因为里边的人腹泻或大便干燥，等在外边的人实在憋得不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了，于是相互口角乃至辱骂起来的不快事件也曾发生过……

我和子卿小的时候打过一架。就打过那么一架。后来在厕所这个公共的地方言归于好了。所以我对当年“脏街”上的公共厕所，至今保留着较深的、近乎怀旧的记忆。打架的原因极其简单——某天我俩走碰头，彼此撞了个满怀。按说以我们两家的关系，我俩是不该打起架来的。可是那一天我心里不知窝了股什么邪火，一直寻找机会想发泄在某个人身上。子卿一向是让我三分的。当时我认为发泄在他身上正对。彼此错身而过之后，我突然冲口吼出一句：　 “你给我站住！”

他站住了，有些困惑地回头望我。

我恶声恶气地问：“你干吗故意撞我？”

他说：“我不是故意撞你的。”

我说：“你是故意的！”

他说：“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说：“反正你撞了我就不行！”

分明地，他也有些来气了，说：“不行能咋的？”

我一拳打在他鼻子上，打得他鼻子流了血。他一拳打在我眼眶上，打得我一只眼乱冒金星。

事后，我母亲知道了，狠狠训了我一通，还罚我面壁跪了半个多小时。

母亲指斥我：“知道错不？”

我说：“知道了。”

又问：“为什么错了？”

我说：“不该先动手打人。”

“连子卿都打，今后你还不打遍这条街呀？你爸知道了，非揍你不可！你知道子卿他爸的腿是怎么残的？那是因为一次在一块儿干活的时候，出了险情，为了救你爸……”

我懂事以后，见到的子卿他爸就是个瘸子。整条街上的人都叫他“收破烂儿的翟瘸子”。母亲说的事，此前我半点儿也不知道。

当天晚上，母亲扯着我，去子卿家向他赔不是。子卿的家，比我的家还穷。只一间小屋子，床头那儿就是做饭的锅台。为了防止在做饭时床上的东西掉进锅里，在床头和锅台之间，竖立着一块铁板。那铁板大概是子卿的爸收破烂收回来的。像这条街上所有人家的屋子一样，子卿家的屋子也是沉在地下两尺多的。这条街的地面原先高于人家的门槛。下雨的日子，雨水从街上往家家户户屋里流淌。人们无奈，只好用炉灰垫自己的宅基和门槛。经年累月，就用自己家里掏出来的炉灰，渐渐地将自己家的房子埋了两尺多。从此，家家户户的门槛倒是高出地面了，但家家户户的窗台却矮了。坐在家里朝外看，视线几乎跟地面平行。倘正有人从窗前经过，只能看到那个人的腿，连膝盖以上都看不到。

我母亲扯着我迈进子卿家的时候，我没料到他家的屋地比外边的地面低那么多，一脚踏空，险些连母亲也带倒，一块儿跌入屋里。幸亏子卿母亲眼疾手快，及时扶住了我母亲。子卿母亲当时正做饭。更准确地说，是正往锅里贴饼子。子卿父亲正给子卿补鞋。他和我一样，没有第二双可换穿的鞋，也就只得老老实实坐在炕上，等着他父亲替他补好那唯一的一双鞋。

子卿母亲扶了我母亲一把，赶快又跨回锅台那儿，一边继续往锅里啪啪地贴饼子，一边问：“谁呀？”

子卿母亲常年害眼病，视力很不好。

我母亲就回答说：“是我呀，你老妹子。”

P1-4

有过，抑或没有

梁晓声

屈指算来，我写《泯灭》已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

出版社要再版，我便重读了一遍。

掩卷沉思，我问自己，当年将这部小说定名为“泯灭”，究竟想表达些什么呢？

人有信仰，才有操守，进而才有所谓“泯”，才有所谓“灭”。

倘并无，“泯灭”的指出又从何谈起呢？

小说中的翟子卿可有什么信仰么？

我以为，是没有的。

晓声呢？也没有。

这两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从不曾是共和国的任何方面的宠儿，甚至从不曾被关注过，他们只不过是中国草根阶层的两个儿子。他们的成长过程，倒确乎是新中国一味强化信仰的历史阶段。那一段历史可日之为“红色政治”。对于宠儿，自然或会成为信仰。一切言行、对错，唯以是否符合“红色政治”的准绳为原则。这样的人在从前的中国比比皆是，但子卿和晓声却都不是那样的人，“红色政治”只不过染红了他们的发肤而已。事实上，他们对于那“红色”，还每每心生怀疑和不安。

而人生在世，总归还是要信点儿什么的。

他们也就是信善而已。那是他们的母亲们给他们的信仰，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两位母亲只能给他们那么一点点有益的东西，是不知不觉中给的，于她们从未当成信仰来给。

那么，子卿也罢，晓声也罢，其实是两个那个时代的边缘人，是被漠视的大多数。他们在社会的边缘，不甘而又小心翼翼地活着。倘不小心翼翼，在当年他们都是有可能被“红色政治”一棍子打入另册，从此永无翻身之日的。

“改革开放”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个从文了，一个经商了。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开始崇拜金钱巨大能量的“纪元年”。

本就没什么信仰可言的人，于是转而向金钱顶礼膜拜，自然而然地合乎规律。

子卿宁为金钱之奴，晓声面对金钱的诱惑苦苦挣扎。

他们都挺可怜的。

富并不见得会使人注定富得“只剩下了金钱”。

没有信仰因而并无持久操守却又渴望暴富机会的人，一旦富了，才会富得“只剩下了金钱”……

子卿连母亲给他的那么一点点有益的东西也丢掉了……

晓声又能握持住多久呢？

金钱至上的时代，穷也罢，富也罢，其实人之心灵上都是可怜的。

我的这部小说也只不过揭示了那样一种可怜而已。  2012年11月1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