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春秋时期燕地的民族
公元前770年，在晋、郑、卫、齐等国护卫下，周平王东迁洛邑。此后，春秋战国近四百余年的历史中，这些诸侯国成为王室的重要依靠力量，政治形势向周室衰微与诸侯强大演变。虽然在宗法制度下，周天子仍天下大宗，仍保存着天下共主的称号，但实际权力却操纵在诸侯手中。而这些诸侯虽然彼此互争霸主，在面临着戎狄蛮夷侵扰威胁之时，仍然本着“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高扬“尊王攘夷”大旗，在周王室或者同姓诸侯遭受异族侵略时候能够相互拱卫。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人们“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颇深，尽管中原地区以各诸侯国为中心的华夏族与西周时期活动于周王室及其分封诸侯国周围的东夷、北狄、南蛮、西戎各民族的对立差别明显，但经过民族间政治军事上的斗争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此消彼长中不断融合和发展，同时也不断有不同名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在这一时期历史舞台上。
地处北部边陲的燕国，在春秋诸侯争霸过程中，处于齐、秦、晋、楚为主的诸侯大国争霸局势的边缘，但却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戎和狄侵扰的中心地带。燕地及其周围聚居了许多民族。
当时，燕地蓟城附近有孤竹人。孤竹国故城在今河北卢龙县南，孤竹国人原是东北夷中的一支，与商王室同姓，是商汤分封的拥有相当力量的北方诸侯国，“孤竹国与商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商王朝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孤竹国位于卢龙，这比燕山一带任何其他殷商的盟国或诸侯都更具有战略意义。早在新石器时代，甚至更远时期，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联系的纽带是幽燕地区和辽西走廊。当时只有两条通道：一是古代的卢龙塞，东北各族须先至辽西，经卢龙塞，才能进入燕南，侵扰商境。二是从辽宁南部，由海道过山海关，沿燕山南麓西行至北京。后～条路线，要造船渡海，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并非易事。而卢龙塞这条陆路，在当时是东北与华北沟通的必经之路。商王室的孤竹国位于此地，控制了咽喉要道，也就遏制了北方民族的南侵，真正起到了屏卫商室的作用。”
孤竹国在西周以前一直是幽燕地区维护商王朝统治的北方大国，其疆域包括今天的河北北部，京、津和辽宁西部及内蒙古南部的广阔地区，孤竹国比后来北方出现的燕国早了五百余年。孤竹人为商族先祖旁支，早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后辗转于古幽燕地区，发展至农牧并举阶段，开始定居在今辽宁朝阳地区，后被商汤封为诸侯国。商代中叶，孤竹国进入中期，立足于燕山南麓广阔的平原和丘陵地区，并在滦河流域建立都城。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灭商以后，分封同姓贵族召公于北燕。《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至此燕国取代孤竹国在北方的统治地位，逐步成为幽燕地区的大国。周初，燕国采用“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方针，对商代遗留下来的部族，仍保留其城郭与组织，利用原商的部族来统治当地人民。因此西周时孤竹国仍由原姓部族统治，但已经沦为幽燕地区的小国。春秋时期，燕国北部的山戎部落势力日益强大起来，吞并了燕国周围许多领土，此时的孤竹国也被山戎占领，完全依附于山戎。燕庄公二十七年，齐桓公为救燕国，出兵攻打山戎，《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遂伐山戎，击令支、斩孤竹而南归。”从齐桓公北伐山戎救燕曾打到孤竹国而还的记载可见，孤竹与燕地蓟城相邻，此时并未彻底灭亡。以后，孤竹国故地属于燕国管辖，孤竹故城并入令支县地。此后史书再不见孤竹国的记载。总体上而言，孤竹国并未对燕国构成威胁。
春秋时期，燕国作为周王室拱卫北方的重要封国，是北方戎、狄之族南向侵扰中原的重要通道。戎和狄是春秋时期北方民族的主要称谓，从鲁庄公三十二年，北方民族一般不再称为戎，而改称狄，进而区分为长狄、赤狄、白狄。北狄主要分布在今宁夏、内蒙、陕西西部、山西北部地区，西周时期指犬戎、狁，春秋时则指北戎、赤狄、白狄、长狄，战国时期则有胡、林胡、楼烦、匈奴等。还有来自河北北部及其东北部地区的肃慎、貊、山戎、东胡等，这些少数民族最初包含在北狄范围之内，在战国才明确称之为东胡。其时，由于周室衰微，政出诸侯，各诸侯间征战不已，山戎和北狄趁机深入到中原地区，与华夏族诸侯发生战争，《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这种形势下，以齐桓公为首的华夏族诸侯联合起来，对抗少数民族的侵扰。
燕国获得齐桓公的帮助最多。燕北有东胡、山戎，东有秽貊、肃慎，西北与匈奴为邻，南有赵，东是齐，西南与白狄建立的中山国相邻。其中，山戎的势力颇为强大，《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豁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山戎就是百有余戎的一个支系（战国时期称为东胡），生活以游牧为主，善于骑射。山戎南临燕国，东近齐国，西接赵国，他时常长驱直入燕、齐、赵的边区进行掳掠和骚扰，成为这三个诸侯国的世代边患，而其中尤以“病燕”为甚。在古代文献中“山戎越燕伐齐”、“山戎病燕”等记载屡见不鲜，给燕国造成了很大破坏和威胁。燕国不断受到以山戎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凌，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破坏。到燕桓侯（前697一前691年）时不得不将都城迁到河北的临易（今河北省雄县）西北，燕国的权力中心逐步向南迁移，且国力日衰。燕国不堪山戎侵扰，便求助于齐国，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庄公二十七年（周惠王十三年，前664年）冬，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这是春秋时期燕国受到少数民族威胁，齐桓公为保护华夏族诸侯而救燕伐戎的第一次明确记载。《国语·齐语》并云：“齐桓公遂伐山戎，击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史记·齐太公世家》亦载，“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齐桓公帅师救燕，北伐山戎，大败山戎部族，解除了山戎对燕国北部地区的威胁，齐桓公班师回朝，燕庄公一直把桓公送出燕国界止步。齐桓公根据“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的礼节，将燕庄公所到之地，分割给燕国，表示敬重，并在此筑城，名燕留城，《括地志》记载，“燕留故城在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从地区上看，当时的山戎已经南下到燕山以南，直接威胁着燕国的存在，所以才有齐桓公北伐山戎之举，而“齐桓公的这一举动，不仅救了燕，也为诸夏抗拒北方民族的继续南下起了重要作用。”
P17-19
本书的撰写工作，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合作完成并邀请院外相关科研人员撰写了部分内容。其中，王岗负责撰写“概述”及“金代”、“元代”部分；赵雅丽负责撰写“先秦至两汉时期”部分；许辉负责撰写“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及“隋唐时期”、“五代及辽代”部分；彭勇与丁慧倩负责撰写“明代”部分；徐丹依负责撰写“清代”部分，并由刘仲华进行修改；章永俊负责撰写“民国时期”部分。全书由王岗与徐丹很、许辉审阅、加以改定。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张秀平女士的帮助，在此特致谢意！
编者
2012年12月
北京民族史在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先秦时期开始，少数民族民众就生活在这里，与中原地区的民众一起创造着燕地的文明。在此后几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北京地区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少数民族的文明轨迹。从先秦时期的山戎，到汉唐时期的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奚族等少数民族，在这个阶段的历史进程中还只是扮演了一些配角。而从辽代以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就逐渐从配角变成了主角，一直延续到清朝的灭亡。因此，在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几乎所有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一些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与少数民族的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
在研究北京民族史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涉及到的：
第一个问题，是少数民族的起源问题。在北京地区生活过的少数民族，大多数都是“外来”的，主要来自于北方草原和东北地区。如北方草原的匈奴、契丹、蒙古族等，东北地区的女真、满族等。也有一些来自西北和西陲，如回族、藏族等。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起源研究，其学术难度是极大的。以往的许多学者都长期关注这个学术难点，并且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我们这部《北京民族史》吸收了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有一些我们的不同见解。以往人们在研究民族起源的时候，常常用地域范围、生活习俗和语言系统等因素作为判断坐标，但是，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流动陛极大，地域范围是无法约束的，而不同的民族有可能使用同一个语言系统，有着共同的生活习俗。最重要的，是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之间能否确立传承关系，这个问题无法解决，许多少数民族的起源问题也就无法解决。我们只能依据所掌握的史料，参考前人的学术见解，做出我们的判断。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记载很早就有了，如《史记》中的《东夷列传》、《西羌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等即是其代表作。此后的历代正史中，大多都有关于周边少数民族活动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皆是中原地区的人们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在没有进行充分交流的情况下，这些记载有很多失实甚至是十分荒诞的内容。再加上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同一个少数民族的认识是不同的，同一个少数民族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发展变化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就使得后人对周边少数民族起源的研究陷入困境，或是史料依据互相矛盾，或是时代断续缺少脉络，等等，虽然下了很大的研究功夫，人们的结论却总是无法一致。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是人们对少数民族起源的认识上存在着盲区，认为所研究的少数民族起源，追溯得越久远越好，这种观点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实作为每个民族，对自身起源的认识都是有据可寻的，应该是我们进行研究的最重要依据。炎黄事迹，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源头，这是古人的认识，随着当代考古学的发展和重大发掘工作的成果不断出现，中华民族的源头也在不断向前延伸，但是，作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观念却是在古代就已形成的。我们在对少数民族起源的研究工作中，也应该重视这些少数民族自身民族意识的产生时期，发展过程，以及他们的自我民族意识。
第二个问题，是民族融合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作为政治宣传的一种方式，提及的人很多，而作为严肃的学术课题，真正深入研究的人却很少。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但有几点必须强调的是，首先，民族融合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换言之，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其次，民族融合必须具备相应的各种必要条件，如果这些必要条件不具备，民族融合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再次，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就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相互融合的历程，中华民族的辉煌文明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是经常见到的，对于这种现象应该如何解释？以往人们在涉及民族融合的问题时，常常对民族矛盾和冲突避而不谈，显然这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民族矛盾和冲突都是民族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民族之间如果没有接触，就不会有矛盾和冲突，也就更不会有相互之间的融合。因此，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是相互融合的重要前提。
第三个问题，是主流文化的认同问题。也就是人们在涉及民族关系研究中常常提到的“汉化”问题。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广大百姓干百年来通过辛勤劳动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杰出的精神文化，这种中国古代文化我们称之为农耕文化。而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广大百姓则创造了同样杰出的游牧文化。当农民生活在平原上，牧民生活在草原上，两种文化之间是很少交流的，也就很难有相互融合的机会。但是，当众多的牧民们进入平原地区之后，他们就会接触到十分陌生的农耕文化，同时，也会带来农民们所不熟悉的游牧文化。于是，两种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机会。反之，当农民们进入草原地区之后，也会遇到他们所不熟悉的游牧文化，也有了进一步相互融合的机会。在中国古代，农耕生产与游牧生产相比，其经济效益要高得多，故而当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之后，曾经想把农田变成草地，这种主观愿望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中国古代，从草原地区流动到农耕地区的民众太多了，而从农耕地区流动到草原地区的民众太少了，也就使得两种不同类型文化的融合更多的是处于农耕地区。这个前提条件对于文化融合的结果影响太大了，在平原地区，农耕文化当然占据主导地位，游牧文化要想取而代之是根本不可能的。结果只能是进入中原地区的牧民们逐渐变成了农民，也就表现为少数民族民众不得不接受农耕文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汉化”。与之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当中原地区的农民们进入北方草原之后，会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农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把草原改造为农田，把农耕文化带到草原上来，仍然坚持“汉化”。另一个发展方向是农民们适应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从农民转变为牧民，接受了游牧文化，这个过程，我们将其与“汉化”相对应，称之为“胡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从中原地区主动进入草原地区的民众实在是太少了，故而“胡化”的现象往往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
第四个问题，是军事征服与文化征服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来没有中断过，一个政权的建立，需要通过战争，一个政权的势力扩张，也需要通过战争。人们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不同，对这些战争的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同一个民族内部发生的战争，人们通常称之为“兼并战争”或是“统一战争”，来加以评价，而对不同民族之间发生的战争，就往往会用“征服战争”这个评价。对这三个概念而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军事上的征服。在中国古代，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要想进入中原地区，必须依靠军事上的征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等“五胡”进入中原，辽金元时期的契丹、女真及蒙古族等相继占据中原，清朝满族入关，等等，皆是以军事征服为前提条件的。这些少数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原地区的。显然，与同一个民族的内部战争相比，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带有更多的“征服”色彩。汉朝取代秦朝、唐朝取代隋朝，战争的规模也很大，人们却没有被“征服”的感觉，使用的也是“统一战争”的评价。而金朝攻灭北宋、元朝攻灭南宋，就被许多人冠以“军事征服”的标签，只不过是因为金朝和元朝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在人类发展的几千年历史中，文化相对落后的“野蛮”民族用军事暴力征服文化相对先进的“文明”民族的现象并不少见，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许多次。但是，野蛮民族在征服文明民族之后，很快就接受了文明民族的先进文化，故而有人称之为文化上的“被征服”。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辽朝的契丹族统治者、金朝的女真族统治者、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和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在“征服”中原地区之后，就都出现了被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征服”的情况。同样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被文化“征服”的程度则是不一样的，甚至差距非常大。相对而言，契丹族和蒙古族的统治者保留了更多游牧文化的特色，而女真族和满族的统治者则被文化“征服”的更彻底一些。这种差异的出现，是与少数民族统治者自身文化修养有直接的关系。契丹族和蒙古族的统治者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前，自身受到的文化影响只是单一的游牧文化，故而在接受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时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而女真族和满族的统治者所生活的东北地区，是农耕文化、渔猎文化、游牧文化杂处的地方，故而对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并不陌生，其接受“汉化”的影响也就更彻底一些。
最后一个问题，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状态，第一种，是在汉族政权统治的状态下，第二种，是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状态下。汉族统治者们对于少数民族民众的歧视是十分明显的，这从他们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如“蛮”、“夷”、“戎”、“胡”等即可看出，他们的歧视也反映在相关的民族政策上，我们往往称之为“大汉族主义”。因此，在汉族政权的统治下，少数民族人士变成了“二等”公民。而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统治者恰恰相反，采用的是压制汉族民众的政策，这一点通过元朝的“四等人”制度得到充分展示。在元朝统治者的眼里，汉族民众变成了“三等”和“四等”公民。显然，歧视少数民族民众是错误的，歧视广大汉族民众也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真正实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事情。相比较而言，在汉族统治者中，唐朝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更好一些，而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中，清朝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更加合理一些。
这部《北京民族史》的撰写过程必然会涉及到上述的问题，对有些问题，可能会处理得好一些，对另一些问题的处理则会有欠缺之处。史料的选择和理论的运用也都有较大的难度，特别是从元代以后，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同时成为了全国民族融合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对北京民族史的研究其难度就更大了。在北京历史上曾经生活过的许多少数民族消失了，我们希望留下他们的生活轨迹。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民众仍然生活在这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与广大汉族民众和谐共处，平等相待，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王岗
记于2012年10月
《北京民族史》是《北京专史集成》之一。《北京专史集成》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王岗主编，本卷由王岗、赵雅丽、许辉等同志撰写。
北京民族史在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先秦时期开始，少数民族民众就生活在这里，与中原地区的民众一起创造着燕地的文明。在此后几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北京地区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少数民族的文明轨迹。《北京民族史》以时间为序，对北京地区少数民族的起源问题、民族融合问题、主流文化的认同问题、军事征服与文化征服的关系问题、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多有独到的见解。
北京民族史在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许辉主编的《北京民族史》以时间为序，对北京地区少数民族的起源问题、民族融合问题、主流文化的认同问题、军事征服与文化征服的关系问题、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多有独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