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向中国华北发动进攻，国民政府令第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国家开始进入全面抗战阶段。由于战争失利，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和不愿沦为亡国奴且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民被迫向西、向南迁移，善炯就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情况下完成大学学业，并走向科研之路的。
流离徽鄂
1937年8月，善炯去南京到金陵大学参加入学考试。金陵大学以农科出名，但他投考的不是本科而是专修科，因专修科的学费低廉，且两年即可毕业——他家只能勉强支付两年的学费。刚刚考完，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寇再次在上海登陆，南京也开始遭日本飞机轰炸，回家的火车票变得很难买到。他在街头幸遇同乡刘素娟，她留他在自己工作的汉口路小学暂住了下来。几天后，他总算回到家里。
善炯家门前的白蚬江是村镇通往都市的水上干道，大家每天都站在家门口看那驶来载满难民的船只，并向他们打听：“上海情况怎样？我们能抗战到几时？”大敌当前，人民同仇敌忾的场景随处可见。不久，善炯收到录取通知书。在国难深重、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是留在家乡与亲人共患难，还是孤身去风险莫测的首都上大学？这是一个很难取舍的问题。善炯的祖母极力要求孙子留在她身边，但几经考虑，善炯还是决定去南京入学。他父亲在临行前对他说：“千万要注意敌机的轰炸，要避免无谓的牺牲，必要时可以从军抗日。”
10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善炯终于离家。他母亲把通过卖地和挪借而东拼西凑来的90多元钱放在他的内衣里，给他做好两床被套，要他到学校后买棉絮装上。因此他只带了一个手提的藤箱就上路了。祖母、父母和善炯的两个妹妹都到家门前的那座小桥边为他送行。他含着眼泪和亲人告别。
南京连日遭日机轰炸，金陵大学主体已迁往武汉，农业专修科则迁到安徽和县的乌江镇——金陵大学于1930年起即在此建立了农业推广实验区。可善炯当时并不清楚这些情况，仍往南京赶。他从小镇搭轮船到苏州，当时阊门一带的街头都是从上海撤回的前线伤兵，从苏州去南京的火车因要遭敌机的轰炸，已经无法搭乘，所以他一到苏州就改乘长途汽车至无锡。在无锡的一家小客栈中住宿一宵后，继续乘车抵达南京，这时获知农业专修科已迁和县。此时南京刚遭敌机轰炸，善炯就匆匆赶往下关，再搭轮渡至北岸浦镇，找到一家小客店住宿。翌日晨在大雨中他折回下关，然后搭轮船至安徽和县。一上岸就是和县的乌江镇，这样善炯就找到迁在一家祠堂内的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注册上学了。乌江镇上，外界消息全无。善炯一直担心在战火中家人的安全，尤其特别想念他的祖母。他几次走到乌江镇边的霸王庙前，凭高远眺，俯瞰长江，默默地祝愿故乡无恙、家中无恙。
11月末，学校忽然通知，农业专修科要西迁至武昌，要大家整理行李离开乌江。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家住青浦朱家角，距离沈家不太远。他劝善炯和他一起留在乌江，然后设法绕过战区回家。善炯曾为之心动，但想起父亲临别时对他的嘱咐，没有同意。直到抗战结束后，他才知道日寇侵占和县时曾进行大扫荡、大屠杀。如他留在该地势难幸免，而那位同学后来也就再无消息。
善炯和同学们登上了两艘雇来的大帆船，直驶安庆。到安庆后，他们在轮船码头排队等候那艘还停在江中的客轮大上海号。上船之时已是深夜。他们排在许多旅客的后面，而善炯又是排在同学们的最后。所以等他上船时，甲板上所有的空位已经客满，但他总算找到了一个放在甲板旁的救生艇，便钻到里头睡觉了。轮船抵达汉口后，他们被安置在一个教堂里。此时他们才知道，大场失守，淞沪沦陷，南京已岌岌可危。金陵大学原先迁到武汉华中大学的部分已准备西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大学，而他们去向未定。此时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纷纷投身于救亡运动，有的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去陕北，有的回到家乡推动救亡工作，也有继续在学校念书的。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来说，最初各有一千余名学生；1937年11月撤到湖南组建长沙临时大学时，学生总数减为两千多；1938年春天撤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后，学生数降为了区区六百有余。善炯该何去何从呢？
彷徨之中，善炯想起同乡钱其相在武汉大学法律系念书，就写信给他告诉他自己在武昌的地址。不久其相就赶过来看善炯。他告诉善炯武大在准备西迁，要善炯搬到他在武大的宿舍去住，不要等金大内迁的消息了。在这个时候遇见幼年时的同学，善炯非常高兴，他管不得那么多了，立刻把想去武大居住的意见告诉了老师。老师表示同意。于是，他当时就随同其相渡江去位于武昌珞珈山边的武大，晚上即共住在列字斋75号宿舍内。
其相还告诉善炯，中央政治学校拟收容流亡在长沙、武汉及安庆的各大学的学生，在武汉大学附近建立特别训练班第二大队。他打算报名参加。为逃难所苦的善炯想起了父亲临别时“必要时可以从军抗日”的交待，决定也报考这个学校，参加抗战。
1938年1月下旬，善炯和其相都考入了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为蒋介石，特别训练班的主任为康泽。除一般性的军事训练外，他们这些学员还接受政治训练，其中包括听一些军政大员演讲。在学校的一次大会上，善炯还和同学们一起见到了蒋介石。但令他印象更为深刻的是陈立夫和周恩来关于抗战的报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国民党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善于辞令，将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干预上。而中共代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则寄望于本国军民，强调持久抗战，坚信抗战必胜。周恩来是由长沙临时大学的几位同学陪同来的，他的报告使同学们对国家前途增强了信心。当时，武汉到处贴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之类的大幅标语。抗日气氛的高涨使善炯暂时忘却离家之苦。
初到武汉，在汉口彷徨时，善炯还在街头看见了他的另一个同乡马应朋。他很同情善炯，把自己在广西的工作地址告诉他，要善炯在必要时去找他。有了一个去处，善炯当时心中踏实多了。后来，善炯又在汉口街头看见了一张贴在墙上的报纸，登载有教育部关于战区学生登记去后方学校借读的通告。于是他就找到那个登记处。鉴于马应朋在广西，善炯就登记去广西大学农学院借读，但他对此并未抱什么希望。
身体瘦弱的善炯不太适应训练班的生活，而受训后的去向——据说他们将被用作收复区的行政人员，而不是上战争前线——他也不太喜欢。考虑到这些因素，他决定开小差，离开训练班去广西找马应朋。其相也对这里的生活不满。于是，受训不到一个月，他俩就偷偷地逃跑了。就这样，善炯以这种不太光彩的方式，结束了他短暂的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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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科学生涯》到《沈善炯自述》，再到本书，12年内，沈善炯院士已先后有了三本传记。而我所处的位置，则从热心的读者，到访谈、整理者，再到独立的研究和撰写者。之所以长年关注，并热心地向人们推介沈先生，主要是因为他们这批为国计民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值得被人们记住，而像他这种肯噙着热泪反思历史的，更是难能可贵。
作为当代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我特别重视1950年前后从海外留学归国的这批科学家。他们的老师辈，虽然有科学造诣的人不少，其中一些还学贯中西，但由于战乱频纷、科研硬件太差，大多只能把精力投在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上，即使能因陋就简开展一些实验室工作，它们也只能是基础性的和地域性的。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重视科学技术，对此增加了很多投入之后，他们的年岁已高，很难再亲自动手做实验了。而1950年前后归国的这批科学家则是中国自清末新政、全面引进科学以来各种积极因素培育出来的高峰：他们受过较好的基础教育（就科学素养而言，他们的老师比他们的老师的老师要强得多）；在海外求学期间，由于正逢世界科学技术革命，他们学到的是最新、最先进的东西。如果说他们的老师以及他们的老师的老师从西方引来了科学的种子，在中国的土壤上培育出一些科学的幼苗，甚至还使少量科学的植株开出了艳丽的花朵，那么，真正使科学在中国长大成林，并结出较多果实来的还是1950年前后归国的这批科学家。“两弹一星”的研制、多种疾病的控制、众多良种的培育、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工业体系的落成……众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科学、技术、工程问题，主要是在他们的主持或参与下得到解决的。
虽然这批科学家才干突出，被赋予重任，但他们在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并未居于主导地位，甚至连独立性也没能保持。作为团结或改造的对象，他们基本只被当工具使用，仅有建议之权利，论证之义务，并不参与决策。国家制度、政策的制订，即便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他们也通常无权主动置喙。他们必须接受过去立过功劳、学历很低的老干部，以及后者提拔的、学历通常也不高的青年党团员的领导。在这样体制之下，政治压倒科学，科研的国家目标压倒学术目标。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的瞎指挥，耗费了科学家大量的精力，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耽误了绝大多数科学英才10年以上的宝贵时间。在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时候未能尽展才华，甚至完全不能开展工作，使得他们尽管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却难以如他们留在西方的同学、同行一样，在登上科学高峰的同时，大力推动社会运动，既为科学发展又为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体制和目标发生变化，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沈善炯及同辈的许多海归学者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有的还当上了学部委员，甚至成为了科学界的领导。可科学创新基本上是中青年的事业，而此时他们已经垂垂老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们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到培养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上。他们还和留在海外的同学李政道、吴瑞等人一道，推动国家建立更为开放的留学政策，大量派遣留学生，以重新追赶世界科学潮流。
自1979年开启留学大潮以来，中国向西方派出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最近十多年，在国家先后出台的“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政策的吸引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希望这些新一代的海归能继承前辈的愿望，大力促进科学、教育、经济和社会在中国的发展，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科学能使许多原本“无用”的东西变成宝贵的资源，并通过技术把那些东西加工成对生活富有裨益的产品。它和解除枷锁、释放创造力的人权一样，是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
15世纪以前，西方的科学尚处于古典形态，普遍还没有与技术和生产结盟。在这样的情况下，缺乏科学，但拥有众多官营作坊的中国在运用自然知识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甚至表现得比西方文明还要出色。于是，长期以来，技术的传播主要由东方流向西方。
15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逐步摆脱了压倒性的神权，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一些商贸发达的城邦出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萌芽，追求现世享受、关心技术革新的商人阶级开始升入国家的权力机构。在新的社会氛围的熏陶下，西方出现了达·芬奇（1452—1519）、哥伦布（1473—1543）、哥白尼（1473—1543）、马丁·路德（1483—1546）、加尔文（1509—1564）、培根（1561—1626）、伽利略（1564—1642）、开普勒（1571—1630）、啥维（1578—1657）、洛克（1632—1704）、牛顿（1642—1727）、瓦特（1736—1819）、达尔文（1809—1882）等伟大人物，开始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航路的开辟、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伟大事件……一句话，西方发展出了近代的人权和科学，进入了近代文明阶段，变化得越来越快。
而此时的中国依然停留在中古阶段。虽然在技术上仍有缓慢的发展，但国家的政治体制却变得越来越专制。由于强烈地箝制言论，人们的创造力变得越来越低下。不但不能创造出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文明形态，甚至连已被西方传教士送到眼前的新的科学知识也不能真正吸收。于是中国被西方超越，并且被抛得越来越远。
近代文明是一种扩张的文明。自1495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往外扩张。他们一方面鸠占鹊巢，杀灭当地民族，占据原始文明的居所，在那些地方殖民；另一方面自立为王，打压中古文明人，逼迫古代文明地区开辟市场，与他们通商。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占领了美洲、非洲、大洋洲、中东、印度等地之后，西方文明扩张到了中国。他们先是两次派使节带着西方先进的工业品，要求与中国通商。但傲慢的中国皇帝一方面把那些物品照单全收，另一方面竟然狂妄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中国不但不肯和西方做生意，还公然藐视他们。
和平交涉的手段失败后，西方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以这种罪恶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眼见鸦片令国民赢弱、白银外流，中国政府决定禁烟，并派兵没收了西方毒品贩子的鸦片，予以销毁。西方对于中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态度早已不满，早就想遵循以往的做法，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现在机会找上门来了，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于是，他们派了炮舰过来干涉。就这样，尚处于中古时代的中国文明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文明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实质性的碰撞。
在这场被中国人称为鸦片战争、被英国人称为通商战争的碰撞中，虽然广大中国官兵英勇壮烈、不屈不挠、视死如归，但他们的大刀、长矛、弓箭、原始火炮打不到敌人，他们只有被屠杀的份。在现代文明的坚船利炮面前，古老的中华文明根本就不堪一击。
于是割地、赔款，中国受尽屈辱。但几千年以来庞大而专制的农业文明有着巨大的惯性，除了极少数有识之士以外，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并没有被炮声所真正震醒，他们依然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依然不肯学习西方，依然在老路上原地踏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变革。
10多年后，西方人发现，已经获得的五口通商等条件依然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他们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并要求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以便交流。但中国政府、甚至中国的地方政府根本就不肯跟他们打交道。在和平交涉无门、处处碰壁之后，为了修改条约，以英、法两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再次找借口向中国发动了战争。经过10多年的飞速发展，西方变得更强大了，而在太平天国的冲击下，古老的中华文明则更加赢弱，于是中国又一次一败涂地。英法联军不但把战火烧到了天津、北京等中国的心脏地区，还赶跑中国皇帝，并烧毁了他所珍爱的圆明园。
中国又一次签订城下之盟，又一次割地、赔款，又一次蒙受巨大耻辱。这一次的耻辱终于令部分务实的中国新权贵警醒。他们开始发动“自强运动”，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不动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引进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兵器制造技术。他们甚至还向西方派出了少量的留学幼童，虽然仅仅过了几年、没等他们完成学业就把他们全部召了回来。就这样，在与西方文明发生实质性碰撞20年之后，中国文明终于开始了其近代化进程。
但相对近邻日本而言，中国的近代化推进得太不彻底、太缓慢、太没有效率。日本也是直到1853年遭到西方攻击之后才开始认识近代文明，但它并没有像中国一样拒绝接受现实，而是马上认识到了自己和西方的巨大差距，从此之后，它开始认真学习西方。它并不鼓吹什么“和学为体”，而是直接推行全面西化政策：不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科学，还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甚至还学习西方的掠夺行径。日本的政策很快取得成效，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内就初步实现了近代化。随即，它把掠夺的目标对准了中国。1894年，中日开战，洋务派辛苦经营了二三十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又一次惨败，又一次割地、赔款、丧失尊严。
小小的、一直被视为中国的学生的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超过了比它庞大得多的中国，这个事实太令人震惊了。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痛定思痛，决心向敌国日本学习，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希望一通而百通，从此之后，中国能像日本一样全面地、高效率地学习西方。但短视的清朝贵族太拘泥于眼前的既得利益，为了保住那一点点东西，他们发动政变，轻而易举地葬送了维新运动。没过多久，顺着部分底层民众盲目排外的潮流，他们向干涉过他们的政变行动的诸多强国同时宣战。那些强国组成八国联军，又一次不费吹灰之力地打到北京，又一次让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及其家族变成丧家之犬。
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威信几近消失的清朝政府终于决定推行“新政”，从上至下发动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彻底地推行维新派先前拟订的那些改革举措。虽然由于公信力散失，他们很快就在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外内夹攻下丢掉了政权，但新的制度在名义上还是基本被以后的政府沿袭了下来——尽管对宪政的执行程度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说，进入20世纪之后，学习西方的科学、学习西方的文明终于开始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
20世纪初，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开始到国外留学，开始全面地学习西方的工程、技术、科学，等等。虽然这些人由于在出国前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根底较差，故而通常并没有从国外获得较高的学位，但他们回国之后，仍把西方文明，尤其是科学的种子传递给了他们的学生一代，使得他们的学生在青少年阶段就能接触到现代科学。
而他们的学生再到国外留学时，就有能力学习和研究前沿的科学，并取得较高的学位。主要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一批在前沿科学领域崭露头角的学者，比如翁文灏、竺可桢、吴宪、庄长恭、李汝祺、杨石先、杨武之、林可胜、吴有训、叶企孙、罗宗洛、曾昭抡、黄子卿、高崇熙、周培源、赵忠尧、傅鹰、王淦昌、吴大猷，他们在国外取得了优秀的成果，并获得博士学位。
二三十年代从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代专家也先后回国任教。在这些明师的悉心教导以及他们所营造出来的学术氛围的熏陶下，新一代学生在出国之前就已经接触到了学术的前沿。获得留学机会之后，他们利用国外优秀的研究条件，取得了更高的学术成就：一直滞留海外的，有不少获得了世界最高科学奖项，走入了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行列。学成回到祖国的，一方面在政治运动不断、物质条件很差的困难环境中致力研究，另一方面，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科学人才；他们和他们的学生一道，不但解决了大量国计民生的问题，还使中国本土建立起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并且开始出现优秀的科学成果，从而使科学在中国真正实现了本土化。
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陈省身、吴健雄、林家翘、李卓浩等是前一类人的代表，而华罗庚、钱学森、冯德培、王应睐、谈家桢、黄昆、吴文俊、刘东生、叶笃正、朱光亚、邹承鲁以及本书的主人公——以金霉素生物合成、微生物生化、固氮基因研究等在国内做出的成就而闻名于世的沈善炯是后一类人中的佼佼者。
沈善炯于1917年生于江苏吴江，本为一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因勤奋好学，受诸多师长的青睐和资助，得以在战乱流离中完成大学学业，并获得宝贵的留学机会，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深造，在世界一流的实验室习得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实验技能和科学的方法和精神。1950年年底，他历经险阻、克服巨大障碍回到日思夜想的新中国，很快得到重用，先在浙江大学任教，后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做研究。应国家之需求，他从零起步组建研究队伍，投身于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抗生素研究。上海、北京多家科研、生产机构经通力协作，迅速取得成就，而沈善炯所负责的金霉素生物合成研究，更是名列前茅，达到了国际水平。金霉素的科研和生产问题解决之后，他热衷于微生物的基础理论研究。1960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在上海建立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微生物研究所，沈善炯被任命为负责人。他夙兴夜寐，带领学生、同事忘我地工作，很快又在生物化学遗传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可惜的是，良宵易逝、好景不长，先是研究所因国家经济困难而被归并入他所，然后，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他为暗箭所伤，被迫脱离科研一线。期间，他遭遇了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残酷折磨一长达十昼夜的刑讯逼供、失去大便能力，只能用手一块一块向外抠、不打麻药直接在脖子上开刀，等等，悲惨之状，让人不忍复述。可他却宁愿选择自杀，也不肯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更不肯乱咬、出卖他人……长达十年的漫漫长夜终于过去，随着“四人帮”下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华巨轮有了新的航向。科学开始进入“春天”，而他的冤屈也得到平反。由于新一代科学家尚难堪重任，他虽然年届六旬，仍不得不发挥着余热，奋战在科研第一线。他又一次赴美国进修，又一次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又一次取得新的成就，在几年的时间内即使自己的实验室成了国际上以研究生物固氮而知名的实验室。
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即开始享有国际声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美国南加州华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协会杰出成就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陈嘉庚生命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重要奖励，并培养了包括两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众多优秀学生，可到晚年时，沈善炯却自认为根本就不够资格称为“科学家”——跟他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老师、同学比，他取得的成就确实要逊色一些。他为什么能够成长为杰出的人才？为何后来又壮志未酬，没能尽展自己的才华，取得与留在海外的老师、同学类似的突出成就？这是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此，沈善炯提交过自己的思考。2001年，他出版了《我的科学生涯》一书；2002年，发表长文《机遇》。2009年，笔者又协助他整理了《沈善炯自述》一书。在这些回忆录中，他直抒胸臆，将自己的“奋斗经历、爱恨情仇，宣泄在文字中”，不仅感激给过自己滴水之恩的好人，批判给国家、民族和自己带来厄运的“坏人”，还深入解剖了自己。这些呕心沥血讲真话的作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甚至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但它们主要立足于政治运动对工作和生活的干扰，对科研和教育工作记载得非常简略；在少量谈及科研的文字中，说的主要是学生的功劳，对他自己的贡献，反映得很是不足。由于建立在当事人的记忆和情感的基础之上，这些作品难免还有一些不确切之处。
笔者于2003年与沈善炯先生结识，过从甚多，感于他为人之正直与经历之丰富，早就有心为他撰写传记，将他的经验和教训更为深入地展示给公众。为此，除多次访谈他本人外，还访谈了他周围的一些人。2010年夏天，“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启动，以系统收集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资料，真实展示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受项目委托，笔者正式开展了对沈先生的资料采集和传记研究工作。出于对笔者的信任，沈先生比较配合。经过努力，我们收集到了包括沈先生的国家自然科学奖章、学部委员证书、职称评定证书在内的不少珍贵实物，包括其回忆录、论文、杂文、手稿、书信、科研和文书档案在内的不少有价值的文献，并对他和他的同学（如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前所长郑哲敏院士）、学生（如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家璧）、朋友（如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薛攀皋高级工程师）等进行了补充访谈_—有的只有录音，有的还含录像。而本书就是我们这些采集成果的集中体现。应当说，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略有遗憾的是，虽得到了植物生理研究所领导的热情帮助，笔者仍未能如愿查阅到沈先生的人事档案；由于沈先生本人年岁已高，记忆力大不如前，他也很难再提供新的回忆和史料了。这是笔者在介绍沈先生早年的经历时，不得不较多地使用自己在整理《沈善炯自述》时用过的那些资料的原因。
除档案文献和当事人口述之外，本书还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考察过的现场除他的家庭和工作场所外，还包括他的出生地和就读过的一些学校。较之沈先生自己的回忆录，本书增加了近一倍的篇幅。在大量科研和文书档案的支持下，本书突出了他从1952年调到中国科学院之后共约50年的科研工作，内容应当说是更为广泛和充实了，对科研之外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时间点，往往也交代得更为准确。
本书立足于回答沈善炯如何成才、为何壮志未酬这两个问题，以时间为主线，分九章展开介绍他的人生。前面三章分别介绍他的中小学、大学和博士研究生阶段。第四章介绍他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在归国途中遭驻日美军非法扣留的经历。第五、六、七章介绍他20世纪50～60年代先后在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工作的过程，以及60年代他带领学生研究微生物生化的情形及取得的成就。第八章谈他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经历。第九章介绍改革开放以后，他以60余岁高龄重新出国充电，在国内开创生物固氮遗传这个新兴领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历程。然后是简短的结语和几个附录——对他的学生和朋友的访谈、他的主要科研论文目录、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主要成果。
在书稿付梓之际，谨在此感谢我的受访人，除传主沈善炯院士本人外，还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所洪孟民院士、朱家璧研究员、俞冠翘研究员、罗利副研究员，力学研究所郑哲敏院士，微生物研究所程光胜研究员，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施履吉院士、周元聪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薛攀皋高级工程师。朱家璧研究员不但接受我的访问，还提供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在查资料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文书档案处潘若男老师、黄丽荣老师、吴双老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李丽云老师，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档案室倪瑞莲老师，上海植物生理与生态研究所党委李小骝书记以及上海市档案馆的一些老师都曾给我提供过方便。
上海教育出版社隋淑光博士和我一起访谈、研究沈善炯先生。他整理了我们所收集资料的目录和众多的访谈稿，并将部分文献制成了资料卡片，为书稿的撰写提供了重要帮助。
书稿最终是在英国完成的。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霍普伍德（Nick Hopwood）博士理解、支持我的工作，李约瑟研究所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教授、莫菲特（John Moffett）先生、贝内特（Susan Bennett）女士给我提供了清静幽雅、宽敞明亮的办公场所。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熊卫民
《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由熊卫民编著。
《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成果，通过采集小组对沈善炯院士及其家人、同事、朋友的访谈及史料的采集，从家庭影响、教育经历、师承关系、学术成就、学术思想等角度，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学科背景，采用“内史外史”结合的方法，勾勒其精彩的学术人生。
熊卫民编著的《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立足于回答沈善炯如何成才、为何壮志未酬这两个问题，以时间为主线，分九章展开介绍他的人生。前面三章分别介绍他的中小学、大学和博士研究生阶段。第四章介绍他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在归国途中遭驻日美军非法扣留的经历。第五、六、七章介绍他20世纪50～60年代先后在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工作的过程，以及60年代他带领学生研究微生物生化的情形及取得的成就。第八章谈他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经历。第九章介绍改革开放以后，他以60余岁高龄重新出国充电，在国内开创生物固氮遗传这个新兴领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历程。然后是简短的结语和几个附录——对他的学生和朋友的访谈、他的主要科研论文目录、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主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