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屑山》由伊丽娜·戈罗霍娃所著，本书讲述了一个苏联小女孩的成长故事，通过主人公叶连娜的成长经历，描画苏联人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精神生活的真实状态；通过描写两代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反映苏联年轻人追求自由生活的愿望与传统保守势力的矛盾。

《面包屑山》由伊丽娜·戈罗霍娃所著，《面包屑山》讲述苏联小姑娘伊丽娜·戈罗霍娃出生于冷战时期苏联，她目睹了在国家对“光明未来”的虚假许诺中社会方方面面扭曲的生活，描画了苏联人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精神生活的真实状态，反映了苏联年轻人追求自由的理想与传统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伊丽娜在这样的环境中奋力成长，勇敢地透过谎言探索着真相，理解着成长，爱情和生活的真谛，寻求着幸福并最终获得了幸福。

第一章 伊万诺沃

第二章 我母亲的丈夫们

第三章 Vranyo，“假装”的把戏

第四章 我家乡下的房子

第五章 列宁与松鼠牌巧克力

第六章 戏剧

第七章 一般过去时

第八章 蘑菇

第九章 关于爱情

第十章 人体解剖

第十一章 大河之险

第十二章 一堂俄国古典文学课

第十三章 列宁格勒游

第十四章 工作

第十五章 白夜牌香水

第十六章 克里木半岛

第十七章 获知助推器

第十八章 等待

第十九章 结婚

第二十章 告别

后记

致谢

我希望我的母亲是来自列宁格勒，来自普希金和沙皇生活的时代，那里有绵长的花岗岩堤岸和雕有美丽花饰的铁艺，珍珠状的穹顶抵着低矮的天空。我希望列宁格勒厚重的文化积淀在母亲刚出生的时候就影响了她，希望在这座空气里略带潮湿和成味的城市中，耸立了两个多世纪的拱形建筑和宏伟桥梁在她的灵魂中留下永驻的优雅印记。

然而，她不是。母亲是来自俄罗斯中部一个叫作伊万诺沃的外省小城，在那里，人们在厨房里养鸡，猪就躺卧在楼梯底下，街道没有筑过，房子都是用木头盖的，人们吃东西时用舌头去舔盘子。

我母亲出生在俄罗斯即将变为苏联前的三年，可以说是我的祖国的镜像：她忍辱负重，处处提防，又难以割舍。我们家就是政治局，我母亲就是它的常任主席。她司掌着厨房里熬着菜汤的炉灶，手里拿着勺子，嚷着叫我们来吃饭，她喊我们时的嗓门让上她解剖课的学生们都感到怵惕。作为经历了饥荒、斯大林的整肃以及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幸存者，母亲凶悍地管教和保护着我们。在她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再不能在我们——她的孩子们——身上重演。她紧紧地护着我们避开危险，同时也使我们避开了活生生的现实和生活本身，因而我们很天真，并感到窒息。

每年夏天，母亲都带领着我们到我们乡下破旧的老屋去，一路上，天空聚集着波罗的海飘来的乌云，霏霏地下着雨。我们去到那里种植，除草，采摘一切可供我们冬天食用的东西，那里的太阳从来没有高过我们邻居家的猪圈，所以也很难长出什么东西来——在北方短暂的夏日里，我们涉过沼泽地，来到芬兰湾温暖的淡黄色浅水域，海水宛如淡茶的颜色；我们从森林里长着苔藓的地方刨出蘑菇，用线串起来挂在火炉旁烤干，留到冬天吃。我的母亲安排指挥着这一切，把一桶一桶的水拖到莳萝和黄瓜地，挤着排队购买食糖，用来腌制冬天治感冒的水果蜜饯。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返回到城里，带回了醋栗酱治我的咳嗽，带回了由无核葡萄干制成的糖浆，用来降低父亲的血压。我们又回到了由母亲统领的城市生活，穿上了絮着羊毛的棉衣，做着来年再到乡下去种植和采摘的准备。

如若每年春天我的脚踝不是总没在冰冷的污泥里，我也许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英语那靡靡之音的诱惑卜上课时，那声音从我私人英语老师引以为豪的录音机里倾泻出来。我也许会像母亲那样，去上医学院或是工程学院什么的，或者像别人_样，找一个俄国人做老公。

如若我可以把知识分子这个词加在我母亲那穿着由“布尔什维克妇女”工厂生产的涤纶裙的沉重身躯上，也许我就不必搭上苏联民航总局的飞机逃往美国，手里抓着护照，护照上的人瞪着双眼，一脸惊恐；一个装着二十公斤往昔生活的箱子惨遭摧残，丢在克格勃的桌子上。

我的外祖父，康斯坦丁·伊凡诺维奇·库兹米诺夫，是个农民。沿着伏尔加河陡峭的堤岸从莫斯科走上五百俄里，就到了外祖父的村子。这村子一直为一位女伯爵所有，也许是为她多少个世纪来的剥削感到了内疚，她出学费让外祖父上了工程学校。我外祖母是伊万诺沃这个纺织城里一个工厂主的女儿，村子里的大多数人都在这家工厂上班。外祖父和外祖母结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两年，在布尔什维克攻入冬宫、国家卷入内战前的五年。

到1918年，当那位有慈悲心肠的女伯爵和受到惊吓的贵族们一起从克里木半岛乘船逃往土耳其的时候，我外祖父母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我母亲和她的两个弟弟。俄国十月革命承诺要把所有劳动人民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让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似乎给了，人们希望：俄国有救了，多少个世纪来的不平等和奴役制度终于结束了，和平昌盛几乎就要到来了。然而，1920年，粮食配给又再度紧张起来，饥荒的阴霾笼罩着整个国家，这以后六十年的恐怖和不祥已依稀闪现在地平线上。  就是在那个时候，外祖母想出了面包屑的游戏。那时我母亲六岁，她的大弟弟西玛五岁，他们一天只能吃到一片黑面包和一小块方糖，可是他们已经懂得了忽略饿得咕咕叫的肚子；而三岁的尤瓦—一我的小舅舅，他在1941年德国发动的闪电战一开始便死于战场——则不行，他饿得攥紧拳头，嗷嗷直叫。

“看看你这儿有多少呀，”外祖母边说边把一片面包和一块方糖碾成碎屑，“一整座面包屑山哦。”我母亲和西玛年龄稍长一点，偷偷地交换着眼色，可怜他们的弟弟就这样轻易地被糊弄住了。“两座小山呢。”外祖母总是这样说。尤瓦停止了哭喊，擦掉脸上的鼻涕，看着这像两座小山一样的碎屑，安静下来，他觉得这比别人盘子里那可怜的一小块看起来要多，足够他用上一个小时去一粒一粒地把它们放进嘴里，享受它们的香甜和丰盛。

到1928年，外祖父母一家住进了一座两层楼的木头房子——外祖父母、他们的女儿、三个儿子，还有巴巴·曼娅——外祖母的姐姐，她聪慧，善良，孱弱，一生未嫁。她把旧衣服重新改过，给我们这些正在蹿个子的孩子们穿，她在厨房里养了三只小鸡，后来全部被猫给吃掉了。后来，在二战后发生的一次饥荒里，她从只在我们那条街上停留了片刻的马车上买下了最后一头虚弱的小猪崽。猪就养在楼梯底下，在来年的饥荒里，这头猪救了他们全家。

1929年，母亲的妹妹姆扎出生，她是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上帝又赐给了我们一个女儿，”巴巴·曼娅站在充满小阳春舒适气息的门廊里，用围裙擦着手上的汗说，“感谢上帝，感谢圣父、圣子、圣灵。”巴巴·曼娅还不知道莫斯科已经颁布了一道法令，宣布了宗教的死亡一这个病恹恹的、怯弱的敌人，被猛踢狠踹，死捅活扎，与沙皇一起束之高阁。

“不是上帝，是我们的母亲给我们又生下了一个妹妹。”十四岁的母亲说，她身旁站着的三个弟弟也附和着她，他们一起站在齐膝的蒲公英丛中，看着外祖母用布块把刚出生的小妹妹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

“真该掉舌头，你们这几个不信神的蠢孩(fooligans)！”巴巴·曼娅边喊边着急地在胸前划着十字。她想说“小无赖”(hooligans)来着，可她不是发不出“h”这个音，就是不知道这个词的正确读法。这样，我的母亲还有她的三个弟弟就都成了她说的“蠢孩”，热情，天真，果敢，而又鲁莽，从一个新的上帝——无赖加蠢货的混合物那里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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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家里转悠着，挨个儿关掉了屋子里的电灯。她把洗碗机里洗好的碗筷拿出来，扫掉了露台上的叶子，又给家里的狗喂了食。母亲是二十一年前来到我这里的，那个时候我拖着怀孕的身子，再有几个星期就要生了，母亲的头发已经跟我们家冬日里的院子一样白。据我姐姐说，是我跟罗伯特离婚——迥异的大脑，对炎热的得克萨斯水土不服——让母亲的头发全白了。我后来又再婚，找了_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现在我们结婚已经二十八年了。可这并没有使事隋好转。没有人会相信，母亲棕色的头发在一个月以内就全变白了，然后当她来到美国，跟我们一起定居在新泽西的纳特利之后，她的头发就又变成棕色的了。

母亲在1988年6月抵达肯尼迪机场，我们开车接她回来，穿过曼哈顿区驶向林肯海底隧道。当我们的车子在第四十二大街的一个十字路口因红灯停了下来的时候，有一个穿着紧身短裤的年轻女子向我们的车子走过来。在我丈夫转身看她的时候，她—下子把背心撩到了胸部以上，只见母亲哆嗦了—下，愣在了那里。我知道母亲在想什么。她—直是对的，她晚上常常躺在床上，逐个儿看着报纸上的标题，找寻有关大洋彼岸的消息。正如《真理报》所说的那样，美国就是鲨鱼的血盆大口。

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在1991年，我们在美国国家新闻网上看到莫斯科红场上设起了路障，并惊讶地看到叶利钦坐在称为“白宫”的莫斯科议会大厦前的一辆装甲车上挥舞着手臂，直指未来。在这以后，苏联的版图开始从边缘缩减，列宁格勒又叫回了圣彼得堡，《真理报》停止发行，不复存在。我大学的英语系开设了一个分系，在那里学习英语不再是免费的。玛丽娜回应了路易斯安那州报纸上的一条私人征婚广告，嫁给了_一个喜欢她的烹调和缝纫技术的好男人。她放弃了演艺生涯，现在在新奥尔良州郊区从事柿子和西红柿的栽培和种植。打国际电话的费用也从每分钟三美元降到了两分钱。．

我母亲仍然保留着把纸巾和从超市带回的塑料袋再加以利用的习惯，将它们整齐地折叠好，堆放在她的床铺下面。在她地下室的公寓里，她读有关卫国战争的回忆录，看莫斯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现在它又为政府所拥有和掌控了，又跟我住在俄国时一样了。在看莫斯科新闻和民兵戏剧之余，母亲在一个本子上写她自己的回忆录。每个星期母亲都会跟她在俄国的姆扎妹妹和她的继女嘉尔娅打电话，告诉她们我们这里的生活情况。她告诉她们她九十二岁生日聚会的情况——为庆祝她的生日，姐姐特意从新奥尔良州赶来，给我们做了两天的美食。她也常常给她们寄些包裹：手套、羊毛衫，以及其他保暖的东西。

在这里，母亲不再需要掌控和保护我们。因为这里没有人民委员，没有排队挤着买东西的人群，没有克格勃，也不缺少蛋黄酱。不过原来的习惯也—下子很难改掉——我得提醒自己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理会我这个列宁格勒母亲层层褶皱的眼皮下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每次去超市，当我把荞麦、软干酪等物品放到手推车里的时候，母亲总会问它们的价格，仔细地检查发票，看有没有算错，以免让贪心的收银员给骗了。在我们无视家中冰箱里存放着的丰美食物，要到饭店里去吃饭的时候，母亲总会瞪起眼睛看着我们，表示不赞同。不过，母亲一直都很现实，她明白她生活得很好，正如她常常说的那样：“在一切都好的时候，就不会去追求更好。”在节假日的时侯，她给我们买上面有小狗和玫瑰花的贺卡；她帮我剪下快捷菜谱，放在厨房的台子上；她还从布鲁克林区买回来的俄文报纸上为我女儿剪下有关大学专业报考的建议。

现在是我该为孩子的保暖和上学的事，还有营养汤和秩序操心了，轮到我去保护和掌控了。在我的脑海里，美好生活的图景就像是在我家乡下房子的院子里生长着的一排排整齐的草莓。我希望我的女儿会说俄文，能读屠格涅夫，像我们小时候上学时那样能背诵普希金的诗篇；我希望她热爱戏剧，晚上在厨房里和我们一起严肃地讨论个人的幸福和生命的意义；我想用俄国的文化来启蒙她，让她变得像我，而不再像个美国人。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女儿的母语是英语，克格勃和《真理报》只是纽约市两个高档酒吧的名称。

在我新泽西州的家里，我母亲有她自己的公寓房，跟我们列宁格勒的房子差不多大，我们都享有我们自己的“隐私”。我曾试图在俄国语言和俄国的生活中找寻这个词，却发现它不存在。我很庆幸我在二十九年前离开了那样的生活，我很高兴我的家人和我在这里团聚。我跟母亲和姐姐的关系比在列宁格勒的时候亲近多了。不过，现在的我们或许已经不再是生活在俄国时候的我们了。我们在美国的个人生活空间里，能够胶接起分裂成两半的自我并让这伤口愈合，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改变自己，我的演员姐姐了解该怎么做，没有人会说我们背弃了原有准则。我们只是生活着，敞开着门户，等待着。我们能够顺应变化，就像新俄国一样。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你的外祖母常常这样说。”母亲轻轻地念叨着，脸上布满了皱纹，头发又一次变白了。她的母亲——我的外祖母在墙上的照片里温和地对我们笑着，旁边挂着我母亲年轻时候的肖像，是母亲的弟弟西玛给她画的。我们不谈论诸如宽恕、理解、包容这样的话题，我们只是品着母亲最爱的黑醋栗茶，我对外祖母的智慧没有任何的怀疑。